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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内参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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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头戏拉开帷幕 一行两会领导人透露满满“干货”》:6月18日,第12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召开。一行两会高层均有重磅发言,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从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表态看,尽管疫情发生以来,海外诸多国家出台了史无前例大规模刺激政策应对经济冲击,但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对于这种刺激政策的潜在后遗症表示担忧。反观国内,仍将珍惜常规的政策空间,并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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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头戏揭幕 一行两会领导人透露满满“干货”[url=]
                 
                                 

6月18日,第12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召开。一行两会高层均有重磅发言,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从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表态看,尽管疫情发生以来,海外诸多国家出台了史无前例大规模刺激政策应对经济冲击,但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对于这种刺激政策的潜在后遗症表示担忧。反观国内,仍将珍惜常规的政策空间,并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易纲:疫情应对期间金融政策具有阶段性,总量要适度

央行行长易纲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上透露,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但同时,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易纲介绍了今年来央行贯彻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在抗疫中全力保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情况。

首先,央行通过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扩大总量供给,重点解决融资难问题。上半年,央行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已经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包括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

上述综合举措,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5月末,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

其次,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利率持续下行,推动金融部门向企业合理让利,着力缓解融资贵问题。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块: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今年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再次,通过加大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解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在疫情冲击下,银行不良贷款会有所增加。因此,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是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性的重要措施。这也是金融部门承担实体经济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此外,在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的同时,实现了有效的货币信贷增长。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0次降准,释放流动性约8万多亿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至目前的9%左右。

易纲解释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后,商业银行可以自主使用的钱相应增加,货币乘数上升了。降准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缩表”;另一方面,体现为商业银行通过发放更多贷款形成的货币扩张效应。与此同时,央行通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又会相应“扩表”。央行降准和增加再贷款是双扩张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则前者是缩表、后者是扩表。这几年我国央行“扩表”和“缩表”在金额上大体相当,所以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这几年基本稳定在36万亿元左右,这与目前国际上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的机理是不同的。但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持续合理扩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断提高,市场机制运行良好。

郭树清:中国不会搞大水漫灌、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面对各国竞相推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会上呼吁,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合力,增大正面效果,减少不利影响。尤其是大型经济体应当主动考虑自身政策的外溢效应,自觉平衡好内外部影响。

郭树清表示,当今世界经济已高度一体化。制定和出台政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平滑外溢风险,共同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周边和全球的欠发达国家影响很大。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内向”,就有可能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也很可能会透支美元和美国信用。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早在两千多年前,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更不用说纸币出现以后人类曾经遭受过的多次灾难。金融业内人士不能不懂得,开出空头支票也必须付出代价。

金融体系富有韧性通常是经济强健的表现,但是当实体经济尚未重启,股票市场却依然高歌猛进、不断上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空前显著。同时,尽管目前通货膨胀总体还不明显,但考虑到国际供应链恢复还需要较长时间,要素成本会进一步上升,加之货币派生机理变化,通货膨胀也有可能卷土重来。

此外,还要考虑大规模刺激政策将来如何退出。进入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欢欣鼓舞,退出的时候可能将十分痛苦。2008年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

我们都明白,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因而需要为未来的日子留下余地。各国已经出台的财政金融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之巨大史无前例。在初期作用甚大,边际效用逐步在递减。目前看,疫情还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与我们的生活并行共存。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在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建议大家三思而行,应当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郭树清: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郭树清表示,中国在金融领域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配套法规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中外机构在产品设计、股权投资、公司治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提高外资参与中国市场的深度。下一步将继续以稳就业保企业为重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速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并透露近期银保监会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对于下一步银保监会如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速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郭树清提出五大方向。

第一,进一步鼓励银行与政府加强合作。各级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向银行业机构提供区域内经济和企业的信息。相当一批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发展前景,诚信记录良好。银政双方应当积极协商确定救助方案,特别是要做好应急融资接续,同时防范道德风险。要努力在多个层级上实现财政与金融的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银行应推出更多无抵押、低利率的信贷产品,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贴息、担保补贴分担成本和损失。

