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低估中央反垄断的深意 一场深刻经济变革已提上日程》：危机是垄断的放大器，这是市场经济下的基本规律。疫情侵袭之下，从互联网到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大企业趁机跑马圈地的现象屡见不鲜。 大企业垄断强化的另一面，必然是财富分配不均衡。到11月为止，CPI已经进入通缩区间，显示出老百姓基本消费需求不振，可是从海南免税店的红红火火，到深圳豪宅万人摇号，高端消费却似乎比疫情之前更火热了。这显然不仅仅是几家互联网巨头造成的。在这种背景下，“需求侧改革”被中央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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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低估中央反垄断的深意 一场深刻经济变革已提上日程
【研究员】：wh
大企业垄断强化的另一面，必然是财富分配不均衡。到11月为止，CPI已经进入通缩区间，显示出老百姓基本消费需求不振，可是从海南免税店的红红火火，到深圳豪宅万人摇号，高端消费却似乎比疫情之前更火热了。这显然不仅仅是几家互联网巨头造成的。在这种背景下，“需求侧改革”被中央提上日程。
【博览财经特稿】每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是下一年中国经济的风向标，而今年的会议格外有新意。会议公报用整整一段话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从社区团购到互联网金融，毫无疑问，阿里腾讯美团等大平台首当其冲。先用资本杠杆占领市场，再凭借垄断地位抬升价格，甚至把老百姓一起绑定在高风险的金融游戏之中，这样的商业模式危害性不言而喻。 不过，如果我们把互联网巨头们理解为反垄断的唯一对象，那就大大低估了中央的深意。 危机是垄断的放大器，这是市场经济下的基本规律。疫情侵袭之下，从互联网到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大企业趁机跑马圈地的现象屡见不鲜。 大企业垄断强化的另一面，必然是财富分配不均衡。到11月为止，CPI已经进入通缩区间，显示出老百姓基本消费需求不振，可是从海南免税店的红红火火，到深圳豪宅万人摇号，高端消费却似乎比疫情之前更火热了。这显然不仅仅是几家互联网巨头造成的。在这种背景下，“需求侧改革”被中央提上日程。 为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四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事实上，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西方国家也一直在进行，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趋势。垄断只是表象，只有弄清楚问题的根源，才能药到病除。而解决危机的关键，就藏在“需求侧改革”之中。 尽管在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需求侧改革”被“需求侧管理”所替代，显示出在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脆弱的当下，稳定仍然是明年的首要任务，但放眼未来，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已被提上日程。
凯恩斯的无奈 经济学中其实长期存在一个老概念，也叫作“需求管理”。它可以被看做凯恩斯主义的核心。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对美国“大萧条”的反思。简单来说，“大萧条”的原因可以被那个著名的“倒牛奶”案例所解释：工厂生产的牛奶（供给）太多了，市场上却没有人买（需求），供需失衡。那么解决之道，要么减少供给，要么扩大需求。 减少供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总量的下降，所以凯恩斯认为，预防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需求管理”：通过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让市场上的钱（需求）变多，从而让供需重新回到均衡。 在战后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在执行着凯恩斯的理念，中国也不例外。在国家行政学院的官方阐述中有这么一句话，“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主要是需求侧管理。” 从需求管理的角度，也可以解释中国过去20年大部分的经济现象。社会总需求有4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后两项难以调节，需求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前两者：消费和投资。 首先说说投资，我们听过无数次的“四万亿”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先后都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 这意味着，政府和国企主导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主力，基建是最方便的发力方向，“四万亿”成了中国经济绕不过去的话题。 积极财政带来的问题是债务扩张。“四万亿”本身并不是什么天文数字，真正的问题是，“四万亿”中地方政府承担的部分，是通过杠杆实现的。 在“四万亿”政策中，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只有1万亿出头，其余3万亿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没有从财政上直接拿出这笔钱，而是组建了大量融资平台，其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是银行贷款。
理想状态下，投资可以带来收益，从而偿还贷款，但是很显然，基建投资带来的收益如今是越来越低了，经济增速远远跑输债务增速。地方政府在此后的几年中，始终没能还上这笔贷款，借新债还旧债成为唯一的选择。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货币政策并没有持续宽松，在2010年出现经济过热后就已经开始收紧。地方政府从正规渠道借新债不再可能，只好转向非银行融资渠道，也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的借贷成本是远高于正规银行的，一个小小的独山县债务为何能滚到400亿，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借新债，地方政府剩下的另一条还债之路，就是“土地财政”了。甚至有官员公开喊出“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壮士断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供给侧改革 如果断了投资这条腕，需求管理的方法，就只能是刺激消费，让老百姓更愿意花钱。 在基建投资主导需求的时代，供给自然也是围绕基建发展的，河北一个省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任何一个其它国家。 但你没法直接把梳子卖给一个和尚。要让老百姓多花钱，首先要让供给端生产出他们爱买的东西，这就是“供给侧改革”。 过去5年来，媒体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叙述，往往都会抓住一个核心概念——去产能。这个解释很容易跑偏。 去产能，去的是传统大基建行业产能，是钢铁、煤炭、建材中的过剩产能，以及消费品行业中质量低下的那部分。 但是别忘了，供给侧改革的完整表述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宝贵的资源要素从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和‘僵尸企业’中释放出来，理顺供给端，提高有效供给，创造新的生产力。” 供给侧改革目的依然是要扩大总需求，手段是创造新供给，结果是让消费代替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
于是，我们看到了棚户区改造规模快速翻倍，拆除旧房子，供给质量更好的新房子。棚改中货币化安置比例也迅速提高，形成新需求。
如果说房价上涨只是被动扩大消费，那么消费品行业的集中度提升，则是更广泛的主动调结构。 2019年，董小姐实名举报竞争对手奥克斯空调质量不合格，奥克斯被“顶格”罚款10万元。 就在很多人觉得这个罚款不疼不痒的时候，过去几年销量复合增速超过20%、2019年成为京东618销售冠军的奥克斯，2020年线上市占率同比大幅下滑17.56%。
举报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击垮奥克斯的是格力、美的们的价格战。不仅仅是奥克斯，事实上今年几乎所有中小品牌的市占率都是下降的，格力、美的却快速扩大优势。 经历了一年的激烈厮杀之后，如今巨头地位进一步巩固，于是——他们重新开始涨价了。
类似的故事，从牛奶、火锅、手机，到整个房地产和互联网领域，都在不断上演。涨价是阶段性竞争后的“赢者通吃”，“涨价去库存”也成了中国近几年的一个典型现象，本土巨头一方面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好产品，另一方面也通过挤出中小竞争者，掌握了更大的定价权。 某种意义上，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之处。用优质产品吸引消费者释放需求，也帮助国内各行业龙头提升利润水平，刺破债务泡沫的同时，仍然扩大了社会总需求，让中国经济保持了合理的增速，也让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不断爬升。但供给侧改革绝不是终点，中国经济仍然存在隐忧。 马克思的超越 相信很多人已经意识到，隐忧在于垄断。供给侧的大企业垄断，体现在需求侧，就是财富分配不均，两者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新冠疫情黑天鹅，让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企业利润的恢复速度明显快于社会零售的恢复。但是高价值商品的销售，看上去并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疫情恐怕会进一步拉大两者之间的差距。 西南财经大学甘犁团队对大量不同阶层家庭的财产状况进行了长期跟踪，他们今年8月的调查显示，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明显更大，年收入在3万以下、3-5万、5-10万、10-20万、20万以上的家庭，7月份的月现金收入分别同比下降21.3%、13.9%、9.7%、8.5%和3.3%。 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个观念是，尽管贫富分化会产生社会、政治问题，但它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是有好处的。但美国多次经济危机中的实际表现，让人不得不对此表示怀疑。 每一次危机到来，美国都进行了大量放水，经济活力却不断下滑。原本，一个经济主体负债越高，风险就越大，那么它发行新债务的利率就应该越高，但是各国的国债利率恰恰相反，债务越大的国家利率越低。这说明政府印出来的钱，更多地被储蓄起来，而不是转化成有效需求。
一个看上去有点违反常识的道理是：富人比穷人更不爱花钱。 从上图明显可以看出，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私人储蓄暴增，显然，美联储放水养肥了大量富人。但是这些富人（包括大型企业）既不会把钱全部拿来消费，甚至也不愿意投资。
疫情之后关于是否应该给穷人发现金的讨论中，大量观点认为穷人喜欢储蓄，所以发现金无助于刺激消费，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同样在甘犁团队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中国低收入家庭的负债率，也远高于高收入者。
