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观察
二元体制扭曲造成 中国式现代化改革面临巨大挑战
【博览财经特稿】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深刻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是新时代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献。
在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看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出让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就不可能有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
“中国作为二元体制经济的国家，如果没有改革释放生产力，未来必然是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周天勇表示，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产出损失，也形成体制扭曲性的资源、资产和能力等剩余和闲置，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继续进行和深化体制改革，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经济潜能才能得到释放，从而利用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永葆“闯”的精神。随后又刊发了任仲平的《掌握历史主动 凝聚奋进伟力》一文，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在周天勇看来，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信号。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应以深化改革开放应对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二元体制需继续改革才能避免自然低速增长
周天勇：当前，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居民尤其是农村农民的收入消费水平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离富裕国家居民生活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还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然而，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陷入低增长区间的风险，我们实验室仿真计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扭转，2026年及其以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3%以下，进入中偏低速度增长区间。
我们需要警惕，如果GDP增长速度不能稳住而继续下行，可能会引发系列严峻风险。例如，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养老金缺口会越大。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当前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太快，养老金缺口会越来越大，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用新增的GDP加以补充和平衡。
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是繁荣和萧条决定的，对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来说，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则由体制不变动而形成，其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潜能被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体制不变就是较低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周天勇：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还并没有完成，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二元体制下，过去实行了计划生育，现在还存在着土地计划配置、资金借贷对民企歧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劳动力工资和社保存在较大差距等系列问题。计划和行政管理观念和操作时有回潮。
由于存在二元体制，配置机制扭曲是国民经济中的常态现象。其中，一些扭曲是可以纠正的，比如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为4个点，对民营企业贷的平均利率却为8个点。此时会有民企挂靠在国企名下经营，让国企帮忙做贷款，或者将国企的资金转贷给民企，这样民企额外的借贷成本就有所降低，但也有变通成本和风险。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二元体制扭曲的纠正。
此外，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户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医养社保和土地黏性等体制扭曲，国有企业资本使用低效率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的禁止交易等扭曲，许多根本无法变通，或者变通的成本和风险大于变通的收益，均无法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所纠正。
周天勇：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就是很好的例证。1978年以来，改革是释放生产力和获得增长新潜能的关键，经过我们团队的计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最好也就是3.76%，且增速逐渐下降，从2014年开始变为负的。
例如1978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深入推进联产承包、企业放权、价格市场双轨制改革，这段时间的GDP增速加快，此后几年相比有所放缓（如上图所示）。到了1991年至1995年，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化方向改革，外商进来了，私营企业也合法了，此时经济又出现较快增长，接下来几年的经济增速相比这几年则有所放缓。到了2001年至2008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资规模大量进入，城镇土地房屋市场化资产化改革深入推进，GDP增速又开始加快。
如何避免大量资产剩余和产出损失
周天勇：只有搞清楚过去，才能更好预测未来，对于未来用什么改革方法、还能激发出多少潜能才能更加清晰。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源于改革开放，但是经济增长与改革的数理关系是什么，各项改革分别发挥了多大作用、带来了多少经济增长潜能，经济学界可能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把这些用数据说清楚。