第二,强化政策性金融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今年政策性银行安排信贷规模比去年多增加将近1万亿元,债券发行规模也将增加,可用资金大幅提升。另外,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安排专项纾困资金,金额合计1000亿元。新增1000多亿元转贷款规模,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政策性融资担保要提高覆盖面,降低担保费率,合理分担风险损失。

第三,更好地发挥保险特有的抗风险作用。扩大风险保障覆盖面,增加营业中断险、出口信用险产品供给,针对抗疫减灾和农业农村等薄弱环节,推出更多保险品种。保险机构要加大对企业中长期债券的投资,保险资金平均久期为13年,目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近20万亿元,而投资企业债券余额只有2.2万亿元,潜力巨大。可将更多资金用于购买企业中长期债券,特别是电信、交通、新老基建等需要巨额中长期资金的行业。

第四,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今年以来,我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35.9%。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市值已居全球第二。近期,银保监会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一是增加新的机构投资者,批设更多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允许境外专业机构发起设立控股理财公司。

二是加大权益类资管产品发行力度。支持理财子公司提高权益类产品比重,信托公司发行证券投资信托产品,保险机构发行组合类产品。

三是推进银行与基金公司、银行与保险公司等各类机构深度合作。鼓励银行及理财子公司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公募基金管理人纳入合作机构名单,研究出台保险机构投资私募理财产品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政策。

四是引导商业银行有序处置非标不良资产,鼓励新设理财子公司加大证券投资。

五是支持保险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委托投资、公募基金等各种渠道,增加资本市场投资,特别是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

六是对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实行差异化比例监管,引导保险机构将更多资金配置于权益类资产。

第五,采用多种金融工具打通和修复全球供应链。要努力增加对国际产业链企业融资支持,帮助其拓展海内外市场,提高出口转内销比例。要支持出口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尽早恢复商贸往来,通过提供买方信贷等融资方式稳定出口订单,运用好出口信用保险分担风险损失。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优先保障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资金需求,畅通和稳定上下游链条。

郭树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影响中国,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深受其害。大灾当前,世界各国必须放下分歧,携起手来,紧密合作。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经过几十年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各国顺应市场规律和发展趋势充分合作的产物,对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改进社会福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任何“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都是不经济不划算的,将大大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在短期内也是难以实现的。

潘功胜:支持配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一同起步、并肩前行。十余年来,人民币已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上海已拥有比较完善的金融要素市场,已聚集比较健全、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金融机构业态,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枢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上海建设更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央行、外汇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配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潘功胜表示,要坚持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竞争中的基本定位,建设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金融中心。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实力持续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计价、交易、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升,全球范围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迅速增加,金融中心的国际辐射效应不断增强。目前,我国债券和股票市场规模全球第二,超过160万亿元,已被纳入多个主流国际指数。国际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已达到6.4万亿元,并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资产近年来以年均近40%的速度增长。下一步,央行、外汇局将支持上海发挥人民币资产发行和交易中心的独特优势,创新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拓展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全球各类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

同时,上海建设更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要坚持多渠道开放并举,加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在岸市场开放。我国金融市场采取渐进式、管道式的开放模式,目前的开放渠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如沪深港通、债券通、沪伦通等,国际投资者通过离岸市场投资境内市场。第二类是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如QFII、RQFII,以及境外投资者直接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等。第三类是境外金融机构在我国设立商业存在,直接在境内开展投融资业务。

多渠道并存的开放模式互为补充,较好地满足了境外投资者的需求。其中,第一类互联互通渠道,目前在开放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股票市场方面,“沪深港通”渠道下,境外投资者持有股票的市值占境外投资者持有总市值的60%;债券市场方面,“债券通”渠道下,参与机构数量和日均交易量均超过直接入市渠道。

随着人民币金融资产吸引力的日益增强,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日趋成熟,加快推动在岸市场开放,将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辐射效应。下一步,将继续支持上海优化多渠道开放布局,同时顺应市场需求,积极扩大在岸市场的对外开放,持续推动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共同繁荣发展。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还要继续推动上海成为金融机构,尤其是财富管理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的集聚地。央行、外汇局将推动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开放政策,研究推出新的开放举措,如扩大QDLP、QFLP规模,探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融资管理模式,继续支持上海吸引更多全球一流机构落户,助推上海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市场。