因此，垄断和贫富分化才是经济长期陷入需求不足危机的根本原因，富人和大企业囤积了大量社会财富，却无法转化成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个道理马克思早有论述，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超越。 凯恩斯扩大社会总需求的目标仍然是没错的，只不过各国政府开错了药方。总体的、不加区分的放水并不能真正扩大总需求，反而让垄断不断加剧。只有保证这些钱到达穷人手里，才有意义。 我们再来看“需求侧改革”的论述，“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分配领域的改革将成为重中之重。在这方面，确实也有巨大的改革空间。 例如，在税收制度上，我国更多是对工资性收入收税，对富人更大的财富来源——资产转让收入的收税仍然不足。 在养老和医保制度上，我国基本完成了人口全覆盖，但是保障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卫生、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还有很大提升余地。 此外，以现金补贴口径计算，我国由财政给予老百姓的转移支付不到GDP的0.5个百分点，大概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疫情让垄断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需求侧改革”，意义重大。若中国能就此探索出一条长期抑制贫富分化的有效途径，也将是对西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全面超越。（来源：财经奇谭 作者：财经奇谭）
政经观察
不要相信“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论调
【研究员】：wh
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
【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 “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组装手机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能承接大陆的制造业体量的目的地，是整个东南亚。 与很多人的惯常认知相反，东南亚并不是一个香蕉共和国的合集。在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价值1540亿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过300亿美元来自于东盟国家，占比接近20%，远超橡胶、铜铝、海鲜等人们印象中的东南亚土特产。
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 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 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 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 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 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 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 1）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 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 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 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 2）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 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 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
3）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 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 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 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 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 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 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 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
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 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 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 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 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 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 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 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
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 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 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 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 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
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 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 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 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 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 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 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
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 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 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 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
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 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 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 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 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 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 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 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 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
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 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 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 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 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 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 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 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 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 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 尾声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自身的努力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 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 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 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 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 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 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 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 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 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 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来源：远川科技评论（ID：kechuangych）作者：陈帅、董指导）
5年前戏剧性开放悬疑片方式结尾 这次阿里恐没那么容易
【研究员】：wh
世纪大和解，吃瓜群众惊得西瓜掉一地。这场和解透露着诸多诡异气息，阿里如此强硬显得背景不同寻常，处于风口浪尖还能全身而退，当时的中国和一些人确实需要阿里，而阿里有一定的道理，却也有恃无恐。而工商一方呢？白皮书的事很怪异，摘一段摆渡，白皮书是政府或议会正式发表的以白色封面装帧的重要文件或报告书的别称。作为一种官方文件，代表政府立场，讲究事实清楚、立场明确、行文规范、文字简练，没有文学色彩。连白皮书都可以变成会议纪录，简直不明所以。
