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共同富裕成为唯一确定终极目标 各省份不得不认清的问题
【研究员】：wh
从反垄断，到阿里被罚182亿落地；从打击校外学科培训，到整个教培行业腰斩；从打击学区房炒作，到北京、深圳实行大学区教学制；从“三道红线”“两道红线”到两集中拍地，楼市迅速降温；从年初提出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到近期试点准备落地……
【博览财经特稿】时代转向之快，远超你我的想象。最近半年，国家对“三座大山”依次发起进攻模式，不仅速度快，而且力度狠，市场一片唏嘘之声。 从反垄断，到阿里被罚182亿落地；从打击校外学科培训，到整个教培行业腰斩；从打击学区房炒作，到北京、深圳实行大学区教学制；从“三道红线”“两道红线”到两集中拍地，楼市迅速降温；从年初提出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到近期试点准备落地…… 仅仅三个季度，过去的多年顽疾都有了新解法。所有动作，都指向了一个最终目的——共同富裕。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只要是挡在“共同富裕”前的障碍，必须强力清除掉。 而在城镇化领域，近些年各省推进的“强省会”战略，导致内部贫富差距过大，似乎与共同富裕的精神有所偏差。所以，是时候搞清楚这个问题了：共同富裕目标下，究竟是选择强省会模式？还是均衡发展模式？ 浙江获得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底气 众所周知，共同富裕示范区放在了浙江。但浙江，并不是发展最均衡的省份，其各个城市的发展水平还是有差距的。
从GDP看，只有杭州、宁波两个龙头城市突破1万亿元，温州、绍兴、嘉兴、台州4个城市超过5000亿元，最弱的衢州、丽水、舟山，GDP都不超过2000亿元。 从人均GDP看，杭州、宁波、舟山3个城市超过13万元，绍兴、嘉兴2个城市超过10万元，湖州超过9万元，其他城市则都在六七万元的水平。 但浙江的优势在于，各地市民营经济发达，“藏富于民”的特点让各地市的人均收入相对均衡。
从各市全体居民人均收入看，杭州是唯一超过6万元的城市，宁波、绍兴等8个城市都超过了5万元，只有衢州和丽水的人均收入在3.7万元，与其他城市拉开了些差距。 不仅人均收入高，而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衢州和丽水，浙江9个城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都在全国20强之中。 这就是浙江获得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底气。相比浙江，江苏反倒显得相对均衡些。
2020年，江苏13个地市全部进入GDP百强名单，也是唯一的一个省份。其中，苏州是唯一一个GDP超过2万亿元的城市，也一直是中国最强地级市。另外，还有南京、无锡、南通3个万亿规模的城市。 就连GDP最低的连云港和宿迁，也有3200亿左右，与前面的城市差距也不算太大。从这点上看，江苏可以说相对均衡。 从人均数据看，各城市差距就更小了。比如人均GDP，无锡、南京、苏州、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8个城市的人均GDP都超过了10万元，满眼都是豪强。 从人均收入看，苏州、南京超过6万元，无锡、常州超过5万元，镇江、南通超过4万元，连云港和宿迁则超过2万元。 而江苏的均衡状态最大的原因在于，没有强省会一城独大。南京的实力，在省内只能屈居苏州之后，身后还有无锡、南通等一众强市准备反超。如此状态，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显然会更轻松些。 山东似乎在摇摆中给出明确答案 除了江苏，还有一个省份也相对均衡——山东。
从山东各地市的GDP看，除了青岛和济南超过1万亿，烟台超过7000亿，从潍坊到威海，GDP都在3000-5000亿的水平。 从各地市的人均GDP看，东营、青岛、济南、烟台、威海5个城市都超过了10万元，还有淄博、日照、滨州、潍坊超过了6万元，德州、济宁、泰安超过了5万元，整体均衡度很高。 从各地市的人均收入看，青岛、济南、东营、威海4个城市都超过了4万元，其余城市则都在2-3万元的水平。尤其是东营，人均GDP排在16个地级市的第一位，城镇人均收入排在第三位，这与其发达的民营经济密不可分。 在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东营有13家上榜，占了山东省的四分之一，连续多年都是山东上榜企业数量第一的城市。也因此，山东的省会——济南，倒显得有些落寞。
在27个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上，济南以13.9%排在最后一位。前有青岛这位大哥压着，后面还有一众小弟追击，济南可以说是最不强势的省会了。 意识到这点后，近两年山东正全力扶持济南做大做强，无论是省里还是市里的会议、政策、文件，“强省会”战略都必在其中。
最明显的信号，便是对济南和青岛的最新定位：支持济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支持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此前一直在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序列里的青岛，被拿掉了。是维持过去的均衡模式，还是全力转向强省会战略，山东似乎在摇摆之中给出了明确答案。 不均衡省份未来通往共同富裕道路势必更艰难 而在27个省会的首位度排名中，长春、银川都超过了50%，西宁、西安、哈尔滨、成都、武汉、拉萨都在35%以上，“一城独大”的强省会模式，在他们身上更为明显。尤其是成都，这些年一直被扣上“吸血之城”的帽子。
当看到上面这张表，就会明白成都在四川的地位，一城独大并不为过。2020年，成都GDP超过1.7万亿元，而第二位的绵阳，却仅3000亿出头，最低的甘孜州甚至不到500亿元，地市间的差距过于悬殊。 不仅如此，成都十年人口增长581万，而围绕在成都周边的地市，人口增长率基本都是负增长。
若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看，这种悬殊感会减轻一些。成都、攀枝花人均GDP超过8万元，而身后还有德阳、乐山、绵阳、宜宾、自贡、雅安、阿坝州、泸州8个城市超过5万元。 成都人均收入超过4万元，除了攀枝花超过3万元外，其余地市都在2万元的水平。像四川这种典型的不均衡省份，未来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必更为艰难。 而另一个不均衡省份，常被人们忽略——广东。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政策红利、人口红利占尽。 但不能忽略的是，大湾区的焦点一直在珠三角9个城市，广东省内其余12个城市和他们的差距，也越拉越大。
从GDP来看，深圳、广州超过2万亿，佛山超过1万亿，东莞也会马上进入万亿俱乐部。珠三角9个城市，除了珠海和肇庆，整体实力无疑是龙头地位。而东翼、西翼、北部三个地区，最强的不过是茂名的3200亿，与核心9市差距明显。 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看，这种差距更为明显。珠三角9个城市人均GDP均值超过10万元，最高的深圳已经超过15万元。而东翼、西翼、北部三个地区的均值仅4万元左右，差了2倍多。 珠三角9个城市人均收入均值超过5万元，最高的深圳超过6万元。而东翼、西翼、北部三个地区的均值仅2.5万元左右，同样差了2倍。 大湾区当然是且未来依然是最牛的国家先锋，但广东省内极为不均衡的局面，同样会成为共同富裕的一大障碍。 强省会模式，确实是近两年地方主推的模式。人口、资金，都在被推着向省会城市聚集。但时代风向转变之快，没人能够预料得到。 当共同富裕成为唯一确定的终极目标，是该维持地区均衡发展模式，还是先发展强省会再回头带动其他地区的模式，成为各个省份当下必须考虑清楚的问题。（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老船长）
政经观察
美担忧中国再次引领渡难关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或现“东移”新趋势
【研究员】：wh
从这次危机的应对来看，中国保持了战略定力，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经济刺激力度最小的国家。未来，我们应继续保持这种定力。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可能会出现“东移”的新趋势。在全球化收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结束的当下，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可以不断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博览财经特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看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之前的6%调整为5.9%。 新版报告中对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也做了调整。主要经济体中，IMF预测2021年中国GDP增长8%，较7月的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美国GDP增长6%，较7月预测值下调1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之下，中国和美国谁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驱动力早已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国际组织一般表示，中美将共同成为疫后世界经济的“引擎”。 而中国第三季度经济“成绩单”公布之后，4.9%的增速让某些西方媒体开始放大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再次掀起一波唱衰中国经济的声浪。 彭博社专门发布评论文章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使全球经济复苏更加依赖美国，“北京看起来还没有准备好很快接过华盛顿的重任。” 尽管中外学者已对4.9%的增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是这次，美国似乎有点缺乏自信，总拿中国和自身比较。或许，他们害怕回到2008年的状态，再次由中国引领全球渡过难关。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将由谁引领，中国还是美国？全球经贸合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我们应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互动会发生哪些变化？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在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召开期间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张燕生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6%以上的合理区间，没有任何问题。从这次危机的应对来看，中国保持了战略定力，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经济刺激力度最小的国家。未来，我们应继续保持这种定力。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可能会出现“东移”的新趋势。在全球化收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结束的当下，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可以不断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以下为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前段事件德媒已经开始讨论，后疫情时代，谁是世界经济的拯救者。您认为中国是否会像上次国际金融危机后那样再次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强劲恢复性增长的驱动力？或者这次这个角色将落在美国身上？ 张燕生：2009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是8.5%，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此后的10年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30%以上。其代价是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量化宽松的流动性大量流入我国，炒人民币标价的房地产、股权及各种资产，炒起资产价格飙升的虚假繁荣。到2015年，美国经济终于触底反弹，开始撤出量宽，进入加息周期的时候，全球资本流向美国，中国损失了大量外汇储备资产。 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解决的很成功，08年的危机在一定程度模仿了97年应对危机的做法，但是那次危机的应对我们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今年中国的经济刺激力度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小的，我们的宏观经济杠杆率稳中有降，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保持了战略定力，说明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因素可以支撑中国经济，没有必要大规模发债。 观察者网：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合作会出现哪些变化？ 张燕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收缩、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这种全球环境的变化最后迫使人们开始回归区域和本土，全球经贸格局可能会出现“东移”的新趋势：全球的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货币和金融合作东移。 这6个“东移”意味着过去40年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变了。过去的大三角格局是欧美提供技术、关键零部件、市场，亚洲提供劳动力、制造，中东和亚非拉提供能源和资源。但是，当亚洲开始提供需求、供给、创新、服务、资本、货币和金融的时候，亚洲的生产网络和生产方式就变了。 亚洲生产方式再也不是血汗工厂，再也不是汗水驱动，开始走向创新驱动。亚洲生产网络再也不是给世界提供劳动力和制造了，亚洲开始提供市场、供应链、技术、服务、资本等等，亚洲开始变成一个和欧美生产网络平起平坐的独立板块了。 以前是欧美消费、东亚生产，以后东亚生产，东亚也在消费，它的内部循环会强化。这个格局的变化有深刻的意义，它将改变亚洲地区供应链的形态，也会深化亚洲经济的内部循环，也会强化亚洲国家合作的内生动力。 观察者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燕生：过去40年，东亚四小龙的外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撬动了我们的发展起步和改革开放实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为国际代工、贴牌，通过嵌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参与国际大循环，淘到了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工业化经济的第一桶金。 