国际接轨的法治和规则环境也必不可少。高水平的法治和规则环境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和保障,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完善程度、透明性及可预期性,是市场参与者信心的关键。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际需要,央行、外汇局会同相关部门,支持上海在金融法律和规则体系方面,如证券名义持有和多级托管制度、结算交收方式、信息披露、会计准则、投资者保护,金融违法行为查处,更多地在上海先行先试,加快高水平金融法律的供给,加快与国际接轨,形成高质量的金融营商环境。

此外,上海还需实现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近年来,结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上海科创中心等国家战略落地实施,目前我们已经在上海实施了高水平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政策,并在外债融资、资产跨境转让、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开放举措,有效提升了上海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下一步,央行、外汇局将继续支持上海率先实施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同时,也将加快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健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审查机制,做到对外开放和风险防控一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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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亿让利或对银行最终业绩影响微乎其微
                 
                                 

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多家机构认为,在让利规模明确后,银行利空已经出尽,正是投资窗口。不必担忧1.5万亿元规模让利规模,背后的形式也应关注;同时,还应该关注央行如何为银行减负,存款准备金率有望进一步下调,监管机构将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实际存款利率。总体看,该项举措对银行盈利尚存弹性,大概率影响微乎其微。

银行利空出尽 恰是投资正当时

国泰君安指出,由于让利规模已经明确,此前让利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利空或已出尽,过度悲观的政策误读带来板块投资机会。债务周期加速回暖、银行业基本面有底且拐点可期,判断2020年下半年银行板块步入绝对收益期,估值修复带来的绝对收益概率高。

申万宏源认为,“银行让利”这个最大的估值压制因素已由漫无边际的无限联想变为了边界明确的确定性事件,对银行的实际影响亦非常有限。当前A股银行板块估值0.72倍20年PB、0.65倍21年PB,已至历史底部,坚定看好银行板块估值修复,估值若有进一步向下调整,预计将是中期维度内最好的进场机会。

华泰证券指出,目前银行股估值、仓位处于双底部,充分反映悲观预期,存在边际改善空间。让利的靴子落地,悲观预期有望释放充分,恰是优质银行股的良好配置时点。

1.5亿规模让利将采取何种形式?

当前针对1.5万亿规模让利的方式并未明确,但总规模让市场倍感担忧,申万宏源呼吁不必过度纠结于此,建议多关注名目繁多的让利方式。

申万宏源指出,让利途径多种多样,如降低贷款利率、做大贷款规模、购买低利率债券、延期还本付息、提高信用贷款占比、减少收费等。上述让利手段均是银行的营收科目。因此,不应将1.5万亿的让利总规模与2019年全行业2万亿的净利润规模比较,而应放到营业收入的维度去考量,并预计2020年全行业营收6.3-6.8万亿。

国泰君安认为针对银行业主要有两种途径:①挤压银行净息差。净息差每收窄5bp,相当于让利0.12万亿元;②不良贷款增加,银行核销以减记。核销前不良率每上升5bp,相当于让利0.06万亿元。

应只关注让利规模更应关注为银行减负

在提出让利同时,国常会也提出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据央行数据,2020年以来三次降准共降低银行付息成本295亿元,三次分别为150亿元、60亿元、85亿元。

为银行降低成本,华泰证券预计新一轮降准有望在短时间内落地,并认为目前政策工具包依旧充足,对银行负债端影响更深远的政策如调整存款基准利率等尚未被启用,后续政策环境有望持续优化。

国泰君安预计存准率有继续下调空间、监管机构将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实际存款利率,比如据媒体披露,四大行已经在开始降低大额存单利率、同业流动性将保持宽松。