【博览财经特稿】阿里面临关键转折。遥想5年前的冬天，阿里和国家工商总局正面硬杠，以戏剧性开放悬疑片方式结尾。这一次，恐怕不那么容易了。一切，都跟五年前不一样了。 撕开潜规则 阿里的第一次大战 2015年1月23日，工商总局发布《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提出淘宝网正品率最低仅为37.25%。 这一棍子，捅翻了马蜂窝。1月27日14时，淘宝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表了《一个80后淘宝店小二的心声》，以店小二的天才文笔，直接开怼。 工商总局的态度非常值得琢磨。来看看当时的报道。1月27日晚上22点，工商总局回应“淘宝正品率37.25%”一事，表示标准统一，系委托第三方监测。定向监测是评估市场风险、警示违法经营的重要工作方式。 1月28日上午，国家工商总局在官网挂出《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指出阿里系平台存在主体准入把关不严、商品信息审查不力、销售行为管理混乱、信用评价存缺陷、内部工作人员管控不严等5大问题，用了一个成语，养痈遗患。 工商总局态度很严厉，淘宝根本不认。同一天下午14点，淘宝发表声明，称网监司司长刘红亮程序失当、情绪执法，决定向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投诉。 如此剑拔弩张，撕破脸皮，剑指一个具体官员，太不寻常了。 到了1月29日，商务部、新华社下场。商务部召开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工商总局通报2014年下半年网购定向监测报告，相关企业提出异议，商务部高度关注这一问题。沈丹阳表示要对电商加大整治力度。新华社细数中国电商九大痛点，矛头直指淘宝。 就在同一天，淘宝的商家质疑了，工商总局抽检结果：没假货，请让我们死个明白。店小二和商家是阿里的相关群体，这背后是阿里的态度。 明面上来来回回数轮大战，背地里是长期暗流涌动。工商总局甚至说阿里傲慢。 马云的态度留下了转寰的余地，表示愿意打假，假货不是淘宝造成的，但注定要背负委屈和责任。 阿里大战工商之时，股价蒸发了上百亿美金，美国律师鼓动对巴巴(BABA)进行集体诉讼。 资本市场非常重要。工商暗示，早就想公布，考虑到阿里上市需求。白皮书公布之后，阿里股价大跌，引发集体诉讼。可阿里态度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但美国集体诉讼，怎么办？ 此后峰回路转，急转直上。2015年1月28日18点，工商总局网站删除《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第二天原文链接打不开。 2015年1月30日，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与马云会面，一方表示配合政府打假，另一方的新闻发言人介绍了工商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开展行政指导的有关情况，表示《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是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并不是白皮书，该记录不具有法律效力。 世纪大和解，吃瓜群众惊得西瓜掉一地。这场和解透露着诸多诡异气息，阿里如此强硬显得背景不同寻常，处于风口浪尖还能全身而退，当时的中国和一些人确实需要阿里，而阿里有一定的道理，却也有恃无恐。 而工商一方呢？白皮书的事很怪异，摘一段摆渡，白皮书是政府或议会正式发表的以白色封面装帧的重要文件或报告书的别称。作为一种官方文件，代表政府立场，讲究事实清楚、立场明确、行文规范、文字简练，没有文学色彩。连白皮书都可以变成会议纪录，简直不明所以。 工商的喊话，大概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处于漩涡中心的国家工商总局市场规范司司长刘红亮，很早就切入中国电子商务领域，被各种扒皮，甚至包括在座谈会中一再强调自己的年薪不如别人的月薪高，全被扒出来了。 刘红亮以后如何？没有被处理，没有升职，依然干着熟悉的事。 有关部门的紧盯，阿里的强势，各路深喉，有关部门的不满已经显露出来了。最后的结果是，省局切入，一是背个锅，二是大家比较熟悉，合作起来更顺畅一些。 2017年3月29日，浙江省工商局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启动“工商阿里大数据交互平台”，成为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的具体行动。 一件天大的事情就此翻篇。事后看，把当时的事抬高到法治新阶段、市场经济的胜利等等，都是无稽之谈。不过是博弈第一轮。有时候，让子弹飞一会儿，才知道意味着什么。 一只金融毒蚂蚁？ 第二个坎是金融，阿里必须转变基因才能过去。2020年，是阿里的又一个关键之年。疫情利于互联网，但政策并不。时移势易，阿里无法像2015年那样牛气冲天。 看看搜索指数就知道，连阿里投过的媒体，放的也是中立的文章，甚至爆出阿里的大料。类似于原阿里太子蒋凡私生活被彻底屏蔽的事，不会再有了。 每到关键时刻，准有美国的集体诉讼。上一次大战时，投资者指控阿里上市时未披露上市前已遭工商总局警告的事宜，最终支付2.5亿美元，达成和解。这一次，因为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美国的阿里投资者怒了，估计原来有些人举着镰刀冲向菜地，没想到突然没了，感情上和利益上都接受不了。 11月13日，阿里巴巴美股投资者入禀纽约法院，指控公司及其高层在蚂蚁集团IPO过程中，作出重大虚假或误导性陈述。 现在关键的不是蚂蚁能不能上市，而是蚂蚁的金融模式难以为继，营收会大幅下降。 蚂蚁集团上市被按下暂停键，央行银保监会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此举的要害在于，直接去掉蚂蚁杠杆，拿起蚂蚁最大的钱袋子。 本来人家吃着火锅唱着歌，现在，火锅被一把端走，吃锅的人一脸茫然。这一幕，在历史定格。 蚂蚁原有的小贷模式一定、必定以及肯定会改变，杠杆过高，大到不能倒，风险过大，跟其他金融机构不公平竞争。 黄奇帆先生在重庆时促成与马云合作此事，他了解蚂蚁。黄奇帆表示：“马云几千亿花呗、借呗，钱从哪里来？先银行贷款，再发ABS。花呗、借呗30多亿资本金搞到了3000多亿，放大了100倍。” “这100倍贷款没问题，他的30多亿，1比2点几放贷，银行给了他五六十亿贷款，形成了90亿左右。然后他去资本市场上搞ABS的时候，因为我们常规资本市场发ABS没有规定循环多少遍的约定。常规的一个小金融机构，如果放了10个亿贷款，去发ABS10个亿再放出去，可能要一年，它循环三四次已经两三年过去了，原来第一轮的资产早就收回了。” 整个过程都不违法。当时，黄奇帆向马云提出的五条要求是：第一，资本金来源必须是母集团注资，不能像P2P那样来自网民；第二，小贷公司的钱要贷给客户链，不要向无关的网民放贷款；第三，贷款资金必须按中国银银监会规定的2.3倍拆借融资；第四，后续贷款资金来源可以通过合规的ABS融资；第五，业务可以辐射到全国，但总部必须注册在重庆。 这五条，让小贷延迟了爆雷，甚至不爆雷。为了控制风险，央行决定，ABS最多只能循环5次，其实主要由各地自行决定。2012年，重庆就规定，小贷经营规模是最高放大2.3倍。 2017年新规，对ABS影响最大的两条限制：ABS不再出表，纳入表内监管；ABS融资纳入杠杆经营比例。 ABS新规对蚂蚁小贷不致命，聪明人多，问题好解决。黄奇帆解释了变通的办法，将蚂蚁小微小贷公司、蚂蚁商诚小贷公司的资金从30亿提升到100亿以上，通过银行贷款依然能够获得500亿以上的资金，之后再通过最多5轮ABS，同样能够获得3000亿资金。 在现金贷新规下，蚂蚁有意识降低了ABS规模。上交所债务信息平台数据显示，从2017年年末开始，蚂蚁ABS项目的发行规模已经从300亿元下降到100亿元。 规模下降，运行还在继续。11月24日，上交所公司债务项目信息平台显示，蚂蚁旗下的两笔ABS项目显示状态为通过。 不过，这些办法不能解决跟银行的联合贷问题。银行跟着蚂蚁混，把钱提供给蚂蚁，有钱大家一起赚。 11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出台的网贷新规，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融资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倍；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4倍。在单笔联合贷款中，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这让阿里面临巨额资金压力。《中国基金报》报道，以1.8万亿联合贷计算，蚂蚁集团对应的表内贷款余额至少为5400亿元，远高于目前的362亿元表内贷款余额。根据小贷公司表内贷款最多5倍杠杆的原则，算上目前的其他表内资产，蚂蚁旗下的小贷公司资本金需要扩充到1400亿元的规模，远高于目前花呗和借呗公司合计的注册资本358亿元。 蚂蚁的联合贷需要补充资金，资金来源可以是ABS，也可以是股东增资或引入战投。 蚂蚁的资金崩紧了。立竿见影，阿里ABS利率立马上升。 蚂蚁可能认为自己只是中介机构，但有关方面不认。有人认为，蚂蚁本质上是高杠杆金融，这么发展下去，会变成一只毒蚂蚁，最后风险传导蔓延，直至不可控。过度使用杠杆，会让蚂蚁成为金融永动机。 2020年12月8日，郭树清先生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演讲。郭树清肯定了金融科技的长足进展，但主要提出了金融科技行业具有“赢者通吃”的特征，大型科技公司往往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阻碍公平竞争，获取超额收益，传统反垄断法治不了这些企业。 这些新型的“大而不能倒”有风险，他们主导支付市场，掌握数据，具有基础设施的特征，这些基础设施涉及公众利益，应该是政府的。 看来，到了兑现上交承诺的时候了，很快，基础设施、基础数据就要上交，还要补上资本金。蚂蚁折足，可能绊倒大象。郭树清先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反垄断到底反的是啥？ 工商总局和阿里争端初起，一路下来，有一个重要的小细节挥之不去，那就是强迫二选一到底是不是垄断？ 现在，答案明确了。是。 10月31日，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上提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建立数据资源产权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等。 11月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杭州召开“规范网络经营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召集京东、拼多多、苏宁、阿里等20多家平台企业参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出，近期网络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平台竞争加剧、‘二选一’问题突出”。 在这次座谈会上，三巨头的表态很有意思，京东相关负责人表示坚决抵制“二选一”，绝不限制商家在其他平台做促销活动。 拼多多相关负责人称遭遇“二选一”压力。 阿里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规模效应，我们与优秀商家合作，给消费者提供最优的消费体验、最低的价格，同时平台向这些商家提供最好的流量资源，形成多方受益的格局。但总有一些竞争对手对这种独家合作模式进行恶意阐述，这是一种恶意炒作。” 京东、拼多多两家郁结的愤怒终于释怀，但阿里的不甘，直穿纸面。 11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三个部门联合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看清楚，是三个部门，包括税务部门，电商税务优势估计很快会消失，这又是致命一击。 有头有脸的互联网企业全都参加了。京东、美团、58同城、百度、奇虎360、搜狗、字节跳动、快手、滴滴、微店、新浪微博、多点、贝壳找房、拼多多、国美在线、饿了么、小红书、携程、苏宁、同程、阿里巴巴、贝贝网、云集网、蘑菇街、兴盛优选、唯品会、腾讯等27家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参加会议。阿里巴巴单枪匹马挑翻颜良的戏码，估计以后再也不会上演了。 前两次会议更像是通气会，果然文件来了。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根据这份指南，“平台经济”是指“由互联网平台协调组织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全都包含在内，只要跟线上经济有关的互联网平台都将在监管范围之内。 内容涉及饱受争议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搭售”界定，对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予以营业额和VIE给予特别考量，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正式反垄断。 到1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题是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但市场最看重的是一句话，“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样的表述是破天荒第一次。这也是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明确表示强化反垄断。 此前的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上，也提到“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中央定调，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12月12日，《人民日报》出手，把话说透了。在当今时代以及更长远的未来，科技创新能力，掌握关键领域核心科技的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和长远发展的关键要素。如果只顾着低头捡六便士，而不能抬头看月亮、展开赢得长远未来的科技创新，那么再大的流量、再多的数据也难以转变成硬核的科技成果，难以改变我们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互联网巨头拥有雄厚的财力、大量的数据资源、领先的数字技术，人们期待巨头们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 话说得非常直白。