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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打压 中国胜算取决国内治理》：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范畴很广，早期涉及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现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价值观色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称不是要他们在中美之间选择，而是要在所谓“民主”与“暴政”之间选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认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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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打压 中国胜算取决国内治理
【研究员】：wh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博览财经特稿】★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关系日益严峻，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以软基建和扩大开放“练好内功”更为紧迫。 应对美国挑战宜多强调“同”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范畴很广，早期涉及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现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价值观色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称不是要他们在中美之间选择，而是要在所谓“民主”与“暴政”之间选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诸多世俗的价值观宗教化了。如果对中美的社交舆论稍加关注，不难发现认同政治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令中美舆论场上不时出现妖魔化对方的声音。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尤其“贡献良多”。但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权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是美国攻击的那样吗？美国的体制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吗？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吗？都不是。历史是开放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体。疫情以来的事实更是表明，什么政体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促使各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 因此，面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中国应当也可以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内饱受左倾错误的困扰，在国际上同时反美反苏，处境困难。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国最终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色彩，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进入邓小平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可能。这段时期，中国十分重视“求同存异”理念。因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中国由此加入世贸组织，取得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 除了在实际利益方面，中美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权，尽管双方因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理解上有差异，但都是重视的，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也是人权。 多强调“同”的一面，“异”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但现状是，“异”的一面在互动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视。比如，现在有一种商业民族主义，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众，散布虚假信息，夸大或者转移事实，误导受众，极其有害。 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因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强。嗓门并不等同于话语权，声音大、能开骂，不是话语权。中国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审视中美关系，不要轻易被激怒，要认识到两国之间并没有舆论场上有些人宣扬的那么大的差异。 此外，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非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使美国回归理性。美国会回归理性，但若放任不管，无异于放任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国家虽然不愿选边，也只能视自由落体落到哪一点再作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多数国家会怎么选择呢？ 中国并不想成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世界的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都有条件成为多元世界中的一极，这不会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历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精神在当下仍有指导意义，冷战史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中美之争取决于国内治理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已经无须担心别国威胁自己的生存安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所谓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过内忧放大危害，如果没有内忧，外患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少，反之亦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获益者，特朗普却借民粹主义上台，并在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徒耗自身的软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独步天下，但贫富分化日甚，社会不公加剧，才导致今日的虚弱。美国的确从全球化获取了巨量财富，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对国家来说，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产业外移，税收减少，公共福利不振。对民众来说，就业机会不断流失，竞争日益残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 由此导致的恶果在疫情期间非常明显。