对银行盈利尚存弹性 或影响微乎其微

近期四大行大额存单利率和部分中小行定期存款利率上浮已有所收窄,工农中建四大行主动下调了3年期、5年期大额存单发行利率,由原来的存款基准利率1.5倍调整至1.45倍。6月15日至17日,四大行一共发行了接近8亿元的3年期和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均不超过存款基准利率的1.45倍。3年期、5年期等中长期限存款利率的下行幅度相对较大,5月环比降幅均超过5个基点。

中信证券测算结果看,全年定期类存款定价每下降5bps,则存款成本有望节约700亿。保守测算显示,全年负债端降成本在2000亿以上,对应营收的正向贡献约3%左右,并且,若点数调降加大,则节约成本更多。总体,货币政策变量,存款基准利率调整等外部政策变量、“适度让利”的落地形式、计算口径及考核等监管政策变量、银行全年费用支出水平、拨备计提力度具备弹性等银行策略变量都尚不确定,银行的盈利增长可能存在一定弹性。

国泰君安认为,监管机构对负债端的一系列举措将在银行有力支持实体之余,有效对冲让利对银行的业绩影响,预计1.5万亿让利规模对银行最终业绩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



                        

实属少见 增资潮下多家农商行“逆势”减资
                 
                                 

在多数银行积极寻求增资扩股的趋势下,部分农商银行却在减少注册资本。

天眼查数据显示,黑河农商银行前身为黑河市爱辉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3年、2014年、2015年以及2016年前9个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87亿元、5.03亿元、9.02亿元以及5.59亿元,同期总资产分别为76.61亿元、108.36亿元、162.36亿元以及269.9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减资的鑫昌泰水泥集团实为黑河农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在此次减资之前,认缴出资额12870万,持股比例为10.71%。

对该行因何原因减少注册资本,相关批复文件中没有披露。但此次减资意味着鑫昌泰水泥集团将三年前增持的股份原路退回。

黑河农商银行曾于2017年增加注册资本至13亿元,通过定向募股的方式获得多名股东增持认购,其中鑫昌泰水泥集团增持黑河农商银行9870万股,合计持股12870万股,比例为9.9%,随后增持至10.71%,为第一大股东。

此次批复方案中,银保监分局要求黑河农商银行董事会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资本补充、退出机制,优化股权结构,规范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严禁向关联方输送利益,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6个月内完成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工作。

据梳理,在银行增资潮,近两年来银行减少注册资本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且多为农商银行。

6月4日,潍坊银保监分局公布批复方案显示,根据相关规定,同意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金额2.5亿元,占原注册资本金总额的8.78%。

今年4月,浙江银保监局同意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减少注册资本方案。并要求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根据规定做好减资相关工作,加强声誉风险防范。待减资完成后,及时向浙江银保监局提出变更注册资本申请。

今年3月,山东烟台银保监分局批复同意山东龙口农商行减少注册资本方案,该行注册资本由12.053亿元减少至11.909亿元,4月该行注册资本再减少至10.82亿元,两次减资下资本金总计缩减11.40%。

另2019年,山东泰安银保监分局批复同意山东新泰农商行减少注册资本方案,减少原注册资本金总额的5.45%,即减少注册资本金额0.55亿元。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向分析,银行主动减少注册资本确实属于比较少见的案例。正常说,增加注册资本对于银行而言才是主流,资本金是银行的根本,核心资本更是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内部讲,中小银行的不良率相对更高,加快资本补充是非常必要和关键的。

据不完全统计,银保监局及银保监分局行政许可中关于银行注册资本的批复显示,截至6月15日,5月来共有63起注册资本变动的情况,其中只有潍坊农商行、黑河农商银行两家银行注册资本减少,其余均为增加注册资本。

减资多与股东股权变动有关

在几家注册资本减少的农商银行信息中发现,因大股东退出从而引发银行减少注册资本的事项成为主要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版)规定,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注册资本的登记管理早已由“实缴登记制”变成了“认缴登记制”,工商部门不再登记实收资本,也不收取验资证明文件,但例如银行,典当行,保险,贷款公司等,规定是必须注册资金一次全部实缴的,因为这些行业容易发生资金风险,需要能够保证自身的实力。