我们还发现了二元体制土地和房屋市场化，其从没有价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旦发生实物交易，则发生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也是市场化和资产改革可以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
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寻求一套思路把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说清楚。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数理关系，量化解释了过去增长奇迹来源，计算出各项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出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并仿真推演未来如果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改革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
总之，如果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出让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就不可能有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
《财经》：你将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在学理上进行了内生变量计算的创新，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团队也研究计算出了产出损失，那么中国二元体制是否造成了损失？在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中，有哪些剩余资产蕴藏在体制扭曲中有待市场化改革去挖掘？
先定义渐进转轨国家二元体制的并在，随着转轨产品、要素和房地资源等市场化改革有先后，存在着可以变通和不可纠正的体制扭曲；相比于同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内非市场竞争领域和市场竞争领域，存在着市场竞争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标准值与扭曲值相比，为体制扭曲差值。这一变量的定义，可以内生地分析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理变动关系。
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理关系，是一系列相互不同市场竞争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相减差值集合性的内生计算。
我带领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团队，通过这些创新的方法，联合乐爱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例如，2020年，对民企的贷款利率，也即市场化标准值为8%，对国企的贷款利率，也即体制扭曲值为4.35%，8%减去4.35%就是扭曲差值，为3.65%。
通过这些扭曲差值我们可以计算出由于体制扭曲造成的各个方面的闲置和低利用，即体制性剩余资本和产出损失值。比如，2020年，民企的权益资本利用率为6%，国企才1.64%，利用差值就可以计算出国有企业未发挥作用的那一部分。我们用扭曲差值计算出2020年中国体制剩余劳动达1.9亿人，2020年体制性剩余资本达122万亿元，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改革将释放生产力、唤醒沉睡的潜能
周天勇：我认为接下来改革的重点有三项，分别是深化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以及调节水资源分布和增加土地要素。
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将使得劳动产出系数增加，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得以利用，经过我们的计算，2020年总就业劳动力75064万人，存在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9500亿人。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相关扭曲体制彻底改革放开，将13650万人平均地投入各年中，会实现满负荷工作劳动力年均增长1.32％，则2035年前的阶段，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会形成年均0.51个经济新增长点。
第三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国计划经济中最严重的领域就是土地，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放开和盘活城乡各类土地，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另外，农民创业、就业和置业应当使他们有土地要素的创业、就业和置业权。现在的情况是农村土地使用十分受限，农民在自家土地上建个猪场都不容易，还怎么创业？农村本来就没技术没资本，如果农民也无法与土地结合，还怎么形成生产力？经过我们的计算，如果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放开交易，可盘活土地占上年总建设用地的年均增长率为2.46％，则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可给经济带来年均0.67个新增长点。
改革的第三大重点是调水增地，实施调节水资源分布和开放未利用土地发展战略。中国南北水资源分布不均，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低的。中国如果在关内和东北分别建设南水北调网和北水南调网，总计调水2000亿立方米，可增加7亿亩土地，其中1.50亿亩用于建设，5.50亿亩用于农业。我们计算，调水增地投入可获得年均0.4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潜能。
周天勇：前面已经强调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体制性的要素剩余和资产剩余，导致产出损失。只有进行体制改革时，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经济潜能才能释放。如果我们对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识模糊而不能精准发力，或者改革得不到落实，开放不能持续，经济不可能中速及其以上增长，未来经济陷入自然低速增长区间的可能性极大，到时中国就是未富先老。经过我们的计算，如果不改革，中国2035年之前阶段的中位自然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左右。
如果推进改革开放，2035年之前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5.66％。其中，自然经济增长率为2.45%，占比43.29%；要素市场化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64%，占比28.98%；资产化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13%，占比19.96%；开放带来年均经济增长率为0.12%，占比2.12%；调水增地年均经济增长率为0.32%，占比5.65%。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要素市场化改革与资产化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81%，占比31.99%。
