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集体沉默背后 时代不再需要追逐聚光灯的表演型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大佬们都恨不能收回之前的语录，更遑论重新凡尔赛了。举例来说，还有谁敢说先完成“1个亿的小目标”吗？不仅不敢如此，大佬们还得“担心”被算旧账。 低调，低调，再低调，降低存在感，成为这届大佬需要恶补的自我修养。对互联网企业来说，粗放型的劣质化发展模式基本走到了尽头，而新的发展思路及模式必然需要经历转型的阵痛，以及必不可少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大佬们的自我修养愈来愈成为一门“必修课”，不夸张的说，这门课是真正的国货崛起与民族品牌出现的先行条件。
热点聚焦
全球经济若延续“救助+刺激”模式 复苏或将短暂而脆弱
【研究员】：wh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仍然需要面对全球化转向、贫富差距、政治分歧、科技浪潮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同时延续与“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竞赛。对于国家、行业、企业、家庭以及个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一场漫长的压力测试，是一场考验智慧与意志的长跑。
【博览财经特稿】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一个极其特别的历史时点，在一场百年不遇且尚未消退的全球性疫情危机中，努力打开新的生活，辨识新的世界面貌。 如果说，2020年的主题，是全球竭尽全力为一场骤然而至的疫情和衰退做出应对。那么2021年则是世界逐步适应与危机共存，并为重启经济、回归常态寻找路径的起点。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仍然需要面对全球化转向、贫富差距、政治分歧、科技浪潮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同时延续与“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竞赛。对于国家、行业、企业、家庭以及个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一场漫长的压力测试，是一场考验智慧与意志的长跑。 “疫情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尝试与诸位一起，为这一问题找寻答案，并甄选部分文章汇编为《重启之路的信心与跨越》专题，希望以多维度的视角，为梳理这个混沌且激荡的时代寻找线索。所谓“信心与跨越”，就是在反思与洞见的基础上，寻求重建连接、重塑坚实的契机与方略，在湍急的时代激流里，重拾凝聚力与方向感。 穿越肆虐的疫情，历经种种跌宕，停滞的世界正在不断显现复苏的迹象。但分裂、动荡和阵痛依旧真切，它们提醒世人，眼下所面对的不少困境与僵局，不仅仅来自疾变的病毒，还与更深长的趋势脉络紧密相连。 金融危机余波、全球化逆流、东西实力天平重置，以及发展留下的鸿沟与不公等问题，仍然在加剧失序与对峙。在此种格局面前，如何直面挑战、寻找出路，更加需要清醒的反思和富有勇气的预判。
全球经济需要破解财政赤字化、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考验政策价值取向。如仍延续过去“救助+刺激”模式，那么复苏或将短暂而脆弱。 目前，全球经济似乎处于稳步复苏的周期，但复苏的稳定性并不牢固，包括一些较为突出的中长期挑战。拉长周期看，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状况受到疫情重创，疫情前所积累的中长期风险耦合。即使全球经济回归常态，但仍需要面对疫情前“相对衰退”的境况，且无法改变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趋势。 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 从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科技成为助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理论的代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将创新视作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而经济中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创新。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则将经济周期拉长，描述了从初始衰退、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到过度建设、再次衰退的演变过程。 不难发现，从现实来看，新技术的更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是线性关系，当前科技创新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式微，并衍生出诸多问题，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应用几乎是对传统社会分工和劳动关系的重构。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平衡也受到了更多的外部挑战，如何做好平衡也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方面，新的技术提升了生产制造效率和数字化水平，节约更多人力，但另一方面，新的技术也对传统行业从业者的职业技能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技术进步对全球价值链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固化作用，新兴经济体为此需要支付高额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费用，由此降低这些中低端产业链国家的收益。 目前全球科技创新生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科技领域的“泡沫化”风险增加，如美国科技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高估值”现象。二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公共部门研发投入减少，私营部门研发渐成主导，以实用主义见长的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存在“短期行为”，私人企业更注重商业利益和即时满足，削弱了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三是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更为长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产业政策，而发达经济体的科技限制和技术出口管制，很有可能造成科技领域的“零和博弈”，制约全球贸易稳定修复。 全球普遍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从微观经济学来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缺乏需求支撑的宏观经济将难以实现更长期的增长。过去70余年，全球经济得益于“二战后”出现的几波“婴儿潮”，包括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等国均享受到人口红利，不仅有效补充了劳动力供给，推动制造业迅速和贸易崛起，更带来了强大的消费需求。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经济体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有效劳动力供给减少、福利保障压力剧增以及储蓄率不断降低，国内生产和投资处于萎缩，福利支出压力剧增。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2021世界人口状况》年度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65岁及以上占该国（或地区）总人口比的平均水平为9.6%。未来全球老龄化引发的“世纪难题”亟待重视。 以日本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迅速进入到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9%左右（2020年9月数据），与之同步的是，日本经济陷入到长期的“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的结构，日本经济增速从高峰期1990年的4.9%下滑至2020年-4.8%，而通胀率自1990年3.1%降至2019年的0.5%。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在欧洲等诸多国家开始出现。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运转已经受到极大制约，如储蓄率较低、消费支出过大，个人信贷和债务风险累积，抵御外部金融危机的能力减弱。而新兴经济体则面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改革进展较慢等现实问题。另外，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也会对当前的产业结构带来更大的冲击，亟待新的产业政策调整。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国际贸易失衡 全球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分工体系的逐步完善，全球化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强的驱动。一般而言，发达经济体通过掌握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占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的位置，将生产制造环节向新兴经济体进行转移，通过投资设厂、全球布局和分工协作，充分利用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各自比较优势。由于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性问题，发达经济体借助跨国企业攫取了更高额的回报，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成为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新挑战。 近几年，发达经济体内部也产生了“逆全球化”的思潮，科技和投资限制政策较以往明显增多，如美国近期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欧盟制定的《欧洲工业战略》和《民用、防务与空间产业融合行动计划》等，势必会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长将受限于科技限制、投资政策风险增加和产业链协作难度增大等问题，不公平的贸易审查、排他性的区域产业联盟也将阻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升级。 由于近几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退群”和单边主义，使得权威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通道受阻。全球化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在于，区域全球化的格局加快形成，这种双边或多边机制以另一种形式支撑全球化向前推进。但面对如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新冠疫情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等棘手问题时，国际社会仍需保持共识和紧密合作。地缘政治“离散”、国际治理的“碎片化”等并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 债务型经济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21世纪初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进入下行通道，全球经济GDP同比增速从2000年的4.39%下滑至2019年的2.43%。经历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连续冲击，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财政赤字化、无限量化宽松以及低利率（零利率）政策，力图以债务型经济模式修复经济危机创伤。债务型经济模式促使经济短期内复苏，但脆弱性和副作用逐步显现，包括巨额政府赤字、企业与居民杠杆率攀升。 以本次新冠疫情为例，由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发达经济体的居民消费有所收敛，加上局部疫情扩散和病毒变异的影响，经济修复的难度也在加大，某种意义上财政刺激带来的积极效应并不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了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严重背离，如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为资本上次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并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增长，使得市场主体应对危机的韧劲减弱 资产负债表衰退很难解决的问题。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2020年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合计通过量化宽松操作向经济系统新投放了7.8万亿美元的货币；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全球债务总额高达289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已经超过350%。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通过全球征税和特殊的金融工具可以有效化解短期矛盾，但透支的债务始终需要依赖较稳定的经济增长，这些长期挑战对新兴经济体的复苏带来的阻力更大。 两次危机已经表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阶段性解决流动性问题，给企业和住户缓解暂时的财务困境，却在很大程度上透支了未来的增长空间。高度依赖债务驱动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模式不仅造成了财政与货币理论“失序”，而且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流动性陷阱”，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概言之，全球经济的中长期挑战并非新冠疫情衍生出的特例，有效破解财政赤字化、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既是重要的学术课题，也涉及到全球财政与货币政策实践的价值观。未来，如何化解这些中长期风险和挑战，考验的正是对全球财政纪律、货币政策价值取向的选择。如果疫后的经济政策仍然延续过去“救助+刺激”的模式，那么全球经济的复苏很可能是十分短暂的，并且在未来面临新的突发危机时会变得更加脆弱。（来源：FT中文网 作者：邓宇）
政经观察
高通胀压力下 美国或不得不加速退出QE步伐
【研究员】：wh
虽然美联储一再强调目前只是暂时性高通胀，但美国今年下半年通胀将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全年CPI同比增速或接近5%；展望明年，在高房价增幅的滞后效应带动下，美国2022年通胀中枢也将有所抬升。预计在高通胀压力下，美国或不得不加速退出QE的步伐，资本市场需警惕通胀压力持续时间超预期的潜在风险。
