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观察
加剧全球不平等 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境地
【研究员】：wh
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系2018年4月2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由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首发。
这两年里，最异乎寻常的两件大事
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是2016年，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第二件事，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
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
但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
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
历史轮回，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
为什么会有无以解释现状的困惑呢？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
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
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
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
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
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
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皮凯蒂的书引起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
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
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
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也就是所谓奇迹状态。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
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
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全球化在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
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
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
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
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
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
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
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
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
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
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
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
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两个例外。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
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
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
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
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
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
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
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
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
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
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
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
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
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
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
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
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
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
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
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
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
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
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
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
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西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
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
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
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
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
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
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
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
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
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
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
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得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
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
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
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
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
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
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
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
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
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
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
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
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
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
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
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
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
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
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
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
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
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
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
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
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秦晖）
中美冲突是特朗普政府重构全球化秩序的一部分
【研究员】：
2000年之后，日本企业纷纷剥离了终端业务，他们向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成功转型。例如，松下从家电，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夏普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如今，日本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等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博览财经特稿】美国运输部当地时间3日发布命令，宣布将从6月16日起暂停所有中国航空公司执飞的中美定期客运航班。同时，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3日表示，在上个月针对33家中国企业和机构的新制裁，将于6月5日生效。中美真的要脱钩了吗？
2007年，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Chimerica），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可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如今全球最大的市场与世界最大的工厂打起了贸易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日趋严重。两国巨额的双边贸易，还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吗？
本文从两国贸易结构的角度，以全球化秩序崩塌与重构为线索探索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与关系脆弱性
2018年初，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美国真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更不相信如今正在争论的中美硬脱钩。
理由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还是全球第二大的商品进口国。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商品贸易国、第二大商品出口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8年全球贸易总额为39.342万亿美元。中国第一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额为4.62万亿美元，占比11.75%；美国为第二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额为4.278万亿美元，占比10.87%。
老大、老二打贸易战，世界不翻天了吗？
理由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工厂，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
据海关统计，2018年我国对美国进出口4.18万亿元人民币，占进出口总值的13.7%。其中，对美出口3.16万亿元，自美进口1.02万亿元，贸易顺差2.14万亿元，扩大14.7%。
最大的工厂与最大的市场硬脱钩，全球产业链不就崩盘了吗？
理由三：中国长期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长期是中国的第一大债务国。
2018年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为1.177万亿美元，中国官方储备的外汇资产为3.134万亿美元，其中多数为美元资产。
最大的债务国与债权国剑拔弩张，世界还能安宁吗？
在全球化时代，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过，两国华丽的贸易数据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误解。拨开云雾，透过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以及两国经贸的结构性冲突。
第一、中美贸易规模大，但两国经贸级别低、合作层次浅。
经济全球化演变从最初的贸易全球化，逐步深入发展到信息、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进一步发展到财政、货币、国家主权、价值观、婚姻、生活的高级全球化。
美日欧已进入要素全球化阶段。欧元区达高级阶段，统一货币，协调财政，共商外交，共建国防，自由通婚。欧洲曾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但二战后美苏争霸加速促成了欧洲命运共同体。如今欧元区国家已不可能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很难再爆发战争。
中美经贸关系还停留在商品贸易的初级阶段，金融、技术、信息等要素交流及贸易太低，基本没有财政、婚姻等高级融合。
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4.18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是商品贸易，服务类、技术类、金融类贸易少。
虽然美国长期向中国转移普通制造技术，但是受高科技禁运限制，两国缺乏深度的科技合作，中国长期未融入国际技术标准与规则。