一方面，掌握诸多尖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美国防疫物资短缺，不得不从别国手里强行抢购。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撕裂了社会，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导致美国抗疫表现一团糟。 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就会像美国那样政府缺位、两党互掐，连最紧迫的抗疫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 但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已取得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诚如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国家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国家东西部还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挑战依然艰巨。 如果发展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自然会收获更多认可，美国炒作的不少问题也转化不成内部的挑战。为此，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 学习亚洲智慧搞好“软基建” 我认为，“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学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亿多人实现了脱贫，成就斐然。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很脆弱，低收入群体也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红利逐渐耗尽。许多地区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已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软基建”的目标就是以社会改革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软基建”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是社会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 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华为是我们最好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负担也不无关系。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然而，公共福利不是资本发展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产物。要强调的是，经济转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经济腾飞至今，农民贡献巨大。在经济新常态阶段，要通过“软基建”更好地回馈农民，让他们也能更多地进入中产阶层。 必须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 中国必须更加坚定地扩大开放，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平台。党的十八大重申了扩大开放的决心，这是中国政治领导层智慧和理性的体现。但在新常态下，中国要加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更加重视对大湾区、长三角、海南岛等开放型经济区的打造。如果没有几块大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是不利于实现经济转型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西方在经济平台与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依然明显，因为西方最好的技术与人才还都留在西方。疫情后，这些生产要素是否能被吸引到中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西方优势生产要素之所以无法向发展中国家流动，除了发展程度存在差异，西方嵌入式经济平台的整合优势是重要原因。如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由于政策、人居、文化和开放程度等优势，资本、技术与人才深深地嵌入和整合到这些地域。一旦离开这块地域，这些要素就难以发挥既有的作用。 中国目前还没有这种级别的经济平台。像珠三角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在今天就面临实体产业不断流出的挑战。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开放，打造几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才能增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战国策》记载了相国邹忌劝谏齐王，使齐王通过明修内政“战胜于朝廷”的故事。新冠疫情的爆发，客观上更加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中国还是要有自己的战略定力，通过改革开放充实自己的“内功”。（来源：IPP评论（IPP-REVIEW） 作者：郑永年）
政经观察
美对中国战略“三部曲” 目前正处第二步“脱钩”
【研究员】：wh
疫情早期，美国第一个撤侨、转移供应链，其实是借疫情做的一次压力测试，做给他的盟友看没有中国，美国还挺好。理性地看，在中国和美国关系完全切断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能从根本上完全制约美国的东西，相比较之下，还是我们的损失更大一点，毕竟我们对美国是可替代的，只是成本会更高一点，但美国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是未来美国可能加大贸易战、加大中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博览财经特稿】新冠疫情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并对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中美关系极为敏感。 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长期因素。我们当年实行相应的经济政策是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来又是因为美国发动了贸易战，现在美国在疫情期间依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打压。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三部曲”：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是冷战。美国一直坚持走这条道路，目前中美正处在第二步“脱钩”。 我2015年和2018年两次作为中国智库代表团成员去美国访问，对“脱钩问题”有很切身的感受。2015年，美国学者提问题是疑问句：中国变了吗？2018年，他们已经变成感叹号了：中国变了！ 美国有一个研究中国的白人学者叫沈大伟，颇有影响力，他以前都是和中国很友好的，后来第一个把“中国威胁论”提到比较高的程度，并且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国家政策和中国进行对抗。 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基础是盟国政治，美国与盟国之间有经济利益调整的需要，但他们依然是政治军事外交联盟。所以美国会不停地跟欧盟、日本打贸易战，可它并不认为日本和欧盟是它的敌人，而依然是伙伴、是朋友。 中国则不同。美国把中国列为敌国，它和敌国之间不是打不打“贸易战”的问题，而是可以、就应该没有贸易，也就是所谓中美“脱钩”。
