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七普”呈现九大特征 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将迎诸多挑战》：对于人口，我们很多时候会拿日本的情况进行比较。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人口总数为12626.49万人，相比2018年减少了26.42万人；与2010年人口数据对比，日本近十年人口减少了180.51万人。从性别结构来看，2019年日本男性人口数量为6165.9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48.83%；女性人口数量为6460.5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51.17%。从年龄构成来看，2019年日本0-14岁人口占比12.57%，15-64岁人口占比59.4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8.00%；2019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3535.68万人，相比2010年增长了654.3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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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七普”呈现九大特征 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将迎诸多挑战
【研究员】：wh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博览财经特稿】原来预计4月底发布的人口数据终于发布。5月11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并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会上通报，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23339956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38768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
这一数据可以说远超市场预期。不过，人口低增长、老龄化的趋势依然逐渐显现。那么，这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股市、房地产、国债和利率走势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值得注意的是，据国新办发布会介绍，我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和资源环境处于紧平衡状态，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这可能就是中国不同于西欧和日本的地方。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 人口普查呈现九大特征 此次人口普查呈现九大特征： 一是从人口总量来看，有所增加。全国人口[注：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二是从户别人口来看，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集体户2853万户，集体户人口为1189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三是从人口地区分布来看，东北地区人口降速较快。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四是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比女性多了3490万人。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五是从年龄构成来看，中生代劳动力人口下降较快，老龄化趋势增强。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六是从受教育程度人口来看，教育状况持续改善。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七是城乡人口大幅增长。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八是从流动人口来看，规模进一步扩大。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九是从民族人口来看，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迅速。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占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万人，占8.89%。与201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10.2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0.40个百分点。民族人口稳步增长，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民族全面发展进步的面貌。 对股市的影响如何？ 对于人口，我们很多时候会拿日本的情况进行比较。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人口总数为12626.49万人，相比2018年减少了26.42万人；与2010年人口数据对比，日本近十年人口减少了180.51万人。从性别结构来看，2019年日本男性人口数量为6165.9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48.83%；女性人口数量为6460.5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51.17%。从年龄构成来看，2019年日本0-14岁人口占比12.57%，15-64岁人口占比59.4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8.00%；2019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3535.68万人，相比2010年增长了654.35万人。那么，日本的股市是如何演绎的呢？ 过去十年，日本股市涨幅接近两倍。这意味着，老龄化并不等同于长期熊市。另外，弘道投资曾做过一个研究，结论是：跑出来的牛股首先均是细分行业；其次，围绕老龄化、穷人化做文章，让你老得有脸面，穷得有尊严，百元店、药店、房屋管理、廉价家具，支援穷人的生活方式占去半壁江山；第三，经营效率很高，净利的增长通常都超过主营收入的增长。主营是稳，净利是快。 日本10年的牛股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那就是热门行业不一定是长跑冠军，一些冷门行业甚至夕阳行业，只要做到细分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依然是一笔非常优秀的投资。很多企业在十倍股之后收入规模可能都不是很大，但他成长的增量足够大就可以了。中国未来的大的投资毫无疑问就是从“老人”和“穷人”下手，优质医药公司、优秀消费品公司、细分冠军制造业公司、极好生意模式的公司将是未来重点投入研究的方向。 据统计，最近的数据显示，最近11年，日本股市涨幅最大的股票有不少来自建筑与工程行业，而非当下十分流行的消费、医药、养老、二胎等并未有在涨幅榜前列。
中泰证券也表示，在“人口转型”下对于“鼓励生育类”主题性机会持谨慎态度： 第一、所有国家在大力实施鼓励生育后，总和生育率（TFR）水平均未达到为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政策基准目标（最高的不超过1.85）； 第二、不同文化的国家对于鼓励生育政策的反应程度显著不同，这其中，东亚文化对于鼓励生育政策反应最不敏感，日本、韩国、新加坡在实施大力鼓励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依然维持在低水平或依旧下降； 第三、俄罗斯、法国等部分欧洲国家在实施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后，整体生育率有一定成效的欧洲国家，但实际上却蕴含了两大隐患：1）少数族裔成为生育率提升的主体，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生育情况进一步失衡；2）鼓励生育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反过来少子化与老龄化趋势亦是难以改变的——政策最多只能延缓斜率而无法扭转方向。 经济和房地产将如何演绎？ 在诸多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研究机构依然喜欢把日本作为参照物，来推测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前景。早些年前，就有许多研究机构认为，就经济而言，长期来看，伴随我国人口向第IV阶段（老龄化与少子化）转型，以GDP增速为代表的经济总量指标大趋势下行方向或是某种程度的必然。 中泰证券表示，日本人口转型到老龄化、少子化的第IV阶段后，尽管以GDP衡量的狭义日本本土或许“失去了三十年”，但伴随日本政府在日元国际化、收入分配等方面大力度的改革，日本企业与百姓并“没有失去三十年”，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提升，这无疑是值得充分借鉴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数量不等于质量，老龄化下经济总量下行并不意味着经济质量的必然下行，更不意味着资本市场失去投资价值。 以日本房地产的成败之鉴反观我国，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所处在第III阶段，采取不断趋严的房地产调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如日本90年代的房地产疯狂泡沫。那么，伴随我国人口向第IV阶段（老龄化与少子化）转型，以GDP增速为代表的经济总量指标大趋势下行方向或是某种程度的必然。在此背景，放宽地产调控力度或维持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一定程度上或减轻房地产大幅下行对经济的冲击及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老龄化及少子化趋势的加深并不是必然引发房地产系统性风险的最关键变量，在人口结构由第III阶段向第IV阶段转换中，若采取类似“先紧后松”得当的调控政策会“平滑”房价的走势，减少房地产系统性风险暴露的可能性。这样来看，一旦人口结构完全进入第IV阶段，以宽松的政策环境呵护房地产市场或也不容犹豫。 不过，关于房地产有个前提，那就是不搞人口增量刺激，或者根本刺激不起来。若要实施人口增量刺激，必然要打破“生得起，养不起”的生态，而这个现象的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房价太高，其中特别是学区房。而要抑制房价，涉及房地产的宽松政策环境，在中短期内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利率和债券有何影响？ 另外，从日本和西欧的情况来看，随着人口结构化问题的出现，利率和国债收益率长时间处于非常低的位置。那么，中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招商证券认为，青年/中年人口比例与利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青年/中年人口比例不仅与利率走势基本一致，而且很好地匹配利率的长周期拐点。进一步检验，这种正相关关系在中国也存在。 从微观层面来理解上述现象：青年与中年的比例分布影响社会的资金供求关系，进而影响利率水平。1）青年人口是资金需求的主要力量。青年时期，收入水平较低，但由于婚育、置业等客观因素，以及非理性消费等主观原因，存在对资金的超额需求。2）中年人口是资金供给的主要力量。中年时期是一生中重要的财富积累阶段，一方面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出于抚养子女、赡养老人、预防性动机（养老）等进行储蓄与投资。3）青年/中年人口比例代表资金的供求关系。比例越高，指向供需紧张、利率上行；比例越低，指向供需宽松、利率下行。 人口结构对债市的启示。中国第四次婴儿潮“消失”之后，出生人口不再符合周期性规律，而是趋势下行。趋势下行的出生人口，对应着长期下行的青年/中年人口比例，原因是青年人口相对于中年人口增长持续放缓。OECD的预测与这一结论基本相同：1990-2030年，中国的青年/中年人口比例将持续回落长达40年，超过美国、英国等OECD国家普遍的20年。总之，基于长周期数据的经验启示，中国下一个青年/中年人口比例拐点要等到2030年左右，对应利率中枢长期下行。 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现象？ 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的趋势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现象？如何保障养老金的可持续性？观察者网特此采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观察者网：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会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原新：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的问题，基础是我们要尊重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从人口理论以及人口发展规律去认识这一现象。 第一，出生率下降跟生育率以及老龄化息息相关。为什么会出现老龄化现象？很简单，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这两个要素下降导致老龄化。生育率下降是每年出生的人数在减少，补充到低年龄组的人口减少。而死亡率下降意味着寿命的延长，年龄结构顶端的人口越积越多，这是老龄化的过程。 对于中国来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平均每个家庭生育6个左右的孩子，从70年代初开始计划生育，到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
如果平均每个妇女生的孩子数比两个多，就意味着人口正在扩大，再生产在增加。如果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就称之为低生育水平，人口就会减缩。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左右，那么人口会维持在一个总量上基本保持不变。 我国人口从1992年以后就低于更替水平，并且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动减少，在2015年调整全面二孩政策以后略微有波动上升，曾经到了1.6-1.7，现在大概在1.4-1.5的状况，但大趋势一直是波动性下降的。 每年出生人数的减少，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从生育率上来说，未来的出生人口数量并不乐观。原因很简单，我国生育主体也就是育龄妇女人数在减少。15岁到4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在2008年达到了最高3.8亿，现在是3.4亿，到本世纪的中期大概会减少到2.5亿左右。 其中，中国人当妈妈的年龄大致都在20岁到34岁之间居多，把这个年龄段称为生育旺盛期，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在1997年就达到了1.8亿，现在大概1.5亿左右，到这个世纪中期大概只有一个亿左右。 生育率下降是大趋势，这样的趋势受2015年以前出生人数的影响，也就是无法改变的了。育龄人群在减少，生育者在减少，即便是生育率保持不变，出生人数也在减少，更何况出生率和生育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所以我对出生率不乐观。 第二，伴随着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的寿命也在延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预期寿命在43岁左右，现在我们的预期寿命是77.3岁，未来还会继续增长。所以，我们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不能更改、不可逆转。 今天的60岁以上老人是1961年以前出生的人。那么今年出生的人到2081年也就步入60岁。从老年人口数量来说，2081年以前的老年人口全部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未来60岁老年人口的数量只取决于死亡率。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只能让人寿命越来越长，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现在有人说鼓励生育是为了应对老龄化，生十个八个小孩改变得了2081年的老年人口数量吗？改不了。只会增加60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数量，唯一的变动是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相对比重会低一点，仅此而已。 中国的老年人口在2020年大概是2.64亿，在本世纪50年代将会再翻倍到5亿左右。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结果，这是根本没法改变的。与此同时，我们预判未来会持续低生育率，现在18%的老龄化率，将来会翻倍达到35%到36%。 这样的结果，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必须坦然地面对。既然改变不了，它会带来哪些影响？我想需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生发展、家庭发展、城乡发展等等这些方面。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经济领域会带来三大风险。 第一个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会逐步减少，资本的供应量以及投资收益也会相对下降。中国长期享受的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国际竞争力可能会受到削弱。有人研究，从现在到本世纪中，我们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压低经济潜在年平均增长率1.6到1.7个百分点。 第二个风险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风险。人口老龄化需要各种保障设施的供给，从盘子里面拿的经费越多，剩下用来消费、投资、发展实体经济的经费就会减少，就会影响储蓄与投资的比例。想象一下，将来我们3到5亿的老年人口，养老金的盘子会有多大？养老金融这种金融资产不断地膨胀，可能会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第三个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养老基金支出、社会养老基金、商业养老基金的给付，伴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扩大也会相应增加，会对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社会领域会带来三个矛盾。 第一个是家庭代际矛盾。独生子女家庭是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独生子女的主体是90后，当他们的父母逐渐地步入老年，晚年生活和子女负担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年轻人是缴费的一代，老年人是花钱的一代，代际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后可能会展现出来。 第二个是家庭养老负担加重，而家庭的养老功能在削弱。如果65岁算老人的话，现在4个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供养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会减少为2个，到2050年大概只有1.5个。这样的社会抚养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变化。 第三个是社会管理不适应的矛盾。过去，中国是一个年轻人口占主流、成年型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福利体系都是针对这样的人口结构来创建的，包括社会养老制度都是在成年型社会的基础上诞生的。 未来，老年人口将占到1/3，他们会从边缘群体变成社会的主流群体。如此一来，他们对社会的福利保障、服务、公共安全管理等都会产生冲击。我们现行的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如何去适应老龄化的变化，这是需要考虑的。 在城乡区域方面，有三个变化。 第一个是老龄化会让农村的养老问题提前爆发。我刚才说了了生育和死亡对老龄化的影响，而中国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农村人口寿命低于城市，它的老龄化程度应该低于城市。 但是，我们有3亿左右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八成以上从农村转移出来，八成以上进入城镇，八成以上是青年和成年人口，这是流动人口的“三八”特点。农村留下了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残疾人，这是很突出的问题。
