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发债潮起 提前备足“弹药”应对资本金压力》：今年来，各大国有银行仍在陆续披露各自的资本工具发行计划。廖志明表示，目前在审批中，已经公布的银行资本工具还有好几千亿，资本补充的压力还是存在的。特别是今年受疫情的影响，主要的银行利润也明显出现下滑，利润的下滑可能对银行造成资本压力。同时，四大行还有较大的资本债发行计划也跟国有大行将来面临的TLAC监管要求有关。银行为了满足TLAC的要求做一些准备，因为仅看资本充足率，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很高，对于监管的下限要求有较大空间，但未来满足TLAC的要求，会有一定的压力，这时发行资本工具，也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金融观察
国常会释放重磅信号 聚焦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3日主持召开国常会，部署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具体看，有这些关键表述： 1、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2、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制度规则，落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定职责和责任，健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推行内控规范体系。 3、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披露质量。 4、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健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收购和分拆上市等制度。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债等制度。 5、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 6、完善标准，简化程序，畅通渠道，健全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机制。严厉打击规避退市行为。 7、发挥部门合力加强监管。稳妥解决股票质押风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问题。 8、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国常会三方面要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国常会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围绕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一要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制度规则，落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定职责和责任，健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推行内控规范体系。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披露质量。 二要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健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收购和分拆上市等制度。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债等制度。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完善标准，简化程序，畅通渠道，健全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机制。严厉打击规避退市行为。 三要发挥部门合力加强监管。稳妥解决股票质押风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问题。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强化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将成重点 会议提出要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制度规则。这是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举措，也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求的落实。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是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基础工程，是促进上市公司形成规范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手段，要通过公司自我完善和强化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上市公司牢牢守住公司治理底线,积极践行公司治理最佳实践,促进上市公司完善治理、规范运作,增强上市公司自我规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意识,激发和形成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内生动力和长效机制。 近年来，上市公司治理取得的成绩整体看，经过多年发展，上市公司已成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为规范的群体，普遍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治理架构和组织制度。近年来,证监会围绕强化公司治理持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做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上市公司治理制度渐趋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完成修订，既立足中国国情,又借鉴国际经验,为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提供了较好的制度基础。上市公司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根据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其中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全球排名从2017年的第119位升至第28位，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2019年，分别有1452家和1267家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了环境保护和精准扶贫信息（扶贫投入共459亿元），上市公司日益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先锋队”。 而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好的公司治理实践。但部分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认识上存在偏差，重业绩轻治理，甚至将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视为外部的监管要求，缺乏公司治理的内生动力，未形成治理的有效制衡。 证监会相关人士表示，证监会的首要任务是监管，促进上市公司完善治理、规范运作，是上市公司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下一步，证监会将强化公司治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项重要工作。 一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制度规则。