因此，必须要认识到中美之间不仅仅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斗争，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全面斗争。 美国并不是把中国当成一般的老二，而是把中国当成曾经的苏联加日本，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它而言是一次考验和挑战。所以和中国决战，这是美国的既定政策。找到病根，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阻止美国四处张口。 美国脱钩成不成功取决能不能拉上盟国 我还有一个重要判断，疫情早期，美国第一个撤侨、转移供应链，其实是借疫情做的一次压力测试，做给他的盟友看没有中国，美国还挺好。 理性地看，在中国和美国关系完全切断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能从根本上完全制约美国的东西，相比较之下，还是我们的损失更大一点，毕竟我们对美国是可替代的，只是成本会更高一点，但美国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是未来美国可能加大贸易战、加大中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两年前就分析，未来几年美国会不断制造非经济、超经济的极端事件逼他的盟国站队，对中国形成集团性的封锁格局。一旦形成这种封锁格局，对中国而言风险还是挺大的。 美国是一个在外交上非常成熟的国家。美国所谓的脱钩不是中美脱钩，如果只是中美脱钩，那么它是失败的，就相当于把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所以中美之间一定不仅仅是中美的矛盾和斗争，而是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的矛盾和斗争。 我认为，美国的脱钩成不成功，取决于它能不能拉上它的盟国一起和中国脱钩。美国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它就是要利用各种非经济的极端事件来逼它的盟国选边站，这方面我们要高度警惕，要有好的应对措施。 但是，美国能成功吗？这是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中国现在跟全世界经济互补，有很深的关联，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这次美国做了压力测试，我们也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中美之间有可能走向冷战，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全方面的对抗。
目前，中美之间已经没有韬光养晦一说，虽然有形成决战缓和的可能性，但并不能成为像过去全球化的友好国家。 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时间缓和，但我相信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在全世界都是比较完备的。 中美是互补的两个国家，美国有很多产业链市场都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市场，他们也会很难受。 推迟和美国的决战时间对中国才是利益最大化 中美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产生了误读，误以为中国不再进行改革开放了；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我们在国际上承担了很大的国际义务——参与维和派部队、亚丁湾护航等等，美国误认为中国是在进行军事扩张，不走和平发展道路了。 对此，现在社会上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即便中国什么都不做，因为是经济老二，美国也要“整”中国；一种是没那么严重，中美之间总有经济利益的调整空间。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美国动用一切力量打击的对象，国内还有很多人恨不得马上和美国“决战”，我认为不够理性。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好比是中壮年，有经验、实力雄厚，中国更像青少年，比较年轻、有冲劲，这时候双方进行殊死搏斗，鹿死谁手很难预料。 虽然美国是一个老牌的发达国家，但它的增长速度比较低。尽管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在下行，但依然比美国高，再过十年或许我们就真的能更接近，甚至超过美国。 现在我们还在上升期，实力相对弱一点，想办法化解矛盾，赢取时间对我们才是更有利的。按照这种逻辑推断，推迟和美国的决战时间，对中国才是利益最大化。时间窗口是伟大的，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窗口。
我们一定要在开放的过程中，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美国的举动。毛主席讲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略，反而是失败的。 一定要建立正确的敌我力量的认识，敌强我弱的时候，敌人希望主力决战，我们反而要避免主力决战，做迂回运动战，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 当然，我并不是说你打我，我什么反抗都没有，而是在最终胜算不大、损失很大的格局之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回避，避其锋芒。 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缓和。美国利用疫情做压力测试，和中国脱钩是要成本的，这个成本他是不是能负得起？他到底有没有下定决心做出一些利益牺牲？ 中美是互补的两个国家，美国有很多产业链和市场都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市场，他们也会很难受。如果得不到同盟国的支持，美国也不会成功。这些还有待观察。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来源：正和岛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
与其担忧“去中国化”威胁 不如正视眼前的严峻挑战
【研究员】：wh
今年4月，“日本政府出钱让日企撤出中国”的说法曾引发讨论。但查阅日本官方网站发现，该政策并未专门提及“中国”，而且重点希望回迁的生产项目聚焦口罩等卫生产品。此外，疫情暴发之初，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客观上影响了部分日本本土制造业。但随着中国复工复产，日企停工趋势已经从中国转移至欧美，日企这方面的抱怨和担忧已大为缓解。
【博览财经特稿】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且全球大流行，加重了经贸冲突背景下各界对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国化”的担忧。对此，我曾在2月26日发文指出，从非典时期的经验看，制造业利用外资不能决定中国全球产业链的地位，而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维持甚至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之后又发文，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相关看法。现在看来，无论是总量数据还是基本事实，都支持我的基本观点。 总量数据尚不支持“去中国化”的判断 做判断要摆数据而不是只讲故事。现实中，不排除受疫情影响，有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国内企业外迁的真实案例（故事），但做总体判断，必须依据宏观总量的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资产净获得）180亿美元，同比减少30亿美元，下降14%。其中，对外股权投资净流出173亿美元，减少29亿美元，下降14%，贡献了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减少额的95%（见图1）。这表明我国未出现国内企业加速外迁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同期，国际收支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负债净获得）343亿美元，同比减少133亿美元，下降28%。其中，外来股权投资净流入266亿美元，减少136亿美元，下降了33.8%，贡献了同期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额的102%（见图1）。但这反映了疫情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短期影响，不一定表明已发生外企撤资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据统计，第一季度，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利润同比下降47%（见图2）。这减少了外企利润再投资，当期国际收支口径的经常项目投资收益支出同比减少140亿美元，下降29%（见图3）。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企利润再投资是借记经常项目下投资收益支出，贷记金融账户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投资净流入。