从1990、2000、2010、2015年的人口调查数据都反映了这个事实，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也就是说农村老龄问题会提前爆发，这必然会对三农问题带来影响。在农村的建设方面，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村凋敝化这种现象会越来越突出，这会对未来的农村建设活力产生影响。 第二个，从农业生产方面说，我们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大幅度减少，这与农村的老龄化加速相互交织。那么，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很有可能从过去长期的富裕逐渐转向结构性的短缺。将来的农业生产靠谁？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农业的生产效率，甚至国家的粮食安全。 第三个是农民方面的问题。在城乡二元的体制下，农村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的基础十分薄弱，所以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也比较弱，农村的年轻人外流，老年人留守，农民的养老就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这样的趋势也会对我们的养老保障和医疗卫生发出严峻的挑战。在社会养老保障方面。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缴费人群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扩大，整个社会养老金支出占到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可能会不断挤压实体经济。 同样，养老金的可持续问题也是这些年来讨论的焦点。我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不断扩大，而企业年金的发展非常缓慢。基本养老金的比例过大，造成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很大。 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人的长寿水平不断提高，但存在长寿不健康的问题。现在的预期寿命在77岁以上，但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8岁，也就是说至少有8到9年的寿命时间是带病。 即便我们人均医疗费用不上涨，老年人口增加一倍，老年人的带病生存期不断延长，再加上我们医疗体系“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老龄化、高龄化会对国家的医疗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 观察者网：您讲到老龄化对社保可持续问题的挑战和影响，现在我国劳动人口每年以300万人的速度减少，这些都是社保医保的参保人，这对社保有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保险的可持续性？ 原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30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相对于9亿的劳动力数量来说，一年减少300万微不足道。 目前，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意味着未来对养老金的挑战。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之间差距会越来越大，结果可能会让养老金或早或晚出现负增长，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受到挑战。
目前，我们五险一金的缴费占比非常高，我们也在讨论长期护理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将来会不会成为五险一金当中的第六项等等。 现在提出来了两种解决的办法，也是我们正在操作的方法。一个是实现养老金省级层面的统筹，也就是从养老金富裕的地方向养老金亏空的地方转移一些钱，实现省级统筹。 养老金的富不富裕和地区人口的增长有关，这就涉及到3亿多的流动人口流到哪去了这个问题。接纳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养老金相对比较充足，流动人口把养老金全部积累到了工作的地方，那么工作地就要考虑流动人口的养老。 第二个是转移支付。现在东三省是国家转移支付用于养老金补空缺，其在全国占比可能是最大的。还有人提出的方法是，把央企、国企的部分利润或部分钱拿来补养老金，甚至提议拿出来20%，我想这也是将来可以探讨的方向。这些方法都得实际操作才能知道效果，没有一条路能保证永久的可持续性。 观察者网：目前我国调整生育政策、提出延迟退休政策，这些政策是否指向的都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您觉得政策是否会有效果，还应该从哪些方面注意？ 原新：延迟退休政策和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这是很不准确的一个说法。 历史上，中国从紧缩型生育政策走向了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走了三步，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和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这促进了“十二五”后半期的出生人数的回升。 2016-2017年中国生了1700万以上的孩子，2018-2019年我们生的孩子数从1500万掉到了1400万，那么2020年，有理由相信比2019年还少。 有人说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老龄化，实际情况是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很有限。我的态度很简单，想单纯依靠调整生育政策来引导未来生育率走向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生育率政策是一个外生性的变量，对于降低生育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对提升生育率，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特别成功的案例。 未来有可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或者实行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但不要指望生育政策能带给生育率有多大的回升。生育率的回升不取决于生育政策，而取决影响生育率的内生性变量。 在这样情况下，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安全生育、生育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有些人说把生育问题放到国家治理体系里面是不是太小了？生育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 我认为需要从4个层面去构建这个体系。 第一个是法律层面，现在是依法治国的时代，我们要修正调整与生育政策不相符法律规定。 第二要构建家庭支持的政策体系，包括一老一少从幼儿养育、教育、住房、孕产假、护理、照顾等一系列政策。比如老年人帮忙带小孩，妇女生育津贴、生育和工作的平衡关系等等。 第三是完善生殖和健康的优质服务体系，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享受到安全有效的生殖健康技术服务。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怀孕。我们现在每年的人工流产有900万人以上，中国每年才生1500万孩子。对于女性来说，做一次人工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还需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那些不能生的人，为孕妇提供免费的产检、孕检等等，提升整体的人口素质。 第四个方面是从政策、舆论、文化环境上，构筑有利于人们去生育而不歧视多生的环境。因为过去40多年，我们提倡的是少生优生。 这个体系构筑起来后，不会因为不生或者生得多而受到任何影响，大家能够公平地享受这个政策体系。 有了这个公共政策体系后，是不是就能够给增加小孩数量，我的回答是不确定。这个体系政策并不是要刺激生育，而是要体现生育的友好、生育的公平、生育的关怀。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即便是2025年左右，根据联合国的测算印度人口有可能超过中国，我们依然是一个人口大国。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对中国人口趋势判断非常精确，“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整生育政策也好，延迟退休年龄也罢，不是针对老龄化，而是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安排下，人口发展应对战略做出来的制度安排。 此外，推迟退休年龄也与应对老龄化关系不大。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年龄？我们的退休年龄政策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男性在危险工种工作55岁退休，男职工、男干部60岁退休，女性在危险工种工作45岁退休，女职工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 上个世纪50年代平均每个家庭要养育6个孩子，城镇化水平只有13%，退休政策只管了13%的人口退休制度，而农民没有退休制度。 当时，我们的老百姓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平均受教育水平连小学文化程度都达不到，大概十四岁就进入劳动力市场。 现在，国家规定16岁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跟男性是一样的。查了一下现在的在校生数据。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女性的比例都占到51%~53%。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推迟了结婚年龄，女性的独立性更强了，对生孩子也就生的少了。 另外，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10年了，过去14岁就参加工作，现在可能到24岁以后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推迟了10多年，寿命也延长了，而从事财富创造的时间在个人生命周期中缩短了，所以在末端要往后推。 但是，指望延迟退休来缓解养老保障金的压力，我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而且延迟退休也会有副作用，可能增加了充分就业战略落实的竞争性。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双面性，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缺点。 观察者网：您之前也说过，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问题，对比我国的老龄化现状，我们的社会、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 原新：我一直在讲，老龄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民生。经济发展是干什么？经济发展是做蛋糕，把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这样才有可能为应对老龄化的一系列的社会公共政策提供经济支撑、财富保障。否则应对老龄化、发展教育等等就是纸上谈兵，就成无水之源。 作为一个老龄社会，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也存在机遇。改革开放40年，我们正好处在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时期，靠高劳动参与率高来收获人口红利。 从现在到以后，可以看到中国15%的人已经接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2019年起，每年招收的普通高等教育大学生及研究生已经超过1000万，也就意味着“十四五”期间，我们每年毕业的高等教育人才就有1000万，人力资本会越来越雄厚。 我们经济转型要从过去的数量型经济，转型为现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企业、家庭可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哪些作用？这需要把各自的职责边界划清楚。 政府是养老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监督者。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所以像公办的养老院，我的建议是应该交给市场去运转。 政府责任是普惠制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包括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长期照料制度、困难人群的兜底等等，政府把这些事情办好，剩下的交给企业和市场。 市场要干什么呢？政府保证普惠和兜底，想在这个基础上更好，就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比如老年的金融产品、养老产品、康复护理、健康保健一系列的东西，都可以交给市场完成。 接下来就是家庭和个人。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80%以上还是依靠家庭养老，“十四五”规划写得非常清楚，要强化家庭养老，要把家庭养老的优秀文化传承下来，创造良好家庭养老的环境。 我们提倡到了老年以后，要能够“手心向下”。手心向下是“拿”，拿自己的钱，拿别人的是小偷，手心向上是“要”，手心向下是独立的，手心向上是被动的。将来面对5亿老龄化人群，个人和家庭也要做一些必要的努力，要有自我养老的意识。 观察者网：从人口角度看，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非常明显，从人口方面解决中国发展的动力问题，可以怎么改善人口资源配置？ 原新：从近期来看，我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限制人口流动到允许人口流动，最后到鼓励人口流动，这个趋势不会停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增强了城市的人口活力，也实现了更好的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源开发。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加速，我们需要一套为流动人口建立专门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在人口的空间配置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得我们有腾挪的余地。 农村转移劳动力还会长期存在一段时间，这种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削峰平谷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上海是全中国省级行政区域里面，第一个实现户籍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从1993年开始，上海的户籍人口就开始负增长但总人口却持续上升，主要依托大量人口迁移。 深圳户籍人口三四百万，但常住人口在一千七八百万，这就是人口的空间流动创造了像深圳、上海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地。 观察者网：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对未来人口素质、国家的科研建设能力等会产生什么影响？ 原新：我的观点是千万不要陷入到“人口决定论”的陷阱。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要素，但绝不是国家兴衰的根本性或决定性因素。 看2018-2020年全世界国家创造力的指数，会发现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比较靠前，但它们的的少子化、老龄化水平也很高，老龄化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这两个指标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中国，很多人说少子化使得科技创新能力弱了，这有点双重标准。少子化会影响整个国家未来的人才规模，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每年出生1400万人也不少，少子化是相对于14亿人口基数来说。 我觉得教育科研的发展，要看科教兴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也要看人口整体的健康素质改善。健康中国战略能够很好地落实中国人的健康素养、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素质的改善承载着教育、科技知识，专业技能。 从教育发展角度来说，我们把大专教育以上称为普通高等教育。据推算，中国2020年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超过两个亿，意味着15%以上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超过40%就称之为是高等教育普及的国家，我们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3%，中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普及的国家。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充分的就业，发挥一技之长，对科技创新，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说过一句话，人力资本是发展的优势。我们要动力足、持续力好、耐力强的经济发展，就需要人力资源的强势。我觉得，不要把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与将来科技能力创新直接联系起来。老年人不是社会的包袱，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一个人进入老年的阶段，是他人生当中生活阅历、知识、技能、人际最丰富的时候，他一生当中的努力和追求，很有可能会在老年期爆发出来。（来源：券商中国、观察者网 作者：时谦、刘惠）
政经观察
讨论一季度或某季度经济见顶意义不大 美联储真正缩减QE还需较长时间
【研究员】：wh
地产行业的变化在这次经济数据中最值得关注。虽然从两年年均增速上看，3月地产投资依然保持稳定。但早在今年前两月地产投资和销售数据“光鲜”的背后，我们就注意到土地购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已不如2019年同期水平。
