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透视
县域教育残酷现实一角 读书还能改变命运？
【博览财经特稿】2019年到2022年，林小英带着学生辗转在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县域的学校做调研，试图厘清一个困扰她多年的问题：为什么在社会高速发展、信息越来越通畅、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县里的学生反而感觉越来越跟不上趟？
最终，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的结果，县中的孩子就像是一群“剩下的孩子”，在普遍以城市精英教育为标准的系统中，被挤向学校的边缘、社会的边缘、期待的边缘。但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命运才是最真实的中国底色。
不被期待的大多数
其实他们当中有很多有才的人，也不是从来就不想念书，只是因为“晚熟”，在早期没跟上大流，就被认定为不行，于是读不下去了。他们的劳动，帮助我们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反过头来，我们要怎么命名他们？从那以后我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我们的基础教育系统对不起他们。
为什么这么说？所谓九年制义务教育，意味着九年以后，上完初中，国家就不会再强制你接受教育了。这里就面临人生第一个选择：读高中还是进社会？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上高中这部分人的需求，但是有很多人是读完初中，此生便不会再踏入学校的。我在富士康工厂里看到了这些人。
到2014年和2017年，我两次参与了北大教育学院对新高考改革试点的监测工作，课题组主要承担了对浙江的监测，我去的是浙江。
所以我们从县里走起。先从长兴县，到湖州，再到义乌，诸暨……一路走了6个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大多数学生是在县里头的，我们监测新高考改革，怎么能忘了大多数，对吧？
有一个县中的校长，他在新高考刚开始的时候，就预测到了选考物理的学生会急剧下滑，不应该放手让学生任意选择语数外三科之外的学科，高考既是学生的个人选择，也是国家在选材。如果任由学生在35种套餐组合中选择，浙江省作为传统的理科人才大省将失去优势。两年之后，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是对的。
看完之后，我发现这些县中学校的校长不但是教学能手，也是学校管理的能手。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他们跟城市学校的校长最不一样的，还不是这两个方面，而是他们对学校、对自己所招学生的了解，对学生在当地情境的判断和了解是非常精准的。
城市的交往模式是往往陌生社会的交往模式，可是到了县里，就是熟人社会或者说是半熟人社会，县里面学校的校长，不知不觉就有了一个任务，必须主动走到他们里面去，必须根据当地的社会风俗、人际交往的方式去了解学生，有些县中孩子的家长可能请都请不来，人就不在那，出去打工去了，好多留守学生，你不可能指望着政府搞好经济回流以后，再来办教育。
今天在讨论县域教育话题时，我们往往更关注哪个学校又输送了多少优质生源，考出了多少学生，超级中学的话题掩盖了县域教育的问题。但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成就的指标就真的只有升学率这一个指标吗？
何为县域教育
什么叫资源？在中国过去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面，最能体现县级政府所掌控的资源就是土地。靠土地获得的经济资源，县级政府就能全面覆盖所有的民生领域。县级政府跟更上一级的政府相比，除了没有外交职能，其他所有的职能都有。相比之下，村这一级很多职能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只从村和镇两级分别去看我们的行政体制，很多东西是看不出来的。
这里面是中国非常灵活的制度和中国人对教育特别看重的传统，使得我们非常快速地完成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但是普及的质量不一定能够保证，尤其是教育投入方面。
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撤乡并镇，乡没了，这也意味着每一个镇的规模比之前的乡要大。然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成以县为主，县里面所有的教育经费，包括小学都由县政府直接拨付，这时候你觉得县政府希望把高中办到村里去吗？办到镇里去吗？当然是更想要办在县政府所在地。
县直接管小学、初中、高中，形成一个除大学以外的完整教育体系。注意有一个新动向是，现在县也开始办大学了，比如职业学院。普职分流以及中职与高职的贯通也在这中间完成。县域教育由此成为一个边界清晰的分析单位。
跟它平行的另一个概念是农村教育。我们能解释清楚什么叫农村教育吗？
现在我们对乡村教育的浪漫想象，往往表达为这样的叙事：一些城市教育办的比较失败的人，拿农村去做实验，办个实验学校，去完成自己的理想。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说大理的“新”教育改革，我听说他们是服务于城市中产移民的孩子，是那些在北京厌倦了“内卷”的人去办的学校。它提供的是备选项，而他们是可以回北京继续参加高考的。但是对于当地的学生和家长来讲，他们没有备选项。你在当地倡导这个，人家到时候还要在当地跟别人PK分数。
