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透视
中国大多数医生困顿其中 留在公立医院还是跳出墙外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一位医生从体制内大三甲心内科辞职后自己干的经历引发热议。医生林晨晖在微信公号丁香园自述中称，从 25 岁到 33 岁，整整八年的时间都在医院里度过：早上七点半挤入拥挤的电梯，查完房就一直在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忙到不可开交，回家后还有接不完的夜间急诊电话……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我这才发现，原来医生就像寺庙里的和尚，香客看的是庙而不是和尚，只要风水好香火好，香客自会主动前来；但当你离开了这座寺庙，就只能自己化缘乞讨。”
和墙内墙外的医生们都曾经多次聊过，为什么进入和离开，发现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希望有一份可在阳光下晾晒的体面收入。
“我这辈子挣钱最多的不是工作收入，是在北京来回买房子，装修房子的钱还是靠周末去外地‘飞刀’做手术挣的，那年一个周末都没休。”这位科室主任在这家医院工作30多年，带着近20人的团队，是国家部委专家库里的一位成员。
说起推进多年的医生薪酬改革效果不理想，这位科室主任也不知道给医生发多少钱才合适，但他知道有超过一半的医生，在接到患者后，首先想怎么能让自己多挣一点，算一算科室会不会赔钱，“这样后面的治疗就乱了”。
“不仅是因为收入提升非常多，也是我必须接受我的市场价值。如果医生能在市场里流动，能力突出的就有医院抢着要，薪水自然高，不需要灰色收入。如果挣不到钱，是因为技不如人，还有什么好抱怨的。”龚晓明说。
“非公”的劣势，龚晓明也感到了，就是不确定因素多、不稳定，如果现在有医生想离开公立医院来征求他的意见，“我会建议他，没有充分考虑好自己的能力和跳出体制的风险，不要轻易出来”。
医生没有定价话语权
一位业内人士形容公立医院的收入像一个“黑洞”，一些医生的真实收入难以阳光化，“大部分想从公立医院出来的医生，就是不想被吸入‘黑洞’里”。
不过，大部分年轻医生是分不到回扣的，阳光收入也有标准。在公立医院，医生薪酬按二类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标准发放，构成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其中，基本工资又包括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按国家统一标准，依级别而定。
绩效工资相对宽松，各地对医院发放的绩效工资进行总量控制，医院内部多可自主分配。有些地区医院的人均基础绩效工资，为事业单位人均水平的1.5倍。效益好的医院还会再发奖金，即奖励性绩效工资。
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医生们的绩效工资会高出同行不少。上述北京三甲医院科室主任介绍，他所在科室中，完成规范化培训后的住院医师差不多30岁，每月总收入5000多元，最好的不超过8000元，到35岁如果能升到主治医师，平均月薪能有1.8万元。这个薪水离北上广一平方米的房价甚远，但又是其他地区同级医生所不能比的。
医学杂志《柳叶刀》刊载的一项研究结果称，2005年-2015年，中国培养了473万名医学生，注册医生数仅增75.2万人，流失率高达84%。
可他仍认为没能足够体现医生的价值，“一位在北京的眼科医生同学去了美国，靠一个人工资就可以负担全家老小的开销，我的收入可支撑不起。”
医生想要的“体面”
2013年龚晓明在协和医院的门诊挂号费是7元，四五个人做一台手术收入200多元。彼时他在一家民营医院多点执业时，在该医院的挂号费达到420元，单次手术收入也能有上千元。并且，他渐渐发现有患者专门冲着他的名字而来，协和医院的背书和患者口碑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龚晓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网红”医生。
张强一次“飞刀”的收入，比得上他在公立医院时一个月的工资。2012年他决定正式离开公立医院，并给自己找了一个“假单位”，因为当时自由执业医生的概念还不普及，如果医生的名头前面没有医院，很难被患者理解。
不过，龚晓明感到不那么乐观的是，患者们还没有形成普遍认可医生价值的习惯，医疗服务的费用长期太低。有患者提出，他的挂号费这么贵，应该包含后续提供长期服务。龚晓明认为，医生的服务价值应更多的体现在挂号费中，并承诺在问诊后一周内都可以继续咨询，一次的问诊总是有边界的。
上述长三角骨科主治医师薪资+灰色收入，将年收入翻倍达到近30万元，其实不少医生跳槽到民营医院时工资翻倍是常事，如某外资民营医院在几年前招聘成熟的主治医师，开出的年薪就是30多万元。可即便公立医院外的高薪众所周知，想要从公立医院挖走一位年富力强的副高级职称以上医生几乎不可能，因为公立医院赋予医生的，远不止工资这么简单。
自由执业的第一年，张强就被学术圈“排挤”了。张强以前是各种学术大会上的常客，突然就不再受到邀请。就好像离开了医院，会议主办者就像找不到他一样。“没有医院平台是一方面，会议都是企业主办的，如果你不用他的药、不用他的耗材，就没必要再找你。”张强说。