【博览财经特稿】一季度数据公布后，由于同比数据失真的原因，大家对一季度经济究竟是强是弱，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前景如何争议较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大部分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顶部已现。此外，美国通胀形势和货币政策也存在争议。 这轮经济回升是否已经见顶？ 中泰宏观首席陈兴认为，一季度经济增速偏弱。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虽高达18.3%，但主要受到低基数的扰动，无论是从季调环比增速看，还是剔除基数效应的两年年均增速来看，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均不及去年四季度的增速水平，指向一季度经济增长偏弱。全年增长高点未现，而一季度偏弱的经济数据并不意味着全年经济下滑趋势的确立。一方面，经济向上的动能并未衰竭。从两年年均增速看，3月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社消零售增速相比于1-2月均有上行，而外需的高景气也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一季度较弱的增长态势反倒能够推动后续经济恢复。作为当前经济主要拖累的服务消费，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假期作为需求释放的时间窗口。 今年一季度我国疫情的短期反复，使得传统旺季春节对于服务消费的提振作用大幅减弱，这也是经济增长偏弱的主要原因。而在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的前提下，二季度包含清明、五一、端午三个公众假期，前期压抑的服务消费或将迎来明显改善。 此外，地产隐忧加剧。地产行业的变化在这次经济数据中最值得关注。虽然从两年年均增速上看，3月地产投资依然保持稳定。但早在今年前两月地产投资和销售数据“光鲜”的背后，我们就注意到土地购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已不如2019年同期水平。而3月数据反映出地产链隐忧进一步加剧：一是土地购置面积增速由正转负，新开工面积增速也显著走弱；二是以两年年均增速来看，3月地产销售面积增速较前两月有所回落，高频数据显示房贷利率持续走高，势必使得销售端继续承压。随着压力向投资端的逐渐传导，地产投资对于经济的支撑作用或趋于回落。 中泰固收首席周岳认为，市场关注焦点在于经济是否见顶？“见顶派”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两年平均增速仅5.0%，低于2020年Q4的6.5%，二是环比增速仅0.6%，明显弱于历史同期水平。但这两条理由都不充分：同比增速低主要是受第三产业拖累，特别是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大幅下滑，很可能和“就地过年”政策影响有关，属于暂时性冲击；而环比季调增速是模型自动修正的结果，根据季节调整原理，离最新数据时间较近的时期，数据受影响较大，因此0.6%可能被明显低估。 从一季度主要分项环比增速看，工业增加值、出口变化基本符合季节性，固投、社零恢复动力仍较为强劲。不过，由于疫情以来国内政策刺激力度相对克制，本轮经济复苏属于“K型”，结构分化明显，可能制约基本面反弹的高度和弹性。比如一季度居民消费增速远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速，意味着居民储蓄率上升对消费需求释放存在明显抑制；再如制造业投资复苏相对滞后，表明利润改善、产能利用率提升等因素向产能扩张的传导并不顺畅。 对于利率债，参考基本面顶点领先利率高点的经验规律，目前左侧布局的时机仍不具备。春节后流动性大幅改善，资金利率中枢和波动率均降至阶段性低位，叠加政府债供给缺位、机构普遍“欠配”等因素，出现一轮交易性行情。但10Y国债降至3.15%后，继续“追涨”的胜率和赔率都不高，关注5月份缴税缴款等因素对资金面的扰动。 中泰固收分析师肖雨认为，一季度财政数据解读有助于我们把握全年财政政策的节奏和影响，具体关注三个问题： 一是支出“留力”，退潮明显。一季度广义财政支出增速降至1.3%，明显低于2020年全年的10.1%，狭义和广义赤字率分别降至4.6%和6.1%。一般预算支出进度低于历史同期均值，结构上看“三保”相关支出分项增长较快，基建相关分项均为负增长。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下降12.2%，一方面受新增专项债发行滞后拖累，另一方面支出力度同样有所保留。 二是税收未超预期，卖地收入仍是关键。一季度广义财政收入两年平均增速为5.6%，低于2019年全年的6.2%。尽管经济持续修复叠加PPI快速上行，一般预算收入增长并未明显超预期；土地出让收入仍是主要贡献。税收收入两年平均增速仅2.1%，低于2019年同期的5.4%，表明本轮经济复苏过程中税收增长弹性较低，一是受到最近两年持续减税让利政策的冲击，二是本轮“K型”复苏过程中结构分化明显。其中，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主要税种均未恢复到2019年水平。 三是近期流动性改善和财政支出关系不大。不同于市场此前“财政支出加快利好流动性”的判断，一季度财政支出力度实际上弱于季节性，政府债净融资减少对于资金面影响更大。特别是一季度大量再融资地方债可能用于债务置换，导致政府债发行缴款最终实际形成的财政占款规模较小。 总之，预留财力空间、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可能是今年财政工作的重点。广义支出增速明显回落，一般预算对于基建支持力度减弱，为下半年基本面复苏放缓埋下“伏笔”。此外，不乱铺摊子的做法有助于地方政府预留财力空间、防范债务风险，但城投分化背景下，仍需关注债务率过高地区、弱资质平台的尾部风险。 中泰金融工程首席唐军认为，经济短期反弹惯性较大，维持二季度是高点的判断。随着欧美新冠疫情形势转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再度恶化，中国出口有望延续强劲，经济短期反弹的惯性较大。但我们仍维持二季度是高点的判断，随后经济增速回落的概率加大。 中泰时钟经济产出维度的领先指标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预判今年二季度是高点。一季度的信贷、社融等数据也已有信用扩张放缓、经济增速将回归常态的迹象。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新增中长期贷款的高增速可能与资管新规下非标融资的大幅萎缩有关。 中长期贷款通常被视为能反映企业对经济的信心，一季度的新增中长期贷款同比2020年一季度增加50%，比2019年一季度也增加60%以上，但其与社融规模的同比增速明显背离。事实上，在我们之前的研究测算中，信托“非标转标”的转型从2020年二季度才开始明显发力，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临近，非标融资的规模可能加速萎缩，部分将转为信贷等形式。 中泰策略首席陈龙认为，考察宏观经济是否环比仍会持续改善，主要观察宏观层面的三个指标：（1）季调后的制造业PMI指数；（2）季调后的制造业产成品库存和原材料库存的变化；（3）人民币信贷季调环比折年率。 首先，观察季调后制造业PMI指数。一季度该指数在51.95，且自去年一季度46.41之后持续改善，较去年四季度仍有0.2个百分点的提升。从历史数据看，该指标对于预测宏观经济需求具有良好的效果，经季调后的PMI指数与GDP增速的相关性高达71%。其次，从PMI产成品库存-PMI原材料库存可以很好的衡量宏观经济需求方面，如果产成品库存下降，且原材料库存上升，说明经济需求旺盛，企业正在主动补库存。从最新的数据观察，两者之差仍在扩大，说明需求强劲不减。 最后，从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角度看，人民币信贷是央行显示独立性的重要指标，从相关性角度考察，人民币信贷环比增速领先宏观经济需求约一个季度。一季度的信贷环比增速为13.3%，较去年四季度仍在上升。其他指标诸如工业增加值、社会融资余额增速等均为宏观经济需求的同步指标，在预测领域不具有领先性。 李迅雷认为，讨论一季度或今年某个季度经济见顶意义不大，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经济走势。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大，增速下降很正常，加上当前及今后我国面临诸多结构性的问题有固化趋势，如内需不足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放缓，都会使得经济增速的下降。2021年及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必然会进入“5%"时代。而且，只要经济能保持平稳，政策应该也不会明显放松。因为根据2035年经济增长的目标，平均每年的GDP名义增速只要不低于4.7%，即可实现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目标。明年的GDP增速估计在5.5%左右。 美联储究竟何时会缩表？ 中泰策略分析师徐驰认为美联储明年一季度前实质性缩表概率不大。 首先，就美国国内通胀而言，预计年内仍相对可控：就PPI端而言，受全球疫情不规则复苏的影响，预计作为核心驱动变量的原油等大宗商品预计上涨斜率放缓： 年初时，市场一致预期欧美经济二季度中后期复苏，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三季度开始复苏，全球需求集中复苏将带来一个季度以上巨大的供求缺口，故市场担心二季度商品涨价失控；但由于疫苗效力与接种效率的显著差异，美国疫情与经济于一季度起已全面超预期复苏，英国当前亦紧随其后，欧盟略低于预期，二季度中后期有望复苏，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则疫情全面失控，经济复苏时间大幅低于预期。 全球各经济体错峰复苏，意味着需求恢复的斜率放缓但时间更为持久，也给了供给端逐步跟上的时间，此前市场担心的“超级供求缺口”或已不存在，故过去一个月，代表传统行业的道琼斯取代大宗商品成为全球大类资产的领跑者。就CPI端而言，美国作为制成品的进口大国，美元指数或是重要变量。美国经济复苏预期下，美元指数整体温和小幅升值，也意味着，CPI端压力相对可控。 其次，就美国财政而言，拜登2万亿美元大基建计划明年全面落地前，美联储很难实质性缩表：由于年内参议院简单多数的调和程序已经用完以及部分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态度摇摆，预计明年一季度前，拜登基建计划的落地将非常曲折（或分多次逐步落地）。由于拜登基建计划的资金来源，加税只是较小的部分，主要仍需要靠发债筹集。美联储很难在其落地前，同时增加发债并抽水流动性。 最后，明年一季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谋求连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1）以史为鉴，总统换届后，历任美联储主席在新总统的任期谋求连任前，为回避风险，整体货币政策都偏“鸽派”；2）在此基础上，鲍威尔的个人“污点”决定其对货币收紧将更加谨慎：12年欧债危机作为08年金融危机的“次生灾害”之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美联储退出QE时间过早，退出速度过快。而鲍威尔当时正是主张“鹰派”的代表性官员。 今年下半年，作为“欧债危机导火索”的鲍威尔的谋求连任的关键时间，又恰逢美国疫情后经济刚刚复苏，及拜登大基建计划尚未落地，预计其对于“缩表”节奏将更加谨慎，故市场无需过度担心美联储提前缩表。 在此基础上，全球经济的不规则复苏将使我国经济核心动能—出口等在未来两个季度仍维持强势，叠加国内“再帮一把”亦相对缓和的政策基调，这一“类2017年”的宏观组合，使我们仍坚定看好二季度A股市场的表现，特别是，与经济复苏相关的低估值蓝筹与错杀的科技股等。 中泰策略分析师张文宇提出，可以从美联储拒绝SLR延期及逆回购工具操作看其“通胀容忍度”及是否会实质性加息。 3月底美联储拒绝SLR延期及逆回购工具操作，有助于抑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及大宗商品涨价速度，长端利率提升有限下的通胀预期有望维稳，货币政策不会过早退出宽松。而市场上单就美债收益率的短期大幅上升而判断通胀时代提前来临，及美联储开始“隐形加息”的说法站不住脚： SLR到期预期加剧的美债市场的交易行为是2-3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的主因。3月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背后的原因除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之外，更多的是，商业银行在3月31日SLR到期前担忧美联储拒绝SLR延期的预期下大量抛售十年期国债的交易行为造成的飙升。 内在机理在于：2020年的宽松环境中，美国M2增速为25%，而银行商业信贷增速9%，这表明大量的流动性被“禁锢”在银行系统之内。美联储拒绝SLR延期的预期下，即国债及准备金重新被纳入杠杆率的考量，商业银行在此期限前提前在债券市场抛售国债、回拒存款及把现金投入到货币市场基金，造成短端利率出现破零风险。 而另一方面，3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还宣布提高隔夜逆回购协议的单个交易对手限额，从300亿美元升至800亿美元。目的在：逆回购市场吸收银行间的过剩存款，从而维稳短债利率。同时，美联储吸收了银行间的过剩资金有助于减轻商业银行抛售国债的行为，吸收大宗商品市场流动性，打压投机行为从而放缓大宗商品的上涨斜率。而实际上，4月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增速开始放缓，从3月19日的1.74%高点下降至4月22日的1.57%水平。 张文宇认为，美联储采取拒绝SLR延期及逆回购操作工具，而不对长端美债利率上行直接干预的原因还是在于：控制商业银行抛售美债的交易行为，保证银行间宽松的融资环境，把过剩的流动资金投入信贷支持；同时，控制大宗商品的涨价斜率也从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通胀预期的再次发酵。 因此，市场不必过于担忧美国疫情快速受到控制后，经济内生回补带来强复苏带来的实际通胀水平的抬高。3月会议上美联储增加对通胀容忍度，2021年PCE通胀预期中值从去年12月的1.8%升至2.2%。就目前来看，美国核心PCE同比仅1.41%水平，大宗商品价格还只影响在PPI，而对CPI的传导时间需要根据疫情恢复的力度来综合考量。此外，美国大量生活用品的消费需求主要来自中国及东南亚市场，在全球经济的不规则复苏中，CPI同比大幅提升的压力相对可控。未来一年内市场不用过于担忧美联储过早地实质性的加息动作。 中泰策略分析师王仕进认为，市场有观点认为下半年美联储会削减QE规模，甚至明年可能会加息，理由是通胀压力和经济复苏力度。目前不会这么快，长逻辑依然是之前提到的慢复苏观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期后，复苏的越来越慢，另外经济恢复增长的同时，就业却恢复的更慢。尤其是1990年以后，每一次衰退后，就业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08年危机后，美国GDP的恢复只用了14个季度，而恢复就业则用了7年时间，到2014年7月才彻底恢复至衰退前的水平，一直到2014年10月耶伦才宣布结束QE。 3月数据显示，美国就业水平恢复至疫情前的95%左右，但恢复速度明显放缓，如果以过去一年的平均恢复速度测算，至少还有7个月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如果以过去半年的平均恢复速度测算，则至少需要31个月，从这个角度看，美联储真正缩减QE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但参考2013年Tapering的情形，市场可能更关注美联储何时讨论缩减QE的问题。从美联储官员最新表态来看，75%的疫苗接种率是美联储讨论逐步缩减QE的前提，按照现在的接种速度，大致要到6月中旬美国接种率会达到75%，所以6月FOMC会议可能是一个关键窗口。但是即便缩减QE开始落地，实施节奏也是缓慢的，往往要与债务发行节奏相匹配，当前经济状态下，G7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远未结束。 唐军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后QE削减规模的几个时间点：2014年——美国GDP增速明显恢复，CPI仍在低位；2016年——GDP增速疲软，CPI上升明显；2018年——GDP和CPI均上升明显。可见，经济恢复和通胀上行都会促使美联储减弱QE力度。而那三次QE退出（以及退出前的讨论）期间，美股都发生了较大的波动。他认为从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对低利率环境的依赖度来讲，美联储短期退出宽松的动力不足。但这次通胀上行的速度可能会明显快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原因有以下几点： 1）直接发钱的救助政策明显改善了美国家庭的收支状况，使得疫情后居民消费反弹的力度可能超预期。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没有采取直接补助居民的政策，金融危机下美国家庭的收入大幅下降。而新冠疫情期间，大额的直接补助政策使得美国家庭的收入不降反升，支出也因防疫封锁而大幅下降，家庭的盈余和储蓄明显提升。这对疫情后的消费反弹非常有利。 2）疫情期间企业缩减资本开支，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局面明显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了QE却没有带来大幅通胀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其生活用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等国家的进口。在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了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刺激计划，之后形成了大量的制造业产能，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的低价生活用品，缓解了欧美国家的通胀压力。这次新冠疫情后，主要经济体都没有采取大幅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政策，相反，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都缩减了资本开支，这将减少未来的新增产能。 3）全球推行的减碳环保政策，以及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将增加欧美国家获取低价生活用品的成本。事实上，过去发展中国家牺牲环境，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都为平抑欧美国家的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环境保护，追求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的提升，以及欧美国家底层民众对贸易保护和制造业回流的呼声，都将增加欧美国家的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压力。 因此，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一样，美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比以往来得更快，到时美联储缩减宽松力度的压力就会增加，而从历史来看这将引起美股的剧烈波动。 李迅雷认为，疫情控制的不确定性，也会让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时间延后。尽管拜登推进改革的决心很大，如要提高公司税的税率，所得部分用于基建投资，还要向富人加征资本利得税，但这些税制改革政策什么时候能获得批准，还是未知数。即便批准 实施了，所增加的税收收入能够覆盖多少基建投资或提高社会福利所需的支出？感觉仍可能是杯水车薪。这样的话，美国政府杠杆率水平的继续提高，反过来又会制约扩大开支。 所以，不要把美国经济看得太乐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同样需要长期而持续的改革来推进，拜登任期内所做的改革，究竟有多少可以兑现，又有多少可以持续下去呢？ 2021年A股全年盈利增速有望在16%左右 中泰策略分析师卫辛认为，由于低基数的原因，今年全球上市公司的盈利可能会普遍面临一个“虚高”的幻觉。因此，比起盈利同比会有多高，我们更应该关心的其实是盈利的韧性能够维持多久。 短期看，我们认为目前企业盈利增速持续的改善主要依赖于以下两类因素。一是，PPI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总体上对企业盈利构成利好；二是，去年下半年以来补库的需求叠加出口反弹对企业实际投资需求的支撑。 长期看，企业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与小幅修复也为盈利的持续回暖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安全垫。从目前披露相对较为完整的年报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4月19日，无论是国内A股，以标普500为代表的美股还是德国非金融企业其实去年整体有息负债率都在20%~30%相对健康的水平，尤其是A股有息负债率连续2个季度下滑，呈现较好的修复态势。进一步从结构上来看，上述国家短期有息负债率的普遍回落一定程度也有利于缓解企业短期偿债压力。 往前看，虽然下半年在“价格因素”弱化以及补库逐步进入中后期的背景下，上半年支撑企业的盈利因素面临弱化。但是在全球经济持续修复，出口韧性仍存以及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即使全年盈利呈现前高后低的情况，但是从下滑的幅度来看，我们可以稍微乐观一点，根据我们的测算2021年A股全年盈利有望在16%左右。 王仕进的市场观点延续此前看法，当前仍然是预期弱于现实的状态，从近期披露的发电量和柴油消费数据都可以看出经济韧性，一个代表工业与消费需求，另一个代表经济活动状态。未来两个月都属于悲观预期难以兑现的窗口期，此外，基金发行规模持续萎缩，情绪低点不妨乐观一些。配置思路上，考虑到当前市场步入缩量博弈阶段，建议围绕有增量资金的方向做布局，比如可以从北上资金净流入规模与个股涨跌幅背离的标的里面选择。 李迅雷认为，中国今年货币政策继续收紧的可能性不大，央行应该不会加息，因为PPI向CPI的传导并不顺畅，经济反弹力度不大，去年靠出口，今年出口估计仍较强，但消费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不大，故通胀无忧。资本市场大跌才有大机会，但目前可能性已经不大。市场还是以震荡为主，市场风格切换到低估值板块，市场热点靠“风”，市场趋势靠“水（货币政策）”，目前是“风大于水”。（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ID：lixunlei0722） 作者：李迅雷等）
稳出口与扩内需事关“双循环” “人口红利”消退将引发结构性变化
【研究员】：wh