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市场萎缩、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战略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从被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向主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双循环首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不但要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而且要支撑亚洲和世界的发展，为世界提供订单、提供需求、提供投资、提供制造，提供合作。这是个大国战略。我认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会持续下降，下降的幅度可能是明显低于日本，略高于美国。 第二，“双循环”战略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们需要深耕东亚、东南亚，深耕一带一路，深耕美欧第三方合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于中国深耕东亚、东南亚上具有重要作用。RCEP的成员包括东盟10国、中日韩3国，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2国，共15个国家。 RCEP要求，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90%，中间的核心块是中日韩，我个人估计，中日韩的零关税比例能提高到95%。不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零关税比例更高，达到99.5%。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中国申请加入CPTPP？ 张燕生：现在许多国家对于中国申请加入CPTPP感到奇怪，你们为什么要“偏向虎山行”，加入一个“反华核心联盟”？这里面就体现出了中国人的智慧。 CPTPP的11个经济体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3%，中国是17%，中国加进去CPTPP立马就30%，重要性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在我看来，中国申请加入CPTPP，过程比结果重要，借力比合规重要，合作比对抗重要。 观察者网：您认为他们会让中国加入吗？ 张燕生：不会。CPTPP的标准比RCEP更高，中国申请加入就意味着我们做好了迎接各种挑战的充分准备。中国下一步将继续推动市场开放、制度开放、创新开放，和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 他们不让中国加入要说出道理来，比如他们说，国企要改革，那我们改，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利用CPTPP这样一种外部压力可以更快地推进国企改革。这样一来，他们还帮了我们进步，我们为什么不申请呢？ 观察者网：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互动会发生哪些变化？ 张燕生：“双循环”是要不断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中国提出“双循环”战略开始，就一直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在和国际主动“脱钩”？邓小平讲“不争论”，中国跟WTO、世界银行一起做指标体系、统计体系、评价体系、考核体系，每年发布国际报告，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市场、制度、创新是不是越来越开放了，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另外，我们要还要回答，中国在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时，能不能跨越“萨缪尔森陷阱”。 “萨缪尔森陷阱”是指，我国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进步会和美国、欧洲、日本形成越来越多的竞争，它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的会跟中国较劲。 所以，我们就要讨论中国今后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还是威胁。如果说十年之后中国的低端很强、终端也很强，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构建出一个更高层次的互补性结构，就能形成一个“我不动你的核心奶酪，你也不能动我的核心奶酪”的合作基础。当双方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的时候，会形成一种“恐怖的平衡”。 在“一带一路”构建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推进这种共享、互补、合作的发展模式，避免赢者通吃。中国挣的每一块钱，有东道国的一份，有第三方的一份，各方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样一来，中国企业走到哪里，都能给对方带来机遇。 所以，在全球化收缩、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的当下，中国正从微观入手，从民间入手，开始推进新型的全球化、新型的贸易投资和产业供应链合作，比如说跨境电商。 为什么不从宏观、从多边、从战略上来推进全球化呢？原因很简单，现在多边贸易规则是价值观的冲突，西方在用他们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新疆的棉花、西红柿、光伏被他们说成是人权，讲事实他们不听。 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它要跟你相互“脱钩”，你要跟它相互“挂钩”，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她讲“再挂钩”的意思就是，凡是对美国有利的她就“挂钩”，不利的就“脱钩”，也就“选择性脱钩”、“针对性脱钩”。从根本上看，美国还是要跟中国“脱钩”，而中国才是真心实意想要相互“挂钩”。（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王慧）
全球供应链危机并非毫无征兆 对中国经济和生产影响难成破坏性
【研究员】：wh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供应链问题的源头更多可以归咎于疫情的影响，但美国的“脱钩”政策也导致部分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领域供应紊乱。这会影响到中国部分的生产和进出口贸易，“不过由于中国制造体系相对完整，对外部进口零部件的依赖还没有那么重，影响总体来说还算可控。”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美国圣诞季的生意已经完了。”美国供应链危机仍在持续，100多艘船在最大的洛杉矶港和第二大的长滩港外排队，超过20万个集装箱“漂”在海岸线上；第三大港口萨凡纳被集装箱填满，仓库里的货物一路堆到了天花板……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已要求港口“7×24小时”工作以缓解供应链压力，但以卡车司机为代表的劳动力短缺、集装箱底盘不足等大问题仍在持续困扰美国。白宫甚至还考虑过部署国民警卫队员去填补供应链上的关键岗位。
一些美国企业主悲观地表示，即将到来的圣诞季将会面临无货可卖的境地。而分析人士认为，欧美的供应链问题可能要到明年才会有所好转，其对生产造成的影响或将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这场危机是否会波及中国？港口从业人员表示，美国港口的拥堵已导致航运舱位变少、船期不准等问题，“国内货代公司、集卡车队和报关行，工作量处于翻倍状态”。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供应链问题的源头更多可以归咎于疫情的影响，但美国的“脱钩”政策也导致部分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领域供应紊乱。这会影响到中国部分的生产和进出口贸易，“不过由于中国制造体系相对完整，对外部进口零部件的依赖还没有那么重，影响总体来说还算可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发出警告称，如果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得到解决，通货膨胀将在明年中期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但若供应链危机持续时间和影响超过预期，通胀的负面影响或将加剧，可能导致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从而抑制经济复苏。 “圣诞季的生意已经完了，你没法找来卡车” 疫情以来出现的供应链危机，让美国一些超市已经出现货架摆不满的情况，部分生活必需品也出现短缺。 全球最大私营玩具企业MGA Entertainment的CEO艾萨克·拉里安（Issac Larian）14日甚至向福克斯新闻旗下“美国新闻室”节目抱怨称，今年美国圣诞季的生意已经很难挽回，因为“你没法找到劳动的人手，也没法找来卡车，这样就没法把商品送出去”。
这场供应链危机并非毫无征兆。美国VOX新闻网24日援引美联储主席杰罗米·鲍威尔的话指出，供应链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已十分紧张，疫情更是对其各个环节产生冲击。工厂受疫情影响减少生产、美欧多国民众家庭用品需求激增导致供需不平衡，都对供应链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当前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劳动力短缺问题，正在导致这些国家港口出现严重拥堵，这成为供应链问题恶化的关键原因。 卡车运输一直在美国货运行业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根据美国卡车运输协会（ATA）的说法，按照重量来计算，全美约有72.5%的货物通过卡车运输。 然而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一直深受卡车司机数量不足的困扰。根据ATA的统计，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卡车司机的缺口就从2015年的4.8万名增长到2019年的6.15万名，而到了现在，美国卡车司机的缺口更是已超过8万名。 缺口的背后，是行业问题的集中爆发。美国知名科技新闻网站CNET指出，卡车司机在疫情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应急物资、医疗器材、食物和基本用品的运输基本都依赖他们，司机也必须冒着极大风险穿过疫情严重地区。 一位名叫里奇·罗德里格斯（Ricky Rodriguez）的平板卡车司机表示，疫情意味着司机在提货、运货的过程将受到诸多限制，工作时间也会极大延长。现在他每天都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在中西部运送钢铁、铝和木材。 但司机的工作待遇和环境相比之下却很是糟糕。曾当过半年卡车司机的美国社会学者史蒂夫·维斯切利（Steve Viscelli）在他的书中说，美国不少卡车司机其实都是“个体户”，得自己承担保险、车辆维护等费用，很多人拿不到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工资。 即使像罗德里格斯这样多数时候能拿到正常收入的司机，由于工资按照里程和站数计费，因此他们也没有加班费，而且薪资水平时常因交通状况、与客户接洽等原因发生波动，“有些情况下是完全不划算的。” 此外，卡车司机往往很难与家人团聚，缺乏锻炼、长期吸入尾气、频繁食用快餐也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但CNET称，在平均年龄为55岁的美国卡车司机群体中，近40%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因此美国卡车司机行业的留存率很低，长途货运司机的流失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没有足够的司机，港口的集装箱自然就运不走。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NPR）指出，即使是美国最大的港口也无法应对如此持续堆积成山的货物，导致货船至少要花近两周时间才能完成卸货，这几乎相当于船只穿过整个太平洋的时间。
这种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美国众多行业普遍存在。美国劳工部7月的报告称，美国的仓储行业出现创纪录的49万个职位空缺；今年8月，美国又有430万人辞职，创下20年来新高。美国广播公司（ABC）称，这已经迫使亚马逊等美国零售巨头打出“丰厚福利”吸引工人。 不仅司机不够，运输集装箱所需的集装箱底盘在美国也出现短缺，进一步影响货运效率。石英财经网汇总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数据称，两个港口共有58000个底盘，但2158个已经损坏，负责修理底盘的技术工人却供不应求。有美国货运公司还抱怨说，港口外坑坑洼洼、建设水平低下的道路更是让底盘连连受损。 但讽刺的是，这种短缺正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国会山报》称，美国对主要底盘供应商之一、中国企业中集车辆发起双反调查，并在2019年征收了25%的关税。尽管美国底盘制造商宣称这有助于保护美国的底盘制造产业，但对于美国货运公司而言，这可能是一次严重打击。 美国多个运输公司和行业协会5月就警告说，提高关税很可能影响底盘供应。加州港口卡车运输协会执行董事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Bar）表示，中集集团旗下的底盘制造商是南加州港口主要的供应商，“他们在本地市场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最好的底盘，并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交货。” 拉巴尔补充说，美国本土制造商的底盘至少要到明年年初才能交付，而且还得额外花费数千美元运费。他批评称，加征关税的决定极为短视，“时机再糟糕不过了”。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供应链混乱今年年初就有所体现，只不过到了三季度更加明显。源头更多可以归咎于疫情的影响，但美国的“脱钩”政策也导致部分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领域的供应紊乱。疫情导致的生产混乱，美国脱钩政策、单边主义对高技术的封锁干扰导致供应紊乱，另一方面就是美元的因素，导致全球供应链产生了局部的断裂，或者说是供应不畅。 为了应对供应链危机，美国总统拜登已在10月13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将实行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制。 