从龙口农商银行发布的《山东龙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下称审计报告)中了解到,2011年6月2日,龙口农商银行注册资本由最初成立时的25589万元增加到17亿元。此后从2015年开始,该行便开启了连续多次的减少注册资本操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指出,从目前案例看,银行减资的主要原因有监管要求或者经营不善股东退出两种。另外,农商行如果认为自身业务结构不需要太多注册资本,主动减少可以提高股东的回报率,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总体来说,目前来说还是大股东退出的原因居多。

以近年来5次减少注册资本的山东龙口农商银行为例。2015年11月5日,龙口农商银行减少注册资本2.55亿元。首次减资后,龙口农商银行注册资本变更为14.45亿元;2018年6月21日以及12月20日,龙口农商银行分别减少注册资本1.445亿元、9520万元,减资后该行注册资本变为12.05亿元。加上今年3月和4月份两次减资,其注册资本金总额从2015年末的17亿元减少至10.82亿,累计减资超过6亿元。

此前,联合资信评级报告披露,2018年,受监管“两参一控”影响,龙口农商行第一大股东南山集团将持有10%的股份全部退出。此外,该行持股6.59%的第二大股东丛林集团因严重资不抵债,进行破产重整。目前,龙口农商行前5大股东中,已经没有这两家公司的身影。

除龙口农商银行以外,2018年广东揭阳农商行也减少了注册资本,据悉,广东揭阳农村商业银行减资原因,是由于该行回购了其法人股东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该行3271.44万股股份以及一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该行143.92万股股份所致,累计减少注册资本6830.71万元。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指出,资本减少对银行经营发展会有些影响,不利于银行整体规模扩张,但随着银行自身业务结构的调整,增加一些资本消耗相对较少的资产配置,提升银行整体的盈利能力,也能一定程度上减少影响。

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末,农商行不良率最高,达4.09%;其次为城商行,其不良率达2.45%。



                        

一条消息让信托圈“炸锅” 融资类信托被叫停?
                 
                                 

6月18日,融资类信托业务被叫停的消息迅速在市场发酵。有消息说“核弹级政策,据多个信息源,截至6月18日中午未报备通过的融资类信托产品不准再继续开展。融资类业务全停了,比资金信托新规还狠。”

多家信托公司和业内人士表示,获悉的确有信托公司被监管指导,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收到通知。

华南某信托公司人士表示,我们也听到消息,但没有看到具体的文件,公司也还没有通知,据说这只是针对部分信托公司。

华东某银保监局人士表示,我们也有了解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们辖区没有信托公司,我们还没有看到文件。

华东某信托公司人士也表示,不是所有公司都收到了通知,我们还在做这类业务,没有被叫停。

中融信托则针对暂停融资类业务的传言回应:“我司并未收到任何要求暂停融资类业务的监管通知。目前公司业务按照既定战略部署和工作计划有序开展,包括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及时调整投资规模及策略,积极回归信托业务本源,提升主动管理能力。”

据21世纪报道,上海地区某信托公司即在6月18日下发紧急通知,通知内容显示,自即日起所有机构主动类和事务管理类的非房融资类业务(包括已签合同项目)一律停止放款。

至于哪些信托公司被叫停了融资类业务,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更严监管主要针对民营信托,特别是有资金池的信托公司。

不过,也有人士回应称,是个别业务风格激进、融资类业务占比过高的信托公司收到了文件。

信托公司面临严峻考验转型压力陡增

融资类信托是指将受托资金以融资的方式借给资金需求方,多属于类信贷业务,具有“影子银行”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主动管理类信托贷款,包括工商企业类信托贷款、房地产信托贷款、政信类信托贷款等。

谈到叫停部分信托公司融资类业务的影响,不少信托公司人士有些凝重,“影响会非常大。对地方政府平台和房地产企业的融资,信托公司的展业,都有很大的影响。”

华东某信托人士表示,信托公司的传统业务,像地产、征信平台这些都是融资类贷款业务,一旦叫停,就意味着这些信托公司大部分业务都做不了了,要活下去只能靠转型新业务,但现在转型并不容易。