由于疫情期间全球疫情形势恶化导致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生产制造和消费服务业等均受到严重冲击，国际产业链几乎处于中断或暂停，唯有中国采取有效的疫情防控与全面复工复产政策举措，率先从2020年一季度的负增长走出疫情危机，二季度即开启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势，成为少数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整体出口表现处于全球较高水平。2020年全年出口额达2.59万亿美元。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中国的出口延续了去年良好的复苏走势，从今年第一季度出口数据看，不仅超预期，而且前景也较为乐观。但是，市场对出口是否持续走强的预期仍存有疑虑。一方面，出口“替补效应”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加快，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后将边际减弱，出口回归常态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强出口的另一侧是消费内需复苏仍有所偏弱，距离恢复疫情前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外需出口和消费内需的共振将很大程度上左右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表现。 “强出口”凸显经济与产业链韧性 由于疫情期间全球疫情形势恶化导致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生产制造和消费服务业等均受到严重冲击，国际产业链几乎处于中断或暂停，唯有中国采取有效的疫情防控与全面复工复产政策举措，率先从2020年一季度的负增长走出疫情危机，二季度即开启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势，成为少数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整体出口表现处于全球较高水平。2020年全年出口额达2.59万亿美元。 2020年2月-3月中国出口出现“间歇性”萎缩，3月份开始快速修复，以防疫物资、医疗器械、生产设备、机电产品等为主要出口商品，出口额从2月份803.8亿美元（当月同比降幅至-40.6%）迅速恢复到3月份1845.71亿美元，并保持稳定增速，10月份始同比增速超过10%，从去年11月开始一路升至20%以上（2020年11月、12月分别达20.54%和18.13%），增幅好于往年。 除了因疫情隔离和全球产业链“中断”因素外，“替补效应”只是中国出口保持“逆势上扬”的一部分原因，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结构和发达的物流系统共同支撑。疫情期间，全球大部分地区陷入疫情恐慌，生产、消费和投资均受阻，国际物流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依托先进的物流系统和完整的产业链结构，中国的出口表现凸显了其发展韧劲。 当前全球经济已处于较快的恢复进程，特别是疫苗加快接种上市，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明显加快，数据显示，美国3月IHS Markit制造业PMI终值录得59.1、服务业PMI录得60.4，欧元区3月IHS Markit综合PMI终值录得53.2，均创新高。同期，美国已有超过半数成人至少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欧元区疫苗供应和接种正在提速。这意味着，欧美等国出口将逐渐走强，中国出口“替补效应”或在今年下半年边际减弱，基于同期基数效应不强，降幅或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强劲出口预期减弱的速度并非很快，且幅度并不会很大，将是一个企稳的过程。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复苏仍保持较强的外部需求，中国产业链优势暂时无法替代，支撑出口保持较高增速的基础较为牢固；另一方面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仍处于双向波动，随着美元指数并不稳定以及美债10年期收益率快速上行的趋势放缓，人民币或有阶段性小幅升值，但升值幅度明显弱于去年，对出口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如去年同期那么显著。 但是，未来出口回归常态后，仍需关注一些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一是中美贸易战的后续政策预期，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实施后的评估已经出炉，双方贸易关系的演进将比特朗普时期更为复杂曲折，包括可能出现的规则制衡等；二是出口企业需要谨慎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欧美等国推出的一些投资限定、关税壁垒以及绿色壁垒、反倾销等引发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问题，将抬升出口企业成本；三是区域贸易协定的落地对未来出口带来更多新的国际规则、高标准。 “强出口”背后的消费内需表现 回到消费内需部分，从去年3月份开启的“强出口”走势超出市场预期，并延续到今年3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速一度达20%以上，2021年3月份高达30.6%，从增加值绝对值看，均高出400亿美元左右。从“强出口”的表现看，中国产业链的优势已经昭然若揭，而全球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提升，这也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市场预期。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高质量供给匹配内需扩大”，突出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以进一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我们可以从麦肯锡公司2019年7月份推出的一份名为《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中国》研究报告中看到一些端倪，报告显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研究显示，2015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中国国内消费占GDP增长总额的比例超过60%。2017-2018年间，中国约有76%的GDP增长来自国内消费，而净贸易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实际为负。比较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国消费内需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但阻力也不小。 目前的消费内需也遇到了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疫情复苏情况看，消费的整个恢复处于相对较慢的节奏，与投资、出口等相比有一定差距。客观上是基于消费涉及到的层面极为复杂，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具有分层效应，既受到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国内房地产消费占比过高、资产价格收益不稳定以及其他民生消费支出（如教育、医疗等）过大等内生因素影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另外，当前乃至今后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保就业稳就业依然事关消费内需扩张，从而确保经济较好的增长预期。 从数据上看，2021年一季度消费重新开始复苏，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52万亿元，同比增长33.9%，对GDP拉动达11.6%，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结构开始逐步调整。得益于近期持续扩大消费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以及通过强化大中城市消费辐射带动效应，激活农村消费潜力，并借助数字经济的崛起势头，如直播带货、跨境电商以及数字贸易等，进一步促进高端消费活跃，中低端消费成本下降。同时，疫后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就业率开始逐步改善，人们的收入水平开始修复，为扩大消费奠定良好基础。 消费内需的重要性凸显。2019年，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89%，最终消费支出对其贡献率则为59%左右。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内消费内需市场的建立和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一个长期的政策过程。“十四五”确立高质量发展主题，即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明确形成“打造强大国内市场，扩内需多点发力”的格局。消费和出口共同构成“双循环”的核心驱动，以内生性增长带动经济转型升级，而出口则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载体，也正是中国推动供给侧改革到需求侧管理转变的题中之义。 稳出口与扩内需事关“双循环” “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有多个层面的考量，既非短期政策，而是长期战略，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一则是全球经济贸易形势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外向型经济和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领域均有较大外部风险，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以及政策风险加剧问题；二则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式微，从国际比较看，消费内需是确保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自身的消费市场庞大。 从数据看，2020年的GDP增速主要靠出口和投资，而消费增速则显著低于2019年同期，消费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4%，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进入到2021年一季度，内需消费的驱动开始增强。2021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贡献率为65.1%，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12.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上升至22.8%。供需两端消费的共同发力，而住房消费回升、减税降费以及促消费政策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提升，显示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 消费升级意味着出口的转型升级，过去中低端产品出口的模式无法持续。近几年，中国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含金量”已在大幅提升。2020年，中国出口比重升至全球15%，从中国出口商品看，机电产品出口10.66万亿元，增长6%，占出口总值的59.4%，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长远来看，应加快出口的供需结构优化升级，不再刻意追求较高的出口额，而是寻求出口商品的价值链，避免回到低水平重复、低附加值的老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未割裂外需和内需的关系，而是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贡献率进行了调和，更加注重外需出口和消费内需的良性循环，即关注发展问题，也更关注安全问题。未来真正的长期挑战或在于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人口因素将成为影响外需和内需的最大变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54亿，占总人口的18.4%，迈入中高度老龄化阶段。 大量研究证明，“人口红利”的消退将引发消费和出口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的、不可逆的。因此，实现出口和消费的“双轮驱动”不仅需要提升出口产业链价值链，更应着眼于从内生性解决内需问题，这就包括生育政策调整、住房供给和住房租赁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公共健康医疗建设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等，回到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初衷。经济回归常态后，外需出口的稳定和消费内需的提振将变得更为紧迫。（来源：FT中文网文 作者：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邓宇）
高增长后的“谜之自信” 印度把中国当对手是最大的错误
【研究员】：wh
股票交易员的聊天室里，操盘手们在焦急地分享着床位和氧气的信息。社交网站上，银行家们声嘶力竭地为家人朋友求医问药。由于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每天都有两千人失去生命。这次疫情中，90%的病例都来自富人区，支撑印度经济60%的个人消费正遭受毁灭性打击。
【博览财经特稿】印度的4月是“黑色”的。在这片疫情完全失控的土地上，单日确诊病例数不断刷新纪录。 在印度北方邦坎普尔市，一名男子在母亲确诊新冠肺炎后，残忍地将她遗弃在路边...... “与其说是风波，不如说是一场海啸。”这是德里高等法院4月24日向莫迪政府发出的警告。就在这一天，印度报告了34万新感染病例和2624例死亡。 4月20日以后，印度每天的确诊病例都超过30万，医疗系统陷入崩溃：德里的重症监护室已经没有床位，人们在网上求助，只为让重病的亲人保持呼吸。 黑市上，真真假假的“特效药”都已售罄。印度政府派出油罐车为医院输送氧气，但也仅仅能保证一天的供应。 股票交易员的聊天室里，操盘手们在焦急地分享着床位和氧气的信息。社交网站上，银行家们声嘶力竭地为家人朋友求医问药。 由于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每天都有两千人失去生命。这次疫情中，90%的病例都来自富人区，支撑印度经济60%的个人消费正遭受毁灭性打击。 被防疫部门封闭在贫民区里的穷人，反而因为去年的大爆发获得了抗体。但他们也只能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一家人只能在公共水龙头取水，还要和街坊邻居共用公共厕所。 过去十多年世界曾对印度充满期待 疫情之下，人们对工作的前景丧失了信心，只求能保住性命。面对这样的场景，很多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世界曾对这个国家充满期待。 十四年前，英国学者戴维·史密斯在他的《龙象之争》中发问：印度会不会像美国一样，超越曾经的宗主国英国？印度的崛起，将会为整个世界带来什么？ 第一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2019年，印度GDP达到2.85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把英国抛在了身后。 1999年以后的20年，印度经济暴涨了近5倍。2015年，印度GDP增速就达到7.5%，首次超越中国（6.9%）——虽然总量只是中国的1/5。此后的2016年和2018年，印度又先后两次以7.9%和7.4%的GDP增速，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第二个问题，则要从印度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制造业开始说起。 2016年，印度摩托车产量超越中国，位列全球第一，销售量也超过中国，达到177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摩托车销售市场。 2018年，印度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煤炭开采国，水泥产量更是达到美国的3倍，钢产量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印度电力，也在这一年以1.56亿千瓦时，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第三大市场，发电量相当于日本与法国的总和。 还是这一年，印度的手机制造业开始崛起。据媒体最新统计，印度拥有123家智能手机厂商，年产量达2.25亿部，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此外，印度还是唯一能与中国强力竞争的纺织品第二大国：黄麻产量全球第一，生丝产量全球第二，棉花产量全球第三。 这些成就让世界对印度刮目相看。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它将成为继日本和中国之后，第三个崛起的亚洲大国。 有些专家甚至预言：印度将在2025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做多印度”将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 然而，当西方学者还在对印度充满想象的时候，印度经济却开始后劲不足了。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反复冲击之下，印度经济严重萎缩，跌幅高达7%。经济总量更是跌到了全球第五，排在英法之后。 曾经一度被认为要超越日本、甚至叫板中国的印度，如今的表现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印度梦还能继续做下去吗？
1948年，圣雄甘地遇刺身亡，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葬礼上动情地说：“甘地就是印度。”但很快，尼赫鲁就抛弃了甘地对印度村社田园牧歌的发展蓝图，顶住压力，借鉴苏联模式，使印度快速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在苏联帮助下，尼赫鲁大力发展现代化和大规模和重工业，加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工业的政策。 一直到1991年，印度的国有企业都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在大机器与手工纺纱轮的交响乐中，印度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1951年到1991年，印度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5%增长到25%，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设备的自给率达到90%以上。扎实的重工业基础为“松绑”后的经济提供了腾飞的跳板。
1985年，印度政府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无数投资与政策优惠砸向了当时亚洲人知之甚少的互联网行业。这让印度比中国更早抓住了信息化浪潮带来的巨大机遇。 1991年，印度版改革开放启动后，印度的经济潜力很快爆发了出来：经济增长率从每年6%增加到每年8%，甚至一度超过10%。 尼赫鲁还创办了印度理工学院在内的多所大学，使更多人走出村社，有了接触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的机会。如今，印度以8410所大学位列全球高校数量第一，而美国仅有5762所大学，同样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则只有2956所。印度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中国和美国大学数量的总和。 科研创新能力上，印度一年发表11.92万篇SCI论文，虽然远远落后于第一名的美国（69.37万）和第二名的中国（52.98万），但仍然高居世界第五。 在专利数量方面，虽然全球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前五十名企业和前五十名大学，都没有印度的身影，但印度综合排名仍居世界第15。 此外，印度学生尤其是商科生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上，印度人和印度裔一共出现了12次。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里，副总统哈里斯是印度裔，为总统撰写演讲稿的雷迪也是印度裔。 跻身世界500强的美国公司中，印度裔的CEO更是占到30%，其中包括谷歌、百事可乐、IBM、联合利华和摩托罗拉等一众大企业。10多位印度人曾经或正在担任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全美顶尖商学院的院长。
虽然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但印度人的学习能力却是数一数二的。占全球仿制药出口量20%的“印度神药”，销往200多个国家，满足了美国40%、英国25%的药品需求以及全球50%以上的疫苗需求。 全世界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95%是仿制药，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印度。 2018年，印度首都新德里成立了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这是继旧金山、东京和北京之后世界第四个类似的中心。 至于制造业起飞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印度更是不缺。这个国家的人口已经突破13亿，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更是高达9.16亿，仅次于中国（9.89亿），是欧盟（2.88亿）的三倍。 整个一片泥泞的社会 与经济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整个社会却一片泥泞。2019年的印度大选，200多万台投票机被送到100多万个投票站，不少还要靠自行车、骆驼和大象运输。 印度的公路总里程有530万公里，但是其中土路却占了500多万公里，稍微好点的国道、邦道只有10万公里，达到国标的高速公路，只有942公里。 铁路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印度铁路的运力比中国还高，但速度却很慢，有一趟运行700多公里的列车要停123个站；准点率也差，有的火车平均每趟能延误10到12个小时，列车晚点一整天也不算稀奇。