实践证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在公司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关键少数”权责对等、行为规范、归位尽责，才能实现公司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强化公司治理，核心就是要细化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界限和法律责任，强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监督,督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尽责。 二是强化上市公司治理底线要求。资本市场是规则导向的市场，法治兴，则市场兴。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只有牢牢守住公司治理底线要求，才能取信于投资者、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从而赢得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证监会将立足本位聚焦突出问题,综合运用监管措施、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刑事移送等手段，严厉打击违反底线要求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威慑。 三是倡导上市公司治理最佳实践。经过多年发展，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经营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成为国内各类企业共同的示范样板，应当成为公司治理最佳实践的优秀代表。证监会将加大先进典型的宣传,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上市公司“见贤思齐”，形成和打造规范治理的新格局，切实推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整体水平有效提升，筑牢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根基。 四是加强公司治理状况信息披露。有效的公司治理是保障信息披露质量的前提，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能够强化对管理层的约束、促使他们恪尽职守。证监会将通过完善制度规则、强化外部监督等方式，加强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披露，促进提升公司决策管理的科学性。 证监会将持续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国常会强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上市公司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披露质量。 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一套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性规则等在内的多层次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一是证券基本法律，如《公司法》、《证券法》。二是行政法规，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三是各类部门规章，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四是各类规范性文件，证监会层面制定的信息披露规范体系主要由内容与格式准则、编报规则和解释性公告三个层次构成。五是自律规范层次,，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市场规则及有关自律组织制定的行业守则等。 整体看，近年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逐年提高。在信息披露制度方面，随着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披露要求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许多内容已与国际惯例接轨，并适应了上市公司在几个不同证券市场的披露要求；在定期报告的披露方面，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能够按照中国证监会制订的年报准则和中报准则进行编制和披露，其内容越来越细致，其真实性越来越受到信任；在临时报告方面，公司披露其发生重大事件的意识逐步加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分析和决策时，越来越多地参考公司拔露的信息。 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交易者不成熟、交易制度不完备、市场体系不完善、监管制度不适应等原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发挥不充分。因此，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在复杂多变的监管形势下，不断涌现出监管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又如目前部分上市公司长期习惯于仅满足强制性披露，对信息披露有效性重视不足，难以完全满足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制约了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 证监会7月24日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完善信息披露原则规定。新增了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原则要求，进一步鼓励自愿披露。同时，完善临时报告事项，进一步强调董监高等相关主体的责任等。证监会相关人士表示，证监会正统筹沪深两所对《股票上市规则》进行对照梳理,后续将结合《证券法》修订工作，全面评估梳理监管规则，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增强监管规则的系统性、可理解性、可操作性，持续加强信息披露监管，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发挥监管合力，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国常会提出，加强监管，稳妥解决股票质押风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问题，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目前，证监会正在按照突出重点、标本兼治的目标，不断健全防范化解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制度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收敛。同时，坚决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工作方针，落实新证券法要求，着力构建行政处罚、刑事追责、民事赔偿等全面化、立体式的追责体系，持续加大对内幕交易、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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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大咖”把脉全球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最具吸引力