【博览财经特稿】美国通胀迅速走高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和忧虑。本轮通胀走高除了低基数效应外，还在于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政策使需求得到极大扩张，超过了供应链瓶颈下受约束的供给。 虽然美联储一再强调目前只是暂时性高通胀，但美国今年下半年通胀将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全年CPI同比增速或接近5%；展望明年，在高房价增幅的滞后效应带动下，美国2022年通胀中枢也将有所抬升。预计在高通胀压力下，美国或不得不加速退出QE的步伐，资本市场需警惕通胀压力持续时间超预期的潜在风险。 美国通胀持续走高 近期以来，随着美国疫情趋稳，民众对消费品和其他生产物资需求增强，通胀迅速走高。今年6月CPI同比增幅高达5.4%，创近13年新高；CPI环比增幅0.9%，为2009年以来最大。剔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6月核心CPI同比增长4.5%，更创下1992年以来最高纪录。以更能反映美国消费者实际购买情况的PCE指数来看，6月PCE同比增长4%，也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核心PCE同比增长3.5%，继续刷新近30年以来最快增速。在汽油、食品、汽车、住房和计算机等消费品价格全面上涨的大背景下，美国中下层民众生活受到明显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CPI和PCE升幅不同，但趋势相当一致，表明从不同角度衡量通胀持续走高已成大势。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onsumer Price Index)和个人消费支出(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都是衡量美国消费价格变动的指针，两者相关度很大，但仍存在区别。 CPI是衡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随时间而变动的相对数，是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CPI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先确定一篮子消费品和服务的权重，然后对其每一个项目的价格变化进行计算，并取其加权平均值。CPI一个较大的缺点在于对一篮子货物权重调整并不频繁，而消费者习惯很难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固定不变。 PCE是衡量一国在不同时期内个人消费支出总水平变动程度的指数，是计算美国通货膨胀率的常用指标。PCE关注的是消费者如何分配自己的收入、具体的开支项目，测量的是人的消费行为。PCE通常是由三个指数类别，分别是耐用品，其中包括汽车和电视等寿命较长的产品；非耐用品，包括衣服和汽油；服务，包括医疗保健和住房支出。每个类别的通货膨胀贡献是用其通货膨胀率乘以其消费份额来近似计算。
PCE和CPI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PCE的构成占比与CPI不同，房子和交通在PCE指数中权重远小于在CPI中的权重，医疗权重则远高于CPI；二是PCE能够反映由于价格变动使消费者购买替代产品的价格，而CPI是基于一篮子的固定商品。剔除掉品牌忠诚度、价格敏感度低等因素，当消费品的价格上升，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会去追求更加便宜的替代品。美联储认为PCE更优于CPI，也正是因为PCE更能反映当前物价与实际消费支出模式。 从历史数据来看，PCE通胀数据常常低于CPI，原因就在于商品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更加便宜的替代品。此外，PCE的公布时间通常会晚于当月CPI和PPI半个月，但根据CPI、PPI的数据，大致可以测算出当月PCE同比增速。我们利用月度CPI和PPI同比增速对PCE同比增速进行了简单的回归，发现可决系数（R平方）高达0.975，拟合预测效果很好。鉴于CPI和PCE的高度相关性，本文之后的讨论将以CPI为主。
加速上升的通货膨胀引发了市场对于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美国《财富》杂志最新的一项调研发现，58%的受调查者对美国未来的通货膨胀“非常恐慌”。此外，根据纽约联储对消费者的调查，美国民众对1年期和3年期通胀中值预期目前已分别跃升至4.8%和3.6%，创下自2013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远高于美联储认为对经济增长而言健康的2%水平。具体来看，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内汽油价格将跳涨9.2%，食品价格上涨7.1%，医疗费用飙升9.3%，大学教育价格攀升7.0%，房租价格上涨9.7%。在美联储6月的FOMC会议上，与会者上调2021年第四季度美国PCE通胀预期1个百分点至3.4%。 通胀走高的原因 去年受疫情影响导致的低基数效应是最近几个月通胀同比增速大幅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受新冠疫情冲击，美国去年第二季度按下经济暂停键，消费活动大幅收缩，导致通胀走低。2020年4月和5月美国CPI升幅分别只有0.3%和0.1%，是2020年全年最低值，这是今年4月和5月美国CPI同比增速大幅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年6月CPI升幅为0.6%，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这对今年6月CPI的同比走高亦有所贡献。PCE的情况也比较类似。从CPI的分项上来看，对今年6月份美国CPI同比带来拉动贡献较大的分项是交通运输和能源项，其中交通运输分项同比增速为21.5%，能源分项同比增速高达24.5%，该两项的高增速也与去年同期疫情冲击下基数较低密切相关。 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升通胀走高。新冠疫情冲击下，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成为美国最后的救命稻草，数万亿债务赤字开启货币化进程。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经突破8万亿美元，是2020年3月启动大规模资产购债计划时的两倍。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天量货币大幅推升了资产价格。以房价为例，疫情以来，美国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标普CoreLogic Case-Shiller全国房价指数今年5月份同比上升16.6%，增速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快。此外，量化宽松也让实物商品的价格迅速走高，截至7月底，国际原油价格年内上涨近50%，铜价格上涨大约30%，大宗商品市场年内走出一波牛市行情。资产和实物商品价格的走强，共同推升了美国通胀的走高。 激进的财政政策使得需求大幅扩张。2020年，美国推出多轮财政刺激法案，总金额涉及3.8万亿美元，导致财政赤字跃升至3.35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今年拜登上台以来，也积极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包括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2.25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和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这些财政资金用于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改善美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结构和弥补由于疫情导致的居民个人经济损失，包括提供带薪休假、税收抵免、食品援助、失业救济等。在一轮又一轮激进的财政刺激下，美国社会的总体需求大幅上升，加剧了美国的通胀压力。 供应链瓶颈约束供给。疫情爆发以来，生产暂时中断和供应链错位导致国际商品产能受限。原油等大宗商品供给受到巨大冲击，是推升其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原因。而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供应链中断或交货延迟，大大影响了汽车等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导致相关产品物价上涨。此外，全球贸易也由于疫情影响而严重受阻，航运价格大幅飙升，目前集装箱运费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10倍，仍是一箱难求。今年5月，美国进口价格同比上涨11.6%，为2012年以来最快涨速。同时，疫情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供需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很多企业为留住或吸引合格员工，被迫提高薪资或增加福利，但产出与疫情前相比仍然下降不少。 总之，近期美国通胀走高除了低基数效应外，还在于新冠疫情外部冲击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政策使得需求得到大幅扩张，超过了供应链瓶颈下受约束的供给。 通胀走势展望 市场通胀预期变化可能会加速实际通胀上升。通胀预期是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心理预期。现实经济运行中，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通胀预期会对当前需求和供给决策产生影响，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就会改变其消费和投资行为，从而加剧通胀，造成通胀螺旋式上升。当下美联储一直在强调，造成美国本轮通胀上升的因素是暂时性的，通胀压力不会持续，美国不会出现恶性通胀，而资本市场目前基本上也大致相信这一判断。但是，倘若之后通胀一直居高不下乃至不断走强，可能会改变市场的通胀预期，进而存在引发更大通胀的风险。 美国通胀年内仍将维持在高位。从基数效应来看，今年下半年基数效应虽会有所减弱，但总体上仍会非常明显。从财政货币政策来看，美国年内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很低，6月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要等到2023年才会有第一次加息；而拜登政府围绕基建、产业的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也将继续在年内推进。此外，就全球供应链而言，目前疫情仍在多国蔓延，全球供应链很难在短期内完全修复；而部分产能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效提升。尤其是在原油供给上，OPEC+最新增产计划仍有节制，今年下半年全球石油的供需紧平衡状态或让油价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预计美国CPI同比增速在年内仍将维持在高位，2021年全年CPI同比增速或将接近5%。 高房价增幅将拉升美国2022年通胀中枢。展望明年，基数效应消退，大宗商品价格或将企稳，但是高房价对通胀的滞后作用将逐步显现。标普CoreLogic Case-Shiller全国房价指数今年5月份同比上升16.6%，已是连续第11个月上扬。我们以滞后一年的美国CS房价指数对美国CPI住宅项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大致为0.091，即房价上涨10个百分点会拉动CPI住宅项上涨0.91个百分点。由于住房项在美国CPI中占比为42.1%，若房价上涨10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整体CPI上涨0.38个百分点。美国2011年至2020年这十年间CS房价指数平均涨幅为4.7%，预计今年房价同比增速在10-20%之间，以平均值15%来计算，或拉动美国明年CPI同比增速中枢上移约0.4个百分点。
长远来看，高通胀可能无法持续。决定通胀长远走势的最重要因素仍是供需关系，当生产供给低于有效需求时，物价总体上行，通胀走高；反之，通胀走低。过去几十年全球通胀不断下行，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科技创新应用使得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二是全球化下生产效率有了质的飞跃；三是全球资本“脱实向虚”，金融资产与不动产通胀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实物通胀。从中长远来看，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高能耗、高排放产能将持续受压，对部分行业的供给侧有所影响；美国基建等扩张计划也会增加社会总体需求，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拉高通胀中枢。但整体而言，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已大幅超过有效需求，只要全球供应链不大范围脱钩，通胀就没有持续走高的基础。 通胀走高的影响 高通胀或加速美国退出QE的步伐。就目前而言，市场仍然相信美联储“通胀暂时论”的说法，若高通胀持续时间超预期，“通胀暂时论”说服力减弱，美联储可能会加快退出QE的步伐。尤其是近几个月美国就业回暖与通胀持续上升的情况已触发官方的Taper讨论，7月FOMC会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到需要看到更多相关数据以确认经济的复苏才能进一步采取行动。预计在通胀压力不断抬升的大背景下，美联储最快将于近期宣布Taper决定，并可能于明年上半年正式开始减少债券购买量，而首次加息或提前至2022年。 欧美不同通胀走势将导致美元指数阶段性走强。与美国通胀持续走高的情况不同，目前欧元区通胀大致在2%附近，7月通胀率仅为2.2%。此前，欧央行发布了新的货币政策策略，将中期通胀目标由此前的“低于但接近2%”调整为“瞄准2%”，表明欧元区对通胀指标走高的容忍度有所提升，消除了市场对于通胀走高后欧央行过快收紧政策的担忧。预计在通胀走势出现差异的大背景下，美国和欧洲退出QE的节奏将大为不同，美国会先于欧洲退出QE，或导致美元指数阶段性走强。美元走强也将使得全球资金加速流向美国，新兴市场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 高通胀下，美债利率或重回上升通道，而美股估值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巨量流动性，美国目前实际利率已是负值，导致美国债市，股市和楼市都处于历史高位。倘若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不得不提前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或导致全球资产价格出现显著回调。具体来看，美联储加快退出QE会导致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利率变动风险补偿，将推升美债期限溢价，迭加通胀预期的回升，美债利率或重回上升通道。对股市而言，高通胀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将显著下降，美股估值面临不小的调整压力。（来源：FT中文网 作者：陈蒋辉）
华为的苦日子刚开始 华为危机绝不单纯是一家企业的危机
【研究员】：wh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端能够保持1300多亿的营收，已经很不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为还是很让人钦佩的。当然，这里面也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广大爱国群众的鼎力支持。此外，运营商业务也保持了1300多亿的规模，这同样跟几大运营商的全力扶持分不开。
【博览财经特稿】企业业务一样受制于芯片和技术禁令，而且这个板块的业务量过小，撑不起华为的整体业务。华为的危机，又岂止单单是华为的危机呢？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华为，所有人都要努力啊。 钦佩和敬意代替不了现实 这几年，华为始终处于中美交锋的风口浪尖，近日财经大V叶女士在网上发表了“替所有人担罪”的言论，虽然遭到几乎一致的口诛笔伐，但并没有降低华为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不过，华为半年报出台后，引发了诸多热议。总结下财报的内容，大致是这样：上半年销售收入为3204亿元，同比下降29.4%，净利润率9.8%；分业务看，运营商业务收入为1369亿元，同比下降14.2%；企业业务收入为429亿元，同比增长18.18%；消费者业务收入为1357亿元，同比下降46.69%；