那么，一个县之内，要处理城乡关系。对县城里的小学而言，假如我作为一个村里的家长，我的孩子没有权利在县城里面上学吗？肯定有。这就比城市复杂得多，这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城市学区房的概念体系。这种结构也会加速村落空心化的局面。
县中的孩子
我在研究中发现，县中的孩子实际上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而这一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成长阶段。
我们今天说的“小镇做题家”，也就是这些从县中走出来的孩子，实际上已经是经历了四轮筛选、跨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的学生。我们通常认为，他们能够走出来，靠的是做题能力，但事实上，做题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结果”。
很多学生没有见过地铁，二号线被说成了“二号路”，对于这些地名，他们更是没有任何概念。当学生再次说到苹果园——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听起来熟悉的地名，老师说：“别老苹果园了，苹果都吃够了。”
我也是县里学校的孩子，参加过几乎所有的学科竞赛，书法比赛，硬笔软笔的，作文比赛、物理竞赛、数学竞赛、生物竞赛、歌唱比赛、朗诵比赛。这可能得益于我就读的所有学校都不是什么好学校。
我知道连通器原理，但是我这辈子就没见过马桶。我就卡在这儿，这图看不懂。这道题我肯定得0分，但是它测不出来我对连通器原理懂还是不懂，我是懂的，只是马桶到底是个啥？
这几年，我越发觉得，每一种新的甄别筛选，看似是素质教育范畴，其实都是让农村学生文化资源的弱势状态更加凸显。你看现在强调探究式学习、项目式学习，都需要家庭提供很多额外的资源支持。比如说有些城市学校从小学搞手抄报、搞思维导图，中学搞研学旅行，然后高中搞自主研究的项目。农村学生能干啥？
可是农村学生本应该捎带手就能养成的谋生能力、生存能力，何曾被大学认可过？大学有没有想过确立一种比如荒野求生的能力，作为需要认定的学生能力？我们在认可学生成就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盲点和误区，过分地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又不自知地长期忽略了某种东西？
背道而驰的“超级中学”
第一，“超级”，一般讲的是规模特别大，一个学校基本有五千人左右的学生数量，有的学校甚至有超过1万人的学生数。这么多学生挤在一起怎么个教育法？它就得引入超常的管理手段。
它也会带来教师文化当中非常细致的绩效化，就是审计文化的全面贯通，我现在更倾向于把它叫做“量化通约机制”。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我们都知道，你是谁并不重要，是数字当中的一个点，你这个点曾移动到哪里去过，这就是数字化管理——人都是被数字化的。
第二，它的超级规模从哪里来？必然是从各地去搜罗优质生源，由于这种叠加效应，超级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就更多。再一经宣传，大家都觉得进了这个学校，考上北大清华的概率更大，所以生源就越来越多。学生这么多，老师也要非常多。它往下汲取生源，往下汲取师资良好的师资，就形成这样一种虹吸效应。
我不想去责备这些学校，但这里面体现的是什么？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落空。作为一个省，应该要保证让优质教育资源均衡的分布在全省的城市当中——你不能全集中在省会城市。当它全部集中到一起，就通过超级中学不断挑动了全社会的神经。所以我觉得省级统筹的落空，是过去这些年教育改革的一个失败所在，也是让超级中学可以各条道通吃、不断壮大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来讲，县中的教育生态，现在也跟城市的教育生态越来越近了。而且如果县里面有好几个高中的话，县政府都是着力于打造其中一所高中，它不会平均地分配。政府在这里面没有起到一个执中者的角色，反而成为共谋者的角色，协力打造了教育领域的学校垄断。
现在中学的普职分流给了一个比例，55开、46开、37开都有。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数据，中等职业学校2021年招生488.99万人、在校生1311.81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35.08%、33.49%。无论是在校生数，还是招生数，职普比大致是3:7。
但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地位相对较低，职业院校口碑相对较差，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大众观念的转变。于是，这一政策在现实层面就制造了另一重焦虑：一部分家长宁愿让孩子初中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也不愿送去读职高。相比之下，为了完成指标，政府需要费力动员学生读职高和高职。普职分流因此变成了县城中学的任务压力。
说实话，从师资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是通过学术口培养出来的，是学术教育的产品。一个中职或者高职院校用人，能不能突破现有的这种职称、对教师学历认定的要求？所谓能工巧匠能够直接进入学校去当老师吗？