医生的学术圈如同一个江湖。不仅是医生之间切磋医技的平台，也是地位的体现。有学术权威的人，才能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学术指南等。有帮派，就有纷争，而且没人能置身其外，因为在公立医院要想晋升，做学术是必选项。
需要晋升的年轻医生，没什么门路找期刊发文，也几乎没时间做学术研究。在交通拥堵的大城市，一些年轻医生要每天早上5点多从郊区出发，7点前赶到位于中心城区的医院参与查房。
强压之下，医学论文造假不再是新鲜事。2021年9月1日，国家卫健委通报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通报内容主要包括论文署名不当、数据或图片造假、论文找人代写代投、买卖论文等，涉及全国11家医院，50人左右被处罚。
王大鹏在2018年进入一家民营妇产医院时，参与北京市卫健委的职称晋升考核，一开始没有通过，是因为没有副主任医师的证书，她只有医院的一张职称晋升“红头文件”，好在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北京卫健委的职称考核，对论文的要求是只需要发表三篇，这在王大鹏看来十分轻松。
破除“唯学历”“唯论文”的考评也在探索，2023年初，北京市发文推进卫生专技人才职称改革，如医护人员，按照临床为主和科研为主分类评价：以临床为主的，重点评价临床医疗医技水平、实践操作能力和工作业绩等；以科研为主的，重点评价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新技术推广应用等能力和专业贡献。
龚晓明至今还维持着在协和医院时的副主任医师的职称，那时他一周也就能排上两次手术，其余的时间可以写论文。如果有机会，他希望带一些年轻人，减少他们不必要的精力牵扯，多给他们上手术台的机会。像在美国的医生培训体系一样，四年规范化培训结束，就可以独立开展产科工作，以及一些类似子宫切除这样的手术，而不是像他一样，熬到上手术台用了十年。
即便在协和医院熬了那么久，龚晓明如今回忆起来，那里也是年轻医生们最好的学校。
另一方面，“中国的病人都集中在公立医院，看大量的病例医生才能成长的快。”上述三甲医院科室主任以自己的专业为例介绍，全国90%的手术集中在10%的医院，小医院一年的手术量都比不过这里一个月，做的手术越少，失败率越高，就越少患者来看病，恶性循环。
张强认为经过医生集团锻炼的医生，即便回到公立医院，“也会受到重用”。他对医生集团能提升医生价值有些许欣慰。
“通常也只有退休或一些年轻医生因晋升困难会出去，毕竟这些民营医院随时都有倒闭的风险。”上述三甲医院科室主任随口就举出了几个正在降价甩卖的非公医院案例。
在紧缺的儿科，深圳市一家公立医院开出了5万元月薪的高价。龚晓明认为，这样突破限制的待遇，也是促进医生流动的方式。“想让中国的患者享受到服务好、价格适中的医疗服务并不难，中国的医生市场潜力巨大，完全可以满足。”龚晓明期待着变化早些到来，首先从监管层面，对所有医疗机构一视同仁，相同的准入、审批、监管机制，让医生自然流动起来，就能发现更为合理的薪资。（来源：财经大健康 作者：辛颖 编辑：王小）
“进淄赶烤”背后 “能火多久”成所有网红城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博览财经特稿】4月下旬，河北省饭店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耿威前往淄博考察学习。他们一开始是想看看当地烧烤的品种、使用的调料及炉具等，但到了淄博后才发现，“吃”并不是淄博烧烤的重点。
过去两个多月，凭借烧烤在网络上掀起的热度，淄博从一个不起眼的北方三线城市，一跃成为全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持续的曝光给淄博带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年轻人群不断涌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刺激着这座传统工业城市的脉搏。
正因如此，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政商考察团也加入了“进淄赶烤”的队伍，其中既有餐饮从业者和行业协会，也有锦州等同样以烧烤闻名的城市，以及渴望提振消费的各个地方政府。
但是，致电淄博市委宣传部新闻科时，工作人员却表示，他们现在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经验能够分享，“都是按照职责范围，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工作人员提到，很多在网络上被热议的“淄博现象”，大部分都是淄博市民主动的热心行为，政府并没有什么特意的要求。
“进淄赶烤”的背后
这么多地方都想学淄博，是因为淄博从烧烤走红之中收到了切实的好处：这座往日靠工业撑起半边天的城市，如今却凭借旅游业和服务业“逆天改命”。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也显示，“五一”期间，淄博火车票搜索增幅位居全国第一。据鲁网报道，淄博站“五一”假期累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较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8.5万人次，增幅55%。5月1日，淄博站的发送和到达人次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赚到钱的第一批人是烧烤商家们。根据淄博市商务局4月底的数据，自今年3月以来，全市1288家烧烤经营业户日均接待人数13.58万人，主城区张店区的重点烧烤店营业额同比增长35%；周村、临淄等区的重点烧烤店营业额同比增长20%以上。曹先生管理的吴氏烧烤人民路直营店，之前每天接待60桌-70桌客人，现在则要接待80桌-130桌。张店区金岭鲜牛羊肉烧烤店的老板许庭玮则表示，在淄博烧烤出圈之后，3月他的营业额就达到了20多万元，比之前多一倍，而包括“五一”黄金周在内的5月，他预计营业额能达到40多万元。