比交通更糟心的是印度的供电系统。世界银行2019年的数据显示，印度有9900万人用不上电。据说这只是统计数字，因为很多地方虽然通电了但是经常停电，如果按实际情况看，印度至少有3亿人过着不通电的日子。 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得是，用得上电的印度人，还有40%的从不交电费。对此，印度电力企业自然无力改善自己的效益——根据美国能源署的观察，全球输变电平均损耗是9%，但印度高达30%。 2012年7月30日，印度爆发史无前例的大停电，22个邦、6亿人瞬间“摸黑”。
在印度，不只是基建跟不上国家发展的脚步，社会管理的很多方面也仿佛停留在英国人刚刚离开的时候。 1991年，印度开始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但在担任过印度发展改革部长的阿伦·舒里看来，这场改革“就好像是要在南美洲的亚马逊丛林中铺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刚向前前进了100码，但丛生的灌木会立即将它遮盖”。 国企改制如此艰难，但新兴的私营企业经营也很难，因为印度的用工成本实在太高了。比如，1947年出台的《劳资纠纷法》规定，员工数量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裁员时，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1970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则规定，员工数量超过20人的企业在雇佣合同工之前必须通过政府的批准。 可以想象，政府为了选票，很难通过这样的许可。在印度，官方认可的大节有120多个，再加上其他教派的节日，印度人几乎天天在过节。有时一过节，工人可能就不来上班了，但雇主对此毫无办法——印度的劳动法律保护他们的这种权利。 2014年，刚上台的莫迪政府曾一度把劳动法的修改作为新政府上台一百天内的首要工作来抓。但最后，因为工人隔三差五上街抗议，2020年，这些改革才走完立法程序。
与人力制度一样，印度的土地改革也令人匪夷所思。到现任总理莫迪上台的2014年，印度已经进行了九次“土改”，但改革的结果却是，印度5%的农业人口控制着32%的耕地，计划收归国有的土地，还有90%以上属于地主。 联邦政府“政令不出新德里”，是改革失败的关键。印度每个邦都相当大的自主权，邦的立法、行政机关，都被“地方豪强”把持，每次印度土改，主导权都操控在地主们手里。没有土地，不论是外资还是印度自己的企业，想要发展都举步维艰。 2005年，韩国浦项制铁进入印度，土地审批整整拖了五年之久，最后不得不放弃了项目。 印度的联邦政府的管理思维，也充满了“计划经济”的色彩——这尤其体现在关税政策上。2018年，为了保护本国太阳能晶片和组件的生产，印度大幅提高了相关产品的关税；2020年，印度政府又决定大力发展本国的油脂产业，于是对进口食用油大量征税。 作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的美国抱怨说，这种朝令夕改的关税政策“难以使印度成为供应链的组成部分”。 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印度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着实不易。在这样的基础上，还要领跑亚洲，这样的自信也只有西方学者和印度自己能给了。 高增长后“自尊心”变成“谜之自信” 尽管发展能力有限，但与很多新崛起的亚非拉国家一样，印度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这种“自尊心”变成远超其自身实力的“谜之自信”。 比如印度人越来越自信地认为，他们会超越日本甚至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他们的“国货”可以替代一切外国商品，尤其是中国商品。 2020年6月，拥有7000万成员、40000个分支机构的全印度商贸协会（CAIT）列出了一张抵制清单，罗列了3000种中国产品，从纺织品到电子产品，无所不包。 印度媒体放言，这项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商品总额，已经从2017年到2018年的760亿美元，猛降到了2020年的700亿美元。
结果“抵制中国”大半年，印度经历20年来最大的经济衰退。 膨胀的印度，不仅针对中国商品，还针对中国企业。2019年6月，一次“5G技术研讨会”在首都新德里召开，核心议题是，要不要“解禁”华为。印度5G首席科学顾问旗帜鲜明地“反对华为”，外交部、情报部门和内政部都觉得，这位专家有些“小题大做”。 最后，最关键的电信部门把球踢给了莫迪。这一拖，就拖到了2020年。由于5G业务布局停滞不前，这年7月，华为不得不把印度市场的收入目标下调了一半，并宣布裁员60%-70%。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华为印度”早就是一家纯正的印度企业了。2019年，华为印度已经拥有了8000名印度员工，本地化比例高达95%，是华为最大的海外研发中心。
除华为，很多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扩张计划在2020年都是“流年不利”。当年1月，长城汽车刚刚从通用手中买下了塔莱加的一座制造厂，计划在2021年在印度推出第一款SUV新车。但到2020年6月，马哈拉施特邦就叫停了这个项目。一同被叫停的还有北汽福田价值10亿卢比（约合9000万美元）的电动客车制造厂，和一家液压设备制造企业的项目。 事实证明，印度对中国企业的这种抵制，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14年，莫迪当选总理，推出举世瞩目的“国家太阳能”计划：到2022年，要实现太阳能装机容量100GW，相当于4个三峡。到2030年，要超过300GW，相当于12个三峡。但到2019年5月，该计划只完成30GW。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正是对中国企业的抵制。 中国企业为印度的太阳能发电贡献了不少心力：2017年，印度排名前10的光伏供应商，有7家来自中国；2018年，中国出口印度的光伏装机总量达到6.7GW，占七成以上。 但在印度人眼里，这就是实打实的倾销。2018年，印度开始向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光伏产品征收25%的重税。 但“反倾销”的结果是，印度90%以上的光伏组件还是要依靠进口。更尴尬的是，印度光伏产品的新供应国越南、新加坡、泰国，也是中国光伏帝国的新领地。 印度经济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国族主义的领导人，莫迪一方面艳羡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充满的警惕，把中国当做通向全球大国之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也是很多印度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普遍心态。 但实际上，印度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作为“基建狂魔”，中资企业的进入能为印度惨淡的基础建设的一剂良药，而印度作为“全球药房”，虽然在创新能力上略有不足，但生产能力却让世界赞叹。 在科技制造领域，“中国研发+印度生产”已成为投资印度的新趋势。众多中国品牌、印度制造的手机，已占据印度市场的六成。 平心而论，印度大可不必纠结于如何“替代”中国商品或者抵制中国企业，“龙象共舞”远比“龙象之争”更具发展前景。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唯二的“十亿级”人口大国，蕴含着世界为之瞩目的广阔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抵制中国”上，除了枉费发展的良机，对印度来说没有一点好处。 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印度市场有机会，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2009年，三一重工的印度工厂投产，很快就在管理上遇到了不少令他们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一次，中方CEO让秘书通知印度经理去办件事，在中国这很平常，但印度经理却把秘书从办公室轰了出去。 双方一沟通才明白，在印度的传统文化里，只有CEO才能向经理发号施令，让秘书传消息，印度经理觉得这是对他巨大的侮辱。 中国工程师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向印度员工对口头布置的任务不屑一顾，只有把任务写在纸条上，才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最后三一明白，“三一印度”只能靠印度人才、管理、组织和文化，成为一家真正的印度公司。把工作全部交给印方以后，三一印度成长迅速，5年销售增长8倍，2017年销售额突破10亿，成为三一集团效益最好的海外基地之一。 对中国企业来说，印度像是一座“商学院”：中国企业只要能在印度成功开拓，基本上就能走向全世界。 而对于印度而言，越早意识到龙像共舞的机遇大于挑战，前路就愈有希望——但前提是，印度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不过，对于印度来说，当前估计没有时间考虑这些，因为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当下的黑暗时刻。 在印度南部，纳哈尔谢蒂瓦将父亲从一家医院送到到另一家医院后，他凝视着一群当地电视记者的摄像机镜头并恳求：“如果我父亲无法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治疗，会有医生给他打针吗？您能帮助我父亲轻松离开吗？”（来源：华商韬略 作者：冷思青）
人物广角
曾口无遮拦的商界大佬们都学乖了 似只剩王兴依然我行我素
【研究员】：wh
教训是如此惨痛。或许是怕引来更多的麻烦，王兴已关闭了微博，那里还有他661条微博动态。但不难发现，从之前的点评足球，到后来的评论华为造车，再到现在的内涵“唐诗”，王兴依然孤傲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5月7日，王兴没有更新饭否。这样的情况在他的生命里非常罕见。饭否是他的精神自留地，他在过去14年时间里，发了1.7万多条饭否动态，平均每天超过3条。甚至在此前一天，他在饭否上的动态数量就达到了6条。 显然，一反常态的他陷入麻烦。王兴大概不会想到，他前一日晚上发布的一条“七言四行诗”会产生如此大的威力，不仅吓得王老板连夜出来澄清解释，更是让美团的股价一路飘绿，瞬间损失超千亿元。 5月10日开盘，美团股价一路大跌，跌幅一度探至9.76%，最终收于262.8港元/股，跌幅达7.07%，较5月6日的收盘市值，跌去1397.43亿港元。尽管股价涨跌背后有复杂因素，但王兴的这首诗无疑起着导火索的作用。
教训是如此惨痛。或许是怕引来更多的麻烦，王兴已关闭了微博，那里还有他661条微博动态。但不难发现，从之前的点评足球，到后来的评论华为造车，再到现在的内涵“唐诗”，王兴依然孤傲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 “哈哈，能用手机还是很爽的。”2007年5月13日下午2点多，28岁的连续创业者王兴在自己新推出的平台饭否上发布了第一条动态。而在这天过去之前，他又接连发了2条饭否，内容很简单，都在30个字以内，一条思考了“手机与电脑的一大区别是能否在上厕所时使用”，一条感叹自己“虽然不常上MSN，但有总比没有好”。 这一天，是饭否开放的第二天，也是王兴此后十余年间，连续不断地在饭否码下近百万字的第一天。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从小有着典型的“三好学生式”经历，先是从福建龙岩一中被保送至清华，毕业后又拿着全额奖学金赴美攻读硕士，后来却在创业上屡战屡败，曾先后创办多多友、游子图、校内网。 而饭否是他的第四次创业尝试，定位的正是“中国版Twitter”。彼时，饭否作为国内第一家提供微型博客服务的网站，一经上线就立即得到了年轻网络用户的追捧，也因此被认作是中国微博的“鼻祖”。 尽管饭否在两年后历经波折，一度被关停505天，并在重新回归后，改注册制为邀请制，采取放任自流式运营，几乎再未更新过饭否，但这个曾被使用者们视作树洞的平台，一直都还是王兴的自留地。与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的少言寡语不同，在这里，王兴像个话唠，从音乐、建筑、小说、电影、体育、诗歌、历史、人文，到大公司、投资、管理等无所不谈。 大概人都需要一个吐露心声和观点的地方，事实上，很多商界大佬在没成名时都喜欢在社交媒体上絮絮叨叨，一如曾经在饭否上记录东莞一日游的日志刷屏的张小龙、喜欢在微博上自我鞭策的张一鸣，又或是以个人微信公众号作为自己的记录和分享思考的黄峥。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知名度的提升，或许是出于言多必失的考虑，至今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企业家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是像雷军这样依旧活跃的，也基本把平台当成了宣传企业的工具，很少表达自我。 王兴却是个例外，十几年如一日，始终持续地在饭否输出着自己的思考和各种动态，甚至毫无顾忌地“怼天怼地”，就连他的饭否个性签名，也被改成了“如果我一整天都没看到、想到、或做过什么值得在饭否上说的事，那这一天就太浑浑噩噩了”。 有媒体曾研究过王兴在饭否发布动态的规律，通过对他在2007年5月13日至2018年7月17日的饭否内容进行分析，发现他发布饭否的高峰时段主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和晚间23点到1点，并为饭否里的王兴贴上了两个标签：“深夜写诗的创业者”和“人到中年的好奇宝宝”。 而真正意义上每每引发网友广泛关注的，往往是王老板在饭否上的 “大胆发言”和“怼天怼地”。事实上，这种口无遮拦的大胆发言，也曾一度将其推入不利的舆论境地，让美团的公关团队恨不得拔了他的网线。 “我曾经以为我永远不可能得抑郁症。”2019年8月21日，王兴在饭否发布这样一条动态，引得外界一片猜疑。但很快王兴删除了这条动态，并重新发文解释：“我并没有任何得抑郁症的迹象，我只是对这事产生了一点点好奇。” 抑郁症乌龙不过是小case，更多时候，王老板喜欢化身“王怼怼”，怼天怼地。2017年至今，王兴曾至少三次向马云开炮，一次说“阿里如果更有底线一点，自己会更尊敬他们”，一次说“仍然认为马云有诚信问题”，还有一次在饭否上暗示淘宝靠卖假冒伪劣产品起家，称“一堆人质疑拼多多却不质疑淘宝（是如何起家的），这已经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是多么健忘”。 而在2020年7月底，有网友反映自己用美团点单时没有在支付页面上找到支付宝时，王兴更是曾于深夜23点在饭否喊话：“淘宝为什么还不支持微信支付？微信支付的活跃用户数比支付宝多，手续费也比支付宝低。”彼时，“美团回应取消支付宝支付”的话题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使得不少网友扬言要“果断卸载美团”。 除了频繁对阿里这个昔日“老友”疯狂开炮，王老板还经常在饭否点评社会百态，中国男足、科技、华为、国际局势、公司动态等等都是其开炮的对象。但有时候，肆无忌惮地四处开炮的“王怼怼”，也会遭到反噬。 2020年7月8日，王兴发了一条饭否，大概意思是专业足球运动员跑不过清华普通男生。短短100多字，成功让王兴在体育界拉了一波仇恨，不仅没有像过往许多批评国足的声音一样收获一波点赞，反而捅到了马蜂窝，罕见地遭到了半个足球圈的回怼，无论是退役球星、名嘴、名记、普通球迷，还是自媒体号，都纷纷加入了这场对战。 足球解说员黄健翔回怼王兴“完全不懂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体能训练水平”，并表示，“踩中国足球似乎是一种很安全很捡便宜的噱头”。前国足队长马明宇则称，“王兴的说法有点外行”，“曼联名宿”董方卓更是直接向王兴“约跑”，表示12分钟内如果输了，去给美团当骑手送一个星期外卖，前国脚李毅更是直接表示“美团App已卸载”。 而在今年4月，王兴又因为怒怼华为造车一事，引起了网友们的不满。4月17日晚，北汽旗下新能源品牌极狐联合华为在上海发布了首款 Huawei inside 智能豪华纯电轿车北汽阿尔法S。王兴却在自己的饭否上，挂上了华为自动驾驶总裁苏菁的一段话，并顺口发表了一番评论：“特斯拉终于遇到一个技术实力和忽悠能力都旗鼓相当的对手了。” 或许连王兴自己都没想到，“忽悠能力”四个字会让他在第二天遭遇一场网友的反嘲讽，不仅被人指称此举是为“利益站队，为自己投资的理想汽车急了”，就连王兴背后的美团，也被架了起来，被网友进行了一番全方位的批判，“继续搞大数据杀熟和社区团购割韭菜，迟早会翻车。” 老板们“口无遮拦”背后隐藏“祸从口出”潜在祸端 其实，细数如今的企业圈，已经有不少商界大佬曾为自己的“口无遮拦”交过学费，曾经叱咤江湖的“乡村教师代言人”马老师如是，号称“中国最具魅力校长”的俞敏洪亦如是。 2019年，马老师靠着“996”“669” 两个字符串几度登上微博热搜，让不少网友直呼人设崩塌。2020年，更是因为一场演讲震动了整个金融业和金融管理界，而后引发了一系列风波，真正体会了一把“祸从口出”。 与马老师的“996”同一时间出圈的，还有搜狗CEO王小川。2019年4月，一位公开认证的搜狗员工在脉脉上爆料，“搜狗开始统计加班时长裁员了，身边很多同事每天坚持够至少11个小时。” 这本是一条普通的职场吐槽，却不想这条帖子很快被王小川亲自上阵回应称，“公司没有这样的要求”，并附带了一句“不认同公司制度的人，要么适应，要么反馈建议努力帮助公司提升改进。跑出来嚼舌头，算啥？有种就赶快滚”。 “有种就赶快滚”的激烈言论，很快使搜狗和王小川一同被推上舆论中心，被网友指责，“这是一个CEO该说的话？”舆论压力下，王小川只好赶在当天紧急发布三条博文，对上述言论做出了解释。 而俞校长在发言上的翻车事迹还要更早些，翻车后的风暴也来得更加猛烈。2018年11月18日下午，网络上突然流传开了一则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疑似发表侮辱女性的公开演讲视频。 视频中，俞校长在讲到如何改变教育方向时，抛出了一个例子——“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必须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的所有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 彼时的俞校长，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这番言论，会在不久后掀起一场怎样的“腥风血雨”。很快，铺天盖地的讨伐声席卷而来。一向以独立女性示人的张雨绮就批评俞敏洪，“北大的教育和新东方的成功都没能帮你理解女性的价值”。作家六六则直接说，俞敏洪骨子里摆脱不掉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而在更多平台上，俞敏洪的这番言论，都被女权锤得体无完肤。 迫于压力，俞敏洪赶紧更新微博致歉，称自己“没有表达好，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误解”，并在朋友圈恳请大家帮忙转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是评价标准影响教育方向，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但这份致歉书却并未得到网友的谅解，尽管俞校长本人可能委屈万分，“都道了歉了，怎么还不行”，很多女性却认为自己并没有从这个致歉内容中感受到诚意，甚至有种继续被“歧视”的感觉，舆情继续发酵。 连带后果也随之而来，2018年11月19日和20日，新东方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市值蒸发约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1亿元）。一直到11月20日，俞敏洪前往全国妇联，借中国女网“向广大女同胞再次表示深深的歉意”，此次“不当言论”的消极影响才慢慢散去。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乐歌股份董事长兼CEO项乐宏身上。2020年8月29日晚间，创业板上市公司乐歌股份董事长兼CEO项乐宏在微博上怒怼平安资管的基金经理，称“调研不欢而散”，并在朋友圈发文称，“乐歌不欢迎平安资管的基金经理来公司投资。年轻人功课不做，老三老四。” 项乐宏不仅把声讨檄文发到了朋友圈，还专门挂在了自家官网上，一副要撕破脸皮干到底的架势。上市公司董事长怒怼基金经理的戏码引爆了历来多瓜的资本圈。吃瓜群众没想到，在基金经理面前，上市公司老板也会如此委屈。 但口嗨一时爽，乐歌股份的股价却没有因为董事长的愤怒而上涨，反而在其后的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9月1日当天收盘跌幅更是高达15.98%，市值一天没了12亿元。对于一家本来市值就不高的公司而言，如此跌幅简直是要了老命。 可以说，老板们“口无遮拦”的背后，总是隐藏着“祸从口出”的潜在祸端。 早在2012年，人民网就曾在《2012年度企业家网络声誉报告》中总结，企业家在应对企业舆情危机时言行稍有不慎，很容易使舆论压力转向企业家自身，部分企业家在公众场合的发声或回应甚至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企业家在发声前应该重点考虑由此引发的舆论风险。 这一点得学一学周鸿祎和刘强东。作为企业家圈子里著名的红衣大炮，周鸿祎的战斗力相当惊人，以至于他在2017年短暂沉默后，网友们还非常不习惯，开始想念周鸿祎。但自从奇虎360回A股上市后，360的业务就转向了企业和政府。 如今的周鸿祎也早已经收敛起自己的个性，“因为做To B、To G必须得低调”。闷声发财才是大多数人的归宿。 自从明州事件后，刘强东也不喜欢在微博上指点江山了，这个原本爱出风头的苏北男人在被舆论反噬后开始低调做人。 如今这些曾经口无遮拦的商界大佬们，都学乖了，似乎只剩下王兴依然我行我素。 王兴为何如此喜欢在饭否上发言和怼人？ “回想一下，我真是典型的INTP型，喜欢看全貌。”2010年，王兴曾在饭否中如此表示。而所谓的INTP型人格，在心理学理论中，属于学者、思想家、科学家型人格，特点是沉默、自主、思维敏捷、洞察力强，对理论和科学有自己的追求，喜欢提出新主张，也爱用逻辑和分析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喜欢提出尖锐的问题，向他人及自己挑战以发现新的合乎逻辑的方法。 而饭否这个早已停止了商业化动作和新用户注册，且属于自家的社交网站，无疑就成了王兴表达思考和内心的专属树洞，可以让他暂时卸下互联网大佬的偶像包袱，随心所欲地发表一些唠叨和思考。 事实上，王兴性格里的一些东西，也让他总是口无遮拦。“有时候说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私底下我们都觉得他怎么这样自傲”，《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中，曾有团购网站创始人如此评价王兴，而作为佐证的例子，是一次王兴和几个人到网易接受采访，在被主持人问到一个问题时，回了句“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让主持人很是尴尬。 金沙江创投主管合伙人朱啸虎也曾评价王兴，“你可以去业界问问，大家都觉得王兴在管理和待人处事上不太成熟。他很聪明，非常聪明，但太过聪明了。” 但王兴并不在意外界对他的印象和看法，用他的话说：“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保持沉默要付出的代价最大。尤其是全体保持沉默。”随后网友提醒他“谨言慎行”，小心言论影响到美团股价。但王老板却对此不是十分在意，直言：“美团这家公司不是为了股价而存在的，我个人更不是。” 如今一日跌去千亿市值，想必王兴应该也不会在意。但只要王兴的性格不收敛，美团的股价可能还会遭遇更多麻烦，再厚的家底怕也经不起这般折腾。 建立在470万骑手基础上的外卖帝国，原本就要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和舆论危机，谁也没想到，不让人省心的王兴却每天不停地给舆论输送子弹。（来源：AI财经社（ID：aicjnews） 作者：周享玥）