除企业业务有所增长外，其他两块主业务均大幅下跌，其中，跌得最凶的是消费者业务，也即俗称的TO C业务。原因很简单，华为的芯片供应和消费品出口都受到极大限制，在供需两端都备受打击。 应该讲，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端能够保持1300多亿的营收，已经很不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为还是很让人钦佩的。当然，这里面也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广大爱国群众的鼎力支持。 此外，运营商业务也保持了1300多亿的规模，这同样跟几大运营商的全力扶持分不开。中国移动+广电以及中国联通+电信的5G网络三期建设集采，在华为报价并不低的情况下，都给了其超过50%的份额。 然而，钦佩和敬意代替不了现实，这种程度的下滑对于任何大企业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因此在数据发布后，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未来五年华为的战略目标，是有质量地活下来。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基于并且尊重现实的，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对华为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放松，中美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在可见范围内只能是螺旋式攀升，因此芯片何时能够自给自足，是华为存亡之关键。 “由于美国的制裁，华为领先全球的麒麟系列芯片在9月15日之后无法制造，将成为绝唱。这真的是非常大的损失，非常可惜！”一年前，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上表示，Mate 40麒麟9000芯片很可能成为麒麟高端芯片的最后一代。
受制于芯片，华为在近日的新品发布会上宣布，新推出的手机，不再具备5G功能。 华为承受巨大压力 美国芯片公司也在承受损失 消费端正在被对手快速蚕食，Omdia最新发布的预调研结果显示，全球智能手机在2021年第二季度出货2.99亿台，相比去年第二季度的2.797亿台，同比增长6.9%。但华为出货仍在持续下滑，今年第二季度出货仅980万台，同比下降了74.6%，环比下降了33.3%。 其在中国市场，华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小米获益最大。二季度小米以26%的市场份额，2400万部的出货量引领5G安卓智能手机市场。
非但如此，在华为三大业务板块中，唯一增长的企业业务也受到了威胁，市场一度传闻华为要出售其服务器业务：
因为企业业务一样受制于芯片和技术的禁令，而且这个板块的业务量过小，撑不起华为的整体业务。如此看来，华为的三大板块： TO G目前由于大力支持尚能支撑，但未来随着基建的结束这一板块的总量会大幅度缩减； TO C基本处于崩盘状态，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到年底，华为手机大概率会退出销售榜单前10； TO B有所增长，但局限一样明显，基本没可能成为华为未来的支柱。 是不是很危险了？当然很危险。那么华为该怎么办？ 短期看，只能等。等芯片企业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尽快解除对华为的控制。要知道，无论关税还是断供，在华为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美国的芯片公司也在承受着损失：
但是这种等待，能不能等到好结果，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并不完全受经济左右。 用日本前首相安倍在2014年达沃斯论坛上的话来说：我们要注意一战的教训，英国与德国在一战前贸易往来非常密切，但还是发生了战争。 华为的危机绝不单纯是一家企业的危机 中期看，华为需要开拓更多的业务，在新增市场上下功夫，向软件、服务方向转型，甚至对一些新兴领域要有所介入。 当然，华为已经推出了不少新动作，比如其开始在智能汽车行业崭露头角。华为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布局已久，已经有了成熟的“激光雷达+视觉算法”系统，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将是万亿元级的市场。 中信证券认为，目前华为已推出30余款智能汽车软硬件产品，覆盖激光雷达、车载芯片、鸿蒙OS车机系统、自动驾驶软件等。华为赋能的相关车企，在中国市场有望拿到20%至30%市场份额。 目前，华为与车企的合作方式主要有3种：定位为智能化零部件供应商，直接向车企提供智能汽车软硬件智能化产品；定位为车企平台化产品及服务提供商，向车企提供多款智能汽车软硬件产品组合，比如赛力斯华为智选SF5汽车；定位为智能汽车全栈式解决方案提供商，向车企提供华为Inside，比如与北汽极狐ARCFOX 阿尔法S汽车开展合作。 然而，为汽车厂商定制系统一样需要芯片的支持，缺乏芯片的华为能够转型为软件服务商吗？这种跨行业业务的推进，其难度系数注定小不了。
长时间段看，华为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其芯片和其他高科技领域比如工业软件的自主问题。这个问题，就如同华为任总所说，芯片光砸钱是没有用的，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兜兜转转，问题又回到了起点。怎么才能有出色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这恐怕就是当年大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之问了”。 钱老曾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因此，完全可以说，华为的危机，绝不单纯是一家企业的危机。要解决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的“卡脖子”问题，恐怕不能只从“卡脖子”本身出发来解决。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华为，我们所有人都得努把力。（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凤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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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们集体沉默背后 时代不再需要追逐聚光灯的表演型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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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维度看，2019年甚至更早的2018年，一切都在悄悄起着变化。彼时，王兴在饭否上“发出疑问”，“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大佬哪个会先真的退休？何时，以何种方式？陈天桥先生除外。”不想，一语成谶，互联网大佬们真的纷纷选择了退出前台。
【博览财经特稿】低调，低调，再低调，降低存在感，成为这届大佬需要恶补的自我修养。对部分企业来说，业务从主要面向消费者转向主要面对企业或政府，本身也不再需要关注度。 这是时代的大趋势，不再需要追逐聚光灯的表演型企业家，而是欢迎噤声谋利益且有社会担当的民族企业家。 作为知名的互联网“大嘴”，王兴被发现很久没更新饭否了。很多人好奇，这位一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佬为何突然销声匿迹呢？ 事实上，不止王兴，诸如马云、刘强东、周鸿祎、、张一鸣、黄铮等也集体沉默了。其中，刘强东也仅在6.18有过短暂“复出”而已。
如果说网红是挖空心思地蹭流量，那么这些互联网大佬们，则一心只求做个“小透明”，让所有人都看不到的那种“小透明”。 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头部企业掌权者的集体性交替，可以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以及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在这一过程中，有大环境的变化，有企业的动荡，也有大佬们自身的浮沉，上述种种交互作用，最终必然是有人得意，有人失意。 面对这次集体性沉默，大佬们定然会各有各的理由，但特殊性中到底包含着普遍性；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大佬的修养：谁漂谁倒霉 从时间维度看，2019年甚至更早的2018年，一切都在悄悄起着变化。彼时，王兴在饭否上“发出疑问”，“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大佬哪个会先真的退休？何时，以何种方式？陈天桥先生除外。”不想，一语成谶，互联网大佬们真的纷纷选择了退出前台。
而就在2018年，刘强东于达沃斯论坛上被问及是否会退休时，还明确表示“我相信65岁之前应该不会。”但就是这一年，某些事情的发生，强制加速其退休计划。也正是在这一年，马云正式宣布不再担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后来，黄峥、张一鸣也先后宣布放弃一肩挑。 马云包括刘强东和黄峥，都可以说是在激流中勇退。马云卸任时55岁，刘强东则为45岁，黄峥为41岁，张一鸣为38岁，可谓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作为企业的“灵魂”，他们为何要在年富力强时选择退休？对他们来讲，除了那些看着“体面”的理由外，其实还有诸多难言的地方。 如果说马云等大佬是因退休而销声匿迹，那么还未退休的王兴呢？仍在美团一线的他，为何低调至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值得深思。
与上述诸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雷军，8月6日，雷军宣布尝试做一档对话节目《雷军请你超大杯》，就像上边醒目的海报一样，整件事做得极其高调。遍览整个互联网企业，可能也就小米的创始人还在不厌其烦的刷热度。那么，原因为何呢？ 原因便是，不是所有大佬都能有张一鸣的幸运，在其身后站着能够稳定局面的管理层。看不出二号人物的小米，还需要雷军继续在一线“奋斗”。 对大佬们的“安静”，很多人都会归因于大环境的趋严。换言之，监管部门开始整顿互联网，在短期内客观上提高了市场风险，因此大佬们只能谨言慎行。 比较容易忽视，或者不被重视的一点是，当前民众中间涌现出了反资本的情绪洪流。在洪流之下，基本上是“逆之者亡”。 在前一方面，包括面对监管服软的蚂蚁金服、被七部门入驻监管的滴滴以及被反垄断的阿里、美团等等。这些事，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监管正在教互联网大厂和互联网大佬们做人。而在后一方面，不管是新疆棉事件，还是鸿星尔克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民众情绪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大佬们都恨不能收回之前的语录，更遑论重新凡尔赛了。举例来说，还有谁敢说先完成“1个亿的小目标”吗？不仅不敢如此，大佬们还得“担心”被算旧账。 低调，低调，再低调，降低存在感，成为这届大佬需要恶补的自我修养。对互联网企业来说，粗放型的劣质化发展模式基本走到了尽头，而新的发展思路及模式必然需要经历转型的阵痛，以及必不可少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大佬们的自我修养愈来愈成为一门“必修课”，不夸张的说，这门课是真正的国货崛起与民族品牌出现的先行条件。 事业的接续：后浪推前浪 对大佬们来说，不讲话有时是没必要，有时则是因为满肚子的苦。除了马化腾、王兴外，其他主要的互联网企业如阿里、京东、字节跳动、拼多多等都进入到了“二代目”，并不再需要“老一辈”在台前表演了。 对部分企业来说，业务从主要面向消费者转向主要面对企业或政府，本身也不再需要关注度。因此，大佬们发声与否，可能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是否有利于自己的事业。 小米的业务方向还没转变，接班人也看不到踪影，自然得雷军事必躬亲。需要注意的是，在多位联合创始人离职之后，雷军已经52岁了，但小米依然没有真正的二号人物。下一个十年，小米的竞争环境更为复杂，雷军能否像张一鸣信中所言跟上“年轻的想法”是一个问题。 雷军表示，小米不再需要他之时，就是他退休之日。但这种消极应对，对小米真的好吗？ 某种意义上讲，接班人问题关系到创始人的事业如何在自己抽身之后，依然能够继续发展，是必须正视的大问题。因此，挑选一个合适的后继者，就成为重中之重的事情。总的来看，互联网企业因创始人的个性与企业文化已经融为一体，使得“信任”变成关键资格。
在这方面，除了阿里马云的继承者张勇外，比较成功的例子还有字节跳动。2021年5月20日，张一鸣宣布卸任CEO，联合创始人梁汝波将接任。对张一鸣来说，梁汝波不仅是联合创始人，更是大学同学，更是同宿舍的室友。信任度没问题，能力没问题，接班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字节而言，在“退”的背后，其实也彰显着“进”的野心。张一鸣看似放权，实则是在蓄力冲击“全球化”。正如他自己所说，“将领导公司全球战略和发展，更专注于长期重大课题的探索和战略思考”。 可以说，刘强东和张一鸣选择沉默，在这一点上取得了高度共识，他们都在为自己掌舵的大船寻找新的航向。刘强东不仅亲自带动筹备京东资本，而且跟妻子章泽天还参投了红杉中国、奇绩创坛、拾玉资本、高榕资本等旗下的基金，准备下一盘更大的棋。
对企业家而言，长期聚焦人才建设和行政事务，缺乏深度思考，会变得对外界越来越不敏感；对以变化为特性的互联网来说，失去对变化的适时反应能力，也就意味着死亡。因此，为了自己事业的持续，大佬们可以有苦不说，可以放弃台前的热闹喧哗。 时代的趋势：噤声谋利益 沉默并非一定是面向死亡，也可能是高歌猛进。当前，消费互联网时代渐趋结束，产业互联网开始蓬勃发展，但其关键不再是面向消费者端，而是面向B端，如前述的企业和政府。 这个时代，不再需要追逐聚光灯的表演型企业家，而是欢迎噤声谋利益且有社会担当的民族企业家。 但有一点比较例外，那就是那些拥有面向消费者业务的公司，其实是需要掌舵大佬刷热度的，比方说美团的王兴。遗憾的是，在当前的情绪洪流里，王兴嘴巴再大也难说出花来。
对美团来说，不仅屡次爆出剥削外卖小哥，而且还因“二选一”被反垄断调查；此外，就连王兴点评华为造车一事，都被大众指责过是“夹带私货”。因此，不管是美团本身，还是王兴自身，于当前情形而言，不说显然要比说好。 而在接班人这件事上，王兴和雷军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不止雷军渐渐成为“孤家寡人”，王兴亦是如此。 2014年，王兴的清华师弟杨俊离职；2017年，王兴的创业伙伴赖斌强离职；2016年，被王兴挖过来的清华同学杨锦方离职；2020年，王兴的清华同学王慧文宣布退休。面对老同学们的相继“离开”，以及老朋友老对手们的“退隐”，王兴还能肆意战斗下去吗？ 毕竟，“退隐”也完全可能导向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大转向的时代趋势加持下。在这方面，周鸿祎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直白地讲，他就是噤声谋利益或者闷声发大财的典型。
当周鸿祎被问及为什么变得低调时，他解释道，“做企业、政府的业务必须要低调”。没错，周鸿祎的低调，正是因为业务转向。 总之，一个大佬高不高调，不只取决于其个人性格，更取决于他所在公司的需求，特别是业务面向。而在眼下，上述因素都不得不让位于大时代的要求，这个时代，体制内外从上至下，大家都不再喜欢高调的互联网大佬了，这是真正的时代大势，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大势。 正因这一切都是明牌了，大佬们才纷纷选择沉默乃至退隐，他们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对他们个人还是他们打造的公司而言，沉默真的是金子。（来源：功夫财经（kongfuf） 作者：马良）
跑不了？ 潘石屹的最后一步好像卡住了
【研究员】：wh
老潘对海外的向往，不止体现在捐款上。早在2011年，潘石屹就花7亿美元买下了纽约曼哈顿广场旁的港务局长途巴士站办公大楼。次年，他又花6亿美元收购了曼哈顿公园大道广场49%股权。2013年，张欣联手巴西Safra家族，以14亿美元收购美国通用汽车大厦40%股权。
【博览财经特稿】潘石屹的心，再度被提了起来。就在8月6日，SOHO中国发布公告称，就黑石集团要约收购其全部已发行股份之事，要约方已于8月3日收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签发的通知，对要约方根据《中国反垄断法》提交的申报，正式立案审查。 一波三折过山车之旅恐还没结束 尽管该申报已获正式立案，要约方及SOHO中国仍可能被要求提供进一步信息及材料供监管机构审查。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已获达成。
也就是说，黑石集团收购SOHO中国的计划，卡在了最后一步。 来捋一下时间线。黑石集团收购SOHO中国的风声在2019年10月就传出来了。那时候，根据财新网的报道，SOHO中国有意分批打包出售旗下8个核心资产，估值超过500亿-600亿元，计划2年内完成交易。 这个风声一直传到2020年3月，那时候的版本已经变成了，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提出以每股6港元的价格私有化SOHO中国，交易价值40亿美元。这个利好消息，一度让SOHO中国的股价跳跃起舞。 但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8月13日，SOHO中国发布公告，宣布终止与黑石的要约私有化事项。