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末,融资类信托余额为6.18万亿元,占比28.97%;投资类信托余额为5.11万亿元,占比23.94%,较2019年4季度末提高0.24个百分点;事务管理类信托余额为10.04万亿元,占比47.09%,较2019年4季度末降低2.21个百分点。

四川信托“爆雷”震惊信托业

监管再度升级,有人认为收紧融资类信托主要是因为资金信托新规,根据新的资金信托管理办法,不少信托公司的非标占比太高。

5月8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限制信托非标的比例,鼓励信托发展标准业务,对信托公司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不过,更多业内人士认为,监管的升级是由于近期四川信托的“爆雷”。5月29日,四川信托TOT项目出现未能如期兑付。公司监事会主席孔维文承认,无法兑付的原因为四川信托违规运作产品导致,属于借新还旧,因TOT产品发行突然被叫停,导致该类型产品的到期无法偿还。

据每日财报称,四川信托资金窟窿高达200多亿元,涉及近8000多个投资人。TOT又称信托中的信托,简言之就是信托公司要约募资成立母信托产品,再由母信托产品选择已成立的阳光私募信托计划进行投资配置,形成一个母信托产品投资多个子信托的信托组合产品。四川信托是TOT信托发行规模最大的信托公司之一,旗下TOT产品系列达十几个。期限一般为一年或两年,收益率在8.3%-9.5%左右,高于市场水平。业内人士表示,TOT可以用来解决错配问题,也可以分散投资风险,但是信托公司一般用来投向自家发行的信托产品,一直滚动就变成了借新还旧的产品,但投资人又看不到底层资产,TOT产品就成了资金池业务的“马甲”。

已做过压力测试 重点压降两类融资类信托业务

近日,银保监会下发《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引发市场高度关注。6月19日,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通知》一事作出详细回应。

《通知》主要有三方面内容:重点要求信托公司加大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和化解工作,其次对压降信托通道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不合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此次压降违规融资类信托业务实则在年初就已布局安排,之所以近期推出,是统筹考虑了疫情发展形势、落实做好“六保”、“六稳”工作要求,以及结合当前融资类信托业务发展趋势等综合情况,并经过反复的压力测试后作出的务实举措。同时,此次对信托公司的要求也充分考虑了不同类型机构各自的差异化情况。

从融资类信托这类具体业务看,广义的融资类信托既包括通道类融资信托业务,也包括信托公司主动管理的融资信托业务。

据悉,此次重点压降两类融资类信托业务:一是各类金融机构借助信托通道开展监管套利、规避政策限制的融资类业务;二是信托公司偏离受托人定位,将自身作为“信用中介”,风险实质由信托公司承担,违法违规开展的融资类业务。

数据显示,今年来,信托资产规模稳中有降,通道业务持续收缩。截至2020年5月末,全行业受托管理信托资产余额21.26万亿元,较年初减少3426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峰值减少4.98万亿元。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余额9.72万亿元,比年初减少9266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最高点减少5.92万亿元,累计压降37.85%。

不过,上述负责人表示,虽然去年以来信托业转型发展取得一定成绩,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仍然存在,如行业偏离受托人定位的情形尚未根本扭转,行业风险防控形势仍然较为严峻,信托回归本源、转型发展所受内外制约因素依然较多等,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继续予以推进解决。

并非“一刀切”叫停融资类信托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压降融资类信托业务并非意味着“一刀切”叫停。上述负责人强调,此次压降工作坚持区分轻重缓急,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重点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政策限制性或禁止性领域的融资类业务,支持开展投向中小微企业、科创企业、“两新一重”建设领域的融资类业务。

上述负责人表示,信托公司转型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压降违规融资类信托业务也将是一项持续的工作。监管政策不会一刀切停止信托公司开展融资类信托业务,而是逐步压缩违规融资类业务规模,直至信托公司能够依靠本源业务支撑其经营发展。未来融资类信托业务将更多由管理规范、风险控制能力强、资本实力强的信托公司开展,保证受托履职到位,业务风险可控,真正实现“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希望信托公司正确认识压降违规融资类信托业务的重要意义,坚定走转型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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