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胡威在篇首致辞中称：“这份报告由美国中国总商会撰写完成，并得到了101家中国企业的参与和大力支持。这次调查提供了一手数据与分析，帮助各界更好地了解在美国运营中资企业的现状和他们在2022年所面临的挑战，并为中美两国在深化理解与合作方面提供建设性的参考。”
一些重要的数据值得关注。首先是中国在美企业面临盈利挑战。与2022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只有42%的公司报告了收入实现同比增长；有24%的公司遭遇了超过20%的收入下降。35%的受访企业预计其美国业务收入在未来两年内将维持现状；19%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两年内收入将下降。在2022年，有更大比例的受访公司在美国的收入与前一年相比有所下降，其中13%的受访企业收入下滑超过20%，24%的受访企业收入下滑在0%-20%之间。今年调研中收入实现增长的公司比例明显低于去年报告的调研结果，这值得担忧。与去年调研结果相比，预计收入出现下降的公司的总体比例增长了5%。相比2021年调研显示的严峻情形，2023年报告数据明显好转很多，但与5年前（2017年）经济和中美形势都更理想时的数据对比，仍然有明显差距。那时的宏观环境更为有利，没有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没有像当前的通货膨胀或利率方面的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说，既要看到恢复所带来的鼓舞，同时也要做好恢复所需要的周期可能相当漫长的准备。
有个亮点是多数中国企业对美国市场整体环境感到满意，并形成了各自的本土化战略，以最大程度实现业绩增长。超过80%的受访公司对美国商业环境的所有方面感到满意（或中立），58%的企业对美国在创新、技术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表示非常满意。虽然大多数受访公司认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达到或完全达到了在美国投资的初衷，仍有约20%的公司认为他们美国业务的实际增长低于预期。有近50%的受访公司报告说，其在美国市场的盈利水平低于其中国母公司的盈利水平。客观讲，美国投资市场要素优势是全球一流的，这决定了它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是长期的、稳定的，从超八成的中国企业对美国的商业环境感到满意可以看出，中资企业对美国营商环境存在较高认同，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是可持续的。
中国的企业家对美国市场的新业务投资与2022年的数据相比差别不大，而且从2018年到2022年的市场表现看，中国企业在美新投业务总体稳定，在增量和存量上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这说明，在美中资企业在业务上处于一种稳定和较为成熟的状态。在盈利上，实现息税前利润率（EBIT）保持不变的企业占比34%，在2022年这一数据是25%，增加5%或以上的比重在2022年是19%，而2023年的调查结果是15%。这反映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获利的能力已经出现下降。
中国在美投资的企业，其母公司基本是国内各行业的头部。报告显示，企业在美开展业务的挑战包括：中美双边关系陷入僵局、通胀、美国经济存在不确定性、中美经贸摩擦、美国对外国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难以招留人才、高合规成本等。从2018年开始到去年，始终有三成左右的企业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中度恶化，而对中美关系的评价也导致在美投资企业这一庞大群体对中美双边关系预期偏向保守，认为中美关系出现显著改善的企业在近两年则完全消失。
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起初设置的目标均较为宏大，带着学习和完善企业组织、扩大市场等目标而展开投资。在受访企业中，三成的企业能够顺利达成目标，20%企业实现超过预定的目标，3%的企业超过原设目标，67%的企业认为业务和投资有增长，公司扩张了在美的业务和投资，而33%的企业认为无增长，只保持了业务的稳定。这表明在美的经营是具有挑战的，竞争是激烈的。
这次报告发布时间明显提前（去年在6月底）。而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在今年3月1日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过半数受访美商表示，中国已不再是其首要或前三大投资目的地，创该调查有史以来最大升幅。根据报告，多数美商不打算撤出中国市场，但他们对去年的营收和获利，中国的经济、投资和营商环境前景，甚至美中关系未来走势都弥漫着悲观情绪。对此，观察人士表示，随着两国地缘政治竞逐白热化，在华外企所面临的营商困境在未来5-10年很难好转。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仅45%的受访美商将中国视为首要或前三大投资目的地，创该调查25年以来最大跌幅。换言之，不再优先投资中国或只将中国视为众多投资目的地之一的美商比例，已升至史上新高，总计55%。
在建议上，报告提出不要浪费每一个危机，要利用当前的市场低迷窗口期来加强和巩固企业内部能力；建立系统性的方法以提高投资组合扩张的成功率；在市场上，充分利用美国市场推进产品与服务创新；在技术上，拥抱全新的数字化工具；在地缘上，将整个北美市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客观讲，这些建议都非常好。报告呈现的挑战十分明显，中国对美投资遇到了困难。但诚如胡威会长所言，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一些，对比过去十年调查报告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顺境或逆境，中国企业在适应美国市场并实现长足发展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韧性、积极的影响、充分的协同效应和持续的优化。如果把中国在美企业在2022年的经历放在历史长时段看，放在中美关系这一宏观大局看，其经历就是中美合作与冲突的折射，在美国的中资企业比国内的生产与贸易企业更能够体验到中美关系的复杂和波澜壮阔。
作为年度报告，也是中美双边经济分析重要的参考材料，采用样本基本能够反映中国在美企业的经历和期待。但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美国中国商会关注：一是在传播内容上可以更加丰富，即“PDF+”的形式，比如对一些重要的数据对比，采取诸如可视动图演示等；另外在金融、地产、制造、非必须品门类上，分别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话语等，均可较好地提升报告可读性。二是增加企业ESG层面的内容设计，因为这是对包括公司在内的组织最新的评价体系。三是尽可能扩大样本，因为在目前的设计中，100多个样本其代表性有点不足（去年报告的样本基数是111家，这次的样本少了十家），分配到各个行业也就30多家左右企业参与了问卷，这会削弱报告的分量。四是中国对美的农业投资可能是一个新的需要关注的热点议题。
与去年的报告相比，无论是篇幅的饱满感还是细节上看，今年的报告均出现了缩减。新的显著变化是新冠已经不构成企业对美投资的阻力，中美关系的波动和通胀成为主要障碍，无论是从宏观环境还是从美国商业环境看，挑战都可能常态化，而唯一确信的一点是，中国头部公司若要成为全球性公司，就不能回避对美投资。面对困难和挑战，中国商务部门、贸促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应当对在美中国公司给予更多关注。（来源：FT中文网 作者：王英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