那时候网友哗然，早就被国人数落成“跑哥”的潘石屹，折腾了大半年，骂也挨了，钱也花了，结果只等来了这？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公司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黑石集团关于SOHO中国私有化的洽谈陷入停滞状态。 随着私有化失败的消息落地，SOHO中国的股价也瞬间跌回原形，再次徘徊在2-3港元之间，市值一度不足140亿港元。 但就在大家都以为潘石屹要另找买家的时候，局面开始峰回路转。2021年6月16日，SOHO中国对外宣布，黑石已发出全面收购要约，取得SOHO中国的控股权。交易完成后，SOHO中国现有控股股东将保留9%的股权。
236亿港元，老潘把SOHO中国卖掉了。这笔交易完成后，潘石屹夫妇将从SOHO中国董事会退任，不再担任执行董事。 这个消息出来后，谁都以为潘石屹终于“撤退成功”了，但如今变数又出现了。没有到最后一刻，潘石屹都不能算成功离场。一波三折，潘石屹的过山车之旅，恐怕还没结束。 他差点就成功了 2014年，北京的一场闭门论坛上，潘石屹一不小心说出了他对中国楼市的真实看法：“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就是泰坦尼克号，马上就要撞到前面的冰山。” 这番惊人语录，很快就从闭门论坛传到了互联网上，引起了巨大的躁动。深感被坑的潘石屹连忙在微博上试图扳回舆论风向：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
后来的事实证明，潘石屹看走眼了。中国的房价开始了一轮新的腾飞，南海之滨的深圳更是一路涨到了全国房价的巅峰。 但潘石屹没有回头，他在自己内心认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场大撤退也拉开了帷幕。2014年，SOHO以总价82.8亿元的价格出售了上海的SOHO海伦广场、SOHO静安广场以及凌空SOHO近一半的物业。 此后的SOHO中国一发不可收拾。2015年出售上海外滩国际金融中心8-1地块50%的股权，2016年出售上海SOHO世纪广场，2017年出售上海虹口SOHO…… 到了2019年，市场上传出消息，SOHO中国甚至要把北京和上海至少八座办公大楼卖掉，包括北京的望京SOHO、光华路SOHO 2期、SOHO前门大街、丽泽SOHO（在建），以及上海的外滩SOHO、SOHO复兴广场、古北SOHO和SOHO天山广场项目。 要知道，这八座大楼不仅是SOHO中国的核心资产，甚至可以说是全部的资产，也被称为SOHO中国的“八大金刚”。SOHO中国（HK 0410）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是通过这些物业的租金支撑的。
早在2017年，潘石屹还说，SOHO中国有两个项目永远不能出售：“外滩SOHO是一个，位置太重要了；望京SOHO不能销售，太漂亮了，我很喜欢。” 打脸定律从无败绩。有人曾做过统计，从2014年开始，潘石屹夫妇已套现3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登陆资本市场14年，SOHO中国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变卖资产。
到如今，“说我跑了是谣言，跑不了”的话语还在空中回荡，昔日的地产大佬潘石屹，已经卖掉了国内的核心资产。 卖掉国内资产的同时，潘石屹在海外已经布局良久。据统计，以资助中国留学生的“名义”，潘石屹夫妇一共向哈佛耶鲁捐赠高达6亿。 中国留学生有没有用到这笔钱不得而知，但捐款没多久后，潘石屹的两个儿子先后入读耶鲁和哈佛。
老潘对海外的向往，不止体现在捐款上。早在2011年，潘石屹就花7亿美元买下了纽约曼哈顿广场旁的港务局长途巴士站办公大楼。次年，他又花6亿美元收购了曼哈顿公园大道广场49%股权。2013年，张欣联手巴西Safra家族，以14亿美元收购美国通用汽车大厦40%股权。 潘石屹的长子在英国的房地产公司也于同期拿下了当地多个地产项目。天眼查显示，从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1月14日，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潘石屹先后注册了7家公司，股东均为境外公司，注册资本从150万元至2亿元不等。
老潘虽然宣称自己拿的是中国护照，但资料显示，他老婆张欣可是香港永久居民，还有传闻她已加入美国国籍。 如果SOHO中国能顺利卖给黑石，潘张家族的海外时代就正式开启了。当然，我说的是如果。 风向变了 潘石屹为什么要“跑”？这个问题一度让很多人感到疑惑。要知道，过去的几年，那些被传出要“跑路”的中国企业家似乎都在回归。 曾经被瞭望智库高喊“别让他跑了”的李嘉诚，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就接连购入内地资产。李嘉诚长子李泽钜更是直言：长江集团依旧是众多香港公司中，在内地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家。
当年被认为要甩掉内地资产、去往海外发展的王健林，不仅清空了所有海外地产项目，更是在内地加大投资力度。 前辈们都在重返内地之际，潘石屹为何却执意“出走”？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营层面。潘石屹不止一次感慨生意难做。 十年前，SOHO中国可是与万科、恒大平起平坐的房地产巨头。但如今，SOHO中国在房企里都快没存在感了。2019年房地产企业500强，SOHO中国排名259。 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当用了多年的商业模式不再管用，套现离场似乎是最合适的选择。1992年撤离海南，2012年转型包租公，到如今的落袋为安，潘石屹都在诠释着逃顶的艺术。 另一方面来自于潘石屹的性格。从甘肃天水潘家寨走出来的潘石屹，曾对一个采访他的记者回忆说，你肯定也看过《祝福》，但你是城里人，你感受不到我儿时的恐惧。 《祝福》里的阿毛在吃毛豆的时候，被狼叼走，“掏空了肚肠”，然后丧命。小时候的潘石屹，时常听到的就是狼叫。 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童年的贫穷。这种对穷的恐惧，也让潘石屹对权力非常敬畏。2010年房地产严控的时候，三里屯SOHO迎来热销，但潘石屹说要“低调”，就是怕引来政府部门的“过度关注”。 受过穷的人，口袋里有现金，心里才踏实。但潘石屹还是没想明白，跑，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更关键的是，把钱赚了，真的有这么容易跑吗？ 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按正常审批程序时间，黑石和SOHO中国的交易已到公示时间，但如今却卡住了。这种反常背后，不禁让人想起近期的一系列动作。自从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了一番惊人言论后，中国的风向已经变了。 蚂蚁集团IPO被暂缓，阿里被反垄断调查罚款182亿元、湖畔大学被传停止招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垄断风暴席卷整个互联网世界。电商、外卖、快递、网约车等行业的巨头无一幸免。再然后，是教培行业大地震，网络游戏、白酒、电子烟、医美……都迎来飓风。 当经济发展的天平从效率滑向公平一端，减轻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线。这条主线的内核，就是四个字——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之初，邓公说：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如今，很多人在时代的红利下富起来了，但却选择性地忘记了邓公的后半句话。
潘石屹撤退的步伐里，藏着时代的变迁。几个月前，《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中，出现了一个破天荒的现象——历史第一次，前十首富中没有了传统地产商的身影。
要知道，在过去的数年，地产行业一度制霸各个富豪榜。万达的王健林就曾三次登顶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首富。地产造富时代已经过去了，潘石屹的命运，折射的就是这个群体的命运。 可以预见，未来的商业场上，那些拥有社会价值、创新价值的企业会备受青睐；而那些早早占据山头，指望着“收租”“放贷”延续辉煌的企业，将会逐渐暗淡。 什么是大势？用任泽平的话来说——就是降低房地产、金融、教育、互联网等的利润和垄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去长期对民生和实体经济的挤压和成本，大力发展制造业、硬科技、实体经济、新能源、新基建、资本市场等。 是的，每个企业、每个人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还是那句话——在时代变革的巨浪面前，逃跑，是没有用的。（来源：观点（ID：baobaobutong） 作者：迷人的X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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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雷霆刚刚开始 全新的监管框架成形尚需时日
【研究员】：wh
在广泛的强监管行动之下，政策风险不断提升，就如彭博社所说：“尽管部分行业上没有监管政策宣布跟进，但媒体的批评足以给投资者敲响警钟，调整布局……中国政策主线的转型趋势愈发清晰，涉及民生和社会发展、利润率高企的行业都有潜在被规范和整顿的风险。”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的夏天，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整顿风暴席卷全国。中国的政策逻辑无疑正在发生巨变。全新的监管框架成形尚需时日，市场异常敏感，任何有关“监管”的风声都不会被放过。 在中国，当你想知道大方向正在往哪儿走的时候，一定要看央媒的风在往哪里吹，而人民日报的社论更是首推的风向标。顶级媒体集团发声的时机，往往也是别有意味的，要么推动历史车轮，要么就是踩下刹车的历史关头。 不巧，近来央媒及旗下报刊网密集发声，聚焦游戏、电子烟、增高针、配方奶粉等，甚至连炙手可热的“芯片”也都被点名。一时间，股市相关板块及个股也接连出现抛售潮，市场俨然已是惊弓之鸟。 央媒发出的信号是否表明，行业雷霆监管只是刚刚开始？ 一篇文章的杀伤力有多大？ 8月以来，央媒几乎是以一天一个行业的速度在出击，越是热门的赛道，越有可能被关注。 8月3日早上，游戏——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发出一篇《网游对未成年人影响触目惊心 “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的报道，轰动金融圈。文章矛头直指腾讯、网易两大游戏巨头，还特别点名了国民游戏《王者荣耀》，并称“任何一个产业、一项竞技都不能以毁掉一代人的方式来发展。”中午文章一度被撤下，就在市场以为警报解除时，晚间文章又神奇“复活”，只是标题和内文删除了“电子毒品”、“精神鸦片”等词。
鉴于经参报一拳头锤死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威力，江湖早就有传说了，当天，港股游戏股暴跌，腾讯、网易、哔哩哔哩最大跌幅均超过10%，中手游、心动公司最大跌幅超过20%。 8月5日，人民日报主办的《证券时报》发文表示，游戏产业要做好心理准备，政府没必要再给予税收优惠。
8月4日，雷声滚滚，三大行业突遭空袭。 先是白酒——中国科技部网站刊文：《加拿大一项研究表明部分癌症和饮酒有关》。而就在前一天，国务院刚刚发布了全民健身计划，官方随即贴文指出白酒致癌，而且还是科技部，这不得不让4.5万亿的白酒板块浮想联翩。
当天，白酒股应声下跌，海南椰岛跌6.59%，酒鬼酒、五粮液、山西汾酒、泸州老窖等跌逾3%，A股市值第一的贵州茅台下跌超2%。 然后是电子烟——新华社本尊出手，深夜发文指出当前电子烟的管理松散。
当晚，在美上市的电子烟巨头雾芯科技盘前快速跳水，最终收跌4.95%。隔天思摩尔国际在港股一度跌7.8%。 还有医美——当晚，国社看向生长激素企业的眼神，“深情脉脉”。 国社调查发现生长激素被一些焦虑的家长用来给孩子增高，并指出“国内一家生长激素龙头企业年收入连年增长。2016年至2020年的5年间，其年收入增长了4倍多，收入90%以上都来自生长激素相关产品。”
隔日的市场反应可想而知：千亿龙头长春高新跌停，安科生物暴跌超10%。 8月5日，配方奶——还是新华社，这次是提出要加强对母乳代用品营销行为的规范。
当天，中国飞鹤在港股一度跌超9%，A股的蒙牛、伊利、贝因美等乳业概念股也同步下跌。 8月5日，网络平台——《经济日报》评论称，网络视频平台运营企业如偏私于“流量为王”，势必会出现一批低质、低俗、低智直播账号。 8月6日，人民日报再补一拳，刊文评论：网站平台借助算法和大数据技术，进行所谓“流量造星”。
快手的港股股价接连重挫，8月6日盘中跌超15%，触及78.6港元的历史新低。 8月6日，芯片——当股市认为远离旧世界的“喝酒吃药”，奔往新世界的锂电芯片就是最大的安全时，央视财经在周五晚狠评半导体行业哄抬物价，警告炒芯者应立即“悬崖勒马”，市场监管总局“该出手时就出手”。
可想而知，8月9日，芯片半导体集体跳水，半导体板块跌幅2.02%，立昂微跌停，国科微跌超10%，中芯的港股股价一度跌超5%。 央媒一出手，市场抖一抖，就问你怕不怕？ 市场广泛蔓延担忧情绪不无道理 近期被点名批评的行业，都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要么关系到“人口”，凡是不利于提高生育率、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似乎都不能幸免。 二是要么关系到“资本”，凡是加剧内卷、侵蚀社会公平和人民幸福感的行业，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出击的目标。 三是要么关系到“安全”，中国不会容忍在安全领域出现任何投机行为，不管是拿着“数据”去变现的，还是把“芯片”炒上天的，都是触碰底线的行为。 虽然市场听风就是雨，相当感性和情绪化。然媒体的文章某种程度上只是在影响市场预期，不能改变基本面。但市场广泛蔓延的担忧情绪也不无道理。 高盛7月29日的一份综述显示，自去年11月以来，中国监管机构已采取50多项实际或据报道的行动，涉及反垄断、金融、数据安全和社会平等领域，每周至少采取一项行动。 在广泛的强监管行动之下，政策风险不断提升，就如彭博社所说：“尽管部分行业上没有监管政策宣布跟进，但媒体的批评足以给投资者敲响警钟，调整布局……中国政策主线的转型趋势愈发清晰，涉及民生和社会发展、利润率高企的行业都有潜在被规范和整顿的风险。” 密集的监管和吹风背后 密集的监管和吹风背后，是中国更为急迫的经济全面转型，是民资与国资关系的加速调整。这种紧迫感在定调下半年政策基调的7月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有所体现，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都提到了“要用好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而7月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不再出现相关表述。 另外，当时会议还前所未有地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大规模提出“加快”：
由此推断，中国的战略缓冲期被认为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已经从疫情后的大反弹转入新常态的轨道中，稳增长的压力开始加大，面对外部环境的日趋复杂严峻和国内中长期的改革，紧迫感与日俱增。 就在央行刚发布的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也强调了经济增长的风险：“经济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面临一定挑战……不良资产、影子银行反弹压力仍需关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人口老龄化加快、绿色转型等中长期挑战也不容忽视。” 面对种种挑战，中国选择力推“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战略，国家发出“决不允许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宣言，加速调整内部的政策格局。 监管思路变了，变得更具风险意识。过去那种不计成本追求效率、放任互联网野蛮生长的阶段，已经转向了对数据权力的掌握。 产业政策变了。实现科技自主创新的重任，更多要倚仗实力雄厚的国资，而民资的技术创新和资本扩张，也都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制造强国。 当前任何一项重大改革的成功推进，都必然要动到一部分人的蛋糕，所以在未来一两年里，监管的力度、方向和程度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剧上升。风暴只是刚刚开始。（来源：黄汉城财经 来源：黄汉城）
“稳妥”二字有深意 十年内全面征收房产税恐不易
【研究员】：wh