姚劲波手撕左晖背后 一场江湖暗战才刚刚开始
【研究员】：wh
中大恒基在北京做到500家门店的时候，中天置业已把中介干成了“银行”，斯坦福已经更名我爱我家。刘益良稳坐老大的交椅；蒋飞成为了“深圳地产十大风云人物”；陈早春从上海来到了北京，用半年的时间飞速发展了43家连锁店，一路向着行业第二的目标冲刺。
【博览财经特稿】1998年6月，中央正式决定停止实行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住宅建设市场化和住房消费货币化的新浪潮正式开启。 那一年，22岁的姚劲波正在中国海洋大学，攻读计算机应用及化学双学位；比姚劲波大5岁的左晖，还在做保险代理，整天没日没夜地研读保险公司的条款。 他们可能还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风起云涌：伴随着新房、二手房自由交易市场的热潮，以港台资本为代表的的中原地产、信义房屋正在房产中介市场低调潜行，而本土的中天置业、中大恒基则以搅局者的姿态野蛮扩张。 此后的二十年中，拓荒者刘益良、蒋飞崛起又倒下，孙宏斌倒下又爬起来，陈早春从上海杀到北京最后又离开、此间的多年里，姚劲波和左晖一直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没有交集。 直到有一天，一个成了中国最大的房产中介头子，一个掌舵着分类信息领域的独角兽，他们才相遇并开始了厮杀。 房产中介老大背后都藏着一些他不为人知的过往 1996年，一个叫刘益良的男人，从河南北上北京，开设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取名为中大恒基。他用两年的时间，将中大恒基的门店从个位数发展到500多家，一度成为了京城最大的房产中介。 但那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京城房产中介的老大，其原名叫刘永学，改名的背后藏着一些他不为人知的过往。多年以前他在河南老家打猎时，与开饭馆的老板发生了摩擦，性格火爆的他朝天开枪以示威胁，在被警方通缉追拿的途中，又打死一名协警，因而被判了11年。 这样一个草莽，他主导的房屋中介机构，注定不会走寻常路，市场规则在他们的眼里沦为草芥，一蒙二骗、强买强卖构成了中大恒基野蛮生长的主要路径。这为中大恒基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它后来的故事成为了中国房产中介发展史上为人唏嘘的佐料。 刘益良踏上京城黄土地的时候，在港资公司干了几年中介的陈早春已经出来单干了，他在上海的斯坦福老洋房屋机构早已经开张，这是一家主打租赁市场，主要服务于外国人等高端人群的房产中介公司。 在特区城市深圳，房产中介市场一片火热。城中一座立交桥下，一间8平米的中介铺子显得并不起眼，他的主人叫蒋飞——一个来自四川，连高中都没念完的屌丝青年。 但蒋飞头脑灵活、胆子也大。他利用客户收付房款的时间差，将客户购房钱挪作他用，不停地利用顾客的房款拆东墙补西墙，保证手中有足够的现金流。这些现金被他用作用于炒楼、炒股和开设门店，赚取巨额利润。 找到了比印钞票更赚钱的蒋飞，他的中天置业，不仅很快在深圳开了110家门店，业务还延伸到华东和西南，在上海设有门店26家，在成都参股了12家。 中大恒基、斯坦福、中天置业的出现，并不是中国房产中介发展的起点，更不是这行业的全部面貌，在他们出现之前，以港台资本为代表的中原地产、信义房屋已默默耕耘了十来年。 但他们的故事，渗透着草莽时代里中国房产中介的野蛮与血腥，不满足于做中介赚中介费，资金池、囤房炒房、暴力垄断与强买强卖，才是拓荒者们真正的财富密码。 内地房产中介新一轮混战到来 住房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新的契机，伴随着内地房产中介品牌的崛起，新一轮的混战已经到来。 中大恒基在北京做到500家门店的时候，中天置业已把中介干成了“银行”，斯坦福已经更名我爱我家。刘益良稳坐老大的交椅；蒋飞成为了“深圳地产十大风云人物”；陈早春从上海来到了北京，用半年的时间飞速发展了43家连锁店，一路向着行业第二的目标冲刺。 大佬们疯狂扩张的时候，在银行技术部工作的姚劲波，已经看到了互联网的泡沫，一颗创业的种子悄然在心底生根发芽。 姚劲波还不知道的是，他日后的对头左晖，在干了几年保险代理之后，已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比这更重要的是：在租房被中介骗了多次之后，左晖已经在2000年意识到了房产中介巨大的提升空间。 假房源、买卖信息不对称、客户满意度低……一切痛点，都是生意的起点。那一年8月，左晖第一次尝试与《北京晚报》合作，成立了北京链家房地产展览展示中心，在军博的地下室里搞展会。第一场展会的头一天，左晖和他的同事们熬了一个通宵，心怀忐忑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等着天亮。 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人来参观，直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人流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像极了春节里赶集的场面一样。看到人头攒动，左晖才确信，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来临。 但其实，北京链家房地产展览展示中心主要是从科普的角度切入市场，在链家的正史上，他们的第一家门店“甜水园店”开业是在2001年9月，开出第一单的业务员是后来的大客户经理王晓斌。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正式下发了《房地产经纪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要求房地产经纪人必须通过四门考试，才能执业上岗。这份文件传递两个信号：一是，房产经纪业务得到了官方正式认可；二是，野蛮生长不可行，规范发展才是王道。 这为左晖和链家的发展模式开启一个官方指引。 左晖成为掀桌子的搅局者 中国房产中介的早期，充满了血腥与野蛮，在房屋交易中，隐瞒房源真实状况，假房源，买方卖方两头坑，一房多卖司空见惯。 就连北京最大中介机构中大恒基，它背后的老板刘益良就公然叫嚣：我是房产经纪人中最有黑社会背景的。 他一以贯之野蛮的运营方式充斥着暴力与蛮横，械斗与强迫买卖时常发生；在其他的房产中介公司中，类似于蒋飞的资金挪用，囤房炒楼，赚差价的做法早已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被中介骗过多次的左晖，第一个站了出来，成为了那个掀桌子的搅局者：消灭行业乱象，重新定义规则。 喊出了“透明交易、签三方约、不吃差价”的执业口号之后，左晖执意要走上一条合规中介的康庄大道。把交易全程都摆在阳光下，这是中国房产中介行业从混沌走向光明迈出的第一步。 但任何变革都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左晖所选择的路一开始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难于上青天。当从链接总部喊出的口号被写成大字报，贴到门店的时候，他们的经纪人造反的造反，离职的离职，业务量一下子跌倒谷底。 有经验的老油条们，大多不愿意老老实实赚中介费。左晖不得不大量招收新人，从零开始培训和积累，以保证链家的“家法”能得到贯彻和执行。 不得不说，当你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的时候，连老天爷也会帮你。2005年，中国楼市陷入寒冬，一大批中介门关；而随后几年，几个大佬接连出事故，让市场留下一片广阔的空间。 2007年，由于股市大跌和其炒作的房产流动性差，中天置业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客户资金，蒋飞携款潜逃，中天置业就此倒闭；刘益良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再次入狱。再后来，陈早春退出了我爱我家，坚持中介代理和开发商两条腿走路的孙宏斌也甩卖了顺驰。 链家一跃成为房产经纪行业武林霸主 蒋飞倒下的前夕，也就是楼市遇冷的那两年里，左晖带领着链家逆势扩张，2005年门店已经突破300家。 这一年的夏天，靠着卖掉易域网、投资学大教育赚到了第一桶金的姚劲波，正式踏进互联网的大门，一家名为58同城的分类信息网站上线了。 那一年3月20日，经过数月的折腾，在清华科技园学苑大厦一间70平方米的房子里，赶集网正式上线了。它创始人杨浩涌，一边盘算着如何用80万预算坚持6个月，一边信誓旦旦地给手下10名员工描述着美好的蓝图。 而那时，已经运营了十年的搜房网，它的母公司搜房控股集团即将获得法国传媒巨头Trader2250万美元的战略投资。 58、赶集、搜房，连同全国大大小小几百家分类信息或房产门户，自诞生起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并不自己做中介，但可以像链家这样的中介平台服务。 在那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姚劲波和左晖之间都是合作关系，相互之间互利共赢，井水不犯河水，并不构成竞争。 直到多年以后，搜房网的莫天全，忽然生出个大胆的想法：以0.5%的超低佣金介入到房产交易领域。 随即，Q房网、安居客紧跟其后。在左晖看来，搜房网既做平台，又做中介公司，无异于倒行逆施。 链家即刻终止了和搜房网的合作。搜房网有入侵房产经纪的野心，断人粮食，无异杀人父母，左晖必须放大招。他振臂一呼，号召中介同行发起了反搜房网联盟，众人应者云集。 几个回合下来，搜房网彻底被房产经纪联盟集体抛弃，从此以后便有些一蹶不振的意味了。 要知道，在这之前，凭借着在商业决策上的杀伐果断和远见，左晖带领的链家已经成长为房产经纪圈的龙头，左晖稳坐房产中介一梯队的交椅。在业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可小觑。 勇斗搜房网之后，左晖又挥师南下，一路所向披靡，用大把银子将大连的好旺角、四川的伊诚、上海的德佑、广州的满堂红、深圳的中联等11家中介收入囊中。 链家的门店达到8000家、经纪人规模超过13万名，一跃而成为房产经纪行业毋庸置疑的武林霸主。 第三方中介平台彰显左晖的野心 链家四处征伐成为霸主的时候，58同城已经在2013年实现IPO，市值一度超过20亿美元，它的老对手赶集网已经在上海、广州、深圳开设了分公司，在全国375个主要城市开通了分站。 左晖和姚劲波，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大佬，他们依然是合作的关系，神奇的58网站也没有想过涉足房地产经纪这摊浑水。 直到2015年。春节刚过没多久，二手房信息领域的巨头安居客，因为提高端口收费倒在了上市的前夕，嗅到腥味儿的姚劲波，几乎没怎么思考就果断出手全资收购了安居客。 随后的4月，在北京三里屯的威斯汀酒店，姚劲波和杨浩涌，终于决定给缠斗了十多年的58同城和赶集网做个了结，完成了合并。 前脚收购安居客，后脚整合完赶集网，58同城不仅成为了生活信息服务的独角兽，也一跃成为了房地产信息领域的端口之王。 而那时，逐步完成线下布局，在经过了和搜房网、爱屋及乌的几番战斗之后，左晖已经意识到：如果还有谁能成为链家的劲敌，那八成来自线上。 于是，一个做中介平台的想法悄然萌生。2018年初，位于北京昌平区福道大厦的链家网总部，被全部装点成蓝色，一个将近1000人的团队，在这栋大楼里共同打磨一款互联网房产信息平台。 2018年4月，脱胎于链家、一个全新的O2O居住服务平台“贝壳找房”横空出世，但与链家不同，它copy了链家的“楼盘字典”真房源信息系统，还搭载了ACN经纪人管理模块，能连接房产中介行业里所有的中介公司及经纪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第三方中介平台，它彰显了左晖的野心：做中国最大的房产交易平台。 在互联网精神与传统企业秩序的底层冲突中，在华兴、软银、红杉、高瓴等众多投资方加持下，贝壳以“闯入者”的姿态，广告铺天盖地，甚至打到了中央五套世界杯期间的黄金时间。 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贝壳找房就进驻了全国110个城市，入驻合作新经纪品牌超过250个，连接经纪门店超过4万家，服务超过37万经纪人。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贝壳找房成立的时候，姚劲波一看，这不是多年前的搜房网想要成为的样子吗？ 既想做裁判，又想当运动员，一旦成为中介行业中制定游戏规则的话事人，就再也无敌了。贝壳成为58和安居客的心头大患，姚劲波跃跃试欲，要想扮演新的屠龙英雄。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2018年6月，贝壳找房刚刚上线2个月，在一个热气沸腾的夏天，姚劲波如同四年前左晖对抗搜房一样，也成立了一个反贝壳同盟，同样召开了一次英雄大会，同行凡事有头有脸的人物悉数全数到场。 这场屏蔽了左晖的英雄大会，气氛高涨而热烈，一众大佬同仇敌忾，大有分分钟就干掉野蛮人的气势。这场面像极了《天龙八部》里武林英雄齐聚聚贤庄的桥段，江湖各派暂时搁置了往日的间隙，异口同声要把变了身份的契丹人萧峰斩落刀下。 那天，左晖发了一条朋友圈：此时的北京，乌云密布。有会解天象的吗？ 姚老板也回了一条：相由心生，我看到的是阳光明媚。 次年的4月，当左晖为贝壳庆生，在京城国贸再次召开英雄大会的时候，安居客的人溜了进来，当场向媒体爆黑料，指称贝壳找房盗用安居客网站房源、周边配套图片。一招黑手，给左晖来了个措手不及。 但江湖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江湖，贝壳也不是四年前的搜房。反贝壳同盟在漫长的对抗中，也没能将左晖拉下马，慢慢的，反贝壳联盟也开始土崩瓦解，而曾经的盟友我爱我家甚至反水投敌。 姚劲波也知道，喊口号、爆黑料只是表面功夫，关键还在业务布局。私下里，他也指挥58的高管们也推出了一套名为“房源全息字典”房源系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模仿链家崛起的核心的“楼盘字典”，从真房源入手，对抗链家。 只是，一两年过去了，关于58、安居虚假房源信息的抱怨之声似乎并没有减少。 2020年4月10日，阿里巴巴因垄断被罚款182.28亿元的当天，姚劲波借机趁热点举报了左晖：房产交易领域有更明目张胆的二选一包装成自愿，强烈呼吁国家反垄断罚款贝壳40亿。 就在几天前，58旗下的安居客向港交所正式递交了申请书，开启赴港上市之路。安居客的招股书里赫然显示，募集资金除了用于技术能力和产品开发，还将用于拓展新房交易业务、投资及收购及营销推广。 一切没有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贝壳的垄断还没有官方定论，就像姚劲波永远也不会公开承认58同城充斥着虚假的房屋信息一样。 窥视中国房产中介二十年的发展史，战斗始终存在，竞争一直推动着这个没有堡垒的行业一步步向前。竞争是好的，只有竞争充分一点，收割韭菜的镰刀才会慢一点。（来源：三公子的事务所(ID：sgzdsws) 作者：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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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推“三辣招” 房价数据却令看空者非常意外
【研究员】：wh
2020年下半年，一手及二手市场的总成交量较2019年下半年增长了29%。今年一季度的成交量继续回升，尤其是2、3月的成交量更是打破了自2010年底，香港政府推出“三辣招”以来的同月新高，其中3月二手房的成交金额已经突破政府出手前的2010年8月的高位，这样的数据无疑令看空者非常意外。
【博览财经特稿】作为进化的产物，人类天性悲观，更乐于传播“坏消息”。日前，一篇题为“寸土寸金的香港，住宅空置率激升17%”的文章（作者为博士与资深投资专家）在微信群广泛传播，给人留下作者强烈看空香港房价的印象。 香港住宅市场迎来交易热潮 但4月9日公布的代表香港二手房价整体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不仅超越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时的房价水平，而且也是2020年8月以来的最高点位，尽管这离2019年7月的历史高点尚有5.5%的差距。 香港住宅地产的热潮更集中体现在交易量上。2020年下半年，一手及二手市场的总成交量较2019年下半年增长了29%。今年一季度的成交量继续回升，尤其是2、3月的成交量更是打破了自2010年底，香港政府推出“三辣招”以来的同月新高，其中3月二手房的成交金额已经突破政府出手前的2010年8月的高位，这样的数据无疑令看空者非常意外。
所谓“三辣招”，是自2010年底到2013年初，香港政府为了控制楼市过热而陆续征收的三种特别印花税。这导致市场交易活动大幅下降，从2009、2010年的每年十万宗以上的成交量，一路下降到2013年起至今每年成交量只有大约五六万。 市场普遍认为，如果住宅市场面临明显回调压力，政府会陆续取消“三辣招”。2020年，香港商业地产受到疫情严重冲击，政府就取消了针对商业地产的部分印花税。 香港房价回暖与全球房价普涨的原因一致，也与近期各大银行放宽贷款限制的措施有关。最令看空者意外的是，去年8月至今的房价上涨，与移民英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数明显增加同步发生。有分析认为这与移民整体较为年轻，拥有住宅的比例不高有关。而有卖必有买，港区国安法与选举制度改革都有利于香港社会稳定前行，楼市向上正是留港发展的人，对社会局势和经济前景乐观的合理反应。 经济专家为何长期误判房地产走势？ 去年疫情冲击，经济封锁，和超级宽松政策组合拳下，全球主要国家房价大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分析比较容易，但事前预测到这一结果的专家却是凤毛麟角。 房地产市场最戏剧之处在于，多年来，非地产行业的经济专家和主流媒体通常是看空派。香港投资银行这些年发表的房地产趋势报告，通常充满悲观的预测；连续看错十几年的“末日博士”不但没有失去听众，粉丝反而更多。相反，地产界长期预判准确的专家，往往被污名化。 即使积极买房，收获甚丰的家庭，同样最关注“房价泡沫什么时候破灭”之类的话题。例如，人们在谷歌上搜索“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会崩盘？”的次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上涨了2450%。除了人性悲观，历史上的房价泡沫和崩盘的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先入为主”和“信息的诅咒”，非地产行业的经济专家，更容易发出错误的预判。 专家看不准更深层的原因是，在贫富差距扩大的环境下，许多宏观数据与房价走势逐渐脱节。在2019年的社会暴乱和新冠疫情的连续冲击下，香港整体的经济、零售和就业率等都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住宅房价的走势却非常稳健。尽管香港失业率已经上升到7.2%（2003年SARS之后的最高值），但集中在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反而成为疫情的受益者，因此住宅地产几乎不受失业率影响。 此外，专家通常依赖公开的宏观数据例如收入平均值或者中位数，习惯从估值和需求角度预判房价走势，但往往不掌握对房价影响更大的财富和供应数据。相反，地产界对财富分布理解更深刻，并以此调整供应变化，更能准确匹配市场需求。 当然，不看数据，拍脑袋做预判的专家比比皆是，但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香港住宅空置严重吗？ 以开篇提到的文章为例，尽管“住宅空置率激升17%”符合政府公布的数据（实际上政府只强调了空置数量增加了7480套，并未突出17%这一比例），该文作者却刻意淡化了香港住宅空置率仍然维持在与2018年同为4.3%的低水平。
空置量是差饷物业估价署在年底普查实际使用情况统计出来的，去年空置率的上升，原因之一是留港工作和学习的外地雇员和学生的大幅减少，这也直接反映在去年的租金价格回落上。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2020年私人住宅的落成量由2019年的一万三千多，大幅增加至去年的两万多套，增幅高达53%。不仅如此，去年落成单位中有约一半未取得政府同意，而无法进行销售，但同样被计入了空置率，这占到了全部空置单位的20%。看空者完全忽略了这些底层关键数据。 上表显示，类似的现象在2017-2018年同样出现过。可见，香港的住宅市场远远没有“空置率激升17%”显示的那样不健康。 当住宅空置率上升，很多人凭直觉认为豪宅遇到的冲击更大。但出人意料的是，去年大型单位（实用面积在1076平方英尺/100平方米或以上）的空置率已经跌至二十年最低，中小型住宅的空置率反而明显上升。这同样和落成量有很大关系。去年大型单位的落成创六年最低，仅1140套，连跌两年。而这与地产商针对房价上涨，改变供应结构，倾向多建中小型单位有关，而这些关键数据往往是看空者忽视的。 实际上，香港回归以来，每年超过100平米的新住宅供应量最多2579套，最少仅738套，年平均仅1613套。对于香港这个人口超过750万，非常富裕的城市来说，大型单位的供应量实在是太少（即使算上中小型单位，也总是供不应求的），价格节节攀升有着深刻的原因。与经济专家习惯从平均购买力角度思考需求，习惯看空不同的是，地产商更懂得财富的分布不均，并调整供应结构以维持价格温和上涨。 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更预测，今明两年大型单位的落成量将进一步下降至每年一千套以下，香港“豪宅”市场恐怕供需关系更为紧俏。