1949年美国出台了《出口管制法》，同时主导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高科技禁运。尼克松访华后，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华逐步放松防空雷达、通信、计算机等出口管制。
但是，1999年美国国会发布了“考克斯报告”，对华高科技出口重新收紧。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对华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清单包括核材料、材料处理技术、电子技术、海洋探测技术等10大类。
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导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中国同类产品进口中的占比连续下降，2001年时为18.3%，到了2013年竟已降至8.6%。
中国金融尚未开放，美国金融机构在华经营受限。两国处于两个不同的金融体系，中国未融入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指出，“中国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只占1.8%。与之相比的是，在同样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资产中，外资企业资产占到了30%。”
经贸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压舱石，但是中美巨额双边贸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牢靠。做出口生意的企业主便很清楚，虽然长期与美国人做生意，但是二者几乎没什么交情，订单说没就没了。
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为4.18万亿人民币；2019年这一数据便滑落到3.73万亿，下降10.7%。美国只是继欧盟、东盟之后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美国短时间难以找到这样的“世界工厂”。但是，2019年美国对中国减少了10%左右的进口额，美国国内并未出现物资紧缺或物价上涨。这说明这10%转移到其它国家或自主供应。
其实，中美这种基础不牢靠的婚姻容易被“第三者”乘虚而入。越南趁中美贸易战之机全面快速开放，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对美出口同比增加近40%。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健全的产业网络，但是产业网络构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龙头企业迁移，相关上游供应商也随之过去，加上基础设施，一个产业网络很快形成。这些与美国做生意的人不少还是中国人，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第二、中美贸易结构严重畸形，两国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对美国长期顺差，顺差额持续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则长期赤字。
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3.16万亿元，自美进口1.02万亿元，贸易顺差2.14万亿元，扩大14.7%。若以美元计价，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3233.2亿美元，同比扩大17.2%。
很多人支持贸易顺差，认为贸易顺差可赚取更多的美元。这其实是一种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其著名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第二章中提出，增加我国财富的基本手段是赚取贸易差额：“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的价值要大于我们所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
其实，国际收支平衡对两国经济是最有利的。长期的、巨额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都会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失衡、扭曲，国际收支失衡触发了阈值，爆发贸易战。
有人说，中国对美国长期顺差是两国比较优势的结果，两国贸易保持互补关系。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及廉价商品，与美国相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形成互补。
从贸易结构数据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集中在机电和轻工消费品，如机电、音响设备及其零件占到了46%，纺织原料及纺织品占10%。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品，集中在机械、汽车、航空、光学、医疗设备等。
但其实，如果两国长期保持互补型贸易，说明这两国间的要素长期无法流通，价格长期被扭曲。既违背经济规律，又容易引发经济失衡、贸易冲突。怎么理解？
从贸易的起源理论来看，互补型贸易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严格前提，那就是“在一国内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在国际间不流动”。
假如中美两国的要素市场是开放的、自由化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维持不了太久。为什么？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中国劳动力会向美输出，从而压低当地工资；反过来，美国厂商也会选择在中国设厂，以降低成本。后者情况已发生，只是程度上还不够。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人口红利”。其实，人口红利并不值得骄傲。相反，长期的人口红利说明要素无法自由流通导致劳动者收入低下。久而久之，内需不振，经济增长日趋乏力。正如当下，疫情全球化叠加贸易战，贸易一旦受阻，只能依托内需，但全国有6亿人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内需不足，消费低迷，经济动力缺失。
很多人说，美国不会放弃中国14亿人的市场。但其实，中国14亿人只给美国带来1500多亿美元的出口，而美国3.3亿人给中国带来了4700多亿美元的出口（2018年）。主要原因是美国GDP虽只有中国的1.49倍，但人均GDP是中国的6倍，消费能力强劲。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度大于美国对中国。
所以，中美两国庞大的互补型贸易及国际收支失衡的背后，是要素市场失灵下的畸形贸易、经济结构、财富结构失衡的代价，以及经济失速、贸易冲突的潜在危险。
如果两国开放要素市场，人才、资本、科技、信息等要素价格趋同，互补型贸易量则逐渐减少，要素型贸易会增加，属地化生产则得到强化，会同时出现要素全球化扩张。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发展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时，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萨缪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两个国家发生贸易，如果要素市场自由化，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会逐渐削弱甚至消失。
两国长期维持比较优势，互补型商品贸易与日俱增，要素贸易受限受阻，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中美今天之所以走到火山口之中，是因为两国四十年的贸易之路实际上越来越偏离经济规律，最终触发两国矛盾的阈值。
中美冲突与旧秩序崩坍
为什么中美两国要素无法自由流通？为什么两国坐视国际收支平衡恶化？
客观原因是国际秩序（这里主要指全球化经贸与金融秩序）的问题，主观原因是两国经济体制及政策差异。