而重庆上海实施的房产税已被原国家税务局副局长许善达认定为失败。许善达说，2011年开始在重庆、上海试点的房产税已经失败，已经被本届财政部、建设部废弃。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房地产税，与重庆、上海试点的提法不同，也是对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模式的否定。
【博览财经特稿】房产税是一个悬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达摩斯之剑。先说个人的判断，十年内，中国恐怕都不会全面征收房产税。也许你不同意，请你看完再和我讨论。 自2010年提出房产税，至今已经快十一年了，最近的官方用词是：稳妥推进房产税立法工作。 这稳妥二字有深意，因为原来的用词为稳步，再之前还用过尽快、加速，甚至用过义无所顾，对中国文字敏感的人，自然不难发现其中的变化。稳妥即说明房产税的出台面对困难，那这个困难是什么呢？这就得从房产税的功能谈起了。 征收房产税的目的是什么？ 世界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征收房产税。房产税征收主体一般为地方政府，征收的目的一般是为地方居民解决公共服务配套的问题，比如当地学校、道路、图书馆等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 义务教育就是房产税的重要支出项目，美国教育支出占到房产税数额的一半左右。在当地交了房产税，就有资格享受当地的义务教育。那中国的房产税征收的目的呢，也是如此。 历任财政部长在谈到房产税时，解决地方政府的税源问题，就是第一大理由，中国同时存在城市规模控制政策，如果到达标准，那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金获得财政收入的路径就会越来越窄，而房产税可以持续稳定征收。征收的方法呢，一般会谈到国际惯例中的每套征收和低收入人群的免征； 楼继伟：房产税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推进房产税改革，不仅是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完善我国税收制度，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住房消费，也有利于为地方政府提供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和民间的对房产税的猜测有极大的偏差。民间普遍认为房产税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囤房者，为了控制房价，有钱人多买房把房子炒上去了，用税处罚他，他不就不买了吗？ 而将房产税用于打击囤房者和增税是存在悖论的，如果能打下去，就说明有效地压抑了需求，那就是没有多少人囤多套房，自然也就收不到多少房产税。 如果房产税收的多了，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囤房，那对房价的需求并没有实现控制。也就是房产税只能作为处罚囤房者的手段，无法作为财政收款的工具。只谈控制房价，那这样的工具很多啊，限购限贷不都是吗？ 既然没打算作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那能达到限制房价的目的的限购限贷手段，比房产税来的更为简单直接。 而重庆上海实施的房产税已被原国家税务局副局长许善达认定为失败。许善达说，2011年开始在重庆、上海试点的房产税已经失败，已经被本届财政部、建设部废弃。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房地产税，与重庆、上海试点的提法不同，也是对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模式的否定。 为什么会认定为失败呢？因为他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第一，有没有达到控制房价的目的呢？当然没有，上海重庆的房价涨幅并不低。第二，有没有达到增加地方政府税源的目的呢，也没有，就两地试点而言，甚至有传说收的税不足以支付征税成本之说。 上海2014年房产税收入约99.9亿元，除去商业、办公、酒店等多种物业，试点的住宅房产税只占其中较小的一部分。而2014年上海共收入土地出让金高达1763.9亿元。 所以，现在要计划进行立法的房产税，我估计可能在一套征收和多套征收中反复讨论，无法得出结论。这是何等大事，能不稳妥推进吗？ 重庆上海方案为什么会失败？ 这就要提到法律无效定律了。法律无效定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汤姆肖林在1960年提出的观点。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凡政策必遭遇对策”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法。根据市场供需关系，一个岗位供需双方都愿意以800元的月薪成交，但最低工资法规定月薪不能低于1300元，于是需求方不得不改变策略，比如提高对求职者的要求，或者把原计划3个岗位的工作量重新分配为2个岗位，或者采取劳务外包的形式，很明显，愿意接受800元工资的人们，最后连这800都拿不到。 比如，政府出台规定要给女职工更长的产假，不得歧视准备待孕的女性求职者。那企业就以面试为由，编造各种其他的理由来拒绝待孕的女员工。如果政府再规定，问女员工的年龄、生育状况、生育意愿都是非法的，那企业就直接不招女性员工就可以了。 这些政策都无法达到政策之目的。最有名的案例是印度眼镜蛇事件。
政府发现眼镜蛇过多，危害民众，于是悬赏民众捉拿，很快眼镜蛇越来越少，但民众为了拿到赏金，开始大量在家里豢养眼镜蛇，结果政府赏金越发越多，最后只能停止发放。停止发放后，养殖的眼镜蛇不能换钱，只能扔掉，于是街上的眼镜蛇更多了。 征房产税有很大难度 你想想看，一个房子主人有多少钱，收入多高，你怎么核定它的税率，等等。这都是非常复杂的技术难题。 中世纪那些君主们，手下就那么几个税务官，一年到头如果都打草稿算税率等等，那麻烦死了。所以最后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税务官进村，数窗户。 你不要看这个简单的数窗户，好像这个方式很草率，其实可以减少收税成本。因为大户人家通常房子比较大，窗户比较多，穷人的窗户比较少，所以按窗户来计税，基本上能够兼顾公平。所以这样一种窗户税，作为房产税的替代，在欧洲就开始蔓延。 法国引入窗户税是1798年拿破仑从意大利引进的。刚开始的时候拿破仑也觉得这个制度太粗糙。能不能搞得更细致一点，我们把窗户分分类。比如大窗户、小窗户、阁楼的窗户、正经房间的窗户、临街的窗户、背靠花园的窗户、一楼的窗户、二楼的窗户，我们把税率定的不一样。 但是试行了几十年后发现，成本大得惊人。这个税收的成本太高了，所以1831年的时候，法国也取消了，干脆回到最原始最粗糙的状态。挨个数洞，有几个洞，收多少税。
而老百姓应对这种税收的方式不要太简单，那就是建房子不修窗户或把窗户封了！ 同样的，上海、重庆的这种类型的房产税也面临这个问题。你规定人均面积超过多少就要征税，那我就将老家的父母名字挂在新买的房子上面，再要多买，再找兄弟姐妹也是可以的。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还在开始大量放开落户管制。比如，最近江西省就宣布全省范围内完全自由落户。 如果我可以完全自由落户，那两口子把老家的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弄来入户，按人均面积八十平米的话，搞个上千平米恐怕都不够房产税的起征点。 有人说就按一户一套收，人家一户可以拥有一套房子免税，第二套房子征税。好，那中国人很多聪明才智啊，他会想办法。比如说有的城市人就想办法，离婚嘛，两口子一离婚，爹妈再一离婚，丈母娘再一离婚，一家六套房，我们六户嘛。可以先六套房免税，所以你征不上来。 还有人说，那我就按房产价值征税。可是你要知道在中国的北上广深，很多中心城市的中心地带，住的那些人，房的价值很高，但是他可能是穷人。因为国营机构或者是工厂的老职工，到最后就剩了那么一套房子，还是在市中心。房子挺值钱，自己退休工资没几个子儿。儿女还可能不多，你去征他的高额房产税，你觉得征得上来吗？ 地方政府还是这种房产税的反对者，比如，重庆就累次调高房产税的房屋评估价起点。“2020年重庆主城房产税起征点再调整注意,重庆主城区房产税起征点调至19587元/平方米啦!据悉,从2019年1月1日起,重庆市主城个人新购高档住房房产税起征点将由2019年的17630元/平方米调整为19587元/平方米。” 调整后，纳入房产税征收范围的房子就减少了，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影响他卖地的收入啊，如果起点过低，那就影响出售房产的价格，进而影响房地产商的出价，最后影响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而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 左右都是口袋，何必把左手袋的钱放到右口袋去呢？你看这种模式的房产税，既限制不住人们多买房，又不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欧美式房产税的配套是什么 那有人要说了，干脆我们就搞每套都收的欧美式的房产税好了。 在房产税国际惯例当中，都有对低收入的免征或减征政策。中国有一票人就支持中国征收欧美式的房产税，他们说，只要将低收入人群划分出来，不收或少收就行了。 有这么简单吗？如果要细分人群，就需要向美国学习了，美国人交税可不容易。一个普通公民，每年要把闲暇时间的4%用于干一件事，就是整理自己的税收。 大量的美国公民家里都有个筐，平时买个东西啊，有什么票据来往啊，都得存在那，因为要报税。而且个人一般还报不了，得请专业的会计师来帮助你报税。
因为你需要证明自己具备免税或减税的条件啊。那边美国政府也不傻，你收入低不低，具备不具备减免条件，不能光你说了算，我得查。这就制造了大量的制度成本。 民众为了减免，政府为了减少税收流失，双方展开博弈大战，而这样的工作纯属浪费时间消耗财富，没有任何意义。 美国政府为了精确统计个人的收入，对银行业的管制非常多，你个人多存取一点现金，可能马上面临巨大的风险。 中国导演英达，仅仅是把46.4万美元分五十次存入银行，就面临可能最高十年的刑期。 美国遗产税是将个人收藏都得算进去，他怎么知道你买了古董呢？IRS（美国税务总局）知道你的一切。 这些手段就是为了精准地统计到个人的每一笔收入，以方便征税。如果生育小孩有减免，上有父母要赡养可减免，有房贷可减免，收入低可减免，没有车可减免，没有高消费可减免，你想想，你所有的信息都得变成政府数据库的信息，你才有可能得到减税的待遇。 当然，中国人也有方法对付，比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里面住着的大部分是城市中并不是最差的那一批人，甚至有富豪入驻。 想要获得减免条件，那就请人吃饭送红包吧，最终将由手握权力的地方官员决定，这样的命运你能接受吗？这是人为设计的增加腐败的制度吧。 而在中国，对有房者进行减免，又将引发更大的争议，因为还有大量城市没有房的人，有房的都算成是穷人了，那没房的，你却向他收个税，这合理吗？只能增加社会更多的争论。 这样对低收入者进行减免的政策还会带来奇葩的结果。我在二线城市有一套房，价值五百万，按规定我得按1%交税，也就是一年五万块，免征条件是月收入低于三千，我现在收入是2900，那会发生什么呢？ 老板给我加薪，我会马上吓跪了，老板求求你千万放我一马，不要害我，加一百，我得出五万，千万不要加。我就拿2900，挺好的。 我出去求职，和老板谈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只要2900，千万不要多给，年终奖也不要，因为都会被统计到我的收入中，你要多给，我就不干了。 对低收入者进行减免，就是一种变相鼓励贫困的制度。你越鼓励什么，什么就会越多。 美国对单亲家庭给予税收减免和福利补贴，结果是美国黑人现在一半的新生儿出生在单亲家庭。 中国的房产税到底会不会出台？ 我个人认为十年内可能都出不了台。当然一方面，有在做征收直接税的准备，加强个人财产信息的统计、加强银行客户收支的管控，这些行政手段已经在落实中，但依然面对以下难题。 第一、上海重庆的房产税对民众形成了预期。 大家认为的房产税，就是对拥有更多房子的家庭征收的税种。每次房产税即将出台的消息成为新闻时，下面的评论一般是一片叫好声。广大民众对三套以上开征的房产税是喜闻乐见，喜大普奔。 但房产税的立法者，看到这个舆论恐怕是有苦说不出的。因为双方想的房产税模式完全是不一样的。一方想的是房产税来了，就能消灭房子的炒房团，就能减少需求，另一方想的是，这种征税方法并不能成为地方税收的来源，也不能解决房价问题。而时间拖的越久，这个预期就越强烈，就越难以改变。 第二、中国城镇房屋的存量规模非常大。 1978年至2018年，城镇住房套数从约3100万套增至3.11亿套，这个数量是惊人的，每套都征收的房产税，影响的受众群体太多，面对的压力非常大。 2020年，推出的《外国人永久居住条例》就在一片舆论中面临巨大反弹，而房产税则是直接影响亿万家庭的事，会远比这个舆论要强烈。而舆论是近些年影响行政决策行为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第三、中国城市居民交纳直接税的习惯尚未建立。 中国的税赋水平并不算低，但中国大多数的税来源于环节税，也就是间接税，比如增值税、关税等，而直接税主要来源于对企业的征收，比如企业所得税。 有人说不对，社保和个人所得税都是直接税，是个人直接交的。但这还是环节税，是在工资发放环节由企业代收的。 而居民直接纳税是象美国那样，自己申报，自己从口袋里掏钱交给税局。可以说，城市居民自建国起，就没有这种自己从口袋掏钱上交给税局的传统。而现在农业税这种直接税也取消近二十年了，重新构建起直接税的体系难度很大，开征成本可能也是非常高的。 而房产税是对存量资产的收税，如果开征，那就必然是直接税，必须从口袋里掏钱交税，不但痛苦指数高，而且面临众多复杂的问题。比如，一个人达到征房产税标准，此刻家庭成员（比如小孩）面临重病，需要巨额手术费，那他的房产税要不要收呢？如果收，可以想象，天下哗然。 再比如，一个人未交房产税，法院可否将其一家三口赶出家门，让他们去流浪呢？这也很难想象。现行法律实际执行中，哪怕是欠债，最后一套个人住房也得保留。 第四，重庆上海模式是否会推向全国。 根据各官员的言论，重庆上海模式基本被否定，但这个不好判断，但我估计概率也不高。如果推出，目的也仅为调控房价，但已被证明无效的手段会启用吗？ 如果会推出，根据经验判断，应该再扩大试点范围，然后再全国推行。这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地方政府债务现在越来越高，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解决债务的重要手段，如果推向全国，那税率，起征点都将由地方政府制定。为了确保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地方政府有可能会将这种税收扔在一边的，既不积极收缴，还会提高起征门槛，也就是说，即使推出了，也基本上不构成全面性的影响。 在对房价控制上，现在限购限贷模式已经形成常规模式了，直接管制需求市场，比房产税来的更为直接，更为有效。 其实最好降低房价的方式是放开城市土地供应，供给量大，房价不就下来了吗？至于地方政困难，李克强总理说的好，”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 中国的很多改革就起源于财政危机。八十年代，企业、事业单位、行政单位的开支全部压在政府头上，政府无力承担。那时就采取了大量出售国企，减少事业单位的拨款，甚至允许宿迁医改，让医院民营化、允许民营教育等手段。 财政危机最佳的处理方式是减支，而不是开源。政府收入不是企业收入，企业增收必须通过增加对消费者的服务和供给，而政府增收靠的是强制性的税收，那样只会让企业更加困难。而通过让全体居民最重要的财产——房子这个资产受损获得的税收，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减支减负缩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权力，李克强总理说的好，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支配，这就是减支，这就是放权的改革。房产税真的需要稳妥！（来源：古三古四（gh_a68d56c34119） 作者：古原）
形势分析
或许不远的将来 上海名义经济增速会重超北京
【研究员】：wh
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的GDP不仅是全国各大城市之冠，更一度高居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之首，足见它举足轻重的地位。1978年，上海GDP是272.81亿，北京GDP是108.8亿，北京的GDP总量还不及上海的四成。这一年，北京的人均GDP为1257元，上海是2485元，北京只有上海的一半。
【博览财经特稿】北京和上海，在中国经济的大棋局里，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一切国家战略中，它们都是金字塔顶端唯二的存在，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们没有竞争。京沪之间，从来暗流涌动。 北京对上海的“追赶” 1949年，北京再次成为首都，拥有了超过上海的政治地位。但在经济上，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都并不是上海的对手。从1843年开埠起，上海就居于东亚商贸网络的核心，并成为中国最早开启近代化、工业化进程的城市。 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的GDP不仅是全国各大城市之冠，更一度高居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之首，足见它举足轻重的地位。1978年，上海GDP是272.81亿，北京GDP是108.8亿，北京的GDP总量还不及上海的四成。这一年，北京的人均GDP为1257元，上海是2485元，北京只有上海的一半。 计划经济时代，北京虽然也陆续建设了首钢等一系列工业项目，但整体上和上海的工业差距甚大。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随着金融等服务业逐渐兴起，北京在权力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丰厚的科教资源和人才储备，让她迅速从政治中心，一跃成为中国事实上的经济中心之一。