在八大局开了12年炒货店的张记炒货老板张子海说，这段时间他的生意好多了，赚的钱比之前多一倍没问题。本地出租车司机林师傅也说，现在他每天从早上出门到晚上收车，一天都不用熄火。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中，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赫然在列。在中国，还有太多的“淄博”：资源枯竭、传统工业产业衰落、人口流出、经济不振、没有旅游资源……同样以烧烤著称的东北城市鹤岗、锦州、沈阳，无一不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大家都需要找一个新的经济抓手，来实现转型和发展。
类似的城市在东北还有很多，这也是东北烧烤遍地开花的原因之一。东北烧烤不乏知名度，不缺消费者，但比之现在的淄博烧烤，总归差了点东西——淄博烧烤的火，联动着淄博这座城市。这把火已经从一个单一的美食品类，逐渐蔓延到了八大局菜市场、各区县的特色美食，以至于城市的各行各业。
这种新的机会，正是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区县，都梦寐以求的。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淄博自然而然就成了各地方政府积极学习的促消费先进地区。
复盘淄博烧烤走红的过程，可以总结出几个关键原因：一是短视频的推波助澜；二是淄博烧烤自身的特点：便宜量大，吃法独具特色；三是淄博商家和居民们的好客热情；四是当地政府采取的引导和鼓励措施。
现在，许多“淄博经验”的学习者都在研究淄博烧烤在网上走红的过程，希望从中总结出引导流量、制造爆款的“秘诀”。回顾这一过程可以发现，“淄博烧烤”这一话题的发酵明显经历了几个阶段，且存在“热点轮动”的效应，即每个阶段都有新的热议话题出现，让网友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并最终让这把火从线上“烧”到线下。
小红书的数据则显示，“淄博烧烤”一词2月中旬在平台的搜索量出现明显上涨。这个阶段，淄博烧烤主要是因为其“有仪式感”的吃法而受到关注：烧烤师傅先把肉串烤到七八成熟就端上桌，顾客自行在小烤炉上继续烤熟，然后趁热把肉“撸”进发面小饼里，再蘸点酱，把新鲜的小葱整段包裹进去。“感觉很新颖。”2月从济南奔向淄博吃烧烤的大学生李青说。
“目前整个市场上缺少这种接地气的项目。”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说。他认为，在消费下行的大环境下，淄博烧烤凭借价格实惠的特质切中了市场需求，因此能吸引大量消费客群。
半个月内，李青和室友坐高铁往返了两次淄博。2月27日第一次去的时候她还没碰到多少大学生，但3月12日第二次前往时，各家烧烤店已然全部“沦陷”。“都是大学生，人超级多。”
4月9日，淄博烧烤在抖音的热度攀上新的高峰。这次的流量主要来自粉丝数将近2000万的美食探店博主@B太，他在淄博测评了十个摊位，发现不仅没有缺斤少两，有的店铺还会“多送”，甚至“免费分享秘方”。这一视频播放量超过6700万，点赞超369万。当地商家的诚信和实在被网友们热烈夸赞。
此后，淄博的网络关键词悄然转换：烧烤的美味和仪式感“退居二线”，淄博当地人的淳朴和周到逐渐成为了话题中心。来淄的游客在便民、治安、食品卫生、市场价格调控等细节上感受到当地政府的服务意识。这也成为网络上传播发酵的话题点。从4月中旬开始，淄博话题的热度如火箭般蹿升，最后在“五一”期间到达最高峰。
从现有的信息来看，淄博烧烤最开始在网上走红并不是刻意策划的结果，而是由网友自发传播形成的。抖音方面也表示，最初并不存在针对淄博相关内容的流量支持。
当地政府对流量热潮的反应最早可以追溯到3月10日。当时“淄博烧烤”的热度才刚刚起势，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就在专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要抓住此次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契机，进一步擦亮淄博烧烤这张新名片”。在当天的会上，市政府还出台了开通定制公交烧烤专线、成立烧烤协会、举办烧烤节等一系列规划。
此外，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还设立了烧烤行业“一件事一次办”专区，推行专窗办理“绿色通道”，对烧烤及上下游产业相关的内容进行材料梳理，流程优化，提供烧烤类准入VIP式服务。