你那么多钱，那么多人才，干点产业链实体创新好不好，学学特斯拉、华为好不好，一天到晚商业模式创新把小店挤垮，算什么能耐？ 你们赚了那么多钱，也该为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做点贡献，别整那么虚的，或者跟小摊贩们抢生意。 有个叫聂辉华的学者说：“说实话，中国的电商已经很强大了，它利用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多元化的场景优势。但是这些互联网巨头应该有社会责任，他们也有这个实力，有钱、有人、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应该有更大的担当。为什么不去啃那些科技上的硬骨头？为什么老是要在卖菜这些‘低端’的，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事情上跟普通的人竞争？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契机。” 十几年前，我在零售百货业的研讨会上听到过这些话，当时，除了做线下销售的，没人当成一件事。现在，这样的声音汇聚成了巨浪。模式和思路变了。 12月12日，一条消息在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阿里将全面退出社区团购，美团王兴、拼多多黄峥等均表示，也将退出社区团购。 这条消息很快被澄清，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回复称：“谣言”；拼多多回复称：“这消息没头没尾的”；美团回复称“谣言”。 不管是不是谣言，没有基础科技，不跟实业结合，只有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条路本来很通畅，现在，被几块巨石堵住了。 阿里从10月27号开始下跌，美团从11月9号开始下行，拼多多股价从12月9日开始下行。 从金融到反垄断，处在风口浪尖的，就是阿里。这些公司迟早会跟实体结合在一起，不结合在一起，不踏踏实实为实体做点有用的，就没有前景。（来源：叶檀财经（ID：tancaijing） 作者：叶檀）
人物广角
辛苦折腾两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内蒙前首富公子危机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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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庆华正好赶上了中国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在2010年《福布斯》第一次发布的“内蒙古富豪榜”上，霍庆华以65亿的身价，成为了内蒙古首富。2011年，霍庆华将所有的煤炭和铁矿公司，合并成立了庆华集团。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庆华集团已经将版图扩至宁夏、青海，业务也从煤炭扩大到化工行业。
【博览财经特稿】一家企业，从80亿市值，要冲击300亿市值，需要多长时间？从300亿市值，再跌回80亿市值，又要多长时间？ 新晋散户“收割机”仁东控股，给出了一个让人惊奇的答案。从80亿市值到最高355亿，仁东控股用了18个月时间。在主业没有根本性改观的情况下，这一速度堪称奇迹。但从355亿跌回84亿市值，仁东控股只用了短短的15个交易日。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仁东控股的崩盘，是庄家和游资的仓皇出逃，是13000个散户，人均亏掉200万元的悲剧。 股市原本就是零和的游戏，有人哭，就一定有人笑。仁东控股的早期庄家早已获利了结，留下一些高位接盘的倒霉股东，相互踩踏。 与散户一起“陪葬”的，还有仁东控股的实控人——霍东，内蒙古前首富霍庆华的公子，87年出生的标准富二代。 霍庆华已从云端坠落，成为被法院执行的失信人员；而他将儿子推向前台，金蝉脱壳，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在A股市场四处出击的霍东，遭此次股价暴击，体验了一把“过山车式”的激情人生。 霍庆华的事业版图 1961年出生的霍庆华，异常低调，也非常神秘，关于他的创业经历，并没有太多的公开资料。 霍庆华16岁的时候，在部队里面服役，直到22岁的时候退役。退伍转业，霍庆华在宁夏石炭井矿务局医院，做了一名医生。这医生一干，就干了6年。 1990年，29岁的霍庆华脱岗，到宁夏煤炭职工大学经济管理系学习。此后他的履历就显得颇为模糊，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第一桶金从何而来。 1995年，通过招商引资，霍庆华在内蒙古阿拉善，做起了煤炭开采的生意。
次年，霍庆华成立了庆华百灵公司，专门从事煤炭、铁矿的开采。彼时，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夜，煤炭行业作为经济运行的动力，也在价格暴涨的前夜。 2000年，霍庆华收购了国有的百灵煤田，正式打开了他的煤炭事业。
第二年，霍庆华又成立了阿拉善庆华矿业公司，修建卡休他他铁矿。此后，霍庆华的事业版图，围绕着煤炭和铁矿，不断扩张。 霍庆华正好赶上了中国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在2010年《福布斯》第一次发布的“内蒙古富豪榜”上，霍庆华以65亿的身价，成为了内蒙古首富。 2011年，霍庆华将所有的煤炭和铁矿公司，合并成立了庆华集团。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庆华集团已经将版图扩至宁夏、青海，业务也从煤炭扩大到化工行业。 霍庆华玩了一个“金蝉脱壳” 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速开始换档，煤炭和化工行业由盛转衰，开始步入寒冬。 经济周期和行业周期叠加，重仓煤炭和化工的霍庆华，带着庆华集团积重难返。 产能开始过剩，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从顶峰跌到谷底。但是，霍庆华并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相反，他还继续扩充产能。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债务规模也不断膨胀，一度高达80%以上。庆华集团的资金周转开始变得困难，2016年，资产600多亿的庆华集团，却因为拖欠15万元宣传制作费，被闪维时代一纸告上法庭。 庆华集团的财务黑洞由此揭开，庆华集团也陷入各种合同纠纷，最终在2018年，霍庆华发现自己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为失信执行人，在为了“老赖”。就在此时，霍庆华适时将儿子霍东推向台前，玩了一个“金蝉脱壳”。
2010年，23岁的霍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完EMBA后，就在父亲的庆华集团任职锻炼。7年后，霍东自立门户，离开庆华集团，创办了正东致远，这便是他的“仁东系”的发端。 2018年2月，32岁的霍东，开始了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首秀。霍东从家里拿了8.35亿元，又从岳母张淑艳手中借了4.7亿元，凑齐了13亿元，通过云驱科技，收购了上市公司民盛金科10.7%的股份。 随后，霍东又获得民盛金科另外一个股东景华，以及景华的一致行动人所持有13.8%股份表决权的委托。与此同时，民盛金科的原始控股股东，“德御系”的和柚技术及其实控人郝江波，出具的《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经过这一系列的行云流水的操作，霍东首战告捷，成为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年6月，民盛金科董事会换届，霍东当仁不让，成了董事长。 霍东上台，即将民盛金科的股票名称，改成了仁东控股，成了“仁东系”的马前卒。 霍东成为仁东控股逆风翻盘的救命稻草 当时，仁东控股还处于亏损状态，霍东入主，成为了仁东控股逆风翻盘的救命稻草。 霍东玩的是资本，没多久，他就将大多数仁东控股的股权，质押给“德御系”染指的山西晋中银行和阳泉商业银行。 幸运的是，2018年仁东控股扭亏为盈，获得了5300万元的净利润。霍东也积极地为仁东控股纾困，为了解决资金困局，获得国资北京海淀科技金融集团的支持，将仁东控股21%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了北京海淀科技金融集团。为此，仁东控股还得每年给北京海淀科技金融集团支付2000万元，作为托管费。
当然，这个钱不是白给的。在托管期内，北京海淀科技金融集团提供不超过50亿元的资金支持。 得到国有资本的加持，再加上各路庄家就位，仁东科技从2019年起，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上涨。仁东控股的股价，从13元一路上涨到60多元，成为2020年的一只大牛股。 但实际上，仁东控股的基本面并没有太大改观，甚至在2020年上半年，业绩还下滑160%，亏损近2000万元。 与此同时，那些先知先觉的大股东，以及庄家们，却在股票拉升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套现。散户却在为这只妖股的上涨欢呼、狂欢，直到入场接盘。 2020年11月15日，一纸宣告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与霍东签署了《终止股份委托管理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的协议》，控股股东又变成了霍东。 一石激起千层浪，失去了国资靠山，尚未套现的庄家闻风而动，迅速也逃。这直接引发了各路股东争相卖出，出逃资金相互践踏，最终引发13个跌停板的惨剧。 辛辛苦苦折腾两年，霍东一夜回到解放前。霍东入主时，仁东控股的市值在80亿左右；经过苦心经营，将市值拉到了350多亿，帮原大股东“德御系”和最牛散户景华给获利套现。 对霍东来说，股价崩盘只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前期将仁东控股质押出去的股价，随着股价暴跌，将迎来密集的平仓。 12月17日，仁东控股即发出公告：“鉴于当前股价波动、两融业务到期以及潜在质押违约处置风险的影响，仁东信息及一致行动人仁东天津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可能发生强制平仓的风险。”
这份公告，正式拉响了霍东质押股权的平仓警报。 霍东的资本市场首秀，并没有异军突起，除了给几个老股东套现，留给了1.3万股东人均亏损200万的一地鸡毛，自己也面临平仓的风险。这个内蒙古前首富的公子哥，一顿操作猛如虎，算算利润二百五；对他来说，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来源：大江湖解局（ZhiChangDJH） 作者：江湖大大）
社会热点
被很多人忽略的政策动向 去杠杆终于轮到个人
【研究员】：wh
个人破产法针对的是“诚信而不幸”的债务人，只有因“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而债务无法偿还时才可以申请个人破产，若借贷用于豪车、奢侈品、甚至黄赌毒等非合理消费时，自然无法申请个人破产。并且破产宣布后会有一个破产期（浙江6年、深圳是3年），破产期内的超额收入仍需偿债，只有超过破产期后才会彻底“自由”。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有个新闻，估计被很多人忽略了。12月3日，浙江省发布《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这也意味着继深圳于今年8月通过《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后，第二个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省市开始出现。 近两年，包括最高法、发改委在内的多个部门陆续提出要研究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积极为个人破产立法，正是在这一顶层设计思路的指引下，才出现了深圳和浙江的地方性个人破产条例，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省市出台相关法律条文，个人破产、债务清零将成为今后社会去杠杆的一个新方式。 杠杆的产生 什么是杠杆？债务。 村里的翠花为了耕种施肥、产粮种菜，向农信社借了5万块钱的惠民贷，这是杠杆；城里的大强为了小本生意经营，向银行借了50万的经营贷，这是杠杆；买房按揭贷款、房屋装修贷款、信用卡消费、白条/花呗分期购物……这都是贷款负债、也都是杠杆。 了解什么是杠杆后，再讨论一个更宏观的问题：社会怎么就发展了？财富何以就创造了？人们咋就越来越有钱、生活越来越好了？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简单的回答无非是“大家都努力工作呗”，嗯……以前的农民、工人和小商贩工作都很努力，但简单重复劳动太多、生产效率提不上去，所以并不富裕。