香港住宅严重依赖外地买家吗？ 上面提到的供需失衡，还仅仅是计算来源于本地的需求，假如算上来自外地的需求，失衡可能更加严重。许多看空者认为在社会暴乱和新冠疫情的连续冲击下，来自外地的买家大幅减少，会对香港住宅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但关键数据显示这样的想法同样不切实际。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来自外地个人买家的交易仅有116宗，这的确比2018年的611宗大幅减少了81%。但出人意料的是，本地买家的数量却从2018年的60909宗上升到了2020年的64446宗。可见，本地买家才是推动住宅市场重新活跃、量价齐升的主要动力。更让人意外的是，即使没有社会暴乱和疫情影响下的2018年，外地买家也仅占本地买家的1%。 当然，划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标准为是否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因此，被归为本地人的买家的确有较高比例（约20-30%）来自于国内，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或亲属的确在香港工作和居住，并非投机炒作的主力。从2012年起，政府对非香港永久居民买家征收15%的买家印花税“辣招”以来，外地买家在个人买家中的占比，就从2012年的4.3%明显下降到2013年的约2%，再逐年下降到2018年的约1%。 下表显示，无论是细分一手或二手市场，还是细分个人与公司买家，香港住宅市场对外地需求的依赖，都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随着疫情逐步受控和下半年逐步恢复通关有望，内地买家的回流对于香港房地产市场，更像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影响香港房价未来走势的独特因素 作为开放自由的经济体，影响香港房价走势的通常是全球与本地因素的结合，除了常见的宏观微观指标，值得特别关注的有两点。 第一，根据税务局数据，香港仅有165万人拥有一个物业，占总人口约22%，另有45万人拥有超过一个物业，合计也不过占总人口的不到三成。而以家庭为单位，香港的住房自有率虽已从2017年的低位49.2%升至今年初的51.6%，但仍然低于2004年的高位54.3%，也远低于全球其他发达地区的水平。随着未来经济逐步改善、失业率有机会回落，如果家庭住房自有率继续维持近几年温和的升势，将有利于香港住宅地产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 第二，选举制度改革后，中央明确要求香港政府着手处理好香港的房屋问题。最新的政府施政纲要提出将在未来10年满足约30万个公营房屋单位的目标，但这也只是较上一个十年期增加3到4万个单位供应，显然是杯水车薪，远水难解近渴，短期私人住宅市场的供需关系仍然紧张。 即使政府通过填海，或者回收私人土地，来增加土地供应并解决高地价的问题，仍然需要兼顾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和保持居民家庭财富的稳定。追根溯源，香港的高地价与基本法下需要保持的自由港地位和低税制密切相关。除非香港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政府收入来源，否则矛盾仍然难以化解。归根结底，国内高地价的形成，同样是独有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自然产物。（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夏春、郑梅玫）
形势分析
中国人口问题或比很多人设想的悲观情况更悲观
【研究员】：wh
如果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来，结合人均预期寿命，想要估算2020-2050年中国人口死亡数据，并且估算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并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可以统计48-78岁之间每个年龄段人口，将其作为2020年之后每年死亡人口的基准即可。
【博览财经特稿】先猜一个问题：按照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到2050年，中国将会有多少人口？14亿？12亿？11亿？ 目前估算中国的人口峰值将在2022年出现，通过线性外推出生人口数据和死亡人口数据，乐观认为，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将有12.6亿人口。 但在提醒下，发现自己对2028年之后的人口数据估算，真的是太太太乐观了。因为，没有考虑人口的年龄结构。 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一种缓慢而又巨大的力量，而且人口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可能变富，也可能变穷，但我们注定都会变老，而且老到一定年龄之后，最终都会死去！ 关于未来的新生儿人口数量估算，因2000年~201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量基本保持稳定，这些人口在25岁之后，基本都形成育龄人口，由此，从2025年到2042年育龄妇女的数量也基本稳定，所以简单采用线性外推，并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2018年之后，因为新生儿数量相比2017年之前的数据遽降，这将造成2042年之后的育龄人口数量也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2042年之前的新生儿数量估算应该还算靠谱，但2042年之后的新生儿数据一定是偏高的。 为了修正这一问题，应该将2042年之后的新生儿数量，与2018-2025的新生人口给对应起来。 根据数据，2000年-2017年每年新生人口数量大约1650万人，而从2018年开始，新生儿数量开始迅速下降，2024年之后，到2025年之后，新生儿数量更是降至不足700万人——这将造成25年之后，育龄人口同样会出现下图的陡坡下跌。
至于每年死亡人口的估算，直接采用过去数据线性外推，就有更大的问题了。如果不发生毁灭性的战争、瘟疫或者饥荒，进而造成个别年份人口数量锐减的话，每年的人口死亡数量，一定与几十年前的出生人口及存活人数息息相关，所以，每年的死亡人口数量，并不能简单采用线性外推的方式，而是必须考虑人口的年龄结构。 2020年10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宣布，从2015年到2019年底，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77.3岁，为了简化，我们将2020年-205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均设置为78岁。 如果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来，结合人均预期寿命，想要估算2020-2050年中国人口死亡数据，并且估算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并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可以统计48-78岁之间每个年龄段人口，将其作为2020年之后每年死亡人口的基准即可。 这些人口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在到达78岁之前，已经因为各种意外而去世，但另一方面，1972年之后出生的人口，也很有可能在到达平均预期寿命之前去世，两者相抵消，我们可以简单认为，“七普”中48-78岁的人口数量，约等于2020年-2050年每年的死亡人口数。 可惜的是，因为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没有出来，我们只能引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说明2020年之后每年的死亡人口数据情况。 因为2010年的“六普”比现在早了10年，所以如果在“七普”中统计48-78岁之间每个年龄段人口数量的话，对应于“六普”中，应该是统计38-68岁之间每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
根据国际社会通行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这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过，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也在稳步提高，这熨平了2000年-2020年的年度人口死亡数据。 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7.8岁； 199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8.6岁； 200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4岁； 201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4.8岁； 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自2000年以来，虽然每年新生儿出生人口数量有比较大的波动，但死亡人口却一直都是在平稳上升，从2000年的811万到2019年的998万，每年的死亡人口数量增加都在5-10万之间。
正因为看到了这个数据的平稳变化，所以才简单采用了线性外推的方式，来计算中国2020年以后的死亡人口数据。 而因为人的寿命本身存在着极限，在社会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岁以后，后面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再提高，这最终会反映在人口死亡数据上——年度死亡人口数据，与5年前、10年前相应年龄段人口数量的关系，将越来越趋于一致。 所以，对于近期的死亡人口数据，采用线性外推的方法也未尝不可，但从1950年开始，内战结束，中国开始出现第一波婴儿潮，当这一波婴儿潮的人，开始触及平均预期寿命的时候（78岁），继续采用线性外推方式估算死亡人口，就会出现极大的偏差。 有鉴于此，关于中国未来30年人口估算，做出2点修正：1）2043年之后的新生儿人口，按照25年前（2018年-2025年）的人口出生比例推算；2）2028年以后的每年死亡人口数据，采用2010年“六普”数据中38-68岁人口数量代替。 这样一来，2050年中国将有12.6亿人的判断就会被推翻，根据修正后的估算，2020年之后，如果中国不能够有效刺激居民的生育热情，中国的人口规模将出现两次断崖式的下跌：一次是2028年第一波婴儿潮人口触及平均预期寿命之后；另一次是2041年第二波婴儿潮人口触及平均预期寿命之后。具体见下图。
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将下降至10.7亿人左右，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比人口总数量下降更恐怖的，是年度新生儿人口和死亡人口数据的对比：从2025年开始，因为全面放开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松动红利耗尽，中国每年将出现约400万的人口净减少； 从2028年开始，因为建国后第一波婴儿潮人口触及平均预期寿命，中国每年将出现约700万的人口净减少； 从2041年开始，因为建国后第二波婴儿潮人口触及平均预期寿命，同时叠加2018-2025年的新生儿人口遽降所造成的育龄人口数量遽降，中国每年将出现约2000万的人口净减少。 简单说，如果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几年不能够有效提高，从2041年开始，中国人口的下降将会非常可怕，以每年消失1个现在北京或上海城区人口的速度缩减——到2050年底，中国的人口规模相比今天，将会减少近30%。 修正后的数据估算表明，中国的人口问题，可能比很多人设想的悲观情况要更加悲观。 若中国的生育水平不能在未来很快提高，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每年的新出生人口将不到300万人，而死亡人口将高达2500万人，而且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久。 每年因为自然更替而消失2000万以上的人口，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除了战争和瘟疫之外，和平时期最迅猛而暴烈的人口下降，从204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下降速度，将远远的超越现在的日本、韩国，成为全世界人口下降最严重（没有之一）国家。 想想看，如果中国不能够在未来迅速提高生育水平，2050年之后的中国，每年的死亡人数将接近新出生人口的10倍，这个数据，真的是把自己都给吓着了！ 到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仅是所谓的“未富先老”的问题，而是比现在日本与韩国的老龄化更可怕的一种深度老龄化，人口快速缩减、全社会衰老不堪，整个社会的将处于持续的衰败状态。 一个年度死亡人口是新生儿人口10倍的国家，衰老和死亡将笼罩整个社会，这样的中国，别说什么大国崛起了，整个国家有没有希望和未来，都很存疑了……
终于明白了，这大概或者也许可能就是国家统计局迟迟没有公布“七普”数据的原因！——因为，这个数据太具有爆炸性了。（来源：财主家的余粮 作者：财主家没有余粮啦）
中国人口流向带来重要变化 北方并非想象的持续衰落
【研究员】：wh
北京虽然被要求纾解非首都功能、控制人口，但2020年小学生招生人数出现大幅反弹，增幅全国第一。而且这是在疫情中发生的，北京的控制措施是最严格的。这说明，北京良好的教育、医疗条件，以及创业机会，吸引了显著的增量人口。
【博览财经特稿】一场中美贸易战，再加上一场新冠疫情，给中国的人口流向带来了重要变化。如果你仍以为北方在持续衰落，人口在不断流失，而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吸引力势不可挡。那么，只能说明你OUT了！ 是不是一个真正拐点待察 最新公布的各省市2020年统计公报，告诉我们：重要变化来了。至于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拐点，尚有待观察。但2020年，事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先看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也是过去几年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广东。
上面的截屏来自广东省2020年统计公报，可以清晰地看到：2020年广东省小学生招生人数出现了显著下滑，跌幅高达8.9%。 如果查一下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等城市2020年的小学生招生人数，会惊讶地发现，都是负增长！ 小学生招生人数突然出现显著下跌，只能有一个可能：相当一批适龄儿童，跟随父母回到了内地老家，没有能在广东入读小学。 或许有人会反驳：小学生招生数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常住人口数据呢？ 目前正处于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前夕的“静默期”，各地的统计公报都没有公布最新的常住人口数据。 但广东统计公报里还透露：2020年末，全省电话总用户为17668.8万户，下降6.2%；其中，固定电话用户2131.9万户，下降7.4%；移动电话用户15536.9万户，下降6.0%。 不仅广东如此，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小学生招生人数都在2020年出现罕见的下滑。 福建省2019年小学招生62.18万人，2020年下降到了61.70万人； 浙江省2019年小学招生65.6万人，2020年下降到了64.6万人；
上图则是江苏统计公报里，2020年小学生的招数人数，下降了3%。 众所周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4个省，也一直是人口增长、小学生人数增长的优等生。然而在2020年，小学招生人数都出现了下滑，这显得非同寻常。南方下滑了，北方怎样？ 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相当一批北方、西部的省市区，小学生招生人数出现了上涨！比如辽宁，近年来小学生人数一直在下滑。然而2020年辽宁全省小学生招生人数达到了34.7万人，2019年只有34.0万人。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山东，山东2020年小学招生129.6万人，而2019年为127.9万人。
上图是山西，这个人口流失一度严重的省份，竟然也在2020年出现小学生招生人数的增长。 于是查阅所有省市区的统计公报，除上海、湖北、陕西、贵州、宁夏之外，都公布了招生人数，得出如下的表格：
2020年全国小学生招生人数也是下降的，降幅为3.3%。这非常令人奇怪，因为几年前新华社发布的新生儿数量，2014年比2013年是有显著增长的。2014年出生的孩子，2020年正好上小学。 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之前人口增长最猛的广东，小学生招生人数下降幅度最大，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在“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期间，有一些外来人口没有返回广东。 同样的，浙江、江苏、福建也因为经济对外依存度比较高，2020年小学生招生人数也出现了下降。 北方省市区招生人数普遍反弹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省市区招生人数普遍反弹，7个有增长的省市区里，5个属于北方，2个属于西部（西藏、新疆）。 北京虽然被要求纾解非首都功能、控制人口，但2020年小学生招生人数出现大幅反弹，增幅全国第一。而且这是在疫情中发生的，北京的控制措施是最严格的。这说明，北京良好的教育、医疗条件，以及创业机会，吸引了显著的增量人口。 其次是天津，天津虽然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但房价不贵，有高考红利。天津作为传统三大直辖市之一，高考红利堪比北京、上海，但落户、购房门槛远低于京沪，所以有大量“高考移民”迁入。 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让很多落户不了北京的居民有机会把户口放在天津。 新疆小学生增长迅猛，说明中国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发挥了作用，也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关于新疆的谣言。 山西、辽宁、山东小学生招生人数的反弹，显得意味深长。说明在房价因素下（北方房价普遍便宜），一度备受冷落的北方城市开始受到欢迎。比如济南、青岛、太原、沈阳、大连、天津这些城市，医疗、教育水平不输于南方城市，随着空气质量好转，选择在这些城市发展的居民开始增加。 辽宁、北京、天津、山西、山东，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小学生招生人数的增长带。而这个增长带，恰恰是过去几年楼市偏冷的地区。 所以，小学生人数的变动，不仅仅跟就业机会有关（就业机会受中美贸易战、内循环、疫情的影响），还跟房价高低有关。 再看一下各地小学生“在校生人数”在2020年的变动情况：
全国只有上海等少数城市，小学为5年制（这种地方初中一般是4年），其他基本上都是6年制。小学在校生人数，跟过去几年累计的人口变化有关。 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在增长幅度最好的10个省市区里，北方、西部占了7个（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以胡焕庸线为东西分界）。 过去几年下大力气控制人口的北京、上海，小学生人数的增幅都进入了全国前三，经济低迷的天津位居第四。第一名则被新疆拿下。 经济最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因为人口基数较大，增幅其实不太突出。 2020年，是中国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年，中美战略博弈达到了空前激烈程度，再加上疫情泛滥，高层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几个东南沿海省份，的确面临了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再加上房价普涨，增量人口有向内地、北方大城市流动的迹象。 所以，在未来的竞争中，东南沿海的省份和城市不能傲娇，一定要虚心解决民生问题，否则老百姓会用脚投票。北方、中部、西部的省市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机会永远存在，这些地方最难熬的时候正在过去。 在一个足够大的关税区内，永远不要为某些城市的高房价担心，人、资金、产能会自主流动、按照效率来配置。（来源：刘晓博说楼市（ID：liuxb919） 作者：刘晓博）
社会透视
娱乐圈里不只有娱乐 更多还是博弈的资本
【研究员】：wh
娱乐圈大浪淘沙，曾经红透半边天的艺人转眼间就成过眼云烟，而杨幂依然高居顶流，号召力不减，已然成了前辈。而迪丽热巴也早已独当一面，虽然坊间屡屡传闻迪丽热巴想要跳槽，可最后总被证明是谣言。整个嘉行传媒，除了杨幂，她就是最重要的艺人。
【博览财经特稿】2012年，26岁的杨幂在郭德纲的《今夜有戏》栏目中大吐苦水，自曝刚出道时因为不会演哭戏，总是NG，被导演狠狠抽了一嘴巴子，虽然戏完成了，可内心的阴影一直没消去。 与此同时，网上爆料杨幂在一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孤岛惊魂》的电影，为了票房，出品方大肆炒作杨幂剧中的泳装造型，身材绝佳的杨幂让无数宅男大开眼界。 没办法，此时的杨幂还是位普通艺人，只能听从导演和资方的摆布，心里再不满，也只好忍着。 不过，也是在这一年，杨幂凭借都市剧《北京爱情故事》斩获第9届金鹰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女演员奖，渐渐迈入一线。 不甘心当个任人摆布的演员内心藏着“资本梦” 外表看似柔弱的杨幂是处女座，有着这个星座特有的执着和冷静。她从小就性格彪悍，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早不甘心当个任人摆布的演员，内心藏着个“资本梦”。 一直被资本欺压的艺人谁不想“翻身农奴把歌唱”，自己也摇身变成资本操控者呢。 从娱乐圈跨界资本圈，很多人也就想想睡了，毕竟这中间的麻烦事比演戏可难多了。