随着3月底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国内经济社会活动逐步恢复，4、5月，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利润连续同比正增长，令前5个月累计分别为负增长6.2%和18.4%，较第一季度降幅分别回落了6.6和28.5个百分点（见图2）。预计第二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有可能同比增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同比减少，前5个月累计下降5.3%，较第一季度的降幅扩大了1.3个百分点。 此外，近日国际律所贝克麦坚时与研究机构荣鼎咨询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今年前5个月，外资在中国公布的并购总额达90亿美元，无论是交易数量还是交易额，近十年来均首次超过了中国对外的并购交易活动，而欧美跨国公司正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力量。究其原因：一是看好中国旺盛的消费需求，二是中国在政策上欢迎外资，三是日益成熟的中国企业对外资吸引力增强。 证伪“去中国化”的故事却俯首可得 今年4月，“日本政府出钱让日企撤出中国”的说法曾引发讨论。但查阅日本官方网站发现，该政策并未专门提及“中国”，而且重点希望回迁的生产项目聚焦口罩等卫生产品。此外，疫情暴发之初，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客观上影响了部分日本本土制造业。但随着中国复工复产，日企停工趋势已经从中国转移至欧美，日企这方面的抱怨和担忧已大为缓解。“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企业不会改变其在华发展战略，因为它们不仅把中国当作出口加工基地，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它们生产商品的消费市场。 5月底，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多数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和日益庞大且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来的增长，是它们发展的最大机遇，持续性经济和市场改革是第二大机遇。白皮书指出：“尽管面临疫情、经贸摩擦等部分负面因素，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不少企业还计划扩大对华投资。”“中国取得疫情防控战略性成果后，走在了全球经济复苏曲线的前面。许多公司最初选择在中国的原因今天仍然适用。”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预计，企业将采用“中国+1”战略，在利用中国市场机遇的同时，分散供应链风险，但不会改变整个供应链生态。 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一份报告指出，鉴于中国仍在加速融入全球金融市场，而美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参与，中美金融脱钩正变得越发不可能。至于迫使中国企业从美股退市毫无意义，因为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拒绝中概股公司在美上市并不会阻碍这些公司获得美国资金。同时，禁止美国养老金投资中国也是象征性的，对中国影响微乎其微。 据国际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调研，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会放慢贸易摩擦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原因：一是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下无人愿投；二是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方面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 日前，美联社报道称，虽然一些国家正在极力促进本国企业迁出中国，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但几乎无人响应。因为一旦回国，企业就要面临着重新开始的局面，相较于在中国已经成熟稳定的制造产业链，迁移后费用的损失和再次“开张”的成本，都决定了这样的迁移不是“免费”的。同时，目前中国消费者对于这些外国企业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选择在中国常驻，是想与中国市场联系得更紧密。 明晟公司编制的相关指数显示，与那些在中国根本没有业务的公司相比，在中国有着广泛市场基础的美国公司如高通、博通等，能更好地经受住贸易摩擦的冲击。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是，今年特斯拉登顶全球市值最大的汽车公司，最大助力就是它去年在上海投产的新能源汽车现在开始量产销售。英特尔则因为早年美国政府对中国超级计算机芯片强行断供，最终不得不宣布于今年7月底关闭至强芯片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进入中国市场，就抓住了未来。 更现实的挑战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大滑坡 早前指出，甚嚣尘上的“去中国化”和“金融脱钩”论，不排除是一种“舆论战”。在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下，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限。我们不要被政客们的言论牵着鼻子走，而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其实，与其担心莫须有的“去中国化”威胁，还不如正视近在咫尺的严峻挑战。联合国贸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给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造成了供需和政策等层面的冲击，“封城”等措施迫使进行中的投资项目放缓，经济大萧条的前景也将导致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其新投资项目，同时一些政府采取了限制新增投资的政策，这将导致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下降40%，明年还将继续下降5%到10%。显然，这种大环境下，我国要维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正增长可能是一种奢望。 为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所谓国内国际双循环，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看，就是打造中国的“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角色。 下一阶段，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的优势，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在实现“六稳”、“六保”目标任务的同时，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不断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稳定我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份额，进而巩固和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来源：博客 作者：管涛）