上图是北京和上海的GDP总量之比。可以清晰地看到，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治理整顿的时期，北京GDP相较上海的比例大体一路走高。换言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北京经济平均增速远在上海之上。到2020年，到2020年，北京GDP已经相当于上海的93.29%，达到了史上最高水平。而北京的人均GDP达到16.49万元，已经反超了上海的15.56万元。 何为北京的法宝 北京启动“非首都功能”疏散以来，经济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究其原因，北京是中国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这是北京最大的政治，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大前提。虽然北京要疏散“非首都功能”，但因为中国政治的根本结构安排，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归根结底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北京绝无可能成为华盛顿式的“政治首都”，她就算要淡化经济功能，她也绝不仅仅是华盛顿，她还是波士顿（北大、清华、中科院）和旧金山湾区（西二旗、后厂村和望京），甚至还包括洛杉矶（北京是中国影视产业的绝对中心）。 数字仍在有力地佐证这一点。今年的《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榜单日前公布，凭借着大量的中央企业，北京再度蝉联全球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总部注册地或办公地在北京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60家，比上年再增加了5家。这一数字超过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之和（总计48家），更是上海的6倍多。（上海9家） 最近，关于以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为重点，推动“非首都功能”向雄安疏解的新闻备受关注。一部分人误读了这个新闻。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必然有一些“非首都功能”，因此要外迁，但绝不能反过来把高校、医院和央企整体认定为“非首都功能”。而且外迁工作是需要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的，“成熟一个、实施一个，成熟一批、实施一批”，这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所以，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仍将是世界五百强最多的城市。
北京是中国第三产业产值最高的城市。2020年，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30278.6亿，成为中国第一个三产产值超3万亿的城市。同期，上海三产的增加值是28307.54亿，仍比北京少2000亿。 庞大的服务业产值，也带动了规模巨大的就业。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普查时点为2018年末），北京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服务业从业者为1157.4万，占到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85%，这一比例全国最高。北京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三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城市从业人员，粗略地区分为“白领”（含金领）和“蓝领”（主要包括产业工人、建筑工人、一般服务人员等）两大类。这些年讨论得如何如荼的“普职分流”，背后归根结底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和去工厂的“白领”的人生分野问题，关于体脑劳动差别是否合理，体脑劳动差别是否已经消灭，相关的讨论很多，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文章研究的范畴，我只呈现客观数字。 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在城镇从业人员中，法人单位从业人员3.83亿，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1.49亿。在3.83亿“上班”的人中，有1.53亿“白领”，2.3亿“蓝领”。“白领”占全体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比例是39%。但在北京，“白领”有844万，“蓝领”只有517万，“白领”占比达到62%。 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白领”人口超过“蓝领”的。北京常住人口只占全国的1.5%，但“白领”却占到全国的5.5%。即使是上海，“白领”也要比北京少很多。上海约有504万“白领”，总数比北京少300多万，同时，上海有666万“蓝领”，“白领”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的占比是43%，比北京低近20个百分点。 北京的“白领”岗位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同样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2018年末，北京有180万个金融和IT岗位，而在上海，同一行业口径对应的岗位只有100万个。 8月4日，北京刚刚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提出要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六个高地”，到2025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要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50%左右，进入国际先进数字经济城市行列。这再度释放了一个信号，“疏散非首都功能”不等于不发展经济，结合此前北京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去年北京自贸区的获批，服贸会的升格。这都指向一个清晰的判断：北京至少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眼，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整个城市群是带不起来的。北京的“减量发展”不仅要“瘦身”，还要“健体”。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占据了什么“地盘”呢？她就是中国的服务业中心和创新中心。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更多体现在工业、外商投资和外贸上，而北京承担了另一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本土经济中心功能。 两棵不同的“科技树” 其实细究起来，北京和上海在过去二十年，点开了两棵不同的“科技树”。 北京成为全国性经济中心的原因有很多，中央企业、金融机构的集聚，科研院所和人才资源的富集，这些因素前文也有讨论，这里也不再展开。但在所有的产业中，互联网产业对北京的影响尤其大。北京因为政治中心地位，拥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而在北京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中，互联网行业是最庞大的，它是推动北京成为全国服务业和新经济中心最重要的动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互联网进入中国。互联网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信息产业”，信息互联网也是中国互联网最早期的形态，新浪、搜狐、网易三家门户公司，曾经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最早的霸主，收入和利润超过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半壁江山。北京作为个人电脑普及最早、信息资讯最为丰富的枢纽城市，自然也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最早的起步之地。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信息搜集和交互为核心的“信息互联网”，一直是互联网行业的重要形态。百度的搜索引擎，腾讯的即时通讯（QQ和微信），微博、今日头条，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兴起的抖音、快手，也不仅仅是纯粹的娱乐平台，短视频也同样有媒体属性，也可以归为“信息互联网”的范畴。 与此同时，“娱乐互联网”也在蓬勃发展。最早的“娱乐互联网”形态，是网络游戏。电子游戏、单机游戏早已非常成熟，游戏和互联网的结合也是水到渠成。从端游到手游，游戏行业历经迭代，成为“娱乐互联网”的重要载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游戏平台不等于游戏公司，前者有突出的渠道属性（当然有的也做自研，比如腾讯、网易），典型意义的游戏公司实际上更类似内容公司（如游族、米哈游、莉莉丝）等。除了游戏公司，互联网娱乐还包括音乐、长视频、短视频等等领域。 2003年淘宝的出现，开启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新纪元。在线完成实物交易，打破了互联网和实体产业之间的次元壁，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开始形成。此后，除了信息交互和在线娱乐，涉及商品和服务交易的互联网平台逐渐出现，京东、美团、滴滴、拼多多等，主业都属于“消费互联网”范畴。 2009年，阿里成为在国内最早开始做云计算的公司。这意味着，基于技术和数据能力的2B服务，开始成为互联网行业新的业务方向，也成为国内“产业互联网”的发轫。此后，华为、腾讯等公司也相继进入云计算市场。今天的产业互联网棋局，已经不再仅仅是算力之间的竞争，如何帮助其他行业的企业实现数字化，通过数字化实现效率优化和供给升级，考验的不仅是公司的技术实力，也包括商业洞察力等综合能力。 观察过去二十年北京的发展，它在信息互联网、娱乐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中，都有很重的戏份，其全面性是杭州、深圳都不可比的。前些年也一直有不少的讨论，说上海错过了互联网，至少从今天互联网大厂的名录上来看，这个说法并不全错。在信息互联网领域，上海没有什么建树，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大众点评已经被来自北京的美团收购，拼多多的体量也仍然不如阿里和美团，至于泛内容领域，上海的B站和小红书虽然已经兴起，但和北京的内容公司仍然不在一个量级。上海相对最强势的产业，只有游戏内容，从十多年前的盛大，到近年来新兴的莉莉丝、米哈游，都是游戏公司。 当北京在互联网、金融、文娱等领域狂飙突进之时，上海选择了另外一批重点产业。现代工业最重要的五大产业，汽车、电子、钢铁、石化、造船，无一不是上海的重点产业。在内地，上海虽然不是智能终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但却仍然是半导体行业最发达的城市，不仅有中芯国际等芯片公司，阿里的芯片公司平头哥也位于上海。在新冠疫情后加速爆发的生物制药，也是上海重点的新兴行业之一。以这些行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是上海经济重要的压舱石。
上海同样是中国零售业的中心。虽然上海在消费互联网上不算“顶流”，但线下商业的繁荣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2017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北京，至今仍然维持着这一排名，上海购物中心的时尚、摩登，上海24小时便利店的高密度，都不是北京可比的。阿里系的线下商业或者生活服务平台，如大润发、盒马、饿了么等，总部也都在上海，也从侧面印证上海商业的影响力。 上海也是内地最受外资青睐的城市。1990年4月，浦东开放开发启动，上海重新成为外商进入中国的“桥头堡”，除了微软、甲骨文等IT企业喜欢把总部设在北京之外，快消、咨询、电子、制药等其他领域的跨国公司，都把上海作为中国区总部的首选。根据2019年上半年的统计，上海当时就有跨国公司总部677家，外资研发中心444家，是外资总部型机构最多的城市。从迪士尼乐园到特斯拉超级工厂，外资大项目的落地也一再证明上海的吸引力。 我们由此可以对京沪两市的产业结构做一比较。北京整体上由中资主导，以央企总部机关、金融、互联网等高端服务业为产业特色。上海兼顾中资和外资，虽然在高端服务业上弱于北京，但却在高端制造和消费领域强于北京，整体的“科技树”更加平衡。 “大变局”来了 近年来，宏观政策的转向，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在我看来，影响京沪两市未来格局最重要的，并不是“非首都功能疏散”、浦东引领区建设这样的区域政策，而是中国政策导向和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化。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庞大，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和互联网企业的深度参与，也构建起一个全球最大的信息和流通网络。北京的快速发展，和这一张资金、信息和流通大网的铺开，高度同频。 当下，决策层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强调“实体经济”，具体来说，在消费层面强调“扩大内需”；在供给层面，突出制造业和硬科技的价值。
粗略地看，我们把产业分为“表层”、“中层”和“底层”。决策层的意图实际上是很清晰的：我们不需要中间层的单兵突进，而要让中间层的这些服务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更大的勾连。中国有一套完整的商业基础设施，在这些基础设施上，能不能长出属于中国的耐克、可口可乐并走向全球？这是中层和表层之间的关系。 中国已经有很成熟的产业应用，但我们能不能突破那些基础技术和卡脖子工程，实现更高程度的技术自主可控，这是中层和底层之间的关系。 这将是涉及许多行业的深刻变革。仅仅在互联网领域，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趋势判断，以流量为中心的信息互联网和娱乐互联网，将不再处于政策的“风口”，能够挖掘内需潜力，提升行业效率，强化关键技术的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是行业调整和转型的优先方向。 所有大公司都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除了自身“做大”之外，能不能让平台上的商家、伙伴和其他参与者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成长。最近的高层会议甚至专门提到了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一个平台能不能帮助中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单单关乎平台的商业增量，更是平台社会价值的体现。 上海不仅是吸引外资的“十里洋场”，也同样长期是“国货之光”。近年来，国货“新品牌”创业热潮渐起，上海也成为“新品牌”聚集程度最高的城市。根据天猫发布的2020年新品牌创业地图，天猫Top500的新品牌有90个来自上海，占比接近两成，而根据品牌星球的一项统计，在头部200家新品牌中，来自上海的有62家，超过三成。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企业，新品牌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一类。虽然市场上对新品牌并非全无争议，也有人质疑部分新品牌被VC过度催肥，或者过度依赖营销，在产品力上有所欠缺。但应当看到的是，以新品牌满足国人更加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已经是当下最主要的投资赛道。现有的网络就是高速公路，新品牌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跑的车，未来十年怎样让路上跑的车变得越来越好，正是平台和创业者都要思考的问题。