9月26日，由全国财富管理论坛组委会、上海市金融工作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海峰会召开。一行两会官员在会上就当前金融业对外开放、资管行业转型发展发表重要看法。 楼继伟：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持续深化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持续深化，在外商准入负面清单中，金融业的准入负面清单已正式清零。外资机构对中国金融开放的信心不断增加，对中国金融市场持续看好，外资金融机构加入中国市场的热情越来越高，与中国金融机构的合作也越来越多。 楼继伟表示，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有较大不确定性，有的国家在全力推动逆全球化，更多的国家则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应对，中国的一大应对措施就是进一步开放和加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开放持续深化，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和投资范围大幅度放开，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限制取消，外资机构参与证券市场的便利性提高，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机构国民待遇，并积极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与国际制度的接轨。不过，也要看到，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监管的一致性和透明度都需要提高，股票市场的散户化以及可应用的工具不足，证券市场流动性不够，一些银行、保险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不足，跨境投资的便利性不足，全社会杠杆率过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最近监管明确了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资本市场发展方针，作为结构性改革措施，这一方针正在落实之中。 欧文汉：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政策主要任务消化疫情等不利影响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消化疫情等不利影响，稳住经济基本盘，为未来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帮助企业疏困，也要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要注重政策力度保持一定规模，也要注重提高效率；要注重协调配合，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共同发力。 欧文汉称，今年以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时期的关键举措。今年财政赤字率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超过3%，在保障疫情防控重点支出，对冲财政收入下降，弥补中央和地方收支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今年扩大政府投资规模，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目前除按规定扣除留用部分外，资金已全部迅速下达到市县基层。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规模增加到3.75万亿，这是新《预算法》实施以来的最大规模。截至8月底，新增专项债累计发行近2.9万亿元，完成了82%的全年已下达额度，其中，有78%的资金已落实到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重大项目，形成了拉动经济的实物工作量。 此外，随着经济恢复增长，财政运行逐步向好。欧文汉称，财政收入方面，在3月份触底后，二季度以来连续回升，8月份增长5.3%。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税收收入降幅进一步收窄。原因在于，虽然减税政策导致减收，但由于起到了助力企业纾困发展、涵养税源的作用，随着经济的稳步恢复，税基进一步扩大。从税种看，8月份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增速已全面转正；从行业看，主要行业的税收增幅与上半年相比均出现了回升。 近几个月财政经济实现企稳回升，主要指标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表明我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消化疫情等不利影响，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既要注重政策力度、保持一定规模，又要注重提高效率、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实施方式；既要注重主动作为、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注重协调配合、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共同发力；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确保自身的可持续。 曹宇：银保监会多项政策制定推进中 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在会上表示，资管业务已成为金融业重要补充，上半年末，金融机构资管产品余额82.9万亿，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四分之一。银行业保险业资管业务转型发展初见呈现，资管业务总量保持平稳，结构持续优化，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 截至今年二季末，银行业保险业资管产品余额45.6万亿元，比年初增1.6%，占资管市场总规模55%。其中，银行理财余额24.5万亿元，资金信托规模17.7万亿元，保险资管产品余额3.4万亿。银行保险机构资管产品直接配置到实体经济的资产余额34万亿元，相当于社会融资最规模的13%左右。 不过，尽管我国资管行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当前银行业保险业的资管业务在经营理念、管理体制、能力建设等方面处于转型阶段，一些机构的传统经营惯性思维还比较重，对外交流有限，适合资管业务的管理机制和投研能力有待提升。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从业机构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专业化、特色化、国际化建设。 曹宇表示，鼓励银行业保险业资管机构坚定走好特色化发展路径。从整个金融业来看，不同资管机构在管理体制、经营理念、激励约束机制、投资运作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各具优势和专长，既有细化分工合作，又有相互竞争促进。从银行业保险业看，各家资管机构更需要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客群特征、专业侧重等要素，积极探索市场定位和战略方向，不一味谋求大而全，还要发展中而专、小而美。 值得注意的是，曹宇透露了近期银保监会正在制定的相关政策规定。例如，在银行理财方面，正在制定销售管理规则和流动性管理规则。在保险资管方面，正在抓紧修订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股不低于75%的规定，鼓励外资发起和参与设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信托业务方面，正在起草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则。 曹宇强调，银保监会将严格坚守资管业务监管底线，保持政策定力，以资管新规所确定的监管要求为准绳，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决不允许金融机构以资管业务之名重新走回资金池、资产池业务的老路。提升专业化、统一化、标准化的监管能力。将是否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是否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这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标准，坚决打击偏离实体经济需求，追求短期效益、信息披露不透明、规避金融监管等等伪创新、乱创新行为。 此外，曹宇还重点提及发展养老第三支柱的紧迫性。他表示，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不够平衡，养老第三支柱比例偏低，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不充分，现阶段加快发展第三支柱十分紧迫。但同时，市场现有各类金融工具短期化，不具备养老保障功能，距离人民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从国际上看，第三支柱是扩大养老金规模，增强灵活性的重要一环。大力发展商业养老金融对于培育机构投资者，增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养老金融加快发展，紧密围绕养老金融长期性、安全性、收益性本质特征，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政府部门协作，推动第三支柱有序健康发展。 