不过，有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的供应链的环节大多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美国政府无法迫使他们加大运力，只能寄希望于企业自己的努力。CNN也指出，由于很少有人愿意半夜取货，因此缓解港口拥堵的进展尚不明显。 “国内货代公司、集卡车队和报关行，工作量处于翻倍状态” “中美的集装箱海运航线一般是从中国沿海港口始发，跨越太平洋到达美国西海岸西雅图、洛杉矶，长滩等港口后返回中国。疫情前集装箱船舶在这种类似于钟摆的航线上往返一次大概只需一个月时间。现在由于美国西海岸港口的问题导致船舶都堵在港外锚地里，船舶往返时间肯定变长了。”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宁波港从业人员“左千户”表示，欧美港口拥堵引发的航运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了中国，美国港口的拥堵已导致船期被打乱，进而导致总体运力减少。除直接服务船舶的供油供水保障行业外，与进出口运输相关的港口、货代、集装箱车队和报关行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由于船舶到达时间无法控制，港口的挂靠、装卸排期也都非常困难。总运力减少导致的舱位紧张，就会让负责订舱的货代公司不断修改订舱信息，第一个船公司没舱位或者取消挂靠就需要改订第二个船公司。原来一票货订一次舱就可以，现在要重复订四五次才可能将货物运出去。 其次受到影响的则是进出口行业的工厂和贸易公司。左千户提到，没舱位、没箱子、生产出来的产品运不出去，货物只能堆在仓库里占库存和资金，企业为了抢舱位和箱子不得不支付额外的费用。 此外，之前循环使用的空集装箱现在都积压在船舶或者美国港口里，也引发中国这边的缺箱问题，原本提出空箱直接拉去工厂装货的模式只能改为先抢先提出空箱后，找堆场临时存放一些时间后再去装货，这样才能确保有箱子可用。每个箱子都需要多派一次车。报关行更是陷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报关，频繁更改船舶信息的境地。整个相关行业都处于工作量翻倍的状态。 不过左千户也表示，疫情导致的航运问题在中国的影响不会像外国那么大，因为“中国的行业人员通常有很大的韧性，就是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好。”举例说，在加拿大港口约定好的提箱送货，因为单据问题没提出箱子，再约加拿大的集卡车队重新提箱就要5天以后，产生了5000多美元的滞箱费。这种事情在宁波顶多就是1天以后，宁波的集卡车队会自己调配好车辆，不会让进出口方付出这么多成本。 他强调，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在尽力把影响控制在本行业内部，争取不传导到下一个相关行业。但在航运价格暴涨的影响下，国内货代公司的处境非常艰难：货代公司出现分化，有资源能拿到舱位的货代公司业绩暴涨、利润增加，但伴随的是利润率降低、工作量翻倍、资金链紧张；没什么资源、拿不到舱位的的货代公司就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他总结称，国内货代公司的处境非常差，各种因素导致中国进出口70%以上的运输业务都是在外国付款的，中国的货代只能为了那一点点本地付款的业务疯狂“内卷”。因此建议为货代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并呼吁主管部门了解行业的实际运转情况和面临的困境。就像之前官员卧底外卖员那个新闻一样，要知道外卖员的实际情况，知道一天跑多少单，怎么跑，为啥老闯红灯……知道这个行业是如何运转的，目前困境在哪里，才能调集力量解决。 尽管面临相当程度的压力，但中国港口的运作情况相比美国还是要顺畅一些。上观新闻曾报道，上海港正常情况下很难看到等待靠泊的集装箱船排成长队；海事部门也表示，即便是最紧张的时期，集装箱船的等待时间也只有2至4天左右，主要是因为各项手续没有办妥。
天风证券研究所交通运输首席分析师陈金海也指出，国内港口7×24小时工作，效率很高、吞吐能力很强。因突发事件拥堵后，港口会加快装卸，清理积压的待装卸货物。一般2-3周就会恢复正常。 相比之下，美国港口正为港口工作效率问题所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几乎承载全美40%集装箱进口，但船舶目前的平均等待时间已经达到10天左右。 专家：全面的恢复至少要到明年上半年 对于此轮全球供应链混乱对中国进出口方面的影响，陈金海分析，美国港口拥堵不仅影响中美航线运输，还影响全球运输，是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上涨的核心推动力。 他指出，海运费比疫情前涨了将近10倍，主要是港口拥堵导致的，次要原因是欧美给居民补贴导致消费好，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运价上涨后，远程海运费较高，对出口运输产生了明显影响。 陈金海说，港口拥堵导致船舶在港时间延长，有效运力减少，运价大幅上涨。部分运费负担能力低的货物，出口受到影响。这些货物往往价值/体积较小，海运费占货物价值比例高，比如家具、家电、箱包、轮胎等。对进口影响比较小，因为进口运价上涨幅度小。主要是出口运价大幅上涨。”
不过专家也指出，供应链问题虽对中国的经济和生产有所影响，但并不是破坏性的。霍建国表示，我国经过这两年结构的调整，对于有些原材料的依赖虽然比例还很高，但已处在收缩的状态，“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体系相对完整，对外部进口零部件的依赖还没有那么重，所以受到一定影响但还算可控。” 日前，国家统计局通报了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的主要情况，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4.9%。有美媒随即将该数据与供应链问题联系起来，称供应链危机导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活动放缓。 对此霍建国则表示，全球都受到了这次供应链波动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公布的报告已经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主要原因还是生产不正常，供应链的局部断裂、部分领域的紊乱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不顺畅。
“当然在全球经济里，中国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复苏的态势，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三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为4.9%，这实际上也是有一点偏离预期的，应该是在5%或者更高一点的水平。不过现在中国也在采取措施争取克服供应链的不畅。” 对于全球供应链问题会如何影响中国第四季度的经济表现，霍建国分析，增长应该至少能维持三季度的水平，下行的压力不至于增大。近来有一些压力，但也要注意到宏观调控有些空间还比较大。从流动性上、从地方债加快进度上，或者从投资的角度，还会有一些工具和手段。此外，近期海运集装箱价格有所松动，这对于贸易是个好消息。欧美也在想办法缓解港口拥堵、交通拥堵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改善，至少不会变得更严重。但全面的恢复至少要到明年上半年。 “如果疫情趋向于得到控制，那么供应链的恢复就快一些；如果疫情拖到年底没有结果，甚至明年上半年还会有阵发性的冲击和影响，那么供应链的修复至少要等到明年年中或者下半年，至少要一年时间来恢复。” 不过他强调，在不考虑美国人为采取脱钩或者限供、禁止与一些国家贸易的因素的情况下，疫情相对平稳后也需要半年的调整和恢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对供应链问题提出警告，称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通货膨胀风险的阶段，如果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得到解决，通货膨胀将在2022年中期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但若供应链危机持续时间和影响超过预期，通胀的负面影响或将加剧，可能导致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从而抑制经济复苏。（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陈思佳）
曾经占据世界市场半壁江山 日本半导体业没落令人唏嘘
【研究员】：wh
2010年以后的十年，逻辑半导体的生产能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数字化不断深入，智能手机、5G等开始使用5-16纳米的高端逻辑半导体零部件，汽车、产业机械及家电等使用20-40纳米的中端半导体，40纳米以上的半导体只能归入大路货中，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赚。
【博览财经特稿】1945年二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日本广泛利用美国市场，大量向美国出口产品，日美贸易战随即打了起来。 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的纺织品大举进入美国市场，一美元一件的“日本制造”衬衫席卷了美国大江南北。进入1970年代，日本钢铁开始大量出口美国，让以军工著称的美国钢铁企业毫无招架之力；1980年代后，日本家电充斥美国市场；1990年代，日本汽车乘胜追击。 日美贸易战中，日本似乎无往而不胜。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半导体。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家电大举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日本半导体占据了世界半导体市场的半壁江山。2021年3月，经产省公布日本“半导体及数字产业战略的方向性”时，在相关的会议上拿出了这样一张表：
按照经产省给出的数字，1988年日本占据了世界半导体市场的50.3%。1992年世界十强企业中，日本占据6席，分别为NEC（第2位）、东芝（3位）、日立（5位）、富士通（7位）、三菱（8位）及松下（10位）。 但到了二十年后的2019年，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勉强维持在10%，同年的世界十强中，仅剩下东芝的子公司铠侠(Kioxia)以第9位的排名，维持着日本的名誉。 经产省认为，如果不做任何努力的话，“将来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几乎为零？”（2030年的日本市场占有率几乎迫近水平线）。 好在2021年10月14日，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简称台积电）跳了出来，在其发表2021年季度决算时，顺便公布了将在日本建设工厂的方针。 日本媒体大喜过望，感觉终于有“白马王子”出来拯救日本半导体于危机之中了。台积电的举动还暗合了岸田内阁特别重视“经济安保”的需求，日本半导体行业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为什么日本的纺织、钢铁、家电、汽车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世界市场上依旧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而半导体却江河日下，从1988年半壁江山日渐衰落至2019年“偏居一隅”？台积电能拯救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吗？“经济安保”将会让日本产业振兴还是更加快速地失落？ 隔着大海，看日本媒体兴奋，听政治家在众议院选举中发出对中国刻骨铭心的仇恨言论，搜遍了日本媒体上的各式见解，却几乎感受不到半导体产业因为台积电的到来而产生的鸡血感。 总的感觉是，在日本本土的半导体生产量或许能够上去，但日本半导体产业也许将因台积电的到来而彻底告别这个行业，其最终结果将让人唏嘘。 半导体与家电、汽车有多么不同 在生产方式上，半导体与家电、汽车有着很大的不同。半导体的生产采用水平分工方式，晶圆、划片、塑封及成品测试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间协作进行，这与日本企业熟悉的“系列”生产方式有着巨大的不同。
笔者在日本做过大量和家电、汽车相关的企业调查。在松下电器或者丰田汽车这样的总装企业之下，有着数不清的零部件供应商。日本的零部件供应商往往只依附于某个总装企业，在总装企业之下形成某个系列；产品的设计、试生产、正式生产、改良、新产品的设计、企业经营的改善等等，均在系列内进行。总装企业的发展，带动了系列企业共同发展，只要能跟上总装企业的步伐，就能有饭吃，有发展空间。 系列与系列之间，比如说综合电机企业在日本有索尼、日立制作所、松下电器、三菱电机、富士通、佳能、东芝、日本电气（NEC）、夏普（现在属于中国台湾企业鸿海的子公司）、理光等等。在汽车方面有铃木、五十铃、大发、丰田、日产、日野、本田、马自达、三菱汽车等等。每个企业不一定都有自己的系列，但肯定每家企业的下面，都有着比较稳固的零部件供应商，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业务往来。 总装企业与总装企业之间在产品上大致相同（同样生产电视或者汽车），共同面对日本国内及国外市场，需要彼此间进行激烈的产品开发、企业经营上的竞争。虽然这种竞争不至于你死我活，但竞争的存在让日本企业以系列为主，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开发更为优质的产品，努力扩大国内外市场。可以说，系列生产方式以垂直管理为特点，是日企在家电及汽车行业一时独霸世界的主要原因。 到了半导体的第一阶段，不论是CPU（中央处理器）还是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日本企业都非常的强大。进入2000年后，尽管日本在半导体方面已经相当的衰败，但依旧有30%左右的市场占有率，并不算落后。 但是，世界在不断发展与改变。人们发现，2000年以后移动通信忽然成为产业的重点。在日本用过索尼手机，后来换成了松下手机，回到中国后，购买过夏普手机，采访过NEC手机，写过数千字的稿子。笔者感觉日本手机在2000-2010年十年间性能质量相当的好，那十年笔者用的手机大部分是翻盖式，慢慢从2G（第二代）步入3G；但到了2010年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再碰日本手机，进商店也很少能够看到日本品牌的手机了。 再看看经产省的图，2010年前后，日本半导体在世界上的占比又下滑了一半，大致只有15%了。可以说，日本在手机等方面的落后，阻碍了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研发与生产，或者说日本沿用家电及汽车的系列生产方式来研发及生产手机、从事半导体的生产，结果导致其半导体产业逐步落后于其他国家。 代工的出现，不仅仅是苹果手机靠代工来生产，同时也孕育出半导体零部件的代工。使用水平分工方式，各个国家、各家企业拿出自己的最优资源参与到半导体的设计、生产中，产品生产数量更加巨大，产品本身更为精细，同时能够更加贴近用户需求。 而垂直生产方式下，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仅提供给同一系列企业，这种模式开始老旧，零部件跟不上手机等数年或数月就发生迭代的客户需求。不仅是日本手机开始严重落后，日本电脑企业纷纷放弃了相关的生产，3G时期还能在世界之林中有一块立脚的地方，但到了4G时代，日本企业几乎不见了踪影。而日本半导体产业由于转型不够快速，更是走向了没落。 先生先死，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设备投资严重落后 半导体生产方式从垂直向水平的改变，对于该产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还有一点需要看到的是，半导体产业本身需要长期的大规模投资，而日本的投资基本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投资建的工厂，其后虽然也有技术升级，但和世界的差距非常的大。 在半导体产品中，通常将控制、加工、演算处理方面的半导体称为逻辑半导体。这是计算机、电脑、手机等数字机械中的核心零部件。逻辑半导体还用于数据储存，也因此被称为记忆半导体。 2010年以后的十年，逻辑半导体的生产能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数字化不断深入，智能手机、5G等开始使用5-16纳米的高端逻辑半导体零部件，汽车、产业机械及家电等使用20-40纳米的中端半导体，40纳米以上的半导体只能归入大路货中，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赚。 经产省在2021年3月召开完相关会议后，将会议资料公布在网上。从公开的资料看，日本的半导体工厂不仅建厂时间早（瑞萨的熊本川尻工厂建于1969年，最新的那珂工厂也建于1984年），而且产品大部分在40-130纳米之间（瑞萨的那珂工厂生产40纳米产品，而东芝的岩手工厂还在生产130纳米的产品），就算40纳米勉强能够靠近中端产品，但也是中端中最为低端的，40纳米以上的产品几乎是只赔不赚。 日本国家在不断向这些工厂输血，希望通过兼并的方式重组半导体产业，但最终未能如愿。