当今的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由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1980年里根改革开始，美国重新主导了全球化经贸及金融秩序。
当今全球化经贸及金融秩序以美元为基石，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个体系依然延续了布雷顿森林时代的特里芬难题。
所谓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定然需要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如此会导致美国长期逆差；长期逆差又难以维持美元的币值稳定。简单来说，美国无法同时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对美元需求，美国必须向海外输出美元，同时输入商品。如此，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早期对日本赤字，后期对中国赤字。由于出口持续下降，产业空心化，美国进一步借助美元强化金融地位。这就导致了美国国内经济失衡。
中国、日本赚取的大量美元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国债），将美元回流到美国本土。这就导致中美两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
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又是“世界货币”。这体现了贸易全球化与货币主权化之间的矛盾。特里芬难题如鲠在喉，是中美贸易走向极端的客观因素，也是全球化秩序崩溃的内在动因。
中美冲突是全球化秩序崩溃的表现之一。全球化秩序崩溃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引发了欧美世界的民粹运动，美国精英们如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化秩序是一个“强美元、强金融、高赤字、高泡沫”的失衡秩序。
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总额达历史峰值，但贸易差额也达峰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显示，1980年全球贸易顺差额仅为139.2亿美元，世界GDP占比仅为0.11%；然而，2007年全球贸易顺差额为4130亿美元，世界GDP占比高达0.7%，与1980年相比，贸易顺差额增加了近31倍。
失衡的全球化经贸秩序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美国金融泡沫化，制造业空心化，华尔街纸醉金迷，铁锈地带芳草萋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负债率持续上升，最终引爆了金融危机。
在美国，1989-2007年，占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的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增加了160%，占人口75%的中等收入阶层增加了93%，占人口5%的高收入阶层只增加了18%。
世界经济根问题之“底层逻辑”：经济全球化与财政主权化、货币国家化之矛盾—美元使用费用之矛盾—美元与国债悖论—国库通银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扩张—资本市场通胀—贫富差距扩大—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市场通缩—经济衰退、萧条……形成了“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高泡沫、高债务”之经济格局。
这一底层逻辑便是全球化秩序的问题所在。美国建制派不但没有缓解“特里芬难题”，还利用美元的强势地位，持续扩张美元，向全球大规模地输出资本。如此，加剧了贫富差距，富人借助廉价货币追涨金融资产，引发金融泡沫危机，穷人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市场通缩，陷入低增长。
所以，中美关系的分水岭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始于旧秩序的崩塌。但是，中国社会精英并未察觉到这一点。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贸易额持续下滑，但国际收支却持续恶化。2012年，全球贸易顺差额是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近2倍，达到历史最高峰7180亿美元，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也进一步提升，高达1%，贸易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
奥巴马执政八年，无为而治，掩盖了矛盾，无力修复全球化秩序。很多人感到奇怪，奥巴马对中国相对温和，为何特朗普如此“癫狂”？
实际上，过去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是建制派（掌权派、既得利益者）、华尔街、跨国公司构建的，里根、克林顿、奥巴马、希拉里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过去的全球化秩序并不是一个惠及所有人的秩序。旧秩序的崩盘，是全球化经济失衡、社会撕裂的结果，也是底层社会对既得利益者的挑战。
但是，2016年特朗普逆袭希拉里赢得大选，美国建制派失去了白宫掌控权。为了兑现对铁锈地带、农业州选民的承诺，特朗普一上台便掀桌子，到处退群、喊话、威胁，把旧秩序砸得稀巴烂，中美贸易战爆发。
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压低汇率价格，扩大出口，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对美国顺差的原因不是比较优势，而是人为干预汇率。
很多人对贸易顺差赚取外汇有着天然的迷信，认为巨额外汇储备是金融的护城河，不用担心金融开放的风险。
其实，金融开放的国家，外汇储备反而不需要这么多。通常，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其外汇持有规模占GDP的10%左右即可。而中国的外汇占款规模为21.2万亿人民币（2020年3月），占2019年GDP的21.4%。巅峰时期，外汇占款占央行资产的83.29%，是人民币最主要的信用资产。
有人说，央行持有更多的美元，人民币的信用不是更高吗？同时，我们还持有一万多亿的美国国债，是美国第二大的债权国。
在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房产、股票、货币等经过国际市场的反复博弈，接受了国际定价，反而不需要天量外汇来“守国门”，甚至可使用本国国债及证券来发行货币。在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藏汇于民，外汇使用效率高。中国的情况相反，金融未开放，官方通过结汇制度积累天量外汇来稳定汇率和人民币信用。
另外，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国有企业及市场准入壁垒，阻碍了要素市场流通，导致了国际收支失衡。
过去，在建制派时代，美国华尔街、跨国公司默许中国的现状。1995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克林顿政府及建制派的一贯策略是一步步试探中国，美国商会相信通过大规模的经贸合作，中国也会走向全球化市场经济。
很多人问，中国有14亿消费市场，沃尔玛等美国跨国公司愿意放弃吗？在华跨国公司与建制派是一伙的，特朗普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对华“接触政策”已被否定，打压中国成为了政治正确，建制派、美国商会在华问题上陷入了被动。
总之，在旧的全球化秩序中，中美两国要素市场长期扭曲，资源配置不充分，长期维持互补型贸易，两国贸易结构及经常账户长期失衡，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危机爆发，触发了美国社会矛盾，建制派垮台，特朗普政府掀翻了桌子，打到了原本在旧秩序中与建制派一起吃饭的中国。
全球化旧秩序的崩塌，是全球化的失意者对既得利益者发起的挑战。
中美融合与个人全球化
美国难道不是在针对中国吗？