深邃的回答应该是“科技进步下的生产效率提高，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 可问题是，科技研发出成果、管理创新出模式、产品智造出爆品……很难很难的。 那是怎么实现的呢？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探索，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成本的付出，其中的一个成本就是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翠花买的肥料不适合自家的土壤和农作物，种的粮食蔬菜又因病虫害而大幅减产，5万块的惠民贷看样子是没法还了；大强的小生意因不符合消费者的口味需求，进的货全砸在了自己手中，50万的经营贷看样子也得违约；按揭贷、装修贷、信用卡、网购分期等各种负债都会因为借款人下岗失业、生意亏钱等而不能清偿到期的本息。 可不管翠花还是大强、以及其他的债务人，都是协助社会试错、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付出：提供了失败的案例、创造了可被分析的数据、生产了可资借鉴的信息……其他人能引以为戒“此路不同”、进而寻求其他突破。 去年开启的大规模长租公寓暴雷跑路事件，其实也是社会发展的试错行为，不幸的是有人成了牺牲品……有点政治不正确啊——社会奔涌前行中，总有些人活成了成本。 个人破产法其实就是从法律制度上，保护这种社会试错的机制。杠杆降除、债务清零，给债务人一个市场退出及重新开始的机会，让社会发展在试错中匍匐前行。 杠杆的去降 有些债务是永远不可能清偿的，如僵尸企业的债务、负债量过大的个人债务（如债务额上千万甚至上亿，很可能是担保造成的），也因为它们的存在让社会杠杆一直居高不下，并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僵死企业不债务出清，就会一直占据着土地、劳动力、行政等资源；无还款能力的个人不债务出清，就无法开启新的社会试错实践。 又因为这些债务没有出清，就会一直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来看待……而这些债务根本就收不回来，进而会影响银行等放贷机构真实资产优劣的体现——看起来很优质，但因为有不可能收回债务的存在，实际资产并不优质。 所以就需要去杠杆：反映资产的真实优劣、为社会腾挪出资源、让更多的人重获试错的机会。 去杠杆无非就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是赚钱还债、去降杠杆。通过提高效率、发现机会赚更多的钱，清偿掉之前的债务，这是整个社会最欢迎的、但也是最难的。 第二种是债转股。债有刚性本息支出、是必须要还的，而股则是投资行为、不用还本付息，没有刚性现金支出，这是去杠杆的第二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通过消灭债务、抹掉债券来去杠杆。这里又包括被动的抹债和主动的抹债，企业死亡（破产）、个人死亡后，都不用还债了（准确的说是超出其资产的债务不用还了），这是主动抹债去杠杆，通过重组谈判、债务减免则是主动的抹债务、去杠杆。 个人破产法就是在人没有死亡的情况下，主动抹债务、去杠杆。那会不会有人滥用个人破产法呢？ 肯定会有。但这与制定该法的本质相违背，会逐渐的补上各种漏洞，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债务都可以减免的。 个人破产法针对的是“诚信而不幸”的债务人，只有因“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而债务无法偿还时才可以申请个人破产，若借贷用于豪车、奢侈品、甚至黄赌毒等非合理消费时，自然无法申请个人破产。 并且破产宣布后会有一个破产期（浙江6年、深圳是3年），破产期内的超额收入仍需偿债，只有超过破产期后才会彻底“自由”。 或许很多人都不关注的个人破产法，但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深远的影响 科技、管理、创新推动社会发展，当有现成的技术可供参考时，拿来用即可。 我国改开四十余年来的经济成就，利用的就是国内外科技悬殊的势能差……竟然国外已经有了经过试错验证后的先进技术，为什么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再去探索呢？ 正确的方法就是模仿、山寨、借鉴……甚至“抄袭”。可当下，国内外的技术差距已经很小、甚至处于同一水平，此时就没有了学习模仿的对象，要想高科技就得自己研发、试错。 保护知识产权是鼓励支持科技上的试错，允许个人破产则是鼓励支持经营管理、商业模式上的试错。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应对举措，保护知识产权和允许个人破产都是整个社会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试错过程中，总会有成本付出。这个成本由谁承担呢？应该按照“风险收益对等”和“能者多劳”的原则，谁享受最终的收益谁多承担成本、谁有钱谁多承担成本……不幸的是总会误伤某些人，并由此成了祭品和牺牲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坑蒙劫骗的人成了某些人积累原始资本的成本；九十年代末开始的国企改革，下岗职工成了企业减员增效、经济重启起飞的成本；你预付费办的洗衣卡、理发卡、面包卡、健身卡等，同样成了别人试错商业模式的成本。 有些人认为既然可以个人破产了，那就大肆的借钱呗……买房、买股、做生意等，反正债务过多还不起时，宣布一下个人破产就能欠债不还了。 这只是考虑到了借钱人一方的想法，却没有考虑出借人一方的感受。也因为个人可破产、欠债可以不还，包括银行在内的出借人会更加谨慎的对外放款……你不是想借多少就借多少，而很能是借钱更难了。 个人破产制度实施情况下，借出方和借入方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出借人会更加谨慎的对外放贷，借入人也会积极的利用这个法律博取最大的个人利益、并保护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 不要轻易的借钱给别人，除非你有“不打算收回”的心理准备。若你特喜欢行侠仗义借钱给他人、那你应该很有钱哦……你竟然这么有钱，那就为社会发展的试错出些血本呗！（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米筐老A）
形势分析
非常时期非常信号 2021年中国楼市何去何从？
【研究员】：wh
长期以来，中国楼市调控的重点在于房价，从限购、限价到限贷、限售，均聚焦于房价；而房租问题，则由市场进行调节，这一局面即将得到改变。相比于房价，房租更关乎稳定的基本盘。在一二线城市，租房是许多人生存的最后防线。房价过高还能以无奈的态度置身事外，转往租房市场。
【博览财经特稿】据新华社报道，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发布，再次对房地产定调：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 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这是最近几年来，顶层会议对房地产着墨最多的一年。
这次会议，不仅再次重申“房住不炒”，而且明确提出“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且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作为八大年度任务之一，“租购并举”、长租房等获得更加充分的重视。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的定位要发生明显变化了。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意味什么？ 这次会议，将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与“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共同列为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
与往年相比，今年不只是对“房住不炒”的简单重申，而是将房地产问题单列一项，且以 “重点任务”的形式而存在，可见住房问题的重视程度之高。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释放了什么信号？ 一方面，大城市房价问题更为突出，更需要重视。与中小城市相比，中国大城市房价可谓居高不下。 全国商品房均价接近1万元，而北上深房价均已突破6万元，广州、杭州、厦门则突破3万，部分强省会城市房价超过2万，均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往往都是人口流入、资源聚集、产业发达所在。房价上涨动力更足，居民炒房热情更为高涨，房地产在经济全局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因此房价涨跌更关乎全局，一旦陷入大涨大跌的局势，影响的将不只是一城一地。 另一方面，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业已成为影响基础民生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会议公报所言，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 这表明房地产不只是拉动经济和维系土地财政的工具，不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基础民生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 从经济视角转向民生视角，这是中国房地产的最大转向。 租购并举将成未来中国房地产的主方向 与往年相比，这次会议对租赁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之高。不仅关注了租赁房建设、租房权利，而且连长租房、租赁税费、租金水平都纳入了政策范畴。 相比于千方百计增加租赁住房，更值得重视的政策信号有三点： 一、房租调控，将会成为常态。 长期以来，中国楼市调控的重点在于房价，从限购、限价到限贷、限售，均聚焦于房价；而房租问题，则由市场进行调节，这一局面即将得到改变。 相比于房价，房租更关乎稳定的基本盘。在一二线城市，租房是许多人生存的最后防线。房价过高还能以无奈的态度置身事外，转往租房市场。
房租一旦过度上涨，超出必要的承受底线，那就无路可退，影响的不仅是消费，还关乎城市经济发展和抢人的基本盘。 二、租购同权，有望得到更进一步的落实。 国人之所以热衷于买房，除了“房价跑赢通胀”这一根深蒂固的认知之外，更重要的是买房与租房的权益有着天壤之别。 租购不同权，这是中国住房市场的重要症结之一。房产背后附着了太多的福利，这让房子除了居住属性和投机属性之外，还包含了户籍属性和教育属性，以至于尾大不掉。 2017年广州等城市就提出了“租购同权”，这一政策仍有待推进落地。会议提出：“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三、长租房问题，获得顶层关注。 这两年来，长租公寓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一些长租公寓通过高进低出、长收短付，借助租金贷，生生把简单的租房交易完成了金融游戏，同时带动了房租的上涨。 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长租公寓问题就会尾大不掉。所以，解决好长租房问题，有必要让租房的归租房，金融的归金融，规范市场发展。 需求侧改革意味什么？ 近日的中央会议首提“需求侧改革”，这与5年前的“供给侧改革”形成明显对应。 2015年开启的供给侧改革，拉开了去库存的大幕，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众多行业至今都深受影响。这一次的需求侧改革，对房地产又有多大影响？ 根据《人民日报》有关评论文章，需求侧改革战略重点”在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拓展投资。 这与过去常说的刺激需求有着明显不同。过去强调需求管理，除了扩大内需之外，还侧重于对地产、基建的强刺激。 这一次，需求侧改革的着眼点，虽然仍在扩大内需，但重点必然落到内循环、收入分配、新基建、房住不炒等领域。 想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高房价始终都是绕不开的关键一环。在国内大循环、需求侧改革时代，稳定房价、遏制非理性上涨则是必然结果。（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君）
“芯片荒”冲击波 受影响的远不止车企
【研究员】：wh