对比一下日本和中国台湾在2009~2019年的情况：2009年日本和中国台湾基本都生产低端逻辑半导体；到了2019年，日本的产品在产量上几乎没有变化，在中端产品的生产上只略微增加了一些，而同一时间段里，台湾的低端产量在增加，同时增加的中端产品总量要远远多于低端产品，且高端产品更是异军突起，总量早已超过了低端产品。
2009年以后，首先在2011年日本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地震及核电事故，2012年以后更是进入安倍晋三主政时期，公开以中国为敌的外交及军事政策让日本国内的民众实现了罕见的对外意识形态的统一（2021年10月21日，日本的言论NPO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9%的被调查者对中国不抱有好感，或者没有好印象）。太多的日本民众过分关注邻国，对周边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好感的时候，正好和日本最不重视投资，尤其不在尖端技术领域投资的时期相重叠。 安倍8年、安倍的傀儡菅义伟执政1年，不单单是让日本GDP比9年前下降了20%，让民众的收入降低30%，更让日本在尖端技术尤其在半导体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倒退。日本一些舆论高歌颂扬的“安倍经济学”，从经济数据结果看就是这么个状况。
日本20年前在半导体产业的繁荣变成了先生先死，到了2021年，日本也只能重新评价台积电，甚至期待靠台积电的力量让日本半导体起死回生。 台积电的投资计划与2024年世界半导体产能过剩 从台积电10月14日通过线上的方式发表的2021年季度决算看，该公司将于2022年开始在熊本县菊阳町投资1万亿日元（约100亿美元），建造一座生产22-28纳米半导体产品工厂。日本媒体认为，1万亿日元的总投资中，日本政府将出资5000亿日元。工厂将于2024年正式启用。 查阅了一下台积电的情况，目前该公司在台湾拥有3纳米工厂，在美国将建设7纳米的工厂，在中国大陆已经有12纳米的工厂。观察者网在10月18日报道过台积电在美国的情况，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的工厂占地1100英亩（约合445.2万平方米），至于这座工厂的建设，“规划一年半、开工6个月的工厂，似乎仍然处于初期的施工阶段，而美国政府承诺给台积电的补贴至今尚未落实。”
估计日本工厂的情况会比美国好很多。首先，岸田文雄在9月上任自民党总裁后，立即任命反华急先锋甘利明做党的干事长，组阁后特别设立了经济安保方面的大臣，将安倍敌视中国的政策在党务、行政方面做了具体的落实。甘利最重视的便是半导体，希望在日本建立起新的半导体供应链，通过日本的技术力量制约他国，立于不败之地。有了这样的政治家，在资金支援上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至于日本政府拿出巨额资金资助台积电在日本设厂，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国际商务惯例？那些吃惯了政府补助，二十年来没有进行像样的技术革新、生产设备更新的日本半导体企业，眼看着5000亿日元的资金流入台积电，而且台积电在日本的工厂将全面代替日本企业，让日本本国的半导体产业进一步失落，日本企业将如何绝地反击？ 这些在这里暂时不做太多分析，不过有两点不确定性需要指出。 第一，台积电本次去日本建设22-28纳米的工厂后，应该会在2024年开始启动后计划再进一步，从事7-12纳米的产品生产。 目前日本仅有最高40纳米的工厂，不能一步进入7纳米甚至3纳米阶段，需要有22-28纳米的中间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22-28纳米与台积电在台湾岛上的工厂、将来建设的亚利桑那工厂及在南京的工厂均不构成威胁，应该说是恰好填补了汽车、家电等行业的需求。 日本本国并无像样的智能手机，也没有相关的零部件需求，但是如果日本也进入到7-12纳米产品的生产，尽管台积电会调整产量，国际社会也具有充分的容纳这个规模的产品的市场空间，但早已将投资折旧完的南京工厂、早于日本工厂启动的美国工厂，其产品的价格必然要比日本工厂低廉很多。 日本工厂是否具有价格优势？甘利等日本政治家觊觎的日本产业链的构筑能否实现？这些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想追问的是，台积电是否会将部分半导体技术转让给日本，让日本半导体产业重新振兴？ 日本是半导体原材料、半导体生产线部分设备的重要提供者，但在日本国内并不能因此构筑完整的半导体供应链，日本企业只是供应链上重要的材料及设备的提供者。这种状况的改变，要么需要像台积电那样以世界为市场，全面掌握相关技术、生产诀窍、满足市场需求，要么国家像美国、中国这样人口多，产业需求旺盛，通过在国内建设供应链，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把握一种影响世界市场的能力——用日本政治家喜欢的话语来说，保有某种经济安保的力量。 日本1亿人口，几乎没有像样的手机、电脑、5G产业，国内市场有限，经济安保要求日本企业不得将重要半导体产品销售给中国，日本政治家的行动目标该是日本半导体可能遇到的最大的不确定性。 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衰微归罪于日美半导体谈判、美国对日本企业的打压。实际上，进入2000年以后，日美贸易战争并不是这两个国家的主旋律，是日本主动放弃了在半导体产业上的投资，没有进行相关的技术及经营上的革新，是日本主动放弃了在手机、电脑、5G基站等产业上的进取。 在半导体等产业失落了二十余年后，台积电的介入既不会将技术转让给日本，也不能拯救日本半导体于危机之中。2024年前后到来的半导体产业产能过剩危机，也许会成为彻底压倒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
人物广角
澳门新一轮赌牌重洗在即 何氏家族能否续写赌王传奇？
【研究员】：wh
今年92岁高龄的吕志和实际上早已退居幕后。在家族企业管理分配上，长子吕耀东主管吕家澳门业务多年，自银河娱乐争下赌牌后，便成为澳门赌业开疆拓土的主帅。当年正是吕耀东率领银河娱乐，在远离何家葡京酒店的荒芜路区圈地，兴建大型度假村，杀出重围。
【博览财经特稿】灯火璀璨的南湾湖畔，新老葡京娱乐场交错矗立，这两座被视为澳门地标风景线的奢华建筑，很长一段时间，充当着澳门博彩业兴衰的晴雨表。从远处看，新葡京如一朵巨大金莲花；老葡京则像一只金缕鸟笼，每个入场的赌客，似乎都成了笼中鸟。 上个世纪几十年里，澳门这座不夜城赌客如流水一波接一波，庄家却始终都姓何。何家拥有澳门唯一合法开设赌场牌照，其他赌场只能跟着何家玩。 千禧年初的澳门赌牌竞投，打破了原有的何家一家独大局面。镶有“合法经营权”的赌牌一分三，三分六，迫使赌王何鸿燊亲自上桌，最终手握“一正两副”赌牌，保住何氏赌业的半壁江山。 自那之后，背靠拉斯维加斯大亨的金沙、永利两大度假区相继拔地而起，外来资本交相辉映；伴随着何氏家族争产宫斗连续剧，新老葡京的光彩逐渐融入南湾湖畔连绵的夜色，博彩业构筑了澳门最辉煌的底色。 2022年6月，澳门这六张赌牌到期，新一轮赌牌重洗在即。今年9月，澳门特区政府关于《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下称《博彩法》）修订的倒计时声响起，咨询会上释放出“取消副牌”等诸多信号，为澳门博彩业未来走向增加了变数。此次修法公开咨询时间到10月29日截止。 疫情冲击，让过度依赖博彩业的澳门加速了多元化的决心。充满未知数的新赌局里，一代老赌王已驾鹤西去，伺机已久的挑战者浮出水面，何氏家族能否续写赌王传奇？一切都在濠江冷冽风声中，变得耐人寻味。 赌牌重洗在即 2001年深秋，澳门特区博彩牌照竞投委员会，收到20多家公司递交的意向书。 标书中，不乏世界知名的博彩公司、赌业大亨，如美国最大的赌场酒店集团美高梅；被称为拉斯维加斯“复兴之父”的美西赌王韦恩。同时，又穿插着以何鸿燊为代表的澳门本土势力，以及吕志和、龚如心、刘銮雄等一众香港财团富豪。这些意向书目的明确：争抢被一分为三的赌牌。 这一年，在特区政府主导下，澳门赌权逐步走向开放，何鸿燊独揽澳门赌业成为历史，而他的一代赌王经历，足以证明澳门赌场生意是块诱人的大肥肉。
竞投开启前就有消息指出，新赌牌开出的条件令人吃不消，但仍有不少投资者赶来欲分一杯羹。当时盛传美高梅博彩公司为竞投作准备，洽购了澳门一间空置酒店。相比之下，赌王何鸿燊显得云淡风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会遵循政府指示，依游戏规则玩。” 竞投委员会设立了六项评分标准，除了赌场经营的决定性因素外，对澳投资的贡献评分占了四分之一。财团们都深谙特区政府将赌牌“一开三”的用意，整个竞投过程变得异常激烈。 有报道曾表示，21家财团承诺对澳赌业的投资额度中，最少的也超过10亿美金，多的高达400亿港币，平均额度在20亿美元左右。毫不夸张的是，有公司的标书直接用两个木箱抬来，可想分量有多“重”。 这场赌牌争夺战历时四个月，最终三张赌牌分别落入老赌王何家旗下的澳博、美西赌王韦恩坐镇的永利渡假村（澳门），以及香港富商吕志和与美国著名博彩公司“威尼斯人”合办的银河娱乐。 不久后，银河娱乐两大合作方因经营矛盾分道扬镳，以“转批给”形式“副牌”出现，三张正牌下又分出三张副牌，赌牌格局变成六足鼎立。何家借此机会又拿下两张副牌，交由二房长女何超琼与美国美高梅组建的合资公司，以及二房之子何猷龙的新濠国际掌管。
过去20年里，澳门赌场生意吃独食的日子虽已不再，但何家“一正两副”赌牌在手，依然掌握着半个赌坛的话语权。 然而，上一轮澳门发放的6张赌牌，“有效期”只有20年，2022年6月份这些赌牌将全部到期。这意味着新一轮牌局重洗在即，最近有关6张赌牌去留的《博彩法》修订风声中，嗅到危机感的远不止赌王一家。 今年9月14日，《博彩法》最新修订的咨询会上透露出诸多重磅消息：包括建议禁止发放副牌、重新审视赌牌最长期限，以及政府派代表进驻博企等。 次日，手握六张赌牌的濠赌股集体跳水，股价跌去20%-30%不等，接着摩根大通将金沙中国、永利澳门和新濠国际三家博彩股评级调至减持，目标价近乎腰斩。 咨询发布会上，特区政府被问及赌牌数量是否会减少，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未做正面回应，但强调绝不能无限膨胀。可见，即将到来的新牌局，或将再次改写澳门博彩业故事结构性走向。事实上，风向的急转早有预兆。 “适度多元”反思 2004年5月，澳门渔人码头旁一座形如金色大烟囱的建筑聚集了大量人群，这些人不是在等商场打折，而是在等澳门金沙娱乐场开业。 金沙娱乐场背靠金沙中国，这个耗资超2.5亿美元的项目，是澳门赌权放开后首个大型娱乐场，雄伟且富丽堂皇，场内300多张赌台，开业七个月便宣布收回投资成本。如同蝴蝶振翅般的“金沙效应”，拉开了外资与本土赌王扳手腕的序幕。 这一年开始，澳门变身成一个巨大建筑工地，金碧辉煌的建筑风景线四处拔地而起，“打造亚洲拉斯维加斯”的口号贴在工地围墙外，澳门博彩业也应政府期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2006年9月，素有“拉斯维加斯之父”之称的永利，带着10亿美元姗姗来迟。永利到来两个月后，澳门整体博彩业收益已超越拉斯维加斯，全年总收入达72亿美元，超越同期拉斯维加斯的6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赌城。同时，澳门GDP首度超越香港，5年里大增近一倍。 但外资疯狂涌入虎口夺食的冲击已显露。何鸿燊曾公开表示，美资赌场通过提高码佣、高薪争抢员工等手段打破了原有的游戏规则。他还用赌场多过米铺，形容澳门激增的赌场和赌台数量，认为长远下去会对澳门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内地掀起一场禁赌风暴，随着禁赌专项行动的深入，出境豪赌的情况开始扭转。据统计，2006年澳门到访游客有2200万，其中1200万来自中国内地，贵宾厅是各大赌场的利润支柱。 过度倚重博彩业也带来了新的反思，“适度多元”逐渐成为澳门高度重视的课题。 2007年初，何家旗下投资超过50亿元的新葡京正式落地。自此之后，各大赌场向旅游娱乐度假村发力。这年年末，何家二房长女与美高梅合资的赌场开业，这是六大赌牌持有者中最后一个“开门营业”的，澳门博彩业来到了顶峰。
但博彩业对澳门也是一把双刃剑。自2002年赌权开放后，博彩税占澳门公共总收入比重一路高歌，近十年这一比重一直在七八成左右。2016年发布的《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显示，澳门过度依赖博彩业的问题已经愈发凸显。 为了改变对博彩业的依赖，澳门政府近年来持续向科技、文化、旅游行业投入。2018年《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博彩业在澳门整体经济比重虽高于其他行业，但比重下降至2018年的50.5%。 2020年疫情突袭，又进一步放大了博彩业一家独大的严重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坦言，新冠疫情使高度外向型的澳门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全年财政会出现较大赤字。 在疫情影响下，澳门依靠博彩业上市的几家公司，经营数据也受到了极大影响。永利澳门、银河娱乐、金沙中国、澳博控股、美高梅中国2020年的营收均下滑了七八成。 是危也是机。贺一诚表示：“在旅游博彩业基础上发展的纵向多元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业独大’的状况，迫切需要深入探索和开拓经济适度多元的路子，时不我待。” 大环境有意改变澳门对博彩业的过度倚重，这让新一轮赌牌竞投充满了更多不确定。通过竞投条件的设置，引导新玩家们对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做贡献，或成关键。 城头变幻 赌城的天早就要变了，在赌牌即将重洗前夕，牌桌上的老玩家们有的已老迈，有的已离世。 上一轮牌局里，两大外来资本金沙、永利背后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金沙掌门人阿德尔森今年1月离世，永利掌门人韦恩涉性侵风波已辞去职务。外资身份在未来赌牌竞投中恐会面临更多博弈。 老赌王何鸿燊2020年驾鹤西去，维系家族博彩业辉煌的担子全部落在以何超琼、何猷龙为焦点的何家二代肩头。内有争产宫斗，何家还能否延续手中三张赌牌以及财富辉煌呢？ 赌王一生共“四房妻妾”，育有17名子女。2010年，何鸿燊中风后争斗愈发激烈，他曾一度欲和二房、三房在内的11人对簿公堂。目前二房与四房的争锋仍在延续。 二房三位子女身居要位，何家三张赌牌都在二房子女手中。何鸿燊退休后，持有正牌的澳博交由二房次女何超凤管理；长女何超琼同时掌管持有副牌的美高梅中国，以及信德集团，她一直被外界视为赌王的接班人；二房之子何猷龙旗下的新濠国际，有一张副牌在手。 四太梁安琪性格强势，此前在争夺中也透露出对赌牌的野心，家族内受二房压制，家族外组团参与竞投也不无可能。 此外，何家虽有一正两副三张赌牌，但外界盛传取消副牌，对何家影响较大，未来何超琼作为大家长恐怕会全力竞投赌牌，而人心不齐终有隐患。 更让何家人头疼的是主牌所在的澳博控股，业绩下滑明显。2008年澳博上市后披露在澳门博彩市场中占据了三成左右的份额。202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4.1%，而公司这一年的博彩营收73亿港元，同比下滑78.0%，净利润亏损30亿港元，同比减少194.3%。 何家另外两张副牌里，与美高梅合资的美高梅中国，主攻中高端市场，到2020年底在博彩市场份额上升至12.6%，2020年娱乐场营收44亿，净亏损52亿港元，分别同比下滑78%、369%。而新濠国际2020年娱乐场收入114亿港元，同比减少七成，净亏损63亿港元。 从疫情前的情况来看，银河已经成为澳门博彩业的老大，数百亿的净利润远超何家旗下三家公司总和。目前市值上，银河娱乐市值高达1800亿。何家的澳博、新濠国际、美高梅中国分别为338亿、153亿、218亿。 银河娱乐背后是新晋赌王——嘉华集团主席吕志和。作为纵横建材、房地产、酒店多产业的香港风云人物，吕志和与大儿子吕耀东将嘉华地产、酒店的经验注入赌场，打造“中国式赌场”为卖点，过去十多年里，银河娱乐业绩水涨船高。