其实有些学生就是晚熟品种，可不可以允许他/她一直到读到初三都没活明白，突然到高中懂事了，很多人是这样的，懂事了就一下子窜上来。过早分流，从制度设计上来讲，它肯定得一刀切，但是任何统一的措施一定要留一些缝隙和口子，让那些突然窜上来的人，能不能在职高读了一年之后，还想去考大学，能不能申请再进普通高中？
我们每次都讲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可是拔尖创新人才是很难被计划的，你不知道创新从哪里冒出来，难道创新就不会从职业领域冒出来吗？这就是我们的模式过于的死板和不留任何缝隙。
另一个和县域教育相关的话题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很多学者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说一句冒犯的话，我经常怀疑这些研究是否真的贴合事实。
比如说抑郁症这个词的泛滥，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我抑郁了，我焦虑症，好多心理病症的名词，是一个相互加强的效应。对着量表，我越填越像，然后我就是了。有些时候，未成年人只是一时的沮丧，但是被过多的关注又无法解释，这时候最容易提供解释的就是心理学名词，然后就对号入座，发展到当下，我们如果不使用这些心理学病症名词，似乎都无法言说自己的身心状态。
我们自己都长到这个岁数了，你觉得在成长过程当中，自己想过自杀吗？不用自杀这个词，我们不用这么书面化，你想死过吗？你有不想活的时候吗？你有觉得活着没意思的时候吗？肯定都有，就看问题怎么设置。如果刚好碰上是个很沮丧的时间，那我就看谁都不顺眼。
很多人在学校里都有过不下去的时候，也许老师一个鼓励的眼神就把ta给救了，课堂上答一个问题，全体给ta鼓个掌，就把ta给救了。我访谈过一个县中校长，他很有办法，一个女学生十分低迷，什么也不想干，也不说话，问什么都不说，校长就让班主任组织拔河比赛，全体都得参加，用集体竞争赛性的活动来让这个学生融入，也不凸显她一个人的特殊状态，就这样一个活动把学生给打开了。虽然个中原因还是不清楚，但也许这就是青春。成年人要有真正关心的办法，但不要过多干扰，有些事就自己化解了。
自杀的人为什么一定是心理有病的人？也许真的是人生之路走不下去了，所以选择不走了。
读书还能改变命运吗？
我想我们之所以会说这句话，是我们对于教育的期待，还是鲤鱼跳龙门，实现阶层跃升。但它有一个前提，你上了大学一定能找到工作。现在，学历贬值的速度可能快于你去追求学历的速度，也许你本科毕业找到一个工作，三年以后，你的同学读完研究生之后，你是ta的面试官。
原来那种人往上走、物质上不断扩张的想象，已经慢慢减弱了。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就是你回来我们一起保住现有的状态就够了。对于小康家庭，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教育，获得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是越来越渺茫的。
放养式家庭对应的是直升机式的父母——永远盘旋在头顶，密切监视着ta的一切，照顾着ta的一切。县中的放养——更多的父母是无力，他没有能力和精力来全面的看护孩子，甚至于不在场，在场的时候多半是给他一个手机。很多家长会说我没文化，老师你替我管管，父母在现代教育的这种高要求面前是感到愧疚和退缩的，因为现代教育的话语体系是面向城市生活的。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把教育政策当作一个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组织、运行及至每个人具体生活处境的规则。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就业率、辍学率、入学率这样的数字，而是要从个体切实的日常生活出发，透视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这也奠定了我看待教育的视角。
这正是基础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它是为孩子们的整个人生打下基础，也是构成这一段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对人有意义的教育？
每个人都是有多元智能的综合体，鉴于高考必然只能检验和考核少数几种，其他几种智能也应该在高中阶段有表现的机会，而不是一味轻易地去分等次。这才是真正的“教考分离”。
可能有人会问，这不就影响了学生备战高考吗？实际上，人的能力是内在融通和相互协作的，各方面智能的提升，最终是会滋养高考所看重的那几种能力的。
其实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去同一个学校听同一个老师讲课，在同一个教室里待着，这是怎样的人生缘分，我们应该干些什么？除了每一个人的眼睛看着黑板和看着老师以外，我们还应该相互看一看，我们四五十双眼睛相互看得见，这就会有一种非常多元化的东西产生。这里面也许是你一生的挚友，也许在几年以后你们俩又谈恋爱结婚成了一对夫妻，将来人生的可能性很多，那么通过共同的受教育过程，一起同过窗，这会成为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资源。
如果我们用一种胸怀和容错空间，给每一个人的多元智能提供额外的舞台和表现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分清楚什么时候是对手，什么时候是战友，什么时候是亲密的伙伴。亲密伙伴和竞争对手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这样的教育，才能给大多数人带去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