陆磊：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面临三大挑战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陆磊在会上表示，为了更好支持实体经济，拓展投融资渠道，在股权直接投资层面，国家外汇局正在研究修订QFLP和QDLP规则，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的国际化路径，逐渐形成全球投资基金发展和管理的新模式。 陆磊表示，改革和开放要时间窗口，从当前的条件来看，全球“宽货币、低利率”为我国提供以人民币为基础的金融市场发展优势，主要经济体维持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中国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维持了较高的息差，决定了近期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改革红利对全球资本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陆磊表示，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路径。但对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是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市场主体发育程度不够成熟，现有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风险管理的能力，海外的业务的能力有待提高，不少方面要交流互建加以提升。 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历史上，支付清算系统的提高，有利的提升了一个国家主权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在发达市场上，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功不可没，有效缓解了制约跨境投资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全球资金投资提供了标尺；登记系统存在进一步便利化，高效化的改进空间。 三是开放的顺序和前置条件，目前在理论界可能存在的争议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时机是否成熟，开放是否对货币政策自主权和汇率稳定构成冲击。 “我个人对金融史的研究发现，在实行固定汇率的中国香港地区和19世纪与黄金挂钩的英国，实现了金融市场的高水平的开放，即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的优先论。金融市场有韧性，才可以构成大规模的交易，这个才是汇率的决定机制，人民币汇率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弹性也是势必会进一步加强。“陆磊称。 陆磊表示，面对以上挑战，面向全球的高水平的金融市场开放是统筹推进改革和防风险的关键。因此，要注意几方面问题： 一是要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顺应市场主体的需求，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打破封锁和围堵的风险，积极融入和拥抱世界金融的体系。 二要建设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核心资产的国际金融中心，推动离岸和在岸市场的规则与国际接轨，促进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培育全球交易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离岸和在岸市场互动的关键期，人民币在官方和非官方储备中的份额，往往取决于在岸市场的开放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离岸人民币外汇全球日均交易量从2016年2020亿美元增到2019年284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市场的份额从4%到4.3%，在新兴市场货币排名是第一位。 三是要稳步审慎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调控体系，培育市场基准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逐步形成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增强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用改革的办法疏导货币政策传导。 四要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政策的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可预期性。 邱勇：中国资本市场已成最具吸引力市场 证监会机构部主任邱勇表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对于完善金融市场生态，提升行业水平应对当前全球风险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并未受阻于疫情的影响，反而因为应对当前疫情引发的各种危机，开放的力度不断扩大，开放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1—7月，QFII/RQFII累计流入规模达到近六年来最高值。 邱勇表示，去年以来，证监会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学习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发行定价、交易结算、实行监管等关键环节的制度日益与国际接轨，这为我们推动资本市场从管道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邱勇称，在全球流动性过剩，主要经济体普遍处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市场，而且在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这一轮金融对外开放更具深度、广度和力度，姿态更加坚定。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勤也表示，疫情让我们相信一些长期趋势，如在做投资时要更加多样化，要配置不同资产、在不同区域投资。马勤还表示，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将继续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仍是其长期看好的投资市场，并相信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对于未来非常关键，而且能够战胜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供应链的长期影响。 居伟民：疫情推动长期投资机会涌现 中投公司总经理居伟民在会上表示，每次危机都会诞生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和发展领域，疫情推动了具有长期性投资机会的涌现。作为长期投资者，可以发挥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承担能力强的优势，采取逆向投资，积极把握市场价格错位和流动性挤压带来的投资机会。 作为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自创立以来就聚焦长期投资。居伟民表示，长期投资者要保持定力，提前布局一些结构性、长期性、前瞻性的投资机会。在他看来，疫情催生了一下几个领域的长期性巨大投资潜力： 一是线下转线上加快，近几年电子商务得到了较快发展，疫情成为催化剂，网络购物、居住办公、在线教育、远程问诊在加快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二是智能化生产优势明显。疫情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瘦身最为严重，复工复产更慢，而自动化的生产线基本没有停工，影响相对可控。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减少人工依赖的步伐正在加快。 三是先进基础设施需求激增。无论是线上服务还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都离不开新兴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对于5G网络、云计算、数据中心等需求激增，带动了半导体、电子元器件、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上游的发展。 四是医疗科技受到了高度重视。抗击疫情最终还是要依靠科技，对于病毒溯源、传播、监测、疫苗研发都需要医疗水平的跟进和提升，这次疫情将促进各国重新检视并推动完善医疗健康体系，医疗健康行业有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拐点。 五是环境、社会治理等ESG领域的相关投资机会正在兴起。总体来看，高ESG评分的企业风控能力更强，展现出了更强的抗周期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享有比较高的估值议价。