今年92岁高龄的吕志和实际上早已退居幕后。在家族企业管理分配上，长子吕耀东主管吕家澳门业务多年，自银河娱乐争下赌牌后，便成为澳门赌业开疆拓土的主帅。当年正是吕耀东率领银河娱乐，在远离何家葡京酒店的荒芜路区圈地，兴建大型度假村，杀出重围。 吕耀东与何超琼二人，被看作是当下最具资格拿下新赌王称号的风云人物。2022年的新牌局将会是以吕何两家二代为焦点的新赌王之争。而老玩家之外，还有更多虎视眈眈者想参与这场金钱游戏，分得一杯羹。 澳门赌局风云变化，2022年竞投的激烈程度恐怕甚于二十年前。赌局之外，人们或许更加期望看到，东西方文化激荡几百年的珠江口西岸，焕发出新的光彩。（来源：豹变（ID：baobiannews） 作者：卓宇）
高瓴陷入“减持尴尬症” 再次引起资本市场“局部地震”
【研究员】：wh
此前多年巴菲特对于几笔重要的投资，包括巴克斯特鞋业、伯克希尔哈撒韦等公司投资失败的解释（或吐槽），也都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这些关于卖出的言论和观点，都与巴菲特进行长期投资的标签化特征做了某种程度的“中和”。
【博览财经特稿】以做时间的朋友著称的高瓴资本，并没有选择与爱尔眼科继续走下去。爱尔眼科的三季报股东数据显示，高瓴大幅减持并已退出其十大流通股股东。 在资本市场中买入、卖出都是投资者的个体行为，是买卖自负的简单逻辑。但高瓴对爱尔眼科、凯莱英、泰格医药等股票的卖出，却再次引起资本市场的“局部地震”。 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投入如此大的注意力去关注某家特定的投资机构的买卖交易，在此之前相对罕见，其中原因比较复杂。 高瓴是近几年中国价值投资的旗帜。其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树立了一套关于长期主义、价值投资的话语体系，这套体系又与此前几年资本市场注重龙头价值、获得长期回报的投资风格相吻合，获得了大量投资者的认可。 但问题出在2021年之后。市场风格向以光伏、芯片、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转移，二级市场的投资风格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价值投资”在市场上不吃香了。
过去几个月，不少依照价值投资逻辑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损失惨重。“A股市场没有价值投资，不能做长线”的观点变得更有说服力。高瓴的抛售动作，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点。 另外，高瓴做时间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主义”，究竟有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一直没有给出过清晰的答案，是其对投资理念进行宣传时所忽视的一个关键点。 资本市场的投资中，买入卖出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赚钱。但如高瓴一样每次抛售股票都会引起不同程度舆论关注的，却并不常见。我们可以称之为“减持尴尬症”。 声望与口舌 高瓴不可能既获得了传播所带来的好处，又可以不承担随之而来的市场评判。与张磊在卖出股票方面的语焉不详不同，价值投资的泰山北斗巴菲特、芒格对于在价值投资的过程中选择何时卖出股票，有很清晰明确的解释。 其卖出逻辑被总结为三部分：发现更好的股票、极度高估、基本面出现了变化。例如2020年5月2日，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其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清空了美国四大航空公司（达美、西南、美航、美联航）的股票，总计数十亿美元。 巴菲特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航空业已发生根本变化，三四年内航空客运人数都不会恢复到去年水平。而在此之前，伯克希尔连续多年不断增持四大航空公司。 以及，在2021年2月，伯克希尔的第一大重仓股苹果不断上涨之际、突破2万亿美元市值之后，巴菲特选择减持了5700万股的苹果股票。这笔卖出的逻辑也很好理解——当时的巴菲特认为苹果的估值已经有些高了。
但同样是在2020年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却明确表示苹果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对其抛售可能是错误的决策，这种比较罕见的认错，不仅没有损毁巴菲特的形象，反而能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巴菲特的卖出逻辑。 此前多年巴菲特对于几笔重要的投资，包括巴克斯特鞋业、伯克希尔哈撒韦等公司投资失败的解释（或吐槽），也都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这些关于卖出的言论和观点，都与巴菲特进行长期投资的标签化特征做了某种程度的“中和”。 张磊与巴菲特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在多年来向资本市场传播自己的理论体系、投资逻辑的同时，却并没有对卖出股票的逻辑、原则做出足够多的说明和解释。 这实际上是传播自己价值体系、投资逻辑后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经验的传授、投资理念的提出，可以让高瓴获得更广泛的市场认可与资本追随，但这些追随也必然也会形成某种反作用力。 简言之，就是高瓴不可能既获得了传播所带来的好处，又可以不承担随之而来的市场评判。 减持与猜测 张磊极少对外总结过自己对于卖出股票的思考。公众投资者无从得知其减持之前所进行的思考，进而产生出某些猜测。 对爱尔眼科、凯莱英和泰格医药的减持，并非是高瓴资本2021年仅有的减持动作。比较典型的是其年初就对良品铺子的减持。这家国内零食巨头早在2017年9月就获得了高瓴8.21亿元的投资，以13%的持股比例位列其第三大股东。在高峰时期，高瓴持有其30亿以上的市值。
2020年前三季度，良品铺子录得净利润同比负增长、营业收入环比负增长、扣非净利润环比负增长的情况，高瓴则是在2021年初对良品铺子进行减持——不超过总股份的6%，规模不小。 上市之初的良品铺子备受期待，估值不低。但2020全年受到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营业收入、利润都陷入几乎零增长的情况。高瓴宣布减持之后，其股价仍有持续性下跌。 这次减持与此前高瓴在美股市场抛售蔚来、小鹏和理想的情况类似：都是企业遭遇了外部更加强大的竞争压力，以及行业整体的竞争格局生变，这会引发资本对企业成长能力的担忧。 事实也证明了高瓴选择减持的正确性，良品铺子、新能源汽车新势力在被减持之后都陷入较长时间的下跌之中。 可以看出，张磊卖股票的重要逻辑之一，大概率是对产业竞争格局层面进行分析。如果发现被投企业所在的行业出现竞争加剧的问题，就很有可能触发其卖出动作。 包括曾因高位精准卖出而出现舆论质疑的好未来，也与在线教育行业在2020-2021年上半年出现竞争强度提升的问题——几家头部企业获得巨额融资，2021年上市公司好未来的财务状况出问题几乎是大概率事件，高瓴完全有可能在行业监管事件爆发之前就作出判断。 整体看，高瓴所进行的减持动作，大多是科学理性、符合价值投资逻辑的。但问题是，张磊极少对外总结过自己对于卖出股票的思考。公众无从得知其减持之前所进行的思考，进而产生出某些猜测。 张磊在其《价值》一书中，对几个成功的投资案例做了不同程度的复盘和标榜，结合在各种场合中对长期主义的阐释，使很多人认为他进行的是永不退出的投资。 这种误解，使得公众在高瓴结账退出某只股票时“大跌眼镜”。会有人认为张磊没有坚持自己的长期主义投资理念，甚至是在利用影响力割韭菜，即便是事实并非如此。 甚至曾经有投资同行这样解释价值投资和“时间的朋友”，如果当下可以套现退出，可以解释为投资人收益获得做大收益。如果被套没法退出，就以“长期主义、价值投资”为理由，安抚投资人，保持信心，继续持有。总之，左右逢源。 原因与破解 可以预见的是，高瓴仍将不断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并逐渐退出那些已经获利的投资项目。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中，要求机构投资者“永不减持”本身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都知道张磊长期押注腾讯获得巨大成功，就会因此产生一种高瓴也会采用类似的方式对待其他投资，这显然是一厢情愿。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各类产业机会、投资机遇层出不穷，如果哪家投资机构坚守于某一两个领域、几家公司的投资案，大概率会被出资人视为扩展能力不足，无法抓住层出不穷的新投资机遇。
例如，曾了解到某个顶流级投资机构中，一个原本负责核心赛道的总监级的投资经理，因为希望践行“芒格式”的押注而与老板产生了剧烈冲突，最终出走。 站在出资人的角度，他们需要不断用新的成功案例，来强化自己对投资机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对于投资机构来说非常重要。 可以预见的是，高瓴仍将不断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并逐渐退出那些已经获利的投资项目。这不会因高瓴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某些刻板印象而转移。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高瓴在公众投资者面前的尴尬不可避免。二级市场中1-3年的投资周期，与“长期主义”、“做时间的朋友”的宣言并不相符。 为了不再陷入到中短期持有减持所带来的尴尬之中，高瓴需要更加明确自己的退出逻辑，但这并不容易。这与高瓴的投资风格密切相关。高瓴将自己定位为结构性的价值投资机构，但在实际的投资风格上偏向于成长型企业的投资，这些企业很难有传统意义上价值投资所宣扬的“低估值买入”的机会。 高瓴所开展的一些成长型投资，必然会与传统意义上低估买入的价值投资原则相冲突。因此对于张磊来说，难以用一句“高估卖出”去解决问题。总结减持卖出的逻辑要比巴菲特困难。
如何才能治好这个奇怪的减持尴尬症？巨潮认为，主要的解决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总结出一套新时代价值投资体系下的卖出原则，这些原则可能无法用“高估卖出”来简单定义，但可以从产业竞争环境变化、商业模式受到挑战等方面着手；其次，树立更加立体化的投资家形象，一个有血有肉、能够表露出真实情感的投资大师更容易被公众所认可和接纳；以及，投资的世界中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正确，像巴菲特一样偶尔在公众面前进行复盘，能够消除大量不必要的误解。（来源：巨潮商业评论 作者：杨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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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熄火后 新的“印钞机”如何寻找培育是个问题
【研究员】：wh
也正因为房产的这种印钞机功能，所以这些年房产累积了大量泡沫、并隐含金融系统性风险，所以近两年一直在提去房地产杠杆、去房子的金融属性……实际就是降低房产融资、贷款的能力。如果房地产熄火后，其创造的贷款会迅速下降、短期内会让市场的资金增量变少，并会由此影响经济的活跃。
【博览财经特稿】经过一系列严格调控，再加上房产税将试点的重磅猛料，可以预见的是房地产将回归为一个普通的行业，不再有暴利、不再有暴击、不再有涨幅翻倍、不再有财富晋级。此时，若还想通过买房实现资产逆袭的，我劝你就还是洗洗睡吧。 新的印钞机在哪里？ 楼市熄火后的平淡，我们必须得学会面对。关于楼市，让人又爱又恨。首先它拉动了经济、提供了就业，让大家的居住环境和品质日趋改善，同时也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当然还有很多人凭借早买房而实现了财富炸裂式膨胀。 同时它又如此的惹人恨。因为高房价，很多人背负重债、不得不节省度日而生活艰辛，后进城的年轻人不得不承受高房价带来的各种高成本。同时，楼市也是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的重要推手。 现在的楼市调控，其实就是要抑制楼市“恶”的一面、而要发扬楼市“善”的一面。前者体现在楼市的蓄水池效应，后者体现在货币的印钞机功能。 你没看错，楼市就是印钞机。我们之前更多的是关注楼市的蓄水池效应……因为这个效应，社会中的大量资金被房地产占用、进而挤压了其他行业（尤其是实体行业）的信贷资源，进而影响人才、技术、研发、创新等流入其他行业，最终造成房地产一家独大的后果。 印钞机是什么？就是提供流动性、说人话就是让市场中的资金变多。如果没有钱，怎么让商品和服务交换呢？没有交换，又怎么会有经济发展呢？想想你所在的公司缺钱、或者你缺钱，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美联储一说缩表，全世界都紧张得不得了，股市跌、汇率跌、黄金跌、大宗商品跟着跌……甚至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行的同时、还要遭遇债务危机。 为什么？因为美联储缩表、意味着美国减少美元的数量，而缩减美元会让市场中的钱变少、钱变少没法交换商品就会让经济活力下降，没有那么多美元、又怎么还到期债务呢？ 房地产的印钞机功能，就在于能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怎么理解呢？ 近十余年房地产充当了印钞机的功能 在现代主权信用货币体系下，钱是通过贷款创造出来的，大家使用的纸币只是钱的一种形式、且占比极小，更何况现在大家几乎都已不怎么用纸币了。 贷款就是印钱，贷款的过程就是印钱的过程。整个印钱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央行先印出基础货币、也就是我们常说央行扩表，在中国来说就是MLF、SLF、逆回购操作。央行印的这些钱主要去向是银行、其实也就是贷款给银行（当然也有利息），银行拿到这些钱后再放贷给企业和居民，就这样钱就从央妈手里流向了市场。 企业和居民拿到贷款后，会再以存款的形式存入银行（实际是这些贷款形成了银行体系内新的存款），银行在扣除存款准备金后、又可以对外发放贷款了……这就是一个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的信用创造或者叫印钱的过程。 所以在整个印钱过程中，有三方在参与：一方是央妈、提供的是基础货币，这是创造货币的源头；另一方是银行，这是创造信用货币的机构、且市场中的绝大多数钱都是银行贷款创造的；再有一方就是借款人，没有借款人、钱同样“印制”不出来。 这三方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企业贷款1000万用于生产经营、就是“印制”1000万新钞，个人装修贷50万、就是“印制”50万新钞，同样买房按揭贷款100万、也是“印制”了100万新钞。