形势分析
房价与房租、写字楼租金走势背离信号不容低估
【研究员】：wh
在日前住建部深圳调研座谈会上，万科合伙人谭华杰曾给出一组数据：国内写字楼严重过剩，市场去化压力极大，深圳未来三年新增写字楼供应量可以满足未来25年的需求。深圳如此，广大二线城市同样如此。在许多城市眼里，CBD代表城市门面，摩天大楼和商业中心能够展示城市形象。各大城市对于商业中心和摩天大楼的追逐，前所未有之火热，由此推动商业用地供应井喷。
【博览财经特稿】楼市走势越来越分化。一边是一二线楼市热度居高不下，另一边是房租持续走低、写字楼空置率再创新高、租金下滑。 房价更多是信贷泡沫的滥觞，房租背后有着居民实际收入的约束，写字楼则与实体经济活跃度息息相关。房价与房租、写字楼租金走势背离，其背后的信号不容低估。那么，哪些城市写字楼空置率升高了？ 走势最背离的恰恰是深圳 先看北上广深，走势最为背离的恰恰是深圳。据戴德梁行提供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分别为16.2%、20.9%、6.7%、25.4%，相比2019年分别上升7.3、2.4、2.4、9.0个百分点。
在写字楼空置率攀升的同时，四大一线城市写字楼平均租金却出现全面下跌：北京358.5元/平，同比-7.6%；上海251.9元/平，同比-6.3%；广州184.5元/平，同比-4.8%；深圳222.9元/平，同比-13.6%。 其中，深圳无论是写字楼空置率，还是租金下跌幅度，都位居四大一线城市之首。 这与深圳楼市之热相比，可谓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与之对比，广州写字楼空置率仅为6.7%，不仅远远低于北上深，而且处于全国各大城市垫底位置。 这背后，一方面与广州写字楼存量不多有关。广州重点打造的琶洲商务区、金融城写字楼尚未大规模入市，珠江新城吸纳率良好，从而降低了空置率。 另一方面，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服务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远远高于第二产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商贸业的写字楼需求相对坚挺，这些行业受到疫情冲击相对较小。 此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是，与深圳杭州相比，广州P2P企业相对较少。这两年，全国P2P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整顿，无数企业或清盘或跑路或被严查，从而冲击了写字楼的需求。 二线城市形势比一线城市更严峻 再看二线城市，形势比一线城市更为严峻。早在2019年底，二线城市写字楼空置率就普遍创出新高，且普遍高过一线城市。
其中，南宁超过50%，位居各大城市之首，佛山、厦门超过40%，天津、长沙、合肥、无锡、重庆、苏州超过30%，南京、西安、武汉、青岛、济南、大连、哈尔滨、昆明、长春超过20%。 在列入统计的城市里，包含港澳台城市在内，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低于10%的只有4个城市：广州、香港、台北、宁波。 这只是2019年的情形。2020年以来，由于疫情冲击，叠加国际经贸局势影响，大多数城市写字楼空置率都有所抬升，部分城市创出新高。 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数据，2020年上半年，武汉写字楼空置率攀升到34.3%，租金进一步下滑到108.8元/平，同比下跌8.1%。
要知道，武汉受到的疫情冲击之大，可谓前所未有。机构预测，武汉年内写字楼租金有可能进一步下跌，全年跌幅或创出历史新高。管中可以窥豹，大多数二线城市的形势可想而知。 写字楼空置率为何不断攀升？ 其一，商业用地供应过剩，而住宅用地供应却存在明显不足。 在日前住建部深圳调研座谈会上，万科合伙人谭华杰曾给出一组数据：国内写字楼严重过剩，市场去化压力极大，深圳未来三年新增写字楼供应量可以满足未来25年的需求。深圳如此，广大二线城市同样如此。 在许多城市眼里，CBD代表城市门面，摩天大楼和商业中心能够展示城市形象。各大城市对于商业中心和摩天大楼的追逐，前所未有之火热，由此推动商业用地供应井喷。 前不久，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针对的正是这种现实。 其二，写字楼对接的是商务需求，对接的是金融、保险、贸易、互联网、高科技等高端行业。 这些行业，与经济大环境关系最为密切，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和行业周期的影响。且不说疫情所带来的空前冲击，以及线上业态对线下办公空间的替代，在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下，商务需求本身就很难在延续过去的扩张态势。 更关键的是，金融保险互联网科技等高端产业集中于一线城市和个别二线城市。大多数二三线城市这些产业付之阙如，大量新建的写字楼只能面临被空置的局面。 其三，不是什么房子都有投资价值。这两年，住宅价格稳中有升，而写字楼和商铺价格却出现明显下跌。 今年疫情影响之下，全国商品房销售罕见出现负增长。但同为负增长，住宅降幅更低，且价格已经逐步企稳，而写字楼和商铺跌幅更深，价格出现下跌。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5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1.8%，办公楼下降26.7%，商业营业用房下降21.7%。住宅销售额下降8.4%，办公楼销售额下降35.3%，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26.6%。 从历史周期看，从2018年到2020年上半年，写字楼均价从1.44万元下降到1.29万元，跌幅高达10.4%。同期，全国住宅均价从8544元上涨到9606元，涨幅达到12%。 可见，即便面对同样的经济环境，不同房子的走势仍旧大相径庭。这无疑再次说明了那个简单的道理：不是什么房子都能买，在楼市大分化时代，一定要坚守中心城市的核心资产。（来源：国民经略 作者：凯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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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恐错过时代造富机会 没几个年轻人能抵挡牛市诱惑
【研究员】：wh
对于许多90后来说，这是他们工作赚钱后的第一个牛市，各种涨停消息看得他们眼花缭乱，平日的财富焦虑瞬间转化为开户的动力。在微信群、在办公室，年轻人不知疲倦地交流炒股心得，所到之处充满了“渴望暴富”的气息。跟年轻人相比，经历过股海浮沉的老股民显得淡定许多。交流中发现，不少老股民并未跟风冲入股市，其中有的人靠投资基金来“吃点肉”，有的甚至完全不入场，因为“经历过股灾，不想重蹈覆辙了”。
【博览财经特稿】大概只有财富，才能让全民关注的C位从疫情转移至别处。如果最近你发现同事工作心不在焉，时不时挂起神秘微笑，口中还默念“神秘代码”，那肯定是在炒股没跑了。 “大盘疯了。”社交网络上，对于近期股市，类似评价并不少见。股市疯涨让散户狂奔进场、券商APP宕机，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谈论炒股，而这些人里很多不久前还完全是股市小白，尤其是年轻人——在生恐错过时代造富机会的情绪下，没几个人能抵挡牛市的诱惑。 对于许多90后来说，这是他们工作赚钱后的第一个牛市，各种涨停消息看得他们眼花缭乱，平日的财富焦虑瞬间转化为开户的动力。在微信群、在办公室，年轻人不知疲倦地交流炒股心得，所到之处充满了“渴望暴富”的气息。 跟年轻人相比，经历过股海浮沉的老股民显得淡定许多。交流中发现，不少老股民并未跟风冲入股市，其中有的人靠投资基金来“吃点肉”，有的甚至完全不入场，因为“经历过股灾，不想重蹈覆辙了”。 老股民的淡然不难理解，一方面，炒股10年以上的人见过比眼下更疯狂的时候，也见过牛熊变换下的大起大落，估值已经高了不少；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浮盈意义不大，在落袋为安之前，再高的涨幅也只是纸上富贵。 比起推荐投资方向，老股民更倾向于提醒新散户合理控制仓位，不要“一把梭哈”，更不要借钱炒股，以及避免频繁交易、及时止盈等等。这些话题老生常谈，但都是他们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但在搭上造富快车的情绪中，这样的声音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近期，找了境况、年龄各异的股民聊了聊，发现一些过往的大起大落正在重演，一切好似轮回。在狂热和冷静间，你的选择又是什么？ “股市有种魔力，很快就能激起你的赌性” 小鱼，股龄：3个月 我今年才开始投资，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新韭菜”。以前我是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工资一到账就还上个月的信用卡，然后接着刷卡。改变发生在春节期间，一方面疫情的出现让我意识到过往的消费习惯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假期我读了《小狗钱钱》和一些入门金融读物，对理财生出兴趣。 试水是从基金开始的，当时跟风买了白酒和医疗，结果你也能猜到。虽然中间跌过一阵，但上半年的涨幅相当可观，加上跌的时候稀里糊涂加了仓，现在的收益率已经很高了。