随着汽车对于芯片需求量的大幅度增长，汽车芯片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面临着新的变化。过去，车载芯片被恩智浦、英飞凌、德州仪器等传统汽车芯片巨头把控。但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涉及到与用户交互越来越多，因此之前在消费领域的芯片巨头比如高通、英特尔、英伟达也纷纷切入汽车芯片市场。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你们厂停工了吗？什么时候恢复有消息吗？”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上海大众的员工见面时互相听到最多的话。 谁也没有想到，在国内疫情已经相对平稳的年底，上海大众会陷入停产的尴尬局面。“昨天还灯火通明，流水线昼夜不停，今天已经停产”，上海大众仪征分公司的员工刘龙感叹。 前两天他拍了一个停工的视频，画面中，一个偌大的车间仅仅开了几盏灯，在灯光的边缘，几辆生产到一半的车架也静静地趴在生产线上，仿佛残缺的肢体，荒凉而又冷清。 他把视频传到了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没想到这个视频很快获得了几十万浏览量、上万收藏和几千条评论。在评论中，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上海大众员工纷纷表示自己所在的工厂也停工了。 按照刘龙与其他上海大众员工交流获得的信息，不仅是仪征工厂停工，南京、宁波、上海的工厂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有的工厂放假几天，有的工厂则保持低速的生产。 工厂停工之后，对于按工时领工资的工人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在刘龙的周围，有人在考虑利用短暂的放假时间去送外卖、或者开网约车。而这一切的祸根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词——芯片。 为何缺芯 12月5日，这样一条信息在网上引发关注——“由于芯片供应不足，上汽大众从12月4日开始停产，一汽大众从12月初起也将进入停产状态。” 这条消息很快得到大众的证实。大众汽车集团回应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到了一些特定汽车电子元件的芯片供应。中国市场的全面复苏也进一步推动了需求的增长，使得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导致一些汽车生产面临中断的风险。他们表示，虽然芯片供应受到影响，但情况并没有传闻中严重，目前正在寻求解决办法。
事实上，相比于外界，大众一线的员工得到的消息更早。早在12月1日，大众工厂的员工刘龙就听说了“没零件”的消息，甚至有传闻称要“放半个月的假”。随后，越来越多的工厂都传出ESP芯片和ECU芯片断货的消息。 工厂房价的通知也让工厂员工们议论纷纷。甚至有一汽大众的员工透露，由于缺少芯片，不同车型的工厂开始放假，“宝来（放假）5天，速腾4天”。 芯片断货影响的远远不止不止是南北大众，而是整个汽车行业。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本田、吉利等工厂也出现了停工的情况。 盖世汽车网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一份1600余人次参与的调研中，48%的参与者表示其所在企业均遇到芯片库存紧张、断供或是涨价等情况，仅有17%的参与者认为目前供应一切正常。
随着汽车智能化和电气化程度的提升，各种芯片在汽车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一位汽车行业硬件工程师举例称，不仅是新能源汽车在利用智能化配件，传统汽车现在也已经离不开各种芯片——从打开车门的那一刻起，各种传感器、芯片都开始起作用，比如发动机控制器(ECU)、变速箱控制器(TCU)、电机控制器(MCU)、电子稳定程序系统ESP等等。 这次短缺的主要是ESP和发动机控制器(ECU)。“由于芯片断供直接影响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生产不了，交期延后，整车就没法组装下线。” 来自传统汽车主机厂的人士何一认为，这次造成一些汽车工厂停工的主要是两大汽车一级供应商——大陆集团和博世集团，两家公司生产的ESP（电子稳定程序系统）和ECO（智能发动机控制系统）中的ECU模块供应不上。 何一称，对于主机厂来说，缺料就意味着有停线的风险，会给主机厂带来较大的损失，“整车厂对供应商的缺料停线的罚款也是按分钟计费的。” 但从目前来看，这次芯片短缺可能短期无法解决。大陆集团称，虽然已经通过扩大产能来应对意外需求，但所需的额外数量只能在6-9个月内提供，因此，缺货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2021年。 博世也看到了某些零部件的供应链瓶颈，并认为无法躲避这种情况，不过，虽然市场竞争，但是他们依然与与供应商和客户保持密切联系，以尽可能地维持供应链。 与出货量较大的传统汽车厂商不同，这次新造车企业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波及。蔚来汽车、小鹏汽车、理想汽车均表示，目前没有受到芯片短缺的影响。 “不过目前芯片有所涨价”，一位新造车企业内部人士提到。 而在何一看来，新造车企业之所以没受波及，主要是几家汽车销量都不太高，所以库存可能能支撑一段时间。 汽车电子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上游是汽车半导体芯片及元器件厂商，比如恩智浦NXP、英飞凌Infineon、瑞萨Renesas，中游是博世、大陆等Tier1（一级供应商），下游则是主机厂。 这次问题虽然出在Tier1环节，但根源却是上游的芯片及元器件厂商。疫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上半年疫情之下，由于汽车销售下降，不少芯片厂商在产能方面降低了目标，也放缓了投资的脚步，导致汽车芯片的产能处于低位。而随着下半年汽车消费的复苏，他们的产能却没有及时跟上。 数据显示，尽管疫情影响，今年前11个月，中国汽车销量预计将突破2200万台，与去年同期相比仅下滑3个百分点。 “国内从2月逐步复工开始，每月乘用车销量基本处于稳步上升趋势，然而芯片供货周期一般是13-18周左右，意味着现在的芯片供应都是疫情严重时候下的订单，可能出于各供应商的保守判断，原有订单不足以满足现在的供应。“何一分析，12月份也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各大整车厂都在拼命赶进度，达成销售目标，这进一步加大了车载芯片的需求。 今年消费电子行业对于芯片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也加剧了芯片的短缺。“在5G技术发展推动之下，今年消费电子领域对芯片的需求在快速增加，芯片产能遇到挑战，抢占了部分汽车芯片的产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行业发展部部长李邵华此前表示。 所以，各大晶圆厂订单饱满。比如意法半导体，过去一段时间MEMS和传感器以及一些型号MCU需求强劲，16-20周标准的交期被拉长至24-30周。 在业内人士看来，最近芯片短缺时有发生，只是这一次比较严重。这也与最近一段时间芯片行业的几个突发事件不无关系。 10月20日，朝日化学集团的子公司朝日化学微电子有限公司（AKM）的矢冈制造所的工厂AKM晶圆工厂发生火灾。时隔2天，该工厂又发生了一场大火，造成部分墙体与屋顶倒塌。
由于受损严重，这场大火使得该工厂至少在半年内无法恢复生产，停产时间甚至可能长达一年。 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AKM是小众芯片，短期内较难替代。而且AKM的产品主要集中在车载等高端应用中，即使是替换，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火灾之后，不少整车工厂开始抢货，导致AKM产品供不应求。 企业视频通讯服务商ZOOM也因此受到牵连。该公司开发和销售的几乎所有主要产品都使用AKM生产的电子零件。他们表示，受火灾影响，将很难采购要使用的电子零件，“从下一个财年开始，这将对ZOOM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产生重大影响。” 在11月份，意法半导体在法国的三座晶圆厂均发生工人罢工事件，罢工涉及了意法半导体的8英寸晶圆厂、12英寸晶圆厂以及氮化镓工艺技术工厂。 意法半导体是业内半导体的巨头之一。据Strategy Analytics统计，全球车载MCU安装量超25亿，平均每辆汽车安装25~30个MCU，意法半导体占据8%的市场份额。 屋漏偏逢连夜雨。11月底，全球电阻产能排名第四的华新科马来西亚厂因员工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导致工厂自11月23日开始停工三周。东南亚第二波疫情不仅影响了华新科，外界还担心马来西亚会对当地的生产加强管理，导致更多的工厂受到波及。 恰逢汽车电子产业对电阻芯片的需求回升，这又给了芯片行业一次重击。 受影响的远不止汽车业 事实上，缺芯不止发生在汽车行业，今年下半年以来，尤其是从秋季开始，芯片行业都迎来了需要激增的情况。 “从今年9月份起，没有一天不加班”，一家芯片贸易企业的员工杨洋表示，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对接销售，将外来的订单下给各个供应商。 除工作加班，周末还需要加班。即便如此，她还是有干不完的工作。在以前，他们公司的销售人员需要出去找客户，而今年以来，光维护老客户就已经忙不过来了。“有一家客户前10个月才下了80K的订单，最近一个单子就下了800K。” 杨洋所在企业，今年遇到多年未见的芯片行情。在往年，秋冬季也是芯片行业的旺季，但是最多持续到12月就结束了。但是今年，订单量增长速度令人咋舌，“就算我们现在停止接单，现在的单子都能排到明年8月份。” 在订单激增的情况下，行业内开始争夺芯片封装厂的产能。据杨洋了解，目前她自己对接的一些工厂交货日期已经从原来的3-4周延长到了20周左右。 为了给客户争取到多一点的产能，最近她也不得不出差，直接坐到对方的办公室里，现场办公。11月中旬，杨洋刚刚去了一家工厂，“从电话里就听出来对方不愿意让我们过来”，但她还是硬着头皮去待了一周，最终多“磨”出了15%的产能。 但最近要产能越来越难了。有次，“磨了几个小时嘴皮子，才要到了2KK”，她觉得这点产能“不够塞牙缝”，但这已经不容易了，对方也是看在合作多年的份上才给的，不然“等以后淡季了，也不好意思求分点订单。” 订单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涨价。杨洋手头的订单报价普遍较往年涨了50%。事实上整个芯片产业链的价格都在上涨。 11月27日，全球车规级芯片领军企业NXP（恩智浦）发布涨价函，他们声称，受新冠疫情影响，NXP面临产品严重紧缺和原料成本增加的双重影响，决定全线调涨产品价格。 11月30日，日本汽车电子制造商瑞萨电子向客户发送产品提价通知，提价生效日为2021年1月1日。 12月3日，由于MCU（微控制单元又称单片机）缺货严重，台湾五大MCU厂——盛群、凌通、松翰、闳康、新唐同步涨价。 在AKM火灾发生后，其产品线均出现价格上涨，某些芯片产品甚至出现了60-80倍的涨幅。 高端音频制造商Millennia Media的CEO La Grou曾表示，该公司使用的每个AKM部件——ADC、DAC、ASRC和接收器都在涨价，甚至价格惊人，比如原本5美元的AKM零件，报价已经涨到110美元/个。 由于AKM芯片紧缺，导致佳能、尼康和索尼担忧出现相机可能缺货的问题，从而使得相机价格上涨，因此，上述几家公司还撤回了黑色星期五的促销活动。 芯片价格上涨还出现在手机领域。据媒体报道，从12月1日开始，三星原厂部分型号的摄像头芯片开始涨价，最高涨幅高达34.8%，其背后则是8寸晶圆产能紧张。 8寸晶圆除了影响摄像头芯片，对于射频芯片、指纹识别芯片、图像芯片、传感芯片、电源管理芯片都有很大的影响。 11月，据外媒报道，手机芯片的缺货影响到了苹果。由于某些关键IC芯片短缺，导致部分手机无法组装。其中iPhone 12系列智能手机电源管理芯片严重缺货，iPad、Apple Watch等苹果硬件产品的电源管理芯片供应也同样紧张，导致订单等待时间延长。 外界预计，芯片的缺货对于苹果的供应链及其2020年智能手机的整体年度出货量产生影响。 芯片缺货还影响到了显卡厂商英伟达、AMD以及索尼、微软的新一代游戏主机销售。 今年9月，英伟达正式发布了基于新一代安培架构打造的RTX 30系显卡，RTX 30系对比上一代的RTX 20系整体性能提升了2倍，能效比提高了1.9倍，因此用户翘首以盼。 但很快人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英伟达的高端显卡历年来最严重的缺货。自发布3个月以来，性价比较高的RTX 3080、RTX 3070一直处于缺货状态，一卡难求。而被誉为“走量担当”的RTX 3060Ti也处于严重的溢价状态。 近期NVIDIA公司CFO科莱特·克雷斯表示，NVIDIA正面临一些供应上的限制，无法满足2020年第四季度的市场需求。他预测，由于目前市场的需求的确大大超出了显卡芯片供应的范围，加上整个行业的产能限制和较长的周期，产品供应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满足需求。 除英伟达外，AMD刚刚上市的Radeon RX 6800系列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据了解由于客户太多，竞争激烈，AMD仅仅分配到了15万片晶圆产能，这已经达到了台积电给的配额的上限。 作为游戏主机的芯片提供商，AMD芯片的产能缺乏还引发了游戏机的抢购。11月，索尼PlayStation 5（PS5）和微软Xbox Series X / S（XSX）游戏主机开售以来在全球都引发了抢购潮，比如在日本PS5开售当天由于预购量太多，线下门店没有任何现货。原本售价3000多元的机器，在淘宝上被炒到了5000-9000元。