在过去的十余年，因为房地产大发展，所以新增贷款中的很大比例（甚至一度高达近50%）都是房地产类贷款（包括房地产公司的开发贷和买房人的按揭房贷）。 根据上面贷款就是印钞的原理，近十余年间的钱很大一部分也就是房地产“印制”出来的。所以近十余年房地产充当了印钞机的功能，并由此给市场源源不断的提供流动性、即大量的钱。 过去十余年不仅要看到房价的上涨、资产的泡沫，还要看到居民财富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有房者的）和消费的繁荣，而这一定程度上都有房地产印钞机的功劳……源源不断的钱通过房地产“印制”出来、再流入市场促进经济增长。 楼市熄火应该是个缓慢过程 对整个社会来说，房地产就是一台巨型印钞机；对单个家庭来说，房子就是一台小型印钞机……在大城市，有一套房子做抵押在银行借款非常容易。 也正因为房产的这种印钞机功能，所以这些年房产累积了大量泡沫、并隐含金融系统性风险，所以近两年一直在提去房地产杠杆、去房子的金融属性……实际就是降低房产融资、贷款的能力。如果房地产熄火后，其创造的贷款会迅速下降、短期内会让市场的资金增量变少，并会由此影响经济的活跃。 有人会说，竟然贷款就是印钞，房地产不能创造贷款、其他行业/其他人也可以创造贷款啊，这不同样是印钱么？！确实如此，关键是短期从哪里找到代替房地产的印钞机呢？ 前面也说了，印钞是央行、银行和借款人三方合力的结果。不仅要央妈印出钱来让银行有钱对外放贷，还要让银行愿意对外发放贷款、同时还要有人愿意借款。 房地产之所以能成为印钞机，因为地产商愿意且可以无限量地借钱、老百姓愿意买房且也愿意贷款买房，同时银行也愿意给地产商和买房人发放贷款……就这样，钱就印出来了。 目前政府一直在推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实际就是让中小微实体经济替代房地产成为新的印钞机，问题是：中小微实体愿意贷款吗？银行愿意给中小微实体放贷吗？ 中小微实体因缺乏充足抵押物、同时经营风险太大，银行一般不愿意给中小微实体放贷；中小微实体因产能过剩、经济下行也不愿意扩大贷款，毕竟贷款是有成本、要付利息的。而这就会影响贷款的发放、也就是会影响钱的印制。 楼市可以熄火，但不应突然熄火、而应该缓慢熄火，这个熄火的过程就是在腾挪时间寻找新的印钞机。 其实本轮楼市调控的思路也是如此，从始至终一直都在强调一个稳……不是让楼市断然哑火，而是保持目前的状态持续下去，同时去寻找新的替代产业、而这个新的产业会成为新的印钞机。楼市熄火后，新的印钞机如何寻找并培育，确实是个问题。（来源：米筐投资（mikuangtouzi） 作者：米筐老A）
窥探社会发展趋势变迁 首富变迁看资本偏好口味变化
【研究员】：wh
如今的十大富豪，没有一个是从事房地产的，而在五年前，至少有3个是干房地产的。互联网富豪仍然是最多的，但势头已经不如从前了，卖水的钟睒睒、卖电池的曾毓群已经打败了马云和马化腾，这在过去也是不敢想象的，这说明制造业重新成为资本青睐的风口。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21胡润百富榜》。 钟睒睒超马云，登顶全国首富 数据显示，最新中国首富为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财富达到3900亿元，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排名第二的是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财富达到3400亿元，是十大企业家富豪中最年轻的，只有38岁。 排名第三的是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财富达到3200亿元，首次跻身前三，受益于市值一路飙升，说明了新能源高端制造企业吸金能力的确很强。 下面是十大富豪具体名单：
前十大富豪，杭州占2个，分别是钟睒睒和马云；香港占2个，分别是李嘉诚和王卫；北京（张一鸣）、宁德（曾毓群）、深圳（马化腾）、上海（黄峥）、保定（魏建军）、佛山（何享健）各占1个。 十大富豪背后的公司，有4家是互联网大厂，分别是字节、腾讯、阿里、拼多多，3家制造业企业，分别是宁德时代、长城汽车、美的，还有1家快递公司、1家食品饮料、1家投资公司。 那么，胡润百富榜的排名依据是什么？该榜单编制方法为：收集候选人所有公开信息，并进行反复交叉核对，使用市场价值来评估企业家拥有的财富。信息来源主要是四个渠道，分别是股市公告、媒体报道、实地采访、自身建立的数据库。 从首富变迁，看资本偏好的变化 从首富的变迁，可以窥探出社会发展的趋势变迁，特别是资本偏好与口味的变化。下面是胡润统计的近20年十大首富变化：
如今的十大富豪，没有一个是从事房地产的，而在五年前，至少有3个是干房地产的。互联网富豪仍然是最多的，但势头已经不如从前了，卖水的钟睒睒、卖电池的曾毓群已经打败了马云和马化腾，这在过去也是不敢想象的，这说明制造业重新成为资本青睐的风口。 今年，《2021胡润百富榜》进入榜单门槛为20亿元，今年有2918位企业家财富超过20亿元，比去年增加520人，比10年前翻了三倍，增速迅猛。 此外，上榜企业家总财富比去年增长24%，达到34万亿元。今年为什么增长这么好？ 胡润表示，百富榜上榜人数和总财富都比去年增长20%以上，主要原因是新能源相关产业的迅速增长，以及新的上市公司较多。还有一个原因是今年增加了港澳台企业家（中国香港151位、中国台湾87位、中国澳门3位）。这说明，新能源汽车成为资本市场上最靓的仔。 2918名富豪分布在哪些城市？ 再看看这个榜单关于城市的排名。下面是《2021胡润百富榜》统计的企业家富豪居住地分布情况：
企业家富豪最多的十大城市是：北京、深圳、上海、杭州、香港、广州、苏州、佛山、宁波、台北。 十大城市中，长三角有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大湾区有深圳、香港、广州、佛山。 北京、深圳、上海居第一梯队，企业家富豪人数分别为341、301、294，塔尖企业家数量遥遥领先。 杭州、香港、广州居第二梯队，数量分别为170、151、112。 苏州、佛山、宁波可视为第三梯队，富豪人说数在60~100之间。 从企业家富豪增量来看，香港最猛，增加89人，其次是上海增加78人，深圳26、苏州22、北京16、杭州15. 前面提到了，这个榜单有相当一部分是参考上市公司市值。下面是中国基金报统计的截止2020年末各城市总市值：
可以看出，排名前五的城市是吻合的。综合上市公司总市值和千亿上市公司数量，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是最受资本市场青睐的五大城市。
浙商上榜数量第一，其次粤商 从企业家富豪数量来看，宁波超南京，苏州超成都，无锡超武汉，厦门超重庆，烟台超天津，还有很多小城市超过大城市的情况。 这或许会让一部分人对大城市的产业产生疑问。其实，大可不必。判断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主要还是看GDP、财政收入、资金总量、人口吸引力等等，富豪数量只能反映出民营经济的活跃度。 榜单计算的也只是估值财富，很大程度上受上市公司市值影响，而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价是很不稳定的。另外，还有大量隐形冠军企业没有上市，或者是没有参与排名。 因此，榜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城市的塔尖企业家情况，但不能和综合竞争力划等号。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大企业往往在全国都有布局，对很多城市都有贡献，而企业家居住地只能统计一个。 胡润百富榜也在文章中提到下面这段话：
上面这段话意思就是，还有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富豪没有找到。因此，衡量城市的综合实力，一定是多维度的。 另外，《2021胡润百富榜》提到，从塔尖企业家出生地来看，浙商数量连续四年第一，其次是粤商、苏商、闽商。 最后再看看前100个塔尖企业家具体情况：
（来源：城市战争（ID：sunbushu123） 作者：小鱼
形势分析
多方面推进非住宅去库存 长沙打响“第一枪”
【研究员】：wh
尽管此次新政针对的只是公寓商办类物业，和商品住宅无关。但楼市作为政策敏感度极高的市场，在玻璃渣里都能找糖吃，更何况这确实是对长沙公寓类非住宅物业的直接利好，后续政策发酵难免波及到住宅市场，从来存在引发整个楼市一起旋转跳跃的风险。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长沙所有卖公寓商办项目开发商回了一口气。终于，终于等了许久的政策春风刮来了！ 媒体爆出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6部门发布了《关于推进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的若干意见》，全文不长，但条条都足以让长沙的公寓商办市场虎躯一震。 1、暂停去化超过36个月的区域非住宅商品房用地挂牌出让，对已出让尚未建设的，可按“商改住”进行规划修改，可适当降低商住配比。 2、促进非住宅商品房租售； 3、降低非住宅商品房交易成本； 4、降低公寓居民用户使用成本； 5、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把这五条用大白话总结一下就是，从多个方面推进公寓等非住宅去库存。至此，长沙打响了去库存的第一枪。 长沙的库存是调控出来的 作为上轮反炒房歼击战的发起城市，作为央视点名、全国学习的地产调控“模范生”，作为一个让全国炒房客有来无回的城市，长沙为何在此时反向操作？ 尽管此次新政针对的只是公寓商办类物业，和商品住宅无关。但楼市作为政策敏感度极高的市场，在玻璃渣里都能找糖吃，更何况这确实是对长沙公寓类非住宅物业的直接利好，后续政策发酵难免波及到住宅市场，从来存在引发整个楼市一起旋转跳跃的风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长沙敢冒这个风险呢？真的是因为库存太大，到了不得不去库存的地步？ 从数据上看，长沙公寓库存确实很大。有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整个长沙核心五区的公寓去化周期高达36.4个月。也就是说，即便从现在开始长沙不再增加新建公寓，长沙核心五区的存量公寓，也需要卖3年才能卖完。 还有更夸张的，如果分区看，其中芙蓉区去化周期高达93.1个月，即7.8年。7.8年呀！时间计划好的话，三胎都生完了。 但其实除了长沙，有些城市的库存也很惊人。比如截至到2020年底，郑州公寓库存去化周期7.6个年；昆明公寓库存去化周期4.4年；沈阳公寓库存去化周期7.9年；注意，仅仅是公寓！ 要论压力，郑州7.6年、沈阳7.9年、昆明4.4年，不比长沙2.8年压力大吗？可为什么郑州、昆明没着急去库存，反而长沙急了？ 这是因为郑州、昆明库存压力大，单纯就是商业配比过高、供应量太大造成的。而长沙的库存是调控出来的。 长沙是如何调控的？ 任泽平在总结长沙调控的时候强调了三点，很到位：1、供给端，大量供应土地。2、开发端，执行严格限价，确保开发商利率润不超过8%。3、需求端，针对人才购房、离异人士、购房摇号、限售均要求严苛。 这三点单看对公寓库存影响不大，但连到一起，就是一剂公寓库存大补药。 先看第一点，大量供应土地。长沙供地有多拼呢？官方数据统计是近5年长沙住宅用地供给增长近15倍，商住用地供给量增长2倍。 特别是2020年，长沙商住用地供给面积为220万平方米，相比2015年的73万平方米增长199.6％；住宅用地供给面积为279.46万平方米，相比2015年的18万平方米增长14.6倍。
再看第二点，执行严格限价，控制开发商利润。长沙对开发商有多严格呢？ 长沙在限价政策中明确商品房价格由“成本+利润+税金”构成。对比其它城市主要限制相对价格，限价手段相对宽松。长沙直接规定利润率绝对值的政策。 不仅如此，2019年12月长沙再次针对开发商提出商品住房平均利润率为6％-8％。而2017-2020年全国百强房企净利润率均超11％。长沙相当于直接把房企的利润砍半。 再看第三点，需求端，针对人才购房、离异人士、购房摇号、限售均要求严苛。 把这三点联系到一起。一方面需求端严格限制，有很多人买不了住宅，只能买公寓。另一方面供给端大量供地，但长沙对新房限价严格，住宅利润空间有限，因此众多开发商另辟蹊径将公寓作为利润增长点，大力开发。 比如在长沙，许多公寓都会把名校签学区签合同里。泰禹上雅，雅礼系南雅实验+泰禹小学双名校的盘，直接签进购房合同，保障入读；旺德府万象时代，带育英小学学位有签订协议；中交·中央公园 大同瑞致小学，读大同上东雅，有签订协议。他们的核心卖点是上学、上好学、上品牌名校，6年循环，可流转。
这对在长沙有房，但没带好学区的；对地州市想把娃送到长沙上学，但是购房资格还没有的；对一线城市的湖南人，想把孩子送回长沙读好学校的等等，吸引力很大。 不仅如此，长沙还有很多住宅性质公寓。这类公寓的特点通常是位置核心，2公里内地铁、商业等很成熟。精装交付、配置齐全， 且总价低，首付低。比如——长城万悦汇财富大厦，双地铁口现房公寓；世景国际广场地铁口、商超环绕；环球融创会展上东区2/4号线双地铁口4.1-5米超大开间42，2室55万； 总之，在调控的压力下，有供应，有需求，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长沙独特的公寓市场。 公寓的优势在长沙就被放大了。不限购，随便买！不限售，随便卖！不限贷，带学区，可上学！所以，长久以来，长沙公寓不仅卖的好，且价格都在住宅价格之上。 但，长沙公寓市场转向是发生在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长沙市内五区的公寓与普宅月度成交均价，出现了近三年多以来首次“倒挂”：长沙公寓平均售价比普通住宅低438元/㎡，价格下行走势明显。 从4月开始，开发商降价促销已经成为常态。比如新力铂园，从9000元/㎡降到6700元/㎡；富力芙蓉新天地，从13000元/㎡大幅降至7999元/㎡起。 这个时候，想要在长沙拿地的开发商们就面临一个选择：住宅利润已被严格限制，唯一能创收的公寓又如此低迷，所以接下来还拿不拿地就是个问题了。 而日前长沙的二次土拍已经给出了答案。长沙第二批集中供地29宗，其中19宗地中止/终止/流拍，剩下10宗均以底价成交。二批集中供地20城整体流拍率达33.9%，长沙以 流拍率达65.5%，是目前为止流拍率最高的城市；
相比其他城市二次土拍的平静，长沙的二次土拍可以用“冰冷”形容。 相反政策还会不断的在不同城市间上演 作为全国学习的地产调控“模范生”，长沙调控的三条黄金成果不能丢。1、供给端，大量供应土地。2、开发端，执行严格限价，确保开发商利率润不超过8%。3、需求端，针对房屋契税、人才购房、离异人士、购房摇号、限售均要求严苛。 特别是第一点，大量供应土地现在面临挑战。于是，在央行三次发声维稳楼市之后，长沙终于在10月22日印发了“非住宅去库存意见”。
而就在10月12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才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商业、 办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意见》。
对照二者内容，海南的用“双暂停”几乎判了商办公寓的死刑，而湖南却用“去库存”去盘活它。 他们虽然是相反的。但都是为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后类似这样的相反政策还会不断的在不同城市间上演，有的打击，有的救市。（来源：米宅 作者：大白）
人口集聚性城市群 面临不可回避的深度老龄化问题