上海何以成为新品牌创业最为活跃的城市？这时候就能看出上海“科技树”的价值。首先，上海有着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上海本地就有科丝美诗、上海臻臣这样的代工厂，不仅为完美日记服务，也服务欧莱雅、雅诗兰黛、宝洁等国际大集团。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工业体系的完整性也远远超过京津冀地区，这能够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提升效率。 第二，上海零售业的基础好，消费气氛浓厚。 第三，上海有适合品牌运营的人才环境。大量外资品牌进入上海，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懂得国际规则的品牌和零售人才，现在这些人才，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新品牌创业的领域，给新公司带来成熟的经验。 新品牌创业，其实质就是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融合的产物。淘宝天猫这样的消费者平台，已经不单单是卖货的渠道；新品牌的创业者也不能单单只运营品牌资产，而需要在产品和技术上形成自身独特的供给侧优势。这是一个和实体经济深度绑定的长链条。 事实上，无论是新品牌，传统品牌还是外资品牌，都面临着同一场数字化变革，谁不跟上它，谁就会掉队。天猫新品创新中心（TMIC）已经在上海拓展了很多业务，其中既有上海家化这样的国货品牌，也有欧莱雅这样的外资巨头。天猫不止是帮它们卖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消费者的洞察、理解和相应的数据服务能力，帮助这些品牌推出新品，适应用户更刁钻的喜好。 上海是否错过了互联网？今天或许已经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在互联网平台勃兴的年代，上海不是最耀眼的那个城市。但当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平台上可以诞生越来越多的新企业、新品牌的时候，上海无疑有机会释放出最大的活力和潜力。 尾声 京沪两座城市，从来是全国户籍门槛最高的两座城市。这些年，这两座城市的户籍门槛都在松动，但显然，上海的门开得比北京大得多。 2020年，上海将应届大学生落户的条件确定为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六校的本科生，全国所有原985学校的硕士生和所有博士生。 北京在上个月也出台了毕业生引进政策，第一次提出一部分毕业生引进计划可以“单列”，也就是不占户籍指标。除了北大清华，被“单列”的学校的标准是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名，在这个排名上的另外五所学校正好是所谓“华东五校”（复旦、上海交大、南大、浙大、中科大）。这一政策一出便遭到质疑，为什么要用一个外国的排名来决定北京的落户资格呢？ 北京市后来在政策问答中，删除了QS前200名学校名单，后续的政策如何调整还待观察。但不论北京“计划单列”给哪些学校，这一次名单释放整体的信号倒是很清晰，北京并没有像上海那样，准备张开双臂欢迎除了清北两校之外其他在北京上学的985毕业生。华东五校毕业生选择江浙沪就地就业的比例很高，真心想拿北京户口的也没那么多，也的确不会给北京带来太大的落户规模压力。 当上海开始“大张旗鼓”开展“抢人大战”的时候，北京对想要落户的人，仍然是最苛刻的。 大变局的时代，上海需要更多的人才，上海也能够承接更多的人才。这不仅是它在面对京沪经济总量之争时重要的竞争砝码，也承载着上海产业升级再出发的希望。 消费意味着内需引擎，工业则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基础。当互联网和所有服务业，都要和消费，和工业产生更紧密连接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或许会抢走一部分属于北京的“地盘”，即使在过去北京占据优势的不少服务业领域，上海都有望成为新的中心。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上海的名义经济增速会重新超越北京。上海和北京经济总量折线的缝隙，也会有重新扩大的可能。（来源：元淦恭说（yuangg173） 作者：元淦恭）
老破小下了“限拆令” 二手房未来越来越灰暗
【研究员】：wh
从本次意见稿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以后想要拆房子，审批都不一定能过——除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房屋可以拆除外，其他既有建筑应以保留修缮加固为主，改善设施设备和提高节能水平，充分利用存量资源。对拟拆除的建筑，应加强评估论证，公开征求意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并履行报批程序。
【博览财经特稿】二手房的未来，越来越灰暗了。因为，高层不让拆了，除非你的房子是违法建筑，或者被专业鉴定机构确定是危房，并且没有任何修缮价值，否则都别想轻易拆迁了。 然而，房子是要变老的。就最近几年交付的房屋质量，它要是楼龄上去了，大众还真是不敢想象啊…… 8月10日，住建部发布了《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在意见稿中，住建部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
能不拆，就不拆 简单地概述一下当前的楼市——持续高压。这一波的楼市调控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多地出台楼市政策打压楼市，但是依旧压不住房价上涨的趋势。 毕竟全球都在放水，热钱顺势流进了楼市，消费贷、经营贷这些资金都被人变着法地弄进了楼市，都这么灌水了，房价要是不涨那才有鬼了。 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一波的房价上涨，跟2016年的联系起来，因为这两次房价上涨的本质都是热钱涌入引起的房价上涨。包括后续的调控手段，跟2016年的路子一样，都是提高购房门槛，从而延缓大众进入楼市的步伐。 楼市调控层出不穷，但很多都是有苗头的，比如8月10日住建部发布的意见稿中提到的“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追溯一下，跟之前大力推行的旧城改造，其实就是一码事。 尽管大众对“旧改”的诟病颇多，觉得它是马粪表面光，治标不治本，但不可否认的是，旧改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拆迁逐渐成为一段历史。 高层之所以不再提倡拆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拆不起了，拆迁的成本越来越高了；第二是不想拆了，拆迁会把房价越抬越高。 住建部这次发布的意见稿，算是把这个态度直接点明了，给老破小下了一道“限拆令”，能不拆的房子，以后都别拆了。就算是一定要拆，老城区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也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 从本次意见稿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以后想要拆房子，审批都不一定能过——除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房屋可以拆除外，其他既有建筑应以保留修缮加固为主，改善设施设备和提高节能水平，充分利用存量资源。对拟拆除的建筑，应加强评估论证，公开征求意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并履行报批程序。 态度很鲜明，除非你家房子是违法建筑，不然就算是危房，也得先找专业机构鉴定并确定无修缮保留价值，才能拆除。 如此看来，城中心的那些老破小，基本是跟拆迁无缘了，老老实实地加入旧改行列。针对这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意见稿中鼓励采用“绣花功夫”，对旧居住区、旧厂区、旧商业区等进行修补、织补式更新，这还真是缝缝补补又一年啊！ 楼市的高调转向 这次的意见稿出台，基本可以确定一件事——楼市已经转向了！ 先来谈谈各方的影响，首先是地方政府层面的，以后做老城区的土地立项，估计是没那么容易了，除了以前就立项规划好的地块，后续放出来的地块，位置偏僻是大概率的了。城市重心会逐步向郊区、新区转移，未来或许会带动郊区、新区的升值。 对开发商来说，打击力度也不算小，因为当前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了，一众开发商都在往一二线城市回游。现在，老城区不让大拆大建，郊区、新区的设施跟不上，短时间内可能出现去化困难的问题，对开发商的操盘能力是个考验。 最后聊一聊市场，现在不让大拆大建了，也就意味着，老城区的格局基本已经固定，次新房在变老，老破小在贬值。对这些区域的房产持有者来说，其实不算是个好消息，因为房屋后期的维护成本势必增加，同时，房龄太老，也会导致房价的贬值。 即使是一线城市的房产，也会受到冲击，反正北京的例子已经向我们证明了，没有学区的老破小，是会贬值的。 而在今年，高层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针对学区房，旨在解绑房屋、学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的老破小正在丧失自身的优势。可以说，老破小的未来，已经被安排得很明白了。 对于购房者来说，风向调头，格局已定，楼市未来的走向更加明晰，对于他们来说，购房变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择市区的二手房，还是选择郊区的新房，都是购房者在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限拆令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二手房市场，因为以后入市的新房，大概率都在郊区、新区了。想要住市区，就只能选择二手房；要想住新房，就只能去郊区买房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扭转购房者的思维模式，同时，由于市区内的格局已定，二手房升值空间相对收窄，也能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 这也算是强行给楼市掉了个头，从原本的“开发模式”转向“经营模式”，开始做存量房市场了。 另外，限拆令的出现，也能起到平稳租赁市场的作用。毕竟，大规模的拆迁，势必导致租赁市场的需求短期激增，从而造成供需失衡的局面，导致租金连连上涨。 2019年8月，深圳最大的城中村之一白石洲拆迁，白石洲的村民总数是1878户，而在白石洲居住的流动人口超过25万。 随后，深圳多个区域的房租出现上涨，深圳西乡农民房一口气加价40%，坪洲地铁口的二房要价超过3500元。
富了一些人，穷了更多人。拆迁的确能让拆迁户致富，但拆迁给市场带来的变化，让更多人不得不缩紧腰带。 结语 在房价上涨的过程中，拆迁的作用不容小觑。尤其是2016年那一波，在旧改模式的加持下，大量货币流入楼市，助推房价上涨，从而走上了房价普涨的道路。在那段时间，房企汇报年度业绩，都会重点提到自己手里头还有多少旧改项目。 然后呢？然后就是房价大涨，多少人回想起2016年，只恨自己没多买几套房，要不然都能财富自由了。 在拆迁模式下，房价势必会上涨，毕竟大拆大建之下，必有热钱流入。如此循环，就算房企的利润被摊得再薄，房价还是会上涨的。 现在的限拆令，相当于釜底抽薪，把房价上涨的动力给抽掉了。所以，业界对限拆令的定义是——有效整合各种资源，盘活存量资产，增强城市活力。 盘活存量资产，这话说得太“官方”了，真落到实处，其实就是让你在郊区新房、市区二手房之间做个二选一。至于怎么选，全看你的了！（来源：地产情报站（dichanqbz） 作者：白罗）
社会透视
身在酒局身不由己 职场上被灌酒经历的人不在少数
【研究员】：wh
这些被灌酒的人，没有一个喜欢酒桌文化。但酒局往往意味着权力的展示和资源的置换。当酒桌和职场权力联结在一起时，酒桌表现轻则可能成为博得领导好感的机会，重则可能关系到，能否拿下客户完成KPI在公司继续生存、或拿下某个职位升职加薪。当掌握着职场生杀大权的领导站在前面，端起酒杯时，打工人们很难说“不”，只能开启“自虐式喝酒”。
【博览财经特稿】象征着“权力游戏”的酒桌文化，又一次被拉出来讨论。8月7日，一名ID认证信息为“阿里巴巴员工”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其在出差过程中遭遇灌酒，并被客户猥亵。事后，她查看酒店录像，发现当天夜里其领导多次进入她酒店房间，涉嫌性侵。 事情发酵后，有网友斥责这位员工：“你就不能不喝吗？不喝还能发生这么多事？”，但真实情况是，身在酒局，很多人往往身不由己，难以拒绝。这名阿里员工在自述中也提到，“吃饭期间，（领导）仍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工作名义来劝酒，让人不敢拒绝，不能拒绝！” 在职场上，有着被灌酒经历的人不在少数。6位职场人讲述了他们的经历，有人刚毕业经常被带去陪领导吃饭喝酒唱歌，喝到断片后在包厢外的椅子上晕了过去；有人被领导灌伏特加兑茅台，强忍着胃疼，还得听领导讲“黄段子”；有人以为学校环境会更单纯些，结果亲历学院主任把茅台装到矿泉水瓶里，点名女学生唱歌还灌酒；有人想过拒绝，但看到领导对其他不喝酒的同事甩脸子，不得不强忍着酒精过敏继续喝…… 这些被灌酒的人，没有一个喜欢酒桌文化。但酒局往往意味着权力的展示和资源的置换。当酒桌和职场权力联结在一起时，酒桌表现轻则可能成为博得领导好感的机会，重则可能关系到，能否拿下客户完成KPI在公司继续生存、或拿下某个职位升职加薪。当掌握着职场生杀大权的领导站在前面，端起酒杯时，打工人们很难说“不”，只能开启“自虐式喝酒”。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灌酒，可能构成犯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曾举例，如果酒友实施性侵行为，你参与灌酒而没有制止，便会构成强奸共同犯罪。那些在酒桌上参与灌酒的人，也应该警醒，不要试图挑战法律的底线。 被总经理灌到断片，还看到他把手放在女同事膝盖上 素芬：28岁 人力资源从业者 我毕业后，家里人找了一家国企的高层，执意把我安排进了那家公司的分部，那里的总经理一言堂，还特别喜欢酒桌文化。 一起聚餐，必须要给他敬酒，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不能喝茶或者饮料。只有他看不上、不喜欢的员工，他才无所谓喝不喝酒。我当时是公司唯一一个正经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经常被带去陪领导吃饭，专门喝酒搞氛围。 这里真的是社畜的心酸地。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公司高层介绍来的，也没人敢把我怎么样，但当时才出来上班，年纪小，哪有胆子拒酒。 有一次，总经理让我和我的直属领导陪他吃饭。饭桌上，他一个劲地说来喝酒喝酒，没有理由，直接把酒杯倒满，就是让你喝。我之前在饭局上也喝过酒，现在说不喝也不行，我的直属领导在职场上很有手段，当时她还在哺乳期，但还是在迎合总经理喝酒，我就更不能推脱了。
当时喝了啤酒，又喝了白酒，喝杂了人就有点晕。吃完饭总经理还要去KTV，我在KTV觉得晕晕乎乎的，就跑到包厢外的椅子上，不知不觉靠着扶手晕了过去，晕了多久我不知道，但醒来的时候，我正在吐。还好当时没有遇到特别糟糕的事，唱完歌后，他们打电话找了一个女同事，把我送回家了。 后来我受不了这家公司的官僚主义和内部斗争，选择了辞职。最后我离开时，总经理叫上几个同事给我饯行。当时我和一个已婚已育但年轻好看的女同事坐在总经理两边，那次我没有喝断片，不过大家喝嗨了以后，我看见总经理把手放在那个女同事的膝盖上，那个女同事也没有反抗。我第一眼以为看错了，后来确认我没看错，就把目光挪开了，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再入职新公司，我都不喝酒，也不开这个头。我觉得这件事，跟酒无关，跟人的素质和公司职场氛围有关。阿里巴巴这件事更是提醒了我，选择工作时，要了解清楚公司的氛围和领导的为人。 学院主任用矿泉水瓶装茅台，点名女学生唱歌还灌酒 萌萌：26岁 大学辅导员 原本以为学校环境相对单纯些，但没想到，有些大学老师“恶臭”起来，比社会上的某些风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学校有一栋教师食堂，名义上是为了改善老师们的生活条件，但实际上，都是学校领导们吃饭或宴请用的。有一年学院举行活动，学院主任为此拉到了一笔还不错的赞助。赞助谈妥之后，他叫我带几个班干部，再叫上几个女生，晚上一起和赞助商们去教师食堂吃饭。我之前就听说我们主任特别爱组局、喜欢喝酒，新生开学当天喝完酒在学生宿舍耍酒疯的事闹得整个学校都知道，这次算是真正见识了。 那天，我一进食堂包间就发现，他带了一瓶茅台，四瓶红酒，还有四瓶怡宝矿泉水，刚开始我还纳闷，怎么来吃饭还自己带水。后来才知道，矿泉水瓶里装的也是茅台。我是第一年参加工作，没见过这架势，领导叫我做事我也不敢违抗，就想着见机行事吧。刚开始上桌时，大家客客气气的，聊些专业怎么样、就业形势之类的话题。等菜上得差不多了，主任说一定要把酒喝起来。 最开始，他说我是辅导员，应该起到带头作用，让我先敬各位赞助商们。我说我心脏不好，不能喝酒，他却笑嘻嘻地说，把酒一喝，心脏就好了。在当时的氛围下，我也不敢不喝，会觉得不喝不给大家面子，勉强喝了两杯，还辣得呛了几声。主任这时还起哄，你这酒量不行呀，得练练。 酒过三巡，主任又出招，说在场的女生谁会唱歌呀？见大家都不说话，他竟然说，大家不要害羞，要抓住机会表现，要是把XX（指赞助商）喝好了，下次的赞助费也给结了。 有一位女生比较活泼，也学过唱歌，就唱了一段美声。主任和几个赞助商就像是发现宝一样，亢奋到不行，几人坐到女生身边，让她一首接一首地唱，还貌似专业的在那点评，趁着这些间隙，给她白酒和红酒混着喝。 散场已经快到12点了，赞助商们喝的迷迷瞪瞪的，唱歌的女生也已经喝醉吐了。主任还在张罗着大家去下一场——到KTV唱歌。到这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这次酒局的用意，跟主任说，大家明天还要上课，我们就先撤了，拉着大家匆匆走了。 我原本是想在学校做两年辅导员，再看情况决定要不要继续读博，经过这类事之后，我坚定了去考博的想法，不是说下一个环境一定纯粹，但至少还能有选择。 女生被当作饭桌上的“一道菜”，尴尬地给领导捧场 阿亮：26岁 某互联网公司运营 我上一家单位，“酒桌文化”非常浓厚。在我印象中，基本上每周一小喝，每月一大喝。这种酒局，你是不能逃的，逃了相当于不合群，不给领导“面子”，日后很难在公司混下去。而且经常有酒局，很难次次都逃。 在这种酒桌上，吃饭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喝酒。喝酒的要义是要“喝好”，要陪领导喝酒直到“喝吐”、“喝到断片”，这才算“喝好”。 我们几个同事甚至都总结出了经验，喝酒前一定要吃饭，大家互相备着胃药，一顿酒局下来，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人送其他人回家。 至于女生，在酒桌上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不是说女生有多重要，而是，女生相当于饭桌上的“一道菜”，没了“这道菜”，饭局就缺了点儿什么。比如，领导们时常在酒局上半开玩笑地说着黄段子，女生们则按照“常规”负责扮演观众尴尬地陪笑甚至捧场。