按照微软首席财务官Jeff Stuart的预测，Xbox Series X / S的缺货问题至少将持续至2021年4月。 在订单量大涨的情况下，芯片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一些暗地里的生意开始冒头。 “有的厂商订单很紧急，等不了排队，只能从现货平台高价买”，杨洋表示，这些现货平台的订单来源往往有些不可言说之处，比如有些采购方的采购人员会在下单的时候多下一些，一部分是其所在的公司需要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给现货平台的订单。 采购人员多下订单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手段，一方面可以给现货平台供货，另一方面还抢占了工厂的产能，导致有些企业拿不到产能时被迫转向现货平台。 芯片代工厂成最大赢家 而从根源来看，芯片代工厂们成为最大的赢家。台积电今年前10个月的营收同比增长明显，增幅均超过了10%，最高时更是达到了53.4%，前10个月的营收已超过了去年全年。 台积电预计，其2020年的营收在452.3亿美元到455.3亿美元之间，较2019年增加100多亿美元，同比增幅超30%。 另一家代工厂联电的财报也显示，在今年前11个月，其合并营收同比增长19.8%。市调机构集邦咨询发布的预测，联电四季度营收约15.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 在A股上市的芯片代工厂商长电科技前三季度实现收入187.63亿元，同比增长15.85%，盈利7.64亿元，同比暴增520.17%， 在资本市场上，芯片代工厂们的股价也创出新高。12月7日，截至美股收盘，台积电股价报收106.39美元，总市值5518亿美元，年内市值涨幅接近90%；而联电的涨幅更为惊人，超过了250%。
在A股市场，芯片集成和封装测试服务提供商长电科技、杨杰科技等公司的股价在年内也上涨了超过100%。 “芯”机遇 随着汽车对于芯片需求量的大幅度增长，汽车芯片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面临着新的变化。 过去，车载芯片被恩智浦、英飞凌、德州仪器等传统汽车芯片巨头把控。但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涉及到与用户交互越来越多，因此之前在消费领域的芯片巨头比如高通、英特尔、英伟达也纷纷切入汽车芯片市场。
以高通为例，其涉足的汽车芯片包括车机芯片、自动驾驶芯片等领域。在车机芯片领域，2014年高通发布602A车机芯片并与奥迪等车企签署了合作，2016年又推出了820A车机芯片，在目前销售的不少车型比如小鹏P7、理想ONE、比亚迪唐EV、路虎发现运动版都搭载了这一芯片。 在自动驾驶芯片领域，2017年时，高通首次披露了研发自动驾驶汽车芯片的计划。并在当年9月，高通推出了9150 C-V2X芯片，可允许汽车与汽车或信号灯等基础设施之间互相沟通，并能与5G和其他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传感器兼容。2016年12月，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向高通颁发了加州测试自动驾驶汽车许可。 2019年初，高通发布了自动驾驶平台Snapdragon Ride，支持L1到L5级别的自动驾驶，高通表示，到2023年，他们的汽车芯片将用于量产的自动驾驶汽车当中。 在初入汽车芯片领域时，高通采取了收购的策略。2016年，他们发起了半导体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宣布以3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恩智浦（NXP）半导体公司，不过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一交易最终失败。 相比之下，英特尔成功通过收购进入了这一市场。2017年英特尔宣布，以153亿美元收购以色列自动驾驶技术公司Mobileye，并与英特尔的自动驾驶事业部（ADG）合并，形成新的自动驾驶部门。 这一收购让英特尔在自动驾驶领域前进了一大步。2019年，自动驾驶芯片成为英特尔最大增长的业务板块，营收同比增长26%，占领全球辅助驾驶芯片市场70%的份额。 2020年4月，英特尔宣布，Mobileye的EyeQ芯片已经卖出5400万枚，被搭载在全球超过5000万辆汽车上。 通过GPU业务切入，英伟达在自动驾驶芯片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2015年，英伟达发布了Tegra X1打造的全新智能汽车处理平台DRIVE PX。2016年9月的英伟达对外公布了比Drive PX更先进的Xavier平台，称其可以提供L4自动驾驶能力的技术。 2019年，英伟达又发布了面向汽车行业的Orin，单片运算能力可达到每秒200TOPS，性能是Xavier的7倍，能够覆盖从 L2 级到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开发，将于2022年开始量产。 在国内，今年9月，理想汽车与英伟达宣布达成合作，旗下汽车将搭载英伟达最新一代的Orin系列芯片。 除消费电子芯片巨头跨界，在国内也迎来了国产替代的机会。目前，国内汽车芯片主要以进口为主。据万联证券，国内汽车芯片进口率高达95%，其中动力系统、底盘控制和ADAS等关键芯片均被国外巨头垄断。 11月26日，在2020中国汽车供应链峰会上，长安汽车采购中心总经理闵龙提到，由于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生产大面积中断、营收剧减、经营恶化；停工及资金链紧张，导致部分关键部件及原材料出现涨价潮，如硅金属、电子芯片等；贸易战造成部分企业被制裁，芯片、电容等卡脖子件存在断供风险，关键部件自主可控成为当务之急。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019年恩智浦、英飞凌、瑞萨、德州仪器和意法半导体保持汽车芯片厂商的前5名，这五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比合计达50%。
不过近年来，国内厂商也纷纷在汽车芯片领域开始发力，其中包括部分汽车主机厂。如比亚迪。2004年，他们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深圳比亚迪微电子；2005年，比亚迪组建了IGBT研发团队，正式布局IGBT产业。到了2008年，又以1.71亿元收购了中纬积体电路（宁波）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宁波比亚迪半导体有限公司。 2009年9月，比亚迪第一代IGBT芯片研发成功。到目前为止，其IGBT芯片已经更新到了第四代，月产能达到5万片，预计到2021年可达到10万片/月。 2019 年，比亚迪在国内车规级IGBT 模组市场份额18%，排名第二，仅次于英飞凌。 因此，在此次大众汽车受到芯片不足的影响时，比亚迪表现淡定，称公司在芯片等方面有一整套产业链，不仅可以充分自给，还有余量外供。 2020年5月和6月，比亚迪半导体完成了A轮和A+轮融资，吸引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中金资本入股，总融资金额高达27亿元，估值也从75亿涨到300亿元。 另外北汽、上汽、吉利也都纷纷与芯片厂商联手，入局芯片市场。北汽产投与Imagination集团共同签署协议，合资成立北京核芯达科技有限公司；吉利集团与Arm中国合资建立了湖北芯擎科技；上汽与英飞凌合资组建IGBT企业上汽英飞凌汽车功率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新造车企业中，理想和蔚来均已搭建自动驾驶团队，并开始了自动驾驶芯片自研进程。 而地平线等一批非汽车行业企业也瞄准了汽车芯片。地平线在2019年8月推出征程二代，成为国内首款车规级AI芯片。今年9月，地平线发布了新一代高效能芯片征程 3，支持 L3-L4 级自动驾驶，此外地平线还计划推出性能更为强劲的车规级AI芯片征程6。 今年来，汽车芯片行业也迎来政策利好。9月19日，由国家科技部、工信部共同支持，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作为国家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牵头发起的“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目标是推动构建完整的关键汽车芯片自主供给体系和内循环格局，保障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升国内汽车芯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过芯片国产替代进度并非一蹴而就。由于涉及到车辆安全问题，车规级芯片制造工艺和可靠性等方面要求较高，而且还需要严格的测试，这些都需要时间。不过好的一面是，虽然目前国内的芯片虽然与国外水平仍有差距，但也正逐步获得市场的认可，比如比亚迪、杰发科技等企业已经开始打入产业链。太多人在期待中国汽车芯片逆袭的那一天。（来源：全天候科技（ID：iawtmt）作者：张吉龙）
社会透视
沉默的真相：外界不知的县城黑恶势力生存之道
【研究员】：wh
一般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不会以犯罪分子头目的脸面示人，他们都注册有公司，或从事一些正当职业，许多老大都是跨行业经营。也因此，这些老板交游甚广，他们肯定可以进入这个县的经济经营的圈子，和正经生意人相熟；他们也会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缘故，和地方政府领导、公安部门相熟。事实上，仅仅从生意的角度上说，黑社会老大也必须嵌入到地方权力精英网络中。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沉默的真相》火了，向我们揭开了平康县城黑恶势力鲜为人知的一幕，事实上，这部小说背后是有真实案件做支撑的。 县城是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在权力难有施展空间的边缘地带，或者是法律因故缺失之后的真空地带，便容易出现灰色组织。它们与当地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非黑非白。读懂他们的底线与运行规则，也就读懂了县域政治。这篇文章是又一篇你不知道的县城系列。 熟人社会网络 要准确认识黑社会的“生存之道”，需要有一种生态学的视角。黑社会不是单个犯罪集团，而是由众多犯罪个体、松散的犯罪团伙、有经营头脑的组织者整合而成的体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必定嵌入在市场社会、人情社会、权力网络之间，并从中汲取营养。 因此，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必定有一个联系色谱：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团生存的秘诀在于，它努力保证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我们在县城调研，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可以不费力地找到对方。 事实上，我们的调研之所以较为顺利，恰恰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圈子里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以至于可以不用过于费力地找到想要访谈的对象。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因为它是县城里面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县政府如果要强力推行某项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会中的各方势力如果要顺利活动，也必须有公安局的保驾护航。说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黑社会的一些情况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我们访谈了多个公安局的中层干部，在掌握信息上绝对是专业的。关键在于，信息要呈现为无可辩驳的证据。事情就复杂在这里。 一般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不会以犯罪分子头目的脸面示人，他们都注册有公司，或从事一些正当职业，许多老大都是跨行业经营。也因此，这些老板交游甚广，他们肯定可以进入这个县的经济经营的圈子，和正经生意人相熟；他们也会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缘故，和地方政府领导、公安部门相熟。事实上，仅仅从生意的角度上说，黑社会老大也必须嵌入到地方权力精英网络中。 产业灰色地带 黑社会生存的基础当然是暴力，但是，纯粹以暴力为生的黑社会，则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黑社会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益，而暴力获利的成本实在是太高。