【研究员】：wh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深度老龄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目前我国已经有149个城市进入到深度老龄化阶段，在东北地区、成渝城市群、黄河中下游、中部地区、长三角较为集中。像长三角地区、川渝地区及东北三省，老龄化的程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博览财经特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这是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100万亿。中国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的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现阶段，我国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 相伴而生：城镇化与老龄化 城市群被认为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更高组织形式。中国城镇化已经步入新阶段，在新经济集聚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群正在逐渐替代省域经济，成为区域经济的代名词。 优势显著的各城市群已经明确：长三角、大湾区、环渤海等区域的先发性非常显著，各个城市群内，都有虹吸作用或者辐射作用强大的更小范围的小区域或者城市。 像长三角的环沪区域、苏锡常区域、南京及周边，大湾区的深圳及周边，广州及周边，西南的成渝，环渤海的北京、天津，这些城市及小区域的发展本身具有优势，而且能够带动周边城市和区域更快发展壮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将继续需要依托于城市群的建设完善。目前我国经济的总量已经到了绝对高位，未来的重心将在完善城市群建设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而无论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其本质都是以人为核心。若无“人”这一要素，经济发展、城市群建设、城镇化推进目标的实现将缺乏意义，也正是由于人口要素，这些经济目标的推进才更有动力。 人的流动方向将决定城市的前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或长期持续，人口也将不断向经济实力更强、基础条件更优的地区流动。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情况来看，核心城市群依旧是我国人口的主要集聚地。长三角、广东、京津冀、成渝四个区域的人口总数达到 58732 万人，较 2010 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5372万人，同比增长10%，四个区域人口总数占比达到42%，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提高2个百分点。
在全球深度老龄化、我国超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有着人口集聚特性城市群，仍然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深度老龄化问题。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深度老龄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目前我国已经有149个城市进入到深度老龄化阶段，在东北地区、成渝城市群、黄河中下游、中部地区、长三角较为集中。像长三角地区、川渝地区及东北三省，老龄化的程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13个地市中，有10个城市已经深度老龄化。其中，南通、泰州、扬州等苏中地区老龄化最突出。根据七普数据，南通市深度老龄化的比例已经达到22.67%，成为我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 山东全省16个地市中，已有14个进入到深度老龄化，另外两个城市枣庄和聊城，离深度老龄化的标准也很近。目前，山东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1536万人，是全国老龄人口总量最大的省份。 相比之下，东北的老龄化程度要更深一些，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共36市，已经全部进入到深度老龄化阶段。 从各省份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水平基本正相关，即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但速度趋缓。 一般而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逐步改善，医疗水平提高，人口预期寿命会延长；而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率会下降，最终使得人口老龄化率提高。 人口流动——老龄化的区域差异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我国总体人口确实在变老。而就国内各地区而言，对人口问题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人口的机械变动，也就是常说的人口流动。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这主要受到具有明显年龄选择性和取向偏好的大规模内部迁移的影响。例如，在过去十年里，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而老龄化问题在农村则更加明显。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0年公布的数据，我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了7.99、6.61个百分点。 农村老年人比重明显高于城市，并不符合人口布局的一般规律，这表明我国目前存在城乡之间老龄化水平的结构性扭曲，也是外出工作的农村劳动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向市场化方向转轨，其中，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非常明显。一部分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受城市更好的就业机会与生活条件驱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流动。 而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户籍、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返乡养老几乎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唯一出路。同时，农村的青年则继续义无反顾地走向城市。 这一问题的积累造成了农民工的代际分化。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乡村走向城市，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聚居在乡村。
而现在正在“老去”的城市，由于其产业结构相对难以吸引和留住年轻人，无法提供相对周边城市更有竞争力的就业岗位，也正在经历着年轻劳动力外流的阵痛。 人口流动的原因很简单，人们会自然地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聚集，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这一点在东三省体现得最为明显。辽宁、黑龙江、吉林的老年人占比分别为全国第一、第三和第四名。 这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资源耗尽，环境恶化，产业结构单一且转型难，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大量外流，当地的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它们大多兴起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却又在21世纪遭遇集体阵痛。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分析，由于近年来东北经济下行，就业机会不多，因此年轻人口持续外流，不论是考上大学还是没考上大学，到东南沿海就业的都很多，这也会影响人口的年龄结构。 西南大省四川也面临较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2020年四川60岁及以上人口1816.4万人，总量列山东、江苏之后排第三位；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16.8万人，仅次于山东，位于全国第二。 四川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年轻人们为了寻找出路、更好的生活，要么去到就近的成都，要么出省去到经济更发达的省份，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是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 同时，四川山青水秀宜居宜养，吸引老年人口入川安享晚年。比如成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经济发达，其优美的居住环境、适宜的气候、较好的医疗卫生环境、便宜的生活成本吸引了大量周边省份如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外退休职工入川安居。 整体上，中国各城市群人口的老龄化率波动上升。人口流动使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演变差异明显，初级阶段城市群人口老的龄化率呈持续上升的态势。 哪些城市更年轻？ 我国在2000年左右整体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当时我国的老龄化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点。而到了2020年，我国老龄化逐渐发展为“以东三省、长三角、川渝城市群为三个高点”，呈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格局。 相比长三角发达地区，广东、福建和浙东南的温台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则相对较低。根据七普数据，广东21个地市中，仅有梅州这1个城市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福建9地市中，只有闽北的山区市南平进入到深度老龄化。这些城市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较大，人口出生率相对较高，少儿人口占比较高，比如泉州0～14岁少儿人口占比高达20.62%。 目前，我国最“年轻”的城市一共有20个，这些城市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不超过10%。其中，深圳以5.36%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平均年龄不到34岁。东莞紧随其后，60岁以上老年人口也仅有5.47%。 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不超过15%的城市，一共有72个。这些城市是中国年轻人口城市的代表，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我国各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老龄化发展进程的极度不平衡的关键因素，而我国的年轻人口城市一般是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作为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深圳过去10年吸收了大量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口，人口增量接近70%，这一增速不仅在一线城市排名首位，在人口第一大省广东也排名第一。
而且在外来人口中，15～59岁的年轻人口占比也较高，高达79.53%。东莞这一占比甚至高达81.41%，佛山、广州和厦门也都超过了73%。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指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气候好，产业发展对用工的需求大，大量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入，加上这些地方出生率不低，因此老龄化程度较低。 而如海口、郑州、拉萨、贵阳、昆明、银川、南宁等省会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也不超过15%，这是作为省会城市，吸引省内人口聚集，在当地人口首位度提升的表现。 以广西南宁为例，2010年，南宁的人口在广西全区总人口的占比为14.48%，这一数据到2020年已经达到17.44%。与此同时，广西第二大和第三大GDP城市柳州和桂林的人口占比却出现下降。 人口越年轻，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城市各方面的发展将更有活力。受大量年轻劳动人口流入的影响，我国南方的人口年轻城市可以享受更长期的“人口红利”。 现阶段，广东省拥有我国首位的人口总量和增量、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较高的人口文化素质。这样的人口形势，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对广东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积极意义，成为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积极老龄化”在中国 尽管存在地区差异，我国确实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我国也已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阶段，“十四五”时期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如何应对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当时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身体功能和身体素质不断改善的情况，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的理念。 世界老龄化理论，主要经历了从“成功老龄化”到“健康老龄化”再到“积极老龄化”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将老龄化视为挑战。比如，健康老龄化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尽管老龄人群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但是随着他们进入老龄，失去了相应的劳动和社会参与能力，因此演化为社会的负担。 “积极老龄化”作为“健康老龄化”的升级版，其基本含义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创造健康、参与、保障的最佳机遇”。在积极老龄化理论中，“积极”是核心，强调老龄人口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相关社会事务的继续参与, 认为老龄人群虽然退出了工作岗位, 但是仍然可以成为家庭、社区乃至国家的积极贡献者。