我属于看上去很能喝、实际上喝一点就脸红头晕那种。不过领导不管你能不能喝，大家一起聚餐时，你不能说自己不能喝扫了兴。有一次，公司年终团建聚餐，大家开了啤酒、茅台、红酒、伏特加等，随意混着喝。快半夜时，我们部门大领导提议，咱们举杯碰一个。我刚要从桌上随便拿起一个酒杯，我旁边的小组领导就说：“我看你这酒有点儿少啊”，说着小组领导就拿起旁边的茅台兑到了我的酒杯里。 部门大领导这时已经把酒杯举起来了，我不得不拿着这杯兑过的酒，一起举起了酒杯。酒入口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了不对，等到一口下肚，整个胃立刻烧了起来。我勉强喝了半杯后，胃开始痉挛。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酒杯里倒的就是度数不低的伏特加，后来又被小组领导兑了茅台。再加上我当时没怎么吃东西，胃疼了一晚上，真的是翻江倒海地难受，吃了胃药也不管事儿。到现在我的肠胃也一直没恢复，吃点儿凉的胃就难受。 说到酒桌文化，我觉得其本质与喝酒无关，而是和权力有关。权力压迫着你无法说“不”，你只能加入这场狂欢，甚至把这场狂欢延续下去。而坐在主位上默默看着这场狂欢的人，则又一次印证了自己的权力。 有人强硬拒酒在先，我也跟着躲过一劫 向萤：26岁 媒体从业者 我偶尔会到外地出差，需要参加一些活动主办方组织的饭局。真正让我感受到浓厚的“酒桌文化”，是有一次去山东遇到的饭局。 那次饭局是活动主办方和服务商把邀请的嘉宾聚在一起，让大家互相熟悉一下。刚进入到包间，我就看到主办方两位大领导，一位坐在C位，另一位坐在正对面，其他位置是空着的。看到这个座位分配，我瞬间感觉到，这次饭局与众不同，不是平常简简单单的吃顿饭。 人基本到全之后，C位大领导果然谈起了当地的“酒桌规矩”，我这才了解到这顿饭的座次讲究，C位是“主陪”，主陪对面的位置是“副陪”。“主宾”、“副主宾”座次原本也是有讲究的，但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人都不清楚，也没有讲究，都是随便坐的。 服务员倒酒时，主陪和副陪为了体现当地人的热情，对每位嘉宾都是“给倒满、倒满”。刚开始我还在暗暗担心，自己完全不能喝酒，应该怎样巧妙的不驳了大领导的面子，又能拒绝这份“热情”。 正当这时，我听到旁边一位女生拒绝：“不好意思，我不喝酒”，完全没有附加任何理由，而且态度非常强硬。主陪、副陪还想继续劝：“我们当地是酒的生产地，比较有特色”……但那个女生依然态度坚定：“我确实不能喝酒”，语气中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可转圜的余地。为了不让饭局氛围僵化，劝酒的人也只好不再坚持。
有这个女生强硬拒绝在前，接下来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女生也都顺水推舟拒绝喝酒，主办方也没再为难我们。后来酒局结束后，我们一交流才发现，其实都想拒绝但顾及大领导在座，不知道怎么开口，幸亏那个女孩子开了头，我们也都很佩服她坚定的勇气。 但是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了。主陪和副陪一唱一和，带领全场推杯换盏，敬酒更是一轮接着一轮。活动服务商公司的一个女孩子，和举办方之间有更加直接的利益关系，只能无休止地喝酒。 另一个从外地赶过来的男生，被接二连三的劝酒后，回到酒店就身体不适、胃疼得厉害，他的同伴尽管也已经喝得脸红脖子粗，但还是不得不深夜出来帮他买胃药。结果，身体不适的那个男生，还耽误了第二天早上的行程。 最近看到阿里女员工的遭遇，我更加坚定，以后在酒局上要勇敢说不。 领导对不喝酒的女同事甩脸子，我吓得连借口都不敢找 小云：24岁 贸易公司职员 我刚进这个公司不久，就遇上一次大型聚餐。那时我还没有相熟的同事，在集体场合都是尽量保持缄默，察言观色。 那天有两个高层领导也“赏光”来吃饭，坐在我们这桌。一开始聊天都很正常，两位领导说了几句场面话，大家就应承着。结果一个老员工突然就站起来要敬酒，端着酒杯走到领导旁边就开始致辞。我本来当热闹看，没想到同事们一个接一个地全过去了，就像默认的规则一样。老员工敬完，就到新员工了。如果你不动，领导就会示意，或者用话点你，让你下不来台。 我本来就是新人，没有话语权，再加上我对酒精有点过敏，还没到我时，我就特别紧张，脑子里飞速构想一会儿找什么借口逃酒，不会喝、吃了头孢、生理期……我都想了个遍。但后来的形势让我意识到，根本没办法逃酒。 那天晚上不止一轮敬酒，第一轮有个女孩说自己在生理期，不方便喝酒，想以水代酒。领导直接就甩脸色了。女生站在他后右方，他就稳稳坐着，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一度很尴尬，没人敢大声喘气。后来不知道是谁小声说了句：“喝点没事。”那个女同事没辙，还是喝了酒。领导也没笑意，明显是生气了。 轮到我时，我只想快点结束，甚至都忘了当时说了什么，急急忙忙喝了两杯酒就回座位了。后面又有几轮敬酒，领导居然一直很高兴，可能也是大家知道他爱喝，才投其所好，搞这个敬酒环节吧。 回家之后，我还在网上查过这种场合之下该怎么躲酒，发现别人也没什么好招，大多都是撒谎找借口。 让我不舒服的不仅是这个变相的强迫敬酒，还有一个细节，那天饭桌上根本没有饮料，只有酒。好像这本就是一个“酒局”，而不是“聚餐”。 被客户灌酒后连吐三次，在酒桌上感觉自己是工具人 徐坤：26岁 北京某公司员工 印象最深的一次灌酒，我吐了三次。那会刚大学毕业不久，我在一家公司跟着领导做项目，项目的整体策划、落地、执行都是领导负责，我做一些基础的协助工作。 有一次公司接触到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前后接洽沟通了两个月，最后一次沟通会，我跟领导精心准备，终于拿下了这个客户。当时双方都很满意，客户非常热情，邀请我们吃晚餐。 客户提前订好了包间，他们六个人，我们两个人，全部是男生。当时我以为就是吃个饭，还想着正好蹭一顿大餐，而且桌上没有放酒，客户点菜的时候也没有点酒。 这个时候客户那边的一个助理接了个电话说，酒到了。接着他出去了一趟，抱回来两箱白酒，我有点被吓到了。 客户领导非常热情豪爽，说这是他们私藏的好酒，平时不拿出来招待。菜还没上齐，所有人的酒就先满上了。对方领导简单说了几句，就说大家干了，然后接连喝了三杯。当时我还没吃菜，三杯下肚，就有点晕了。 等到菜上齐，吃了几口之后，我肚子里翻江倒海。于是我赶紧跑到卫生间里，稀里哗啦全吐了出来。 吐完好一些，大家接着喝。这场面我从来没见过，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因为我刚毕业，公司都是年轻人，平时聚餐都不喝酒。 现场闹哄哄的，我也不会说场面话，有人过来敬酒，我就陪着喝，也顾不上走过去向对方敬酒。当时对方六个人，轮流过来敬酒，说一些听起来非常热情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接，但对方一饮而尽，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喝。 后来对方领导喝高兴了，换了大杯子喝白酒，把大家都喝趴下了。其间我又去卫生间吐了一次。当时我感受非常不好，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喝酒，觉得自己是一个工具人。那次领导也喝多了，但他现场没有醉，只是走路站不稳。 打车回去的路上，在车上我晕得难受，叫停司机冲下车，蹲在马路边上又吐了一次。领导没有吐，但他也很难受，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后来我再没有参加过这种酒局，领导也没有再带人参加过。也许有些人是真的热情，将灌酒当作一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毕竟很多人真的不喜欢酒桌文化。 我至始至终都不习惯这种场合，我不知道这种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背后，酒桌上的人究竟藏着什么心思。大家好像都带着面具在表演，比的不是真诚，而是演技。（来源：深燃（shenrancaijing） 作者：深燃团队）
这行当最巅峰时期赚钱堪比印钞机 如今日子越来越艰难
【研究员】：wh
2016年以来，迷你KTV获得资本热捧，遍地开花。价格低，空间小私密性强，时间自由，餐馆排号、等电影开场的时候来几首，单曲3元，唱1个小时才18元，一下就成了风口飞猪，仅仅两年时间，国内迷你KTV的数量从3.6万台猛增至7万台，到2018年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3.9亿元，同比增长15.1%。
【博览财经特稿】1971年，日本有个叫井上大佑的年轻人，家境一般，喜好音乐，当时已经30多岁了，在神户的一个歌厅当乐队伴奏。 有一天，他忽发奇想：为啥一定要有真人伴奏呢？用机器替代不是也很好吗？说干就干，他做了个可以自动伴奏的机器，连了两个麦克风和一个钱箱，只要把钱放进去，机器就播放伴奏音乐，大家都很熟悉的卡拉OK就这么诞生了。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人会玩，井上大佑就请了漂亮的女服务员当托，先是女生唱，再邀请客人上台一起唱，大家都非常喜欢，歌厅营业时间拖长了很久。 没几年工夫，卡拉ok就成了个大产业，日本人调查发现，有6000多万日本人都玩过，普及率、复购率那是相当得高。 当时卡拉OK的公司就是个印钞机 中国台湾的商人也发现了这个商机，立刻引入，开始的时候也跟日本一样，大家都聚在一个大厅里轮流点歌，不认识的人唱得再难听都得忍着，点唱的效率也很低。 这时候有个叫刘英的就开始琢磨了，为啥不做个包厢呢？私密性能保证，收入还能增加不少，这算抓住了痛点，于是，包厢k歌立刻风靡，刘英的公司也赚了不少钱。他的公司估计很多人都知道——钱柜。 到了80年代，大陆跟台湾的交流越来越多，这个风口行业哪能被放过？ 1988年，广东开了大陆第一家卡拉OK，没过几个月，北京第一家卡拉OK——“你歌卡拉OK厅”也开业了，这个娱乐方式立刻就火了，歌厅数量迅速爆棚，到1995年的时候已经有1400余家。 为啥会出现这么多卡拉OK的公司呢？因为在当时这就是个印钞机。那个时候卡拉OK绝对是最高档的消费场所，有现场乐队，有签约歌手，有伴舞团。 像北京的，进入玩一圈，200元起步，那时候北京的社平工资才600多块，去歌厅绝对是个奢侈的事儿。
当时的报纸就记录了一个案例：1995年，中关村电脑公司的沈先生，请了几个朋友到东四南大街的一家歌厅唱卡拉OK，结账时账单显示为1314元——2听可口可乐76元，一瓶可赛矿泉水28元，一听啤酒45元，一壶红茶78元，一个果盘198元，外加15％的服务费以及包间费。 那时候的北京房价是多少？一般也就四五千元一平米，去歌厅玩两三次，就能买一平米房子。 太暴利了！消息一出，当年8月11日，北京就发布了《关于饮食娱乐业禁止以不正当价格行为牟利的暂行规定》，对歌厅等娱乐业的收费价格进行了规范，然后这行业就消停了。因为价格一限，成本收不回来，北京的歌厅出现第一次关门潮。 好日子一直唱到2012年 高消费宰客走不通了，平民路线行不行呢？ 2000年前后，钱柜、麦乐迪来了，量贩式一下就火了，大歌厅也变成了一个个的小包间，价格也亲民了：
拿四五个人可用的“小包”来说，麦乐迪白天是每小时39元，晚间是100元。而在钱柜按时段不同，价格差异挺大，比如周六上午是每小时45元，下午是79元，晚上6点到8点是每小时99元，而晚上8点到12点最贵，每小时195元，不过，平日的相同时段价格则要便宜得多，而且，早、中、晚餐都包了。 当时的晚报是这么记载的：2002年记者遇到的张运久老先生一家，周末刚刚到钱柜KTV包房为老先生过了73岁生日。全家人各选曲目欢唱，还在KTV吃了免费自助午餐，最后全家七口人总共才花了178元。 不只是合家欢可以来，年轻人也喜欢。当时第一批80后刚刚走向独立，平时的娱乐活动，最多就是看看电影、聚餐，像KTV这样有音乐有灯光，又潮又炫酷的地方就成了他们的新宠，聚会必备，吃饭唱歌一条龙。
2004年到2008年，正好也是华语乐坛的巅峰，男有“周王林陶”，女有孙燕姿、莫文蔚、梁静茹、蔡依林、S.H.E…… 那些年，KTV里到处都是这些歌王、歌后的歌——“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好日子一直唱到2012年，这行当的日子就变得越来越难。有开了十多年店的资深KTV老板说：在2012年之前，经营一家KTV，堪称暴利，只需运营一两年即可全部回本。但从2015年起，KTV的生意变得寡淡，经营一家KTV往往需要三年才能回本，三年还不能回本的KTV只有“死路一条”。 KTV迎来了寒风 到了2015年，KTV迎来寒风。当年2月1日，曾经炙手可热的钱柜朝外店关门了。这已是钱柜两年时间里在北京关闭的第三家门店。
这个品牌可是曾经的京城KTV龙头，最巅峰时期一天收入能达到80万元以上，同样走向下坡路的还有大歌星、好乐迪等等。 到了2020年，疫情加速了KTV的衰退，著名高档KTV——K歌之王在疫情爆发后短短两三周时间，就做出了关门的决定。
这可是KTV中最高端的一家了，股东中包括陈奕迅等诸多明星。上海店开业当天，陈冠希亲临现场，向华强夫妇、陈小春等公开送上祝福。王思聪曾经在北京的K歌之王创下消费记录，一晚上豪掷250万。 其实，2019年K歌之王业绩就开始下滑，疫情后直接关门断了收入，还能怎么办？ 鼎盛时期，中国有超过12万家KTV企业，现在还剩多少呢？根据天眼查数据，现在实际存续营业的只剩下2.19万家，80%都死了。 不光数量少了，在年轻人眼中，KTV现在成了 “中老年人才去”、“大妈最爱”的低端场所。 在工作日的白天，走进一家KTV，极有可能听到一些上世纪的流行金曲，甚至是苏联民歌，真怀旧。原因无他，这个时间段便宜，很多已经退休的大爷大妈到此载歌载舞啦：
为啥这行业衰败的这么快呢？年轻人会用“过时了”来解释，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很多。 1、房租这个大负担越来越重，这就不用说了，成本里还增加了版权费用，早年间的KTV基本没人提版权的事，结果创作者不干了，2014年，第一波维权开始了，一年之内诉著作权侵权纠纷过千件，当时要求收取1％版权费，一年的费用约8亿元。 没钱给？那就别放了。2018年，中音协要求大陆内所有经营类KTV下架6000多首音乐电视作品，其中就包括点唱量很高的陈奕迅的《K歌之王》，邓紫棋的《泡沫》，莫文蔚的《阴天》等等。 2、成本上升的同时，价格还大跌了。2015年，团购APP拼低价来争夺市场，掀起了O2O大战，低价厮杀，KTV行业陷入白热化竞争，各家KTV都成了白菜价，有8元唱3小时，不限时间段的；有9.4元唱5小时，还能免费停车的；22元可以包唱通宵的……
楼下停车费都比包房贵，卷成这样，怎么赚钱。 3、2016年以来，迷你KTV获得资本热捧，遍地开花。价格低，空间小私密性强，时间自由，餐馆排号、等电影开场的时候来几首，单曲3元，唱1个小时才18元，一下就成了风口飞猪，仅仅两年时间，国内迷你KTV的数量从3.6万台猛增至7万台，到2018年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3.9亿元，同比增长15.1%。
不过，迷你KTV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一口气开太多店了，需求没那么多，竞争激烈，也开始转型多元娱乐场所，增设桌球、VR、桌游、私人影院等，成本也上去了。 4、手机的杀伤力更大。腾讯系的“全民K歌”、阿里系的“唱鸭”、字节系的“音遇”、网易系的“音街”……大厂们集体下水，歌曲库更大了，功能繁多，还有互联网最擅长的社交属性，使得在线K歌APP占领了年轻人的手机。 这几大原因加起来，即使愿意到线下社交的年轻人，也不爱唱歌了，转移了阵地，追求刺激个新鲜感，他们的主流活动变成了桌游、轰趴、剧本杀、密室逃脱、夜店、酒吧、电音节等。于是，市面上充斥着不想去KTV的理由—— ●“在KTV总是喝到假酒，一人吹完两箱都不醉” ●“去KTV团建的唯一目的就是在领导走调地唱完之后鼓掌，改成聚餐不香吗” ●“现在KTV里都是老年人，他们自带饮料和吃的，服务员不管，居然来管我，不去了” 也许，某一天会出现这样一篇新闻报道：《中国最后一家KTV宣布结业》，热搜排在一众明星八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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