普华永道：银行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挑战
日前，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发布《银行业快讯：2020年半年度中国银行业回顾与展望》。本期银行业快讯涵盖52家A股和H股上市银行2020半年报的分析，样本规模相当于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和净利润的82.60%和87.80%。 盈利增速承压 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52家上市银行整体净利润下降9.05%至9010.52亿元。LPR及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影响收益率，利息净收入对银行净利润的贡献程度有所降低，但银行资产规模的增长使得利息净收入仍为净利润增长的主要驱动；手续费佣金净收入增速回落，主要是疫情下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增速放缓。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上市银行加大拨备计提力度，2020年上半年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同比增加35.74%。剔除拨备影响，上市银行利润较去年同期上涨6.52%。 报告披露，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净利润普遍出现负增长，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同比下降11.16%，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比下降7.79%；城农商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东南沿海地区城农商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36%，但增速较去年同期降幅明显。剔除锦州银行后东北地区银行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12.6%。 具体看，今年上半年银行盈利下滑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上半年，各类银行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ROA)普遍下降。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下，银行通过扩大资产规模保持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但净利润减少，导致ROA下降。各类上市银行通过定向增发、可转债转股等多种方式持续补充资本，使得净资产增速高于净利润增速，使ROE下降。 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农商行净利差、净息差呈收窄趋势。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净利差、净息差下降幅度最大。一方面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上市银行采取多种措施向实体经济让利；二是受LPR下降及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等因素影响，导致贷款及债券投资收益率降低。虽然贷款利率市场化对存款利率市场化产生推动作用，银行为降低其负债成本，高息揽储的动力下降，结构性存款等市场化定价产品利率降低，但下半年净利差、净息差仍呈承压趋势。 上半年，各类型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15至17个基点不等。由于央行推行LPR机制改革、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以及让利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引导，导致利率普遍下行，各类生息资产收益率下降。此外，上市银行的贷款收益率有所下降，一方面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在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受LPR下行的影响。 中间业务方面，上半年，新冠疫情导致居民消费萎缩、线下营销活动受限，以及减费让利等纾困政策落实对银行中间业务产生了双重影响，大型商业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平均增速有所下滑。对比来看，城农商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平均增速有所上升，其中城农商行在代理和理财等业务同比增幅23%的驱动下，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多增5个百分点。2020年上半年实现同比增长的城农商行共27家，占全部上市城农商行的75%。 资产质量有所下滑 受疫情影响，上市银行不良贷款额持续增加。截至2020年6月末，不良余额较2019年末增加了10.19%至1.74万亿元。大型商业银行不良额增速较快，六家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1.07万亿元，较2019年末增长13.57%；逾期贷款余额962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72%。2020年上半年，大型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核销和转出的准备金规模为2177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18.64%。 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处置力度有待加强。截止2020年6月末，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4881亿元，较2019年末增长8.79%；逾期贷款余额663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3.02%。不良率与逾期率 “双升”，且两者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今年年上半年，股份制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与去年同期持平，核销和转出的准备金规模为1902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1.98%。 报告认为，城农商行资产质量需持续关注。截止今年年6月末，除锦州银行(在改革重组后贷款结构较往年发生较大变化)外的35家城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812亿元，较2019年末增长15.31%；逾期贷款余额270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79%。35家银行中有25家银行逾期余额增长。不良率上升，逾期率略有下降，两者之间的剪刀差缩小。2020年上半年，城农商行继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核销和转出的准备金规模为344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17.24%。 值得一提的是，延期还本付息条件进一步放宽，未来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在监管相关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要求下，部分风险的暴露存在滞后性，预计未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仍会有较大上升的压力，资产质量管控面临挑战。