许多城市和景区在骤然成为“网红”之后，都会出现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跟不上的问题，或是出现宰客等乱象。淄博市政府则未雨绸缪地出台各种措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车不够就安排专门的线路，停不下就扩建停车站；告诫出租车不许宰客，明确“五一”前后酒店涨价不得超过50%。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数字经济与平台竞争研究中心主任曲创充分肯定了淄博政府的规划和执行能力。“虽然（这些措施）短期可能会影响一定的收益，但淄博政府算的是长远账、整体账。”曲创说，“口口相传的好声誉，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根据淄博市统计局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到2020年间，淄博市15岁-59岁人口的比重降低了8.55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则提升了8.24个百分点，占23.24%，老龄化形势严峻。
曲创提到，2022年5月，因为疫情，山东大学1.2万多名师生被转运到淄博隔离，临走时当地政府请学生们去吃了一顿烧烤。因此，很多人把淄博的走红归源于这次“善缘”。尽管此事难以求证，但山大学生在淄博隔离时的“待遇”确实不同寻常：房间里的书桌上除了正常的生活用品，还有淄博市委市政府写给山大学子的一封信，信的旁边是当地的人才引进政策。“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说明淄博把人才吸引贯彻到了日常的工作中，眼光很长远。”
另一方面，淄博市对露天烧烤的治理工作，也早早为打造烧烤这张名片埋下了伏笔。过去，很多烧烤店都是夫妻店的小摊模式，存在占道经营、烟气污染等问题。
淄博的隐忧
“能火多久”是悬在所有网红城市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前有大理、理塘，后有鹤岗、曹县，都曾站上过互联网流量的顶峰，一时风光无两，但流量的衰退只是时间的问题。
此外，在成为网红的这一两个月，淄博的餐饮、旅游业乃至整个城市一直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这种状态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从经济上讲也未必划算。
在这么累的情况下，净利润和之前相比也没有增加太多，之前是一个月三四万元，现在能到一个月六七万元。许庭玮算了一笔账，“五一”的营业额能比平时翻一倍，但是人工成本也翻倍上升。店里之前有八个长期工，忙起来的话再临时雇几个人，“五一”期间雇员则达到28个人，多是短工，按天算钱，“五一”后就会解雇。
为游客提供行李寄存服务的药店员工，以及提供免费住宿的影城工作人员也都表示，这些服务仅限“五一”假期。“过了假期，工作人员也要休息。”
“烧烤的技术含量较低，带不动多大的经济效益，最多只能拉动一些民宿、酒店，让老百姓赚点小钱。”周鸣岐说。他认为，淄博要思考的是怎么抓住这一波流量，整体提升文旅经济。
如何让外地游客多住几天、多来几趟，如何把短期的网红现象转化为长期发展的动力，是淄博即将面临的挑战。周鸣岐建议，去淄博的游客很多都是年轻人，而年轻人对社交和内容有很强的需求。淄博可以发展更多的文化演艺活动、社交酒吧等等，让业态更丰富多样，既能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也能进一步激活消费。
复制一个淄博，可能吗？
在周鸣岐看来，很多网红的事物通常是有一两个点正好打中了当时的市场，完全是无意的，不是操作出来的。淄博爆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同样的爆款几乎不可能打造出来，市场通常只认一个。其他城市要因地制宜，结合城市自身的特点，而不是直接把烧烤照搬过来。盲目地学淄博肯定会带来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山东省饭店协会也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虽然已经介绍不少省内外朋友前往淄博考察学习，但各个地市情况不一样，不可能搞一刀切。
耿威也表示，站在行业角度看，没必要非得借鉴路边摊或是露天烧烤的烟火气，但他们可以借鉴的是淄博餐饮的热情。现在河北已经有不少饭店自发转变了服务意识，学习淄博烧烤的待客之道。
周鸣岐也提到，其他城市可以向淄博借鉴的经验，一是学会把握时代趋势和市场需求，比如同样走亲民化路线是有可能成功的；二是学习当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努力。当地政府能放下身段去维护市场环境，比如整治涨价、免费开放党政机关的停车场等等，都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曲创认为，淄博烧烤的成功可以成为当下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一个由消费拉动内需的典型案例，其他地方完全可以学习借鉴——职能部门协同起来为消费扫清各种障碍，创造更加良好的消费环境、营商环境。此外，还可以学习淄博大力吸引年轻人的态度和方法。只要抓住年轻人，这个地方就会有希望。来源：《财经》 作者：李莹、叶徐彤、宋佳旻 编辑：余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