黑社会要长期存在，必须有赖于产业支撑；只不过，其产业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由暴力威胁所维持的垄断市场。 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在地方社会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具有一定特点。黑社会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不太可能出自大资本，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这就注定了这些黑社会组织只能从事一些低端产业，比如经营宾馆、娱乐场所，从事建筑等行业。 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和各方打交道，黑社会因此具有一定优势。比如，宾馆、娱乐场所往往是黄赌毒等黑色产业的聚集地，一般生意人不愿意冒风险。排除干扰的最好办法是，和那些有势力的地方力量合股经营。 再如，这些年城市资本开始大举下乡，各个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做一些资本运作，进行产品营销即可，也不在乎低端产业的一点小利益；但这些高端行业要在地方社会顺利进行，又少不得低端产业的配套。典型如碰到征地拆迁问题，大企业当然不愿意碰这个矛盾，而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是最保险的做法。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还没有星级宾馆，但有名的一家宾馆就是一个有名气的混混开的。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必定有黑社会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其中。 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大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这个垄断产业或者是由于地域闭塞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产业单一性造成的，抑或是由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总之，只要稍微耍点暴力威胁之类的手段，黑社会便可以方便快捷地控制这个产业。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存在黑社会控制的产业大致有三个：长途班线、米粉批发、土石方工程。 长途班线的营运需要交管所颁发客运许可，这就决定了每条线路可营运的客车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客运利润非常有保障。交通局当然只能把客运许可颁发给具有营运资格的客运公司，可绝大多数客运公司自己并不投资购买客车统一营运，而是让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加盟”，客运公司获取管理费，而客车老板则自负盈亏。 有资金实力营运客车的老板不少，但能够有效管理线路的老板却不多。为了避免被滋扰，绝大多数老板都愿意和黑社会势力合股。他们之间分工明确，台面上的老板负责规范经营，黑社会势力维护垄断市场秩序。 2010年，该县交通局引进了十多台出租车，但营运没多久，就被庞大的三轮车市场挤垮了，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改走长途，尤其是从县城到市区之间的线路。很显然，这对长途客车市场是个巨大冲击，这几年，两个行业之间的冲突不断。 我们调研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出租车司机围堵县政府大楼的群体性事件，原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被一位客车乘务人员打了。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这位“乘务人员”的行为是当地黑社会势力授意的。 米粉批发也为黑社会所控制，这多少让人奇怪。不过，仔细分析却也符合常理，因为米粉市场太适合黑社会势力介入“管理”了。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喜欢吃米粉，尤其是早餐市场，米粉的销量极大。可以想见，米粉虽然不起眼，但利润却可观、有保障。然而，全县大部分米粉都来自于县城几个较为大型的批发店，这就意味着，只要控制了这几家店的米粉销售，全县米粉的垄断利润就容易获得。 这就为黑社会势力创造了空间：当地黑社会势力派几个混混上门给这几家店的老板“做工作”，要求每斤统一提价2毛钱，这2毛钱的额外利润给黑社会。2毛钱的差别，对老百姓而言几乎没什么影响，批发店的老板也没什么损失，黑社会却不知不觉中获取了可观利润。 于是，当地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县的物价和周边县没什么区别，唯独米粉价总是要高个几毛钱。 土石方工程的利润上升，则与近些年来县城房地产热有直接关系。县城房地产除了一两家外来大资本，很大一部分由本地资本投资。而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地资本，其大多数下游产业土石方工程都由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承担。 土石方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垄断业务：河道砂石开采和拆迁。河道砂石开采是土石方工程的重要基础，之所以容易被垄断，与这一产业的资源稀缺性有关：它同样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控制，一般老板难以进入这一领域。 至于拆迁业务，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只有暴力才能“突破”钉子户抗争难题：在政府对于使用暴力越来越慎重的情况下，黑社会的非法暴力已经成为一些地产商的依靠。 这一行的两条“底线” 黑社会要长期生存、“发展”下去，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来自黑社会内部的斗争，团伙之间、老大之间，如果竞争失序，就有可能两败俱伤；二是来自精英网络内的变化，一个老大过于嚣张，或其保护伞意外落马，都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三是来自产业经营的能力，如果经营不善，也可能导致黑社会团伙难以为继。 一般而言，一个地方社会中，总会有几个相互竞争的团伙势力，他们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如果只有一个老大，则老大需要处理其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审慎处理代际交替危机。如有几个势力相当的老大，他们很可能划界而治，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产业由不同的人马控制。 在我们调研期间，这个县的娱乐行业极为萧条，县城中心广场的几家娱乐场所都因生意不好而关门歇业。客观原因是，这两年地方政府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对于这个内陆县城的娱乐业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 直接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黄、赌、毒，使得这个行业的风险极高。但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前两年元气大伤，势力最大的团伙老大被抓，他们所控制的娱乐行业当然也再难成气候。 一般情况下，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局长、政委)都必须是异地任职，这会对黑社会势力的生存网络造成冲击。如果新局长实力雄厚，且很想有一番作为，当地黑社会团伙要么屈就，稍微收敛一些；要么就想尽各种办法，尽量与其勾连上关系。 在我们的调研中，负责治安的干警和派出所所长就直言，他们刚上任的时候，都有团伙头目通过各种熟人关系前来套近乎、请吃饭。甚至有头目明确请求，每年自愿缴纳一定费用，但让其经营的色情场所少受检查。这当然遭到严辞拒绝。除了公安干警无法被收买之外，这个团伙承诺一年缴纳的费用，还不如被抓一次罚的款多。 在公安局内部人士看来，完全将黑社会根除困难重重，因为黑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网络很难拔出，要非常艰苦的努力和高超的博弈技巧。 一个管理得当的黑社会团伙，马仔们犯事一定不会供出其小头目，而小头目犯事也不会供出老大，大多数老大被抓进去了，也会尽力保护其保护伞。为什么？这得益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保障机制。 有经验的团伙成员都知道，供出其同伙很难减轻其刑罚，严守秘密却会得到“组织”的奖励：不仅其家人会受到团伙的优待，出来后本人也会受到重用。而老大们之所以不会供出其背后的保护伞，主要是基于维护团伙的生存网络考虑。 老大们如果出来还要混，就不可能做出损人利己之事，否则有谁还愿意提供保护？因此，江湖义气并不仅仅是黑社会意识形态，更是团伙生存的技术要求。 前两年，该县最大的黑社会势力被端掉，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团伙组织失败所致，而是黑社会生存网络剧变所致。这个团伙被端掉的导火索是团伙的一个小角色犯了命案，公安局掌握的证据无法指向团伙老大，但从逻辑上看，这个命案肯定是团伙的“组织”意图。 命案发生之时，刚好新市委书记到任，很快将此案件作为典型，掀起了打黑除恶的运动。市局和县公安局联合破案，花了很大精力将这个团伙所有犯过的案子整理出来，先以开设赌场的治安处罚为名将“老大”抓起来，然后放出风说这个老大因命案被抓起来了。被抓凶犯信以为真，终于招供了。至此，该黑社会团伙被连锅端，但却没有涉及一个政府公职人员。 不过，这个团伙的覆灭虽然不是组织失败的结果，却是技术失败的典型，因为他们破了这一行的两条“底线”：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 只要发生了命案，地方政府很可能将之从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来处理；而只要没有命案，就很难有这个可能性。从技术角度上说，黑社会团伙如果不犯严重的刑事案，安全性就会大大增加。 从公安局破案的内部视角看，案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破案力度的不同。治安案件和较轻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派出所和治安大队管辖，他们办案的技术条件有限，不可能深入追踪普通案件的背景。 而如果让刑侦大队来主办案件，则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各种刑侦技术(如调取犯罪嫌疑人的所有信息，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很容易掌握案件背景，并挖掘出案中案。理论上，只要刑侦大队不计成本地投入，绝大多数案件是可以侦破的。 因此，老道的黑社会团伙，一般都会尽力避免采用非法手段。即便不得已采用暴力，也会有效规制暴力程度，尽量不发生刑事案件。他们都知道，一旦出了人命，事情就会搞大，后果难以预测。 黑社会团伙也要懂政治。现在一些普通的政治常识已经融入到公安局的办案规律中，这个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知道。比如，在“严打”时期，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懂得这个时期要收敛一些。一些善于经营的团伙势力，甚至还会主动提供给公安局合适的“战绩”。 但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就要考验老大的智商了。在我们调研期间，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正下决心把该县的一个黑社会团伙打掉。因为他们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干预征地拆迁工作，一方面怂恿村民做钉子户，另一方面又和乡镇政府接触，要求承包园区土石方工程，试图“吃了政府吃村民”。 这种染指重点工程，影响县里中心工作推进的做法，等于是在公然露头，挑衅政府权威。结果必然是引发公安机关集中兵力侦查，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加快打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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