我国当前养老服务体系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在一些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地区，兼顾发挥机构养老，但这并不能满足当前老龄人群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的需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因此，搭建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构建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符合老龄人群所需的一种新型社会养老体系刻不容缓。 所谓新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指以各居住社区的配套服务为依托，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体系。通过在城市各社区建立养老护理服务中心，老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家里，享受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营养和医疗护理、以及心理咨询、家政、情亲等服务。 2020年我国正式把积极应对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积极”也自然成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相关工作的大背景。 在积极老龄化下，人口老龄化不仅不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 相反还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同时, 给予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的一些基础条件, 甚至能衍生出一些新兴行业,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助推器。例如，通过鼓励老龄人群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带动以老龄人群日常医疗保健、老龄人群家政服务、人口老龄化商品制造与流通、人口老龄化居家改造、人口老龄化商业保险、人口老龄化金融服务、老龄人群康养型旅游等诸多产业的发展。 在社区生活中，老年人对社区事务能够保持更高的热情和兴趣，不会太重视能否在社区参与中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多以志愿身份参与社区事务。 2016年公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45.6%的老年人经常参加社区的各种公益活动，参与总人数突破1亿人，21.4%的老人向社区提出过建议，20.7%的老年人经常参与维护社区卫生环境，17.0%的老年人经常协助调解邻里纠纷。 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与整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息息相关。现阶段，我国老年人群体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重要的组成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协商治理格局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来源：非凡油条（ffyoutiao） 作者：豆花）
社会透视
国考热悄然卷到全国 报考西藏阿里的有多少是冲着岗位而去
【研究员】：wh
教育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扩大了硕士研究生等升学招生规模；增加了国考的招生人数，2021年招录人数为2.5万人，同比扩招6.6%。而2022年的招录人数更是大幅扩招，直接突破3万人，同比扩招21%，其中有2万多个岗位只面对应届毕业生开放，更是激起了不少学生的热情。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为期10天的2022年国考报名结束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事实都在说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个形容词一点也不夸张。 曾几何时，80、90后的我们，梦想着去北上广深拼搏，在大城市扎根，而现在回到家乡考公务员好像变成了年轻人的首选。 按照今年国家发布的数据来看，本次招考共有75个部门，23个直属机构参加，计划招录人数为3.12万人，比去年扩招了21%。但扩招永远赶不上“需求”，截至10月23日10时，已有超过150万人提交了报名申请，这其中已有120万人通过了审核。
北大知名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曾经这么描述北京的交通状况，“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现在来看，也许北京地铁有尽头了，但是考公路没有。 今年国考招录的机关中，有一个岗位尤其热门，以过审人数来计算，竞争比例即将突破3000：1。
你以为这个岗位是各省最热门的税务局职位么？非也，非也。这个岗位远在西藏，是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的一个“一级主任科员”，且这个地方还有着印度一直垂涎三尺、发生过中印边境冲突的班公湖。 有人在网上调侃，之前阿里地区让人最神往的地方，大概是作为藏传佛教和印度教的圣山——冈仁波齐峰，每年都有人去转山朝圣、观赏日照金山。这周，阿里最让人神往的却是位于陕西路上的邮政管理局。
以前大家都在调侃内卷这回事儿，高校、互联网大厂、996。而现在国考热已经悄然卷到了全中国。 这一幕似曾相识 其实选择报名的3000个人也不是真的想去祖国的边疆阿里做个邮政工作者，只是因为这个岗位是今年国考一万六千个职位中唯一的“三不限”岗位，一不限工作经验无限制、二不限专业、三不限户籍，对于政治面貌也没有要求。 其实往年西藏的职位都不会太热，因为地区偏远，岗位少且环境比较恶劣，报考人数都在几十个而已。而今年来自五湖四海的考生都要在考场中一决雌雄，争夺这一个宝贵的名额。 据阿里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部门里现有的8个编制，超过一半都是提供过考试入职的，考进来之后就要一次性签上五年的合同，同事也是来自五湖四海，湖南、湖北、四川、山西、山东、陕西等等。
就这种全国的考生为着一个目标冲刺的劲头，第一个在脑子里迸发的念头就是科举。 随着时代的车轮的推进，考生不用像以前一样背着大包小包，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上京赶考，但考上之后所面对的，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举家搬迁的一辈子，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岗位。 几年前吵着嚷着要进互联网大厂的同学们，都在疫情过后扭头扎进了考公的大军当中。可以预见，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一个班30多人，应该是一水儿的主任科员和调研员。 这也难怪，毕竟公务员的各方面福利真是有点太好了，考上“举人”之后，不仅有着高于常人的“俸禄”，还有着跟随一生的福利保障。还会被父母在家族群里大肆宣扬，成为“光宗耀祖”的代表、饭局上的香饽饽。
这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不仅仅只在公务员这种有编的岗位上，国企、教师和医生也属于这个范畴。工作稳定又受人爱戴的工作，谁不想去争取。 但前两年明明是全民都想卷进大厂，现在为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上了慢慢的考公路？ 只想躺着 考公这个事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热的，毕竟全国适龄阶段的人口都有几亿人了，有百万人选择去参加这场非必要参加的一场考试。 从考试的人数来看，确实是有一个变化趋势，虽然19和20年因为招录人数的下降，导致了国考报名人数的略微下降外，但竞争的激烈仍然存在。从现在的趋势来看，今年的考试报名人数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160万人。
考公越来越热的问题其实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相对宏观和相对微观。从相对宏观层面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就业形势复杂且严峻，据统计2020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874万人，2021年增加了35万达到了900万人。 教育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扩大了硕士研究生等升学招生规模；增加了国考的招生人数，2021年招录人数为2.5万人，同比扩招6.6%。而2022年的招录人数更是大幅扩招，直接突破3万人，同比扩招21%，其中有2万多个岗位只面对应届毕业生开放，更是激起了不少学生的热情。 且从去年开始，2020年的省考就有了明显基层增加招录的趋势，例如湖北省公务员2020年招录中，同比扩招了42%，其中基层岗位的扩招数量明显；而山东去年的区及县级组织招呼人数也是大幅度上升了300%。 如今的国考招录趋势也是如此，2022国考招录岗位中有71%是偏向于基层岗位，其中铁路公安、海关系统、税务系统都属于基层范畴。
这种大趋势也折射到了相对微观的个人身上，疫情的爆发使得很多毕业生和打工人意识到了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脆弱”，由于年轻人普遍的消费习惯，工作几年能存下钱来的人都不多。而在疫情前由于全民买基潮，很多年轻人也把钱投入在了年后急转直下的基金当中。 在家无处可去的年轻人也许突然是意识到了漂泊的缺点，毕竟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还要有很大一笔房租的支出；与此同时疫情的紧急时刻也让他们看到了有一个“铁饭碗”的好处。 谁不想考上公务员之后，享受着最高一阶的社保红利和工资待遇，休着法定节假日还不用面临着下岗的风险。 曾经看到有人开玩笑，推动人类进步的终极原因是“懒”，因为懒得自己洗衣服，所以有了洗衣机；因为懒得每天都去买菜，所以有了电冰箱。现在全民都想考公的原因也是因为懒，毕竟花了一年时间辛苦准备考上之后，就可以躺上一辈子了。
不过，今年的历史最热潮或许还有一个更加重磅消息的刺激。为了给学生减负，在线教育和课外培训遭到了一波比较大的整治，而教辅行业受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且不说是小的教育机构了，就连很多大型连锁教育机构（在线教育）都开始不断地裁员，这种不安定性的因素也使得很多人选择涌入了此次考公大潮当中。 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一些，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新冠疫情只是催生这种观点的一个小的导火索，如果按照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一天迟早也会到来。 寻找新的爆破点 为什么说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呢？首先要看一看其背后简单的经济规律。 在过去，我们总听着家长念叨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好处，也总被要求着要往那个方向去走，享受着体制内铁饭碗的快乐，甚至还有独属于国企的带薪高温假的福利。但有些时候我想，一毕业就包分配进国企的父母可能没有我们目前这么多种多样的选择。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整个国家几乎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代表性的产业来看，原煤的总产量是0.32亿吨，比不上1840年的英国；钢铁的产量为15.8万，原油产量为12万吨，发电量为43亿度，都能看得出来当时中国工业的极度不完善。 正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期，逐渐建立了国营经济，在建国后的短短三年里，工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了145%，年均增长近35%，而“一五计划”也应运而生。在这期间内，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最开始的17%上升至1957年的25%。
而现在大多数的父母，恰恰是成长在那个国营经济最为茂盛的时代，各大钢厂、煤电厂和研究所也成为了当时最繁荣的代表。这也很难怪父母那一辈对于国企和公务员拥有如此之深的执念。 不过一直到1978年为止，中国工业虽然保持着非常大的增速，但这种生产的影响力并没有扩散到全球。但改革开放之后，加快了引进外资的步伐，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并一步步的走向了全面市场化的阶段。 在经济逐步起来的状况下，其他产业也开始发展的势头，房地产业在此时诞生；美的开始制造风扇，进入家电行业；第一批合资企业正式营业；中关村上有了第一家科技公司，创业这个观念吹进了先驱者的心中。全球的互联网之风，也在90年代掀起了一波浪潮。
卡在21世纪钟声敲响的前后，现在影响力扩散全世界的电商平台诞生了，很快，掌握着现在全国人民社交方式的公司创立了。中国也从上一个时期由工业发展主导的飞速增量时期，跨越到了互联网信息的时代。 在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经济的浪潮下，涌现了很多赚钱的机会，在一片蓝海之中，只要速度快，谁都能变成下一个千万富翁。也正是在这种红利的刺激下，互联网行业被视作第一块掘金地。 而互联网企业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一些互联网公司的高层的学历都不是很高，大专也能坐上T7和P9的位子。但现如今，互联网的红利期已经接近了末尾，往日的高增量也已不复存在，从大厂们的业绩报告中也可以瞥见端倪。传导到每颗小“螺丝钉”上，即使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程序员也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压力，只有时刻更新技术才能保住自己的岗位，毕竟每年我国有十几万名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随时等待上岗。 据调查显示，2020年参与调研的19家互联网企业的员工平均年龄才29.6岁，其中平均年龄最低的公司仅有27岁。所以这么来看，互联网企业中好像“没有”中年人，因为拼命地赚了几年钱之后，要赶在35岁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冲击公务员了。
回归到这次突破历史的考公人数，经历了人口红利带来的工业、互联网上升浪潮之后，在没有下一个真正的新劲爆点之前，平凡的人类还是愿意选择最为稳定的状态。 以前城里的人对于前赴后继扎进互联网大厂的人说，“在互联网公司，感觉自己像一个‘工具’”。但外面的人还是决心一窝蜂的扎进这个围城当中。现在，城外人又开始羡慕起体制内的“稳定”和“轻松”，但谁又能知道围城里的痛苦。而报名了考去西藏阿里的人，又有多少是冲着这个岗位而去呢？很多人在乎的仅仅是一个“三不限”和公务员这个“金饭碗”罢了。这个时代，有多少事情是真正轻松愉快的呢？即使你真的想去西藏放羊，都还是一门技术活呢。（来源：格隆汇APP（hkguruclub） 作者：Vancci）
农村没有梦想中的“李子柒” 乡村振兴依然任重道远
【研究员】：wh
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
【博览财经特稿】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来源：爱思想网 作者：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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