银保监会预计2020年全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比2019年的2.3万亿元明显增加，2021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 虽然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面临一定压力，但拨备增幅显著，风险防控能力整体较强。2020上半年，为应对不良增加并前瞻性地考虑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市银行均加大了拨备计提力度。截至2020年6月末，上市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为220.22%，拨贷比为3.28%，整体保持较高水平。大型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较2019年末下降4.26个百分点，拨贷比较2019年末上升0.09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与拨贷比“双升”；城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较2019年末下降4.25个百分点，拨贷比较2019年末上升0.11个百分点。 普华永道认为，在银行业整体风险抵御能力较强的同时，少部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值得关注。在受疫情影响不良余额与不良率双升“的同时，大型商业银行中有一家、股份制银行中有一家、城农商行中有两家的拨备覆盖率低于150%。另有一家股份制银行和一家城农商行即使未出现”双升，拨备覆盖率也低于150%。
银行发债潮起 提前备足“弹药”应对资本金压力
9月22日，建设银行公告称，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下称“议案”），同意建设银行在取得股东大会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条件下，拟发行不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二级资本工具。 《议案》显示，此次计划发行的债券是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用于补充该行二级资本，债券利率按照市场利率确定。当债券发生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时，采用减记方式吸收损失，发行市场包括境内外市场，期限不少于5年。 《议案》明确，此次通过发行计划，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止。届时根据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及审批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具体发行方案和条款。 今年来，建设银行已完成两次境内外二级资本债的发行。据建设银行官网显示，6月24日，经银保监会和央行的批准，建行在境外发行了2030年到期的20亿美元二级资本债，品种为10（5+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债券初始固定利率为每年2.45%，较同期限美国国债利差为215BPS，创全球同期限资本工具最低发行价格。而在9月14日，建行刚刚完成总规模为650亿元人民币的10（5+5）年期固定利率二级资本债券的发行，票面利率为4.20%，用于补充该行的二级资本。 实际从资本充足率看，建行的资本补充需求相比其他大行并不迫切。据该行2020上半年财报，截至2020年二季末，建行资本充足率为16.62%，虽比去年末下降0.9个百分点，但仍是四大行中资本充足水平最高的银行。 对于建行今年完成境内外两次二级资本债发行，又在近日通过16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发行计划，民生证券首席分析师郭其伟表示，目前银行资本补充仍有缺口，银行会选择先从比较好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入手。 天风证券银行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说，这可能是对此前债券已到期赎回后的续发计划。一般二级资本债是“5+5”的期限结构，上市银行最早发行资本债很多是在2014年和2015年，银行到第5年把之前发行的先做赎回，然后会重新再发资本债。 建行在半年报中表示，“本行资本管理的总体原则是，持续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基础上，保持一定安全边际和缓冲区间，确保资本可充分覆盖各类风险；优先通过内部积累实现资本补充，合理运用各类资本工具，优化资本结构”。 9月已发行2385亿元各类资本工具 据了解，近日包括光大、中行、浦发等多家大型银行也刚刚完成发行各自的资本工具。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9月各类型商业银行已发布2385亿元各类资本债，其中二级资本债为1925亿元，永续债460亿元，以国有行和股份行规模最大。 9月22日，光大银行公告称，400亿元人民币的永续债发行完毕，票面利率为4.60%，用于补充该行的其他一级资本。21日，中国银行公告称，该行总额为750亿元人民币的二级资本债券已经发行完毕，票面利率为4.20%。 浦发银行9月10日宣布已经赎回2015年发行的300亿元二级资本债，一个星期后又公告，9月17日已经发行完4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据记者了解，这是该行今年第二次发布此类债券，8月3日，浦发银行就发行过一次规模为4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紧接着，9月18日浦发银行拟发行的500亿永续债又得到银保监会批复同意。 据了解，去年“工农中交”四家国有大行在银保监会已获批的二级资本债券发行规模就达3400亿元。 同花顺iFinD债券数据显示，截至9月23日，今年银行在境内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规模已达8700.8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有大行和股份行是发行上述资本工具的主力军。二级资本债规模为4489.8亿元，国有行已发行2200亿元，股份行已发行2200亿元；永续债为4211亿元，国有行和股份行分别发行2400亿元和1200亿元。 国盛证券研究所认为，疫情已经对实体部门造成巨大冲击，实体经济需要更多的信贷支持。银行作为我国信贷投放的主要渠道，资产端将加速扩容，给资本金带来压力。数据显示，2020年二级资本债需求最大，在5000亿元以上。 国有行资本补充仍有TLAC监管压力 今年来，各大国有银行仍在陆续披露各自的资本工具发行计划。廖志明表示，目前在审批中，已经公布的银行资本工具还有好几千亿，资本补充的压力还是存在的。特别是今年受疫情的影响，主要的银行利润也明显出现下滑，利润的下滑可能对银行造成资本压力。同时，四大行还有较大的资本债发行计划也跟国有大行将来面临的TLAC监管要求有关。银行为了满足TLAC的要求做一些准备，因为仅看资本充足率，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很高，对于监管的下限要求有较大空间，但未来满足TLAC的要求，会有一定的压力，这时发行资本工具，也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据了解，2015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出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框架，监管对象主要涵盖G-SIBs（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集团和重要附属子公司。按照FSB规定，我国作为新兴市场最晚应在2025年和2028年分别达到16%和18%的TLAC监管要求，且纳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还需承担一定的附加资本需求。 2019年初，标普信评发布研报《中流砥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信用质量研究》表示，虽然国有大行的披露口径资本充足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由于它们采用内评法计算资本充足率，导致资本充足率指标与国内其他使用标准法的银行之间的可比性有限。 标普信评研报中预计，2020年国有大行的资本工具发行量将会继续增加，以进一步提升其资本充足性，但是要实现TLAC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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