中美关系是特朗普政府摧毁旧秩序、重构全球化秩序的一部分。我一直不认同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一说，但两国若没能就新的贸易规则达成共识、深入合作，美国定然会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如今，中美关系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上。旧秩序坍塌，中美畸形的贸易结构难以为继，中美巨额双边贸易额不足以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更何况两国尚未建立真正的全面的友谊。
新秩序正在构建，中美之间充满着各种情绪、噪音与利益，双方需重新回归到压舱石上，扭转畸形的贸易结构，建立与新秩序相适应的双边贸易规则。
突破点是要素自由化、全球化，即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度障碍，促进两国信息、人才、科技、金融等要素流通。
要素自由化、全球化，促进中美互补型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型。它是缓解旧秩序中国际收支及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也是构建新秩序方向。
以美日贸易战为例。二战后，美国与日本是互补型贸易，美国在日本投资设厂，日本出口廉价商品到美国。
1955年日本对美棉纺织品出口达同类进口总额的54.7%，引起了两国棉纺织品贸易摩擦。此后，日本合成纤维、钢铁、彩电、汽车等逐步占领美国市场，也同样引发两国贸易摩擦。
从1960年到1979年，日本对美国出口额从216.4万美元增长到824572.7万美元，增长了3809.4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手表、电视机、录音机、台式计算机、摩托车、科学仪器、金属制品、合成纤维、钢铁等。
但是，经过几十年贸易摩擦后，美日双方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规则，发展了更为稳定的重叠型贸易。
什么叫重叠型贸易？比如日本向美国进口汽车，美国又向日本进口汽车。日本出口发动机给美国，美国出口汽车电池给日本。如今日本对美国出口量最大的是发动机及小轿车、飞机及直升机零部件、机动车辆用变速箱，以及知识产权、金融等服务贸易。
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饮料、工业原材料及配件、汽车及飞机交通运输成品及配件，以及知识产权、资本性服务贸易。从贸易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如今美日两国以重叠型贸易为主。
重叠型贸易如何形成？如何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转型？
两个存在代际差的国家，容易发生互补型贸易。但如果两国要素自由流通，原始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互补型贸易逐渐走向重叠型贸易。
从互补型贸易走向重叠型贸易，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否打破互补型贸易的要素壁垒？
1979年开始，日美两国开始就汽车贸易展开拉锯战。1980年5月，日本决定采取开放市场措施（取消零部件的关税、简化进口检查手续)。从1982年开始，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进行投资生产。
日本车企进入美国市场后，从1983年6万辆产量，很快上升到1989年的125万辆。后来，丰田汽车甚至力压美国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厂商。另外，本田、马自达、日产、三菱都成为名列前茅的车企，而美国如今只剩下通用和福特，克莱斯勒在金融危机中破产。
如今，日本与美国的汽车及零配件（发动机）相互进口，完全实现了重叠型贸易。
在要素市场的国际化、自由化过程中，日本企业在日美贸易争端中主动求变，对外投资。如今，日本一半的产值来自国际市场。所以，重叠型贸易一大特点是广泛的要素贸易，包括对外投资、技术贸易、共同研发等等。
二、是否完成产业技术升级？
2000年之后，日本企业纷纷剥离了终端业务，他们向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成功转型。例如，松下从家电，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夏普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
如今，日本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等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所以，日本与美国的互补型贸易是建立在技术迭代升级之上的——市场开放，竞争加剧，要素流通，资源共享，促进技术创新。
只有建立了技术优势，才能真正摆脱以廉价优势为主导的互补型贸易，才能跻身到国际市场中建立重叠型贸易。
为什么说重叠型贸易符合全球化新秩序的趋势？
互补型贸易是两国初期的贸易模式，建立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之上。互补型贸易的比较优势指向单一的价格，容易受汇率政策、经济政策及人为干预，从而引发贸易摩擦。
反过来，这种模式下，打贸易战的成本相对低，而且打击目标比较精准。在互补型贸易中，“卡脖子”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容易遏制弱势一方的贸易“咽喉”。
重叠型贸易是两国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模式，建立在要素自由化及技术比较优势之上。这种贸易关注的是需求端，双方的产品是否受到对方消费者的青睐，基于各自产品的技术、设计以及多方位优势，而不是单一的价格。
当下，很多人对卡脖子的认识陷入了一种民族主义式误区。通用芯片、核电电网、发动机、人工智能算法、机器人、操作系统、光刻机、生物医药等等，“卡脖子”技术非常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掌握所有核心技术。强如美国、日本，也有“卡脖子”的技术在别人手上。
在重叠型贸易中，双方相互“卡脖子”，美国掌握了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算法，日本掌握了飞机发动机、光学精密仪器。美国有机器人、变速箱，日本也有。如此相互卡脖子，自然不会卡对方的脖子。
全球化是个人的全球化，国际市场是一个全球化的自发秩序。
重叠型贸易不仅有商品贸易，还包括大量的技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贸易，尤其是国际资本投资，跨国公司设厂，共同研发设计，以及大量产业内的复杂贸易关系。如此，重叠型贸易可以降低互补型贸易商品的单一性和价格竞争的单一性，可以促进全方位合作，多元化互利，深度渗透，高度捆绑。
重叠型贸易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它犹如人体神经网络一样将不同性格、肤色的人联系在一起。各个产业、各个公司、各个消费者因完全不同的偏好相互贸易，不由价格单一指标的决定。国家意志和力量很难渗透到由不同企业、产品及消费偏好编制而成的复杂的贸易网络之中，政治强人的意志被淹没在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旧的全球化秩序中，中美要素市场没有完全打通，两国经贸未惠及到所有人。从“三零”贸易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来看，信息、人才、资本、科技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中自由流通是大趋势。
所以，中美要素自由流通，推动两国互补型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型，缓解旧秩序下中美国际收支及经济结构失衡，符合新秩序之大势。重叠型贸易，才是可持续的贸易结构，才是中美两国的压舱石。
要素自由化，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贸易，是中美贸易史上的一道坎，是中国贸易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一道坎。
旧秩序崩塌，巨额贸易背后隐藏着两国关系的脆弱性及全球化失衡。新秩序正在构建，双方需要谨防借民族主义旗号煽动中美关系，以阻碍改革开放，捍卫既得利益之目的。正如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就不断向人们呼吁：“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