由于投资生涯过于顺利，很快我就不满足基金的节奏，转向更刺激的股市。6月初，我开了自己股票账户，当时也没想到很快要有一轮牛市。 我不是毫无准备就入市，几个月里，我泡投资社区、刷财经新闻，自认为对行情和风险都有了基本认知。之前出门聚会的时候，我张口闭口都是“流动性”、“资金避险港”，对龙头股如数家珍。朋友一开始都说我“油腻”，但听说我的收益后，很快也跟着入场了。 变化来得很快，我和朋友的闲聊群本来只是说一些吃饭喝酒的日常，现在每天都在讨论投资风向、分享操作心得，十分“中年”。反倒是在一些有专业人士和老股民的群里，他们对最近的牛市表现比较淡然，有时还劝大家谨慎一些，实在想跟风可以试试定投基金。
和很多人一样，新手阶段的我换手率极高，股票涨了3%就抛。操作猛如虎，每天无心上班只想盯盘，付出了太多精力，而且心态也开始变化，即使一再告诉自己“不买不了解的股票”，但一看到别人赚钱就忍不住动心，到了这轮牛市更是如此。 最近我几乎把所有的原则都扔了：追高、把钱都砸进股市、找贷款平台借钱炒股，这些老股民们一再提醒的红线我一个不落。前几天行情不错，我还觉得激进点没事，但这两天借钱买的那些股票跌了一截，心里就慌了很多，但还是出于侥幸没有卖。 股市有种可怕的魔力，会很快激起你的赌性。本来只是想靠闲钱赚点零花钱，但现在几乎把能动用的钱全扔进去了，我也知道不好，但看着行情凶猛，实在不忍心错过。人们常说“靠运气赚到的钱，迟早会凭实力亏掉”，估计我也得吃次亏才懂吧。 “死心了，把房子都炒输了，还看那个？” 李姐，20年前卖房炒股，大亏后彻底告别股市 我是2000年进入股市的，那会A股正是大牛市。炒股之前，我在北京珠市口开饭店，当年油条才八分钱一个、鸡蛋几毛钱一个，我的店天天排大队，卖了早餐又做炒菜，一天睡3、4个小时，非常辛苦，但赚钱。那个时候，通过开饭店手里攒了几十万，在通县（现北京通州）买了套房子，手里还余了点钱。饭店后来不开了，开了个服装店。 家里经济最富裕的时候，身边开始有人劝我炒股。住在隔壁的老太太天天跟我说炒股来钱快，让我别开店了，跟她去炒股。当时北京的老太太很时兴炒股，听她们老说我也心动，就跟着进去了，把开饭店攒下来的几十万都砸了进去。 我还记得当时去开户，开户的人特别多，但其实我对股市一点都不懂，买的股票有些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至于选股，都是来自身边人的推荐——那时除了邻居老太，在我开店的服装市场，身边许多老板也在炒股。 我进场的时候大盘已经挺高了，但行情还是不错，一天多的时候能赚两三万，少的时候也有几千。看到账户涨这么多，我和家里人一度动了不开店的念头——毕竟从这里赚钱真是太容易了。但是这个行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股市跌了一些，先投进去的钱亏了，我又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往里加了十几万。
现在回头看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跟我一样的人不在少数，有前面的好行情，大家都觉得股市还能涨回去，趁着跌了加点仓，以后会赚更多。这样的判断显然是个大坑——在我把房子卖了加仓后，大盘一路往下跌，整整跌到1000点以下，我的股票全被套住。 印象最深的是万科，最开始26块进去，涨到30多给卖了，27块的时候又进去了，涨了一块多又卖了一些（注：此处数据为采访对象口述，因时隔许久，可能与彼时实际数据存在一定误差），后来跌到个位数，完全起不来了。 炒股的时候我天天跑股票市场盯盘，生意也不怎么管，当时所有人脑子里就只有挣钱。涨的时候确实挣了很多，但大部分人最后都套在里面了。 股市大跌弄出了很多人间惨剧，我身边有被套上百万，有的人想不开跳楼了。我本来也是每天看跌停板，后来就不看了，要是心态不行早就完了。 股市大跌后，股票一直套着，服装店也继续开了下去，后来因为孩子长大上学需要用钱，陆陆续续忍痛割肉给卖了，最后落在手里的就几万块。现在想想真的挺后悔，如果当时不卖，现在可能也涨回去了。最后悔的是，没人想得到房价能涨成这样，而且当时买房还能落北京户口。如果那会没卖房子，这些年的收益可要比投资股市划算多了。说白了，没那个运气。 我姐姐，当年跟我一样在北京开饭店，后来在大钟寺花80万买了套房子，这几年1650万卖掉了，现在早就不开饭店了，在家当太太，很有钱。 那次大亏之后，我就再也不看股市，也不关心财经新闻了，不过一些当年炒股的姐妹还在炒。最近不是又牛市吗，听说好多人又冲去开户了，我是再也不会碰股市了，账户都不知道弄哪去了。死心了，把房子都炒输了，还看那个干吗。你能告诉我现在万科多少钱了吗？ “理性很难战胜人性，这次若能顺利退出，以后都买基金了” 乔总，股龄：12年，今年满仓 这次算是我经历的第三次A股比较大的涨势，2007年到2008年那次疯狂的牛市我没有参与，08年大幅下跌后，大家都觉得已经是低点，我在同事的怂恿下也开始炒股了。 炒到现在，涨得最多的时候是2008年到2009年那波反弹，其实也就20%-30%。因为是低点入场，所以很快就赚钱了，当时挺高兴，但也什么都不懂，换手率很高。
好景不长，有之前的5000点高峰，当时总觉得反弹还有空间，但没多久反弹就结束了，盈利很快变成亏损，最多的时候亏了50%，之后就一直被套，中途有加仓，但直到2015年那波牛市套才解开。 2015年股票终于解套，还盈利了接近30%。虽然清楚应该及早落袋为安，但在股市向好的时候很难把握时机，而且15年后面的下跌是熔断性的，基本没有多少出逃的机会，所以之后又被套了，理性很难战胜人性。 现在看来，当时最缺的就是止损止盈的勇气，股市开始下跌时没有及时撤出，后面就没机会了。心态肯定是大起大落，但是没有太影响生活，毕竟都是闲置资金，而且套久了也习惯了。 经验都是亏钱亏出来的，这些年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以前爱听小道消息，现在基本不听了，选股也从小盘股转向确定性较高的公司；此外，换手率也有降低，频繁的交易基本不会有太多盈利，到头来一场空。 2015年之后，我比较相信价值投资，虽然被套，但还是把部分仓位换到某龙头股，持有一段时间后果然有较大涨幅。这些年越来越发现，炒股其实是反人性的，你需要做的正确决定往往让你不舒服。 今年这轮牛市挺突然，但也不很意外。春节前我就比较看好A股，近乎满仓过节，下跌时也进行了补仓，所以最近操作的不多，偶尔会换一下个股，但基本是满仓状态。 看好A股的原因很多，一方面，A股在3000点徘徊很多年，股市也有周期，距离2015年已经过去五年，现在经济周转速度更快，周期可能会短一些。另一方面，这些年我们的M2增速很高，却没有特别高的通货膨胀，房地产作为蓄水池的作用毋庸置疑，货币变成钢筋水泥矗立在那里，就不会冲击流动市场。如今房价抵达高位，加上接连强调“房住不炒”，股市作为新的资金蓄水池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对比国内外的经济数据你会发现，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持有比例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居民，那么在其他国家发生过的事情，大概率也会在我们这里发生。 此外，中国的疫情防控做得较好，加上各国央行货币宽松幅度非常大，大量资金总会流向资产价格洼地，美股已经连创新高，A股怎么看都更便宜，这些理由都支持新一轮牛市。
今年多了很多新人散户，相比之下，因为也炒了十几年，我不会那么跟着趋势走，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投资理论。至于“牛市不听老股民，跟着新韭菜才有钱赚”的说法，我觉得很难说谁对谁错，最好是各自坚持自己的操作，只要有耐心都会有收益，板块轮动总会轮到自己。 牛市的初期，上涨似乎没有道理，盲目操作可能收益很可观。老股民见过起起落落，很难轻易相信趋势形成，会慢半拍。新手可能随便买都能赚钱，但是能不能带走盈利才是关键。 之所以这次依然选择满仓，是我感觉过了这么多年，自己在止盈方面应该会比以前好一些，但是也没有把握，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得看结果才知道。这次牛市如果能够顺利退出，可能以后不会自己炒股了，都买基金，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来源：资本侦探（ID:deep_insights） 作者：鸿键）
举债400亿打造的烂尾之城 疯狂的独山并不孤独
【研究员】：wh
从2007年开始，贵州的固投增速超过20%，2009年超过30%，最疯狂的2012年，固投增速达到了60%！随后开始逐渐下滑，直到2018年，再次回到20%以下。2019年，断崖式下滑至1%。即便如此，采矿业的投资增速依旧达到58%，电力、热力投资增速依旧达到51.9%，医药制造、化学原料、酒类制造的投资增速也都超过了20%。
【博览财经特稿】前两天和港口大爷闲聊，他问我：中国最具设计感的城市在哪里？ 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那肯定是上海、杭州、苏州这些江南城市啊！ 港口大爷轻蔑一笑，掏出手机说：“来，给你开开眼！” 400亿投资打水漂！
而当知道这些气势恢宏、设计风格独树一帜，甚至堪称国际水准的建筑，都集中在一个西南十八线小县城时，还是不免虎躯一震。 没错，这就是前两天热搜刷屏的贵州独山县。这个只有1个街道、8个镇的独山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2019年，全县常住人口只有34万人，GDP为125亿元。 要命的是，上面这些宏大的建筑，全部是举债建设，前后共借了400亿！按照常住人口算，人均负债超过11万！ 更要命的是，这些恢弘的建筑，除了大学城里有两个职业学校，全部烂尾！400亿的投资，打了水漂！ 港口大爷不忿地说：“这么好的场地，养猪也比空着强啊！” 而这背后，是独山县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8亿元。2019年，其地方财政收入仅4.69亿元。
不到5亿的财政收入，怎么撬动400亿的疯狂投资？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2010年，潘志立从江苏海安县调任独山县，凭借东海岸练就的金融手段、关系，潘书记在独山的9年时间狂加杠杆，成立30多家城投公司，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干快上，江湖人称“潘大胆”。 这也造就了独山的经济高增速。2019年之前独山县每年的经济增速都超过12%，2018年之前独山的固定投资增速都保持在22%以上。 何其疯狂！何其大胆！ 独山县特有景象突显贵州整体经济发展暗线逻辑 这是独山县特有的景象，还是贵州县市的普遍现象？ 在马督工的那条视频的最后，他们去到了独山隔壁的三都县一探究竟。而他们看到的景象，如出一辙：
无一例外，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全部烂尾！ 虽然最近引起热议，但独山县疯狂举债的事情，在2019年就整治结束，当地官场坍塌式落马： 2018年1月，贵州省三都县委书记梁嘉庚落马。巧合的是，他曾在独山任县长，与“潘大胆”搭班子近四年。 2019年3月，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接受审查调查；随后，独山县委原宣传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原副县长相继被查； 2019年10月，潘志立被提起公诉。 “效果”也立竿见影：2019年，独山县GDP增速断崖式下跌到6.3%，固定投资增速从2018年的19.8%直接跌落至-19.5%，可谓从人间到地狱。
从表面看，这是一位从沿海省份调动而来的官员，运用金融手段举债大建形象工程的事件。但这背后，也凸显出贵州整体经济的发展暗线逻辑——投资，才能产生增长力。 疯狂的独山并不孤独 贵州，近年来颇有点经济增长明星的意味。2019年，贵州经济增速8.3%，位居全国第一，连续9年位居全国前三，势头强劲。2017年之前，经济增速也一直保持在10%以上。
如此高的经济增速，除了底子薄基数小之外，贵州依靠的主要是三板斧： 一是以传统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增长。贵州所倚重的烟酒煤电四大传统产业，是工业增长的核心。2019年，酒、煤和电力行业增长都达到两位数。四大行业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达到85.0%，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61.5%。 二是全力押宝大数据产业。贵州借助水电便宜、天气凉爽等自然资源的优势，押宝大数据产业，并建起大数据产业链。2019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为22.1%，连续5年排名全国第一。大数据，已经是贵州的最新名片。 三是投资，投资，还是投资。无论是传统产业工矿，还是大数据基建，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尤其是贵州地势复杂，交通建设更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兵。 从2007年开始，贵州的固投增速超过20%，2009年超过30%，最疯狂的2012年，固投增速达到了60%！随后开始逐渐下滑，直到2018年，再次回到20%以下。
2019年，断崖式下滑至1%。即便如此，采矿业的投资增速依旧达到58%，电力、热力投资增速依旧达到51.9%，医药制造、化学原料、酒类制造的投资增速也都超过了20%。 而在这12年中，基建投资一直是重中之重，每年的投资额都能占到40%左右。基建投资，成为拉动贵州经济的主要的动力之一。疯狂的独山，并不孤独。 独山坠落为一些城市敲响警钟 大规模投资，势必需要大规模资金支撑，顺势推高了贵州的债务。
综合财力=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央预算补助收入-一般公共预算上解支出+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支出 2019年，31个省市中政府债务超过综合财力的省份，有贵州、辽宁、内蒙古、福建、天津、吉林、海南、宁夏、黑龙江等9个省份，属于纯负债省份。 2019年，贵州的政府债务余额9673亿，与江苏、广东、浙江这些破万亿的省份相比不算高，在全国排在第7位。但贵州的整体债务率（政府债务余额/综合财力）却高居全国第一。
按照国际通行的债务率警戒线100%计算，2019年，全国有12个省份债务率超标。其中，贵州债务率达到148%，领跑全国。其后，辽宁139%、内蒙古135%位居二三位，债务率也居高不下。 如果再加上城投债等隐性债务，贵州的广义债务（政府债务余额+城投债有息负债）已经是综合财力的2.7倍。而最夸张的天津和江苏，广义债务率全都超过了300%。 而从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GDP）上看，青海71%高居第一，贵州以58%位居第二。按照通行的60%警戒线标准看，贵州也处在超标的边缘。若再加上城投债有息负债，贵州的广义负债率已经超过100%，排在全国第二位。天津、青海同样超过100%，处于高风险水平。
在贵州内部，2018年，黔南、铜仁两个城市的负债率都达到60%，贵阳也在58%的危险边缘。而黔南，正是独山县所在之地，其中逻辑，不言自明。
风险的刀，一直悬在头顶。时代变换，用高负债推动高投资，用高投资拉动高增长的模式，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已然行不通了。而独山的坠落，就是为这些城市敲响的警钟。（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老船长）
社会透视
50后亲历的五次泡沫破裂悲剧：人类为何一次次重蹈覆辙
【研究员】：wh
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家纷纷说，传统经济理论对日本不适用，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日本房地产更是不可一世，一个东京市的地价就可以买一个半美国。日本人买了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厦，买了美国电影的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买了加拿大的森林、澳洲铁矿、香港最贵的房子，日本女人买了70%法国生产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群结队飞去泰国打高尔夫……
【博览财经特稿】有人可能说，经济泡沫中损失的是不太懂经济的大众，经济领域的专业精英——经济学家、银行家、基金经理，他们应该能比一般人更早知道泡沫的，从而更多地避免损失。可是大量统计证明，这些精英在预测泡沫的水平上不比老百姓强。 1987年香港股灾：企业家变街边小贩 1986年，我在深圳见到十几年没见的小学老师。他出生在印尼，上世纪50年代他从雅加达大学金融系毕业，到中国参加建设。于是他成了我在长春市小学读书时的语文和数学老师。 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孩子能吃饱饭，1977年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到香港，先从建筑工人开始，几年后就开始自己在家里装电子表往大陆卖，后来深圳开放了，他到深圳办了手表厂。他在深圳的工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是深圳当时最大电子厂之一。 1990年，我在香港油麻地逛街，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十元两件啦！十元两件啦！一回头，我的老师站在三轮车上在大声叫卖日本的二手衣服。
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老师的生意也很冷清，鼓着勇气上前跟他打招呼，老师跟我说：“我破产了，现在只能做这个生意了。” 我问：“那么大的工厂，怎么破产了？”老师说：“嗨！都是一个贪字。1986年香港股市疯了，我看不少人赚钱，我虽然知道股市风险大，但还是忍不住进去了，结果越炒越大，最多一天赚一千万，我把工厂也抵押给银行借钱炒股，哪想到1987年股灾一来，资金一下子不动，房子和工厂都给了银行。”我问：“师母怎么样？”“她现在在新蒲岗的一件制衣厂剪线头，我们还借了一部分私人的钱，总是要还的。”快60岁的老师说。 1987年的股灾是香港人经历的第一次股灾，那是由美国股灾引起的。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一天跌了22%，年轻的香港股市一个跟头倒下了。有一大批香港股民像我的老师一样破了产，其中大部分人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回到股市。
1992年日本经济危机：跳楼的野村证券员工 1990年，我到日本出差，顺便去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参观。由于当时日本股市和楼市如日中天。 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家纷纷说，传统经济理论对日本不适用，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日本房地产更是不可一世，一个东京市的地价就可以买一个半美国。日本人买了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厦，买了美国电影的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买了加拿大的森林、澳洲铁矿、香港最贵的房子，日本女人买了70%法国生产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群结队飞去泰国打高尔夫…… 接待我的是一个野村证券的年轻经理，他把我送出野村大楼时，站在大厦旁边的台阶上，指着那座新落成的60多层的花岗岩大厦，不无骄傲地说：“这个大楼里储存着全球客户的经济数据，野村证券为了保证这些信息的安全，在这个楼下100米处有一个发电站，它可以保证野村证券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能正常运作。”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到了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33000点，不到两年跌到了11000点。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1990年还能买一个半美国的东京，1993年竟然连一个纽约都买不起了。 于是，日本企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一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好几个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证券经理到香港出差，我请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诉我：现在日本企业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证券界，他手下一个前年才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人上个月跳楼了。 电视台现在最热门的电视节目是教人们如何省钱，比如教家庭主妇如何用烧饭的余热煮鸡蛋。 1997年金融风暴：房子变成负资产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了，香港哀声一片。本来1997年上半年形势还好好的，楼市股市不断创新高。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队。 我公司两个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用去排队，每人花80万港元交了三分之一首付，买了房子，可是还没住进去，泡沫就来了。楼价一口气跌了三分之二，这两位小姐那几个月脸色难看得很，眉头之间总挤出一个大疙瘩。原因是她们把已交了80万首付的房子白给了银行，为什么？ 因为市场上同样的房子，只值90万。如果她们继续执行当时买房的合同，每月供银行贷款，还要再付160万。她们工作10年，除去吃喝也就攒了80万，交了房子首付后，什么都没剩下，可是现在房子跌了，等于白白给公司干了10年。
很多人买了李嘉诚的房子，变成负资产。有人说在这种特殊时期应该网开一面，不要再追这些负资产的人所欠的房子余款了。 李先生说：重合同守信用、风险自担，没看到金融泡沫只能自认倒霉。如果这个泡沫不破，你的房子赚一倍，我也没理由跟你分利润。 2000年互联网泡沫：3亿元变成3000万元 1999年末、2000年初，香港的商人，不管是搞地产还是搞百货，生产电子还是生产水泥，全同互联网干上了，纷纷办起了网站，纷纷向那些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生发出高薪聘书，纷纷与IT公司联姻。 我当时打工的公司自然也不能免俗，虽然每年有十几亿净收入，但因为同互联网没有关系，股价还不如一个刚创办两年的互联网公司。股东说：如果你们再不进入IT界，就要找人收购。 于是，我们绞尽脑汁往互联网上靠，先是付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咨询费，请世界最大的咨询公司出主意，可是那些从美国飞来的“高级脑袋”除了给我们写了两大本资料外，任何问题也没解决。我们也拼命想找一家美国技术公司“结婚”。
经过投资银行介绍，美国一家大公司的副总裁来香港，期间可以跟我们谈谈。可是时间约到早上8点，这在香港是非常罕见的商务会谈时间。 第二天早上，7点50分赶去，一进接待室我差点晕了，原来在我们前面已有两批人，一批人正在会议室里同那个副总裁谈着，另一批人还在会议室里等着…… 2000年初，正当我被互联网搞得晕头向时，一个朋友找到我，他与一个美国基金创办了一个互联网公司，在香港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市值一下子升到200亿，他请我加盟。 我说我可不懂互联网，他说你只要懂上市公司运作就行。他开出了我不可拒绝的条件——价值3亿元的公司股票，外加7位数的年薪。做着亿万富翁的美梦，我在新公司上班了。可是刚上班，互联网泡沫破了，第一个月我的3亿元变成2亿元，第二个月变成了1亿元，第三个月我的股票变成3000万元…… 2008年股市大跌：买基金缩水一半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转眼间成了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国。深圳的楼市开始超过香港的新界，上海北京的写字楼也开始赶上纽约，开户炒股的人到了1亿。 全球的经济人士都在讨论中国股市和楼市，一派说泡沫太大了，另一派说潜力远远还没发挥出来。可惜，美国次贷泡沫又碎了，受其影响，中国股市进入2008年后少了近三分之一。 2007年9月我回长春度假时，碰到母亲一位老同事，一个当了一辈子会计的75岁老头，把报纸上所有有关基金的报道剪下来，钉成书，把家里所有闲钱都买了基金。 我问他，现在买股票是不是风险太大？老头说，他买的不是股票，是基金，基金是由金融专业人士管理、抗风险能力最强的综合投资工具。春节后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老头投到基金的20万元，只剩了10万元。老伴治病需要钱，他捂着就是不卖，见谁跟谁说，“基金经理都是骗子。” 我是1955年出生的，以上是我活到现在亲身经历的经济泡沫。其实，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泡沫比比皆是，比如19世纪英国的金矿泡沫、荷兰的郁金香股票泡沫，20世纪初的美国铁路泡沫、造船泡沫、杠杆并购和垃圾债券泡沫……
让我奇怪的是：人类怎么一点都没学聪明？尽管每一次泡沫都有过去的影子，可是还是一次次重蹈覆辙。人类在科学上能传承和积累，但人类在智慧上不能传承和积累。每一代人只能从自己的经历中长大，每一代人都要创造自己的泡沫和体验它的破碎。 有人可能说，经济泡沫中损失的是不太懂经济的大众，经济领域的专业精英——经济学家、银行家、基金经理，他们应该能比一般人更早知道泡沫的，从而更多地避免损失。 可是大量统计证明，这些精英在预测泡沫的水平上不比老百姓强，他们比普通股民惟一多赚的只是手续费。难怪格林斯潘说：“泡沫是很难确定的，除非它破了。”（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黄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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