不过，杨幂已经做好了准备。2013年，杨幂自导自演的首部微电影《交换旅行》在优酷上映。这是杨幂的试水之作，也是她悄悄跨入资本市场的一个小动作。 同一年，就在杨幂大着肚子踩着高跟鞋出演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时，她在欢瑞世纪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作室，首次以电视剧制片人的身份制作了都市爱情剧《微时代之恋—初恋篇》。 拍这部剧时，一位前来面试的新疆女孩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21岁的迪丽热巴，一个还在上戏读书的新疆姑娘。外表靓丽还有些书卷气的迪丽热巴让杨幂眼前一亮，直觉这个女孩将来一定会火。 果然，这年的迪丽热巴领衔主演了红色革命剧《阿娜尔罕》，敢爱敢恨的角色让首次“触电”的她引发世人关注，赞誉不断。 2014年，杨幂与迪丽热巴相遇，联手李易峰、陈伟霆等人合作出演了古装仙侠爱情剧《古剑奇谭》。
两人相熟后，看着单纯的迪丽热巴，杨幂忽然有了想法，便趁拍摄间隙找她聊天，悄悄向对方吐露了一个埋藏许久的计划。她要自己开影视公司，想招募迪丽热巴为旗下艺人。 杨幂本想傍着东家欢瑞世纪上市来共同品尝资本甜头，可惜欢瑞世纪借壳失败，她只好满怀惆怅带着工作室打算自立门户。 翅膀硬了的娱乐圈艺人“改换门庭”不是新鲜事，毕竟此时的杨幂通过《宫锁心玉》、《孤岛惊魂》、《分手大师》、《小时代》、《古剑奇谭》等作品早已成为知名女艺人，确实有这个实力。只是对杨幂来说，迈向资本这条路，实在是漫长而曲折。 苦熬多年的杨幂终于等到机遇 1986年，杨幂出生在北京宣武区，父亲杨晓林是民警，母亲杨春玲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因为一家三口都姓杨，父母便突发奇想，以“杨”的3次方给女儿取名“杨幂”。 虽说是小女孩，可杨幂一样顽皮捣蛋，一刻也静不下来，让父母很是头疼。正巧此时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召开儿童影视表演培训班，家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着女儿报了名，结果性格活泼，一脸稚气的小杨幂虽说年龄不够也被破格录取。 杨幂长相甜蜜，说话又嗲声嗲气，很受老师们喜爱。在他们的推荐下，小杨幂逐渐走上童星的道路，参拍过不少电影和广告。 四岁时候，杨幂参加了电影《唐明皇》的拍摄，出演其中的“咸宜公主”一角。后来因为古灵精怪的模样，杨幂又被《武状元苏乞儿》剧组看中，扮演了周星驰的“女儿”。 中学时期的杨幂因为相貌清秀，很自然就跨入了娱乐圈，平面广告、拍戏，邀约不断。只是费用实在有些惨不忍睹，拍一支广告只有200元的报酬，演戏也不过百元一天。这一直持续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存在感一直不高。 好不容易接到一份电影通告，早上8点的戏，她5点就起来化妆等待，结果左等右等没人通知她，一问才知道剧组换戏，人家早把她给忘了。 还有早早定了她做女主角，结果角色临时被换成了投资人的女友，这种窝心事在杨幂成名路上比比皆是。 幸好因为幼年出演《猴娃》被制片人李小婉赏识，将杨幂签入自己的公司，陆续给了不少资源，接连出演了《雷雨》、《大明宫词》、《橘子红了》、《人间四月天》、《东邪西毒》等多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 只是这些戏里的杨幂依旧是不起眼的配角，演得再卖力顶多得到导演的几句赞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哪怕在之后的《仙剑奇侠传》中和胡歌爱的要死要活的“雪见”被杨幂演绎得感人至深，圈粉无数，可并没有给杨幂带来太多机会。
演了这么多年戏，一直不温不火，杨幂的内心当然很焦虑，不过她还是有一股拼劲。 2010年10月28日，24岁的杨幂突然发了条微博：“有本事就杀了我，杀不死，就等着看我变得更强大吧。” 简单的一行字，不仅是当年杨幂的心声，更成为若干年后被饭圈奉为“圣经”的一段话。不得不说机会从来是给有准备的人，苦熬了多年的杨幂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机遇。 2011年，杨幂凭借一部《宫锁心玉》突然大火，各种资源纷至沓来，直接晋级为“顶流女星”。也是这一年，因为拍摄电影《如意》，她与香港演员刘恺威结识，在对方的穷追不舍下，两人于次年正式对外公布恋情，并最终在2014年“奉子成婚”。 眼看事业、爱情双丰收，脸上挂满笑意的杨幂心里又翻腾起一个新的计划。 资本市场从来不是唱“独角戏”的地方 杨幂一直没忘记当初那记被资本甩在脸上的“巴掌”，无时无刻不想着早点跨入资本的行列，彻底抹去那段不堪的回忆。 2014年3月，怀孕期间的杨幂和两位好友曾嘉、赵若尧共同出资300万人民币成立了海宁嘉行天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随即将自己的“欢瑞杨幂工作室”更名为“嘉行杨幂工作室”。 嘉行传媒成立时，杨幂的持股比例为18.75%，曾嘉的持股比例为56.25%，赵若尧的持股比例为25.00%。 三人关系不一般，曾嘉是杨幂一直信任的经纪人，赵若尧则是曾嘉的副手，嘉行传媒内部的真正关系其实很明了。虽说杨幂并不是大股东，也不是实际法人，却妥妥是公司的“顶梁柱”，举足轻重。
同年11月，刚刚产后复工的杨幂出演了言情片《恋爱中的城市》，并在年底凭借与黄晓明搭档主演的爱情片《何以笙箫默》拿下了3.5亿票房，拼劲十足。 但再怎么拼，作为老板的杨幂压力可不小。她心里很清楚，在娱乐圈混，资本再可恶，可缺了他们一样玩不转。 2015年10月，新成立的嘉行传媒为了获得尚世传媒共计3亿元的投资，不得不签署了一项“对赌协议”。 协议要求嘉行传媒在2015-2017年三年间累计实际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得低于3.1亿元，同时核心艺人不得解除与嘉行传媒的独家演艺代理关系，否则，嘉行传媒需以15%的年收益率回购尚世影业持有的380万股份。 简单说，钱可以给，但是最后的利润达不到要求，嘉行这边就要花高价把当初卖出去的3亿股票买回来，年利率15%，堪比高利贷。 这是谁看了都会吐血的一份“对赌”协议，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谁都不敢保证在波云诡谲的娱乐圈做什么项目都赚钱，利润每年还得都在1个亿以上。可即便条件如此苛刻，杨幂还是同意了，她自己倒是很有信心。 当然，资本市场从来不是唱“独角戏”的地方。为了坐上资本局，2015年7月，杨幂三人又成立了西藏嘉行、霍尔果斯嘉行等公司，并在同年入股西安同大，打算借壳上市。
2015年8月，西藏嘉行先是以935万元认购西安同大550万股，拿到34.06%的股份，紧接着再次注资85万元从西安同大原实际控制人岳峰手上接过50万股股份。 收购完成后的西藏嘉行合计持有西安同大600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15%，成为实际的控股人，估值大约2500万。 此时，嘉行传媒明面上的大股东还是曾嘉和赵若尧两人，杨幂股权只有7.125%，依然是最少的那位。可实际上，嘉行的老板到底是谁，不言而喻。 “股权代持”在资本市场早已屡见不鲜，这样的操作，有的人是为了规避监管，有的人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管怎么说，上市前的股权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努力赚钱了。 嘉行艺人被杨老板无形中绑上一场看不见的资本“豪赌” 杨幂的信心来自于公司陆续签下的一堆年轻艺人。娱乐圈从不缺新鲜的血液，各类“小鲜肉”“小姐姐”挤破头也想签个好的经纪公司，奈何资源有限，还得有个先来后到。 嘉行传媒不是大公司，好在老板杨幂的“金字招牌”够响，还是有很多年轻艺人趋之若鹜，张云龙、张彬彬、高伟光等都是此时签下的艺人。 嘉行传媒也确实很快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挖到了宝。作为公司最早签约的艺人，迪丽热巴与嘉行的合同一签就是15年，要知道，一般的经纪合同最多5年，要么是迪丽热巴有些傻，要么就是嘉行传媒实在看好这位新疆的“美人胚子”。 为了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嘉行传媒开启了“暴走”模式，全员上阵，化身“工具人”拼命赚钱，赚快钱。 事实上，此时进入嘉行的艺人实际被杨老板无形中绑上了一场看不见的资本“豪赌”。
但大家没怨言，因为老板杨幂也在玩命地接电影、拍广告、做代言，最多的一年，杨幂同时轧了11部戏，是有名的娱乐圈劳模。 2015年，杨幂主演的《我是证人》和《怦然星动》上映，口碑一般，幸好票房还算过得去，分别拿下2.2亿元和1.6亿。 一年之后，杨幂又在湖南卫视频频露脸，先是一部与黄轩主演的《亲爱的翻译官》在“芒果台”首播，同年又上了综艺《真正的男子汉》第二季，拼劲十足。期间，各种有关杨幂的新闻满天飞，从到处撩汉的绯闻，到夫妻不和要离婚的传闻，彻底赚足了眼球。 老板这么拼，底下的员工个个不敢懈怠，使出浑身解数接戏拍戏，可惜十几个人的流量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杨幂一个人。 唯独慧眼签下的迪丽热巴还算给力，接演了《漂亮的李慧珍》、《傲娇与偏见》、《麻辣变形计》等多部影视剧，还在公司的推荐下接了不少广告，狠狠吸了一波金。 2016年底，嘉行传媒的净利润达到了1.27亿元，相比签约第一年的8000万利润，直接上涨了59%，距离对赌的3.1亿元只差一个“小目标”。话是这么说，可毕竟是1个亿利润，这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很多上市公司的利润了。 旗下的艺人再努力，赚到的钱依然不到老板杨幂的一半。况且由于杨幂为了赚钱不顾演技拼命轧戏，早被无数人吐槽，甚至还被《北京日报》点了名，后面的利润到底能不能达到1个亿，谁都不敢保证。
你们骂就骂吧，只要能赚到钱就行。面对各种非议和质疑，杨幂表面上在各种场合泰然自若，但心里还是很慌。 杨幂的“发际线”据说就是从此时开始高起来的，不仅仅是拍戏的辛苦，还有隐藏在心里的那份无人诉说的“家务事”。 根据协议内容，老公刘恺威此时是旗下的核心艺人，而且杨幂所持有的股份属于夫妻公有财产，如果在协议期离婚，同样属于违约。 因此后面曝光的刘恺威“夜光剧本门”事件，夫妻二人若无其事的表现，吃瓜群众们都懂的。 杨幂的努力最终没有白费 2017年，杨幂拉着旗下的迪丽热巴等人主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上映，利润和热度直飞冲天，最终收官时，全网点击率突破300亿。 这部剧不仅让赵又廷、高伟光火了，连剧中司命王骁、素锦黄梦莹、玄女祝绪丹、叠风赖艺、子阑刘芮麟、胭脂代斯也一炮而红。他们都是嘉行的艺人，靠一部戏彻底打开了嘉行传媒的新局面。 剧中女二的迪丽热巴更是晋升一线，成为公司内仅次于杨幂的“金牌艺人”，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接代言接到手软。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最后的结算金额高达4.87亿，嘉行传媒从中赚取1.94亿，这样算下来，已经顺利完成了3亿多的对赌，杨幂终于松了口气。 至此，杨幂借助资本玩的这出“借船出海”的资本对赌局完美落幕，顺利晋升为资本市场的“庄家”。
既然入局了，不玩两把不合适。就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于3月1日收官的第二天，嘉行传媒发布公告称拟以250元每股的价格，增发不超110万股公司股权，仅此计算，嘉行传媒的估值瞬间从不到1个亿升值到几十亿。 不到一个月，嘉行传媒又发布公告称石河子市君毅云扬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2.5亿元认购100万股，还特意强调全部为“现金形式认购”。 对于眼热的资本市场来说，此时的“嘉行”简直就是“吸金”的代名词，堪称娱乐圈“摇钱树”，谁都想来攀附一把。 3月24日，A股市场的完美世界发布公告，表示要出资5亿元购买嘉行10%的股份，此消息一出，嘉行传媒的估值达到了惊人的50亿。 完美世界也不是凭空掉下的公司，这家做游戏发家的娱乐公司其实也早早涉足影视，旗下有多家相关公司，翻拍过《射雕英雄传》、传奇历史剧《思美人》以及《神犬小七》等剧。 迪丽热巴出演的《神犬小七》、《麻辣变形计》就是完美世界旗下的作品，大家都是“老熟人”。 只是这个数字还是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一家成立仅3年的影视公司居然从2500万的估值直接翻到了50亿元的市值，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突然闯入资本市场的嘉行传媒也似乎撞了好运，同年5月，嘉行传媒喜滋滋宣布，将牵手迪士尼一起开发本土化真人电影。 明眼人都明白，玩资本哪能少了“国际化”这张牌，有了这么好的包装，资本市场又可以炒起一波热潮。
嘉行传媒旗下的股东名单瞬间多了许多听都没听过的名字，各路资本蜂拥而至，兵强马壮。由于确实表现出色，嘉行传媒在2018年的营收达5.22亿元，32岁的杨幂被爆出身价40亿的传闻。 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在与刘恺威的离婚协议中，明确划归在杨幂名下的财产有26亿元，刘恺威分走了5亿左右的房产。这样算下来，说杨幂40亿的身价倒不算离谱。 入局后的杨幂想继续捞金依然不易 只是对杨幂自己来说，钱是赚到了，可麻烦事一件没少。离婚已经够糟心的了，可更糟心的更在后面。 眼见影视市场和资本市场暧昧不清，2018年起，监管部门加大了对影视企业金融运作的管理，非但不再准入明星资本化影视公司，还对上市相关企业展开了调查。 嗅到风声的资本市场迅速做出了反应。2018年5月，嘉行传媒悄悄在新三板摘牌，对外解释是“加快融资节奏”。 资本市场向来是势利的，见嘉行传媒上市遇阻，核心合伙人之一的李娟套现2.5亿元离场；紧跟着尚世影业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其拥有的嘉行传媒14.25%的股权，挂牌价为6.41亿，距离嘉行传媒巅峰时期缩水了近10亿元。受此影响，嘉行传媒估值也一路看跌，上市之路至今遥遥无期。资本市场，就是这么残酷。 即便贵为资本市场的“庄家”，入局后的杨幂想继续捞金依然不易。毕竟资本这行的水太深，浅尝辄止就足够了。 对于现在的杨幂来说，虽然感情上受过挫，可该赚的钱早已赚到，该有的尊重也一步步得到了。 娱乐圈大浪淘沙，曾经红透半边天的艺人转眼间就成过眼云烟，而杨幂依然高居顶流，号召力不减，已然成了前辈。而迪丽热巴也早已独当一面，虽然坊间屡屡传闻迪丽热巴想要跳槽，可最后总被证明是谣言。整个嘉行传媒，除了杨幂，她就是最重要的艺人。
娱乐圈是个圈，有人兜兜转转还是被甩到了圈外，有人咬牙坚持终于拼到了圈里。对于嘉行的艺人们来说，自己的“杨老板”可谓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但娱乐圈里不只有娱乐，更多的还是博弈的资本。既然踏入，杨幂便注定不能停歇。因为，资本永不眠。（来源 ：风声岛（ID:fengshengdao） 作者：海边的风声君）
还原事件全貌 义乌“冻卡”难题依然待解
【研究员】：wh
在冻卡问题发生后，许多义乌商户表示目前已经不再接受外商利用人民币来支付货款了，要么通过银行渠道收美金，要么让外商用现金结算。但正因为如此，很多商户的经营陷入了困境，下游的供应商由于无法从冻卡的商户获得结算款，也正在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11月17日，在义乌做外贸的罗艺收到一笔奇怪的打款。这是一个印度客商支付的货款，总共有30万元人民币。但是，这30万并不是一笔支付的，而是分别以每笔9.995万元的金额（50元为“手续费”）打入到了罗艺的农行卡、中行卡和中信银行的卡里。 更奇怪的是，打入中国银行的这笔9.95万元，也并非一次性打进来的。而是分成1.2万元、1.5万元、1.9万元、2.6万元、1.7万元、1.095万元在1个小时内分笔打进来的，紧接着，罗艺的账户又收到了两笔分别只有0.1元的转账。 当时，这笔奇怪的打款并没有引起罗艺过多的注意，因为在义乌的市场里，外商用人民币支付是这么多年一直使用的惯例。 但两天后，罗艺的卡突然被“冻住”了，账户里面100多万余额都无法使用——来自西北某地的警方冻结了罗艺的银行卡。焦急的罗艺联系了当地警方，得到的解释是，这笔货款中有1.3万余元涉嫌为电信诈骗资金。 罗艺“冻卡”并非个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多义乌商户的卡都被“冻住”了。有的因为涉嫌电信诈骗，有的因为涉嫌网络赌博，但最终大概率都会归结到一个原因——涉嫌地下钱庄洗钱。 冻卡现象集中出现后，一封落款为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将“冻卡”现象推至聚光灯下。在信中，义乌警方呼吁全国公安机关在“断卡行动”中理解义乌贸易型经济的特殊之处，并恳请各地公安机关勿对义乌商户“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公开信中写到：“希望我们能共同理解，避免将一个受害群众的损失转移至另一个守法公民身上。从而让社会再增加一个受害者。”
冻卡显现背后究竟是何原因？凤凰网财经日前实地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与多位被“冻卡”的商户采访交谈，并深度采访反洗钱专家，试图还原“冻卡”事件的全貌。 商户的冻卡烦恼 出生于义乌农村的罗艺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福田市场（义乌当地人对“国际商贸城”的称呼）的老板娘。“她们的日子看起来过得好清闲，每天在小商品城的档口一坐，客户自己上门，没有生意就往电脑前一个葛优躺，刷刷剧。好幸福的生活。” 为了这个梦想，罗艺10年前从广东回到了义乌，做外贸。在义乌有成千上万个像罗艺这样“做外贸”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的工作更类似于导购。外商来到义乌，人生地不熟，罗艺就会带着他们去商场，想买皮带的，就带到4区的4层；想买饰品的，就带到一期；饰品又分好多种，头上戴的就去二楼B区，脖子上戴的，就去二楼的D区。
10年的外贸经历中，罗艺接待过几乎来自全球各大洲的客商，慢慢地，罗艺也总结出一条条接待外商的小贴士——印度客商很多素食者，所以在市场逛一天都不会吃饭，因此罗艺需要自己备着零食；欧美的客商往往都比较大方，很多都会给小费，因此，需要提前找好欧美客商行动的规律…… 一般来说，外商寻找到合适的货源之后，就会将钱打进罗艺的卡里，然后再由罗艺转给义乌国际商城的商户，之后罗艺还要找货代公司，进行装柜、报关、出口等一系列流程。 和罗艺不同，来自河南的邓红在两年前就成为了国际商贸城7.8万个档口的老板之一。但是档口老板的日子并不像外人看起来那样光鲜。 和绝大多数的档口老板一样，邓红也是“前店后厂”的模式。平常除了在档口接待客人之外，邓红在商城关门后，往往还需要去加工厂帮忙，在西方圣诞节前几个月那段外商订货的旺季，邓红除了盯着档口之外，还要亲自去工厂组装、去仓库看守货物。 “义乌的夏天是最难熬的，外面天气将近40度，仓库里面更是又闷又热，几乎所有衣服能够盖住的地方都会起疹子。我还好说，关键是孩子，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让孩子站在唯一的一个小电风扇前面吹一吹。”说到这里，邓红开始流泪。 今年的1月，邓红的银行卡也被冻住了。冻卡的原因是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外商所打的一笔货款。和罗艺一样，邓红也去找冻结银行卡的警方联系过，提交过包括订货单、和客户的聊天记录、微信订货记录、材料商的转账记录、出货通关单、货柜号等一系列的资料，但最终仍然没能解冻。大概16万的涉案金额，冻结了89万多的银行卡余额。
实际上，在凤凰网财经走访中发现，被冻住银行卡的商户并非只是罗艺或者邓红这样的中小商户，不少已经规模很大的商户仍然遭遇到了冻卡难题。 张友是一个拥有160多员工的公司老板，去年的开票销售额将近8000万，公司还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但从去年7月份开始，张友名下的四张银行卡也都陆续被四个地方的警方冻结了。涉案金额共计约10万元，但卡里一共有700多万的余额全部都被冻结了，资金周转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卡被冻结之后，张友去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提交了各种证明自己这些涉案金额是“真实交易、善意取得”，但现在依然有74万的余额被冻着。 像罗艺、邓红、张友这样被冻卡的商户不在少数。来自武义的小何告诉凤凰网财经，今年年初，自己爱人的银行卡被冻结之后，人也被警方带走调查，自己提交资料，并将涉案资金返还之后，爱人依然在看守所没有出来；外贸公司的老板赵力在去年向一个斯里兰卡外商交付60万个口罩，在收到外商的货款之后，账户里面的500多万也被冻结了……义乌究竟有多少商户遇到了“冻卡”难题？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官方数字。 赵力曾经在自己所在的“冻友群”（注：“冻友”为被冻卡商户的自称）进行过一次统计，得出的结果是——冻卡商户有300余家，涉及金额为1.5亿。 “这还只是我自己所能联系到的冻友，只是冻友群体中很小的一部分。”赵力表示，真实的冻卡金额比上述统计要大得多。
义乌商户银行卡冻结涉及面之广，从义乌市商务局发布的一则名为《冬日之寒，义乌市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为您送暖！》的资讯中也可以窥见一斑。该资讯写道：“义乌市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自2020年11月10日运营以来……相继派出由商务局、公安局、商城集团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16个，走访对接近40个地级市、100多个县级市公安局；同时向全国近1000个县市区公安局发送了对接函和冻结名单，邀请异地公安到义乌办案调查。” 事涉地下钱庄 凤凰网财经通过走访发现，几乎所有“冻卡”的案例都有同一个特征——均涉及到外商通过第三方打款。 按照正规的外贸流程，应该是外商所在的公司通过正规的银行渠道将足额的美金货款支付到中国商户的公司账户上。但是，在义乌这种模式很难得到推行。 首先，由于来义乌采购的外商大部分都来自于印度、中东、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要么美金短缺，要么受美国制裁，所以很难通过正规的外贸流程来打款。 来自印度的外商阿豪表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美元短缺，所以外商很难在当地的银行进行换汇。“有的银行可能会告诉你，没有美元；有的银行则可能会告诉你，有美元，但是需要你付出比正常汇率高10%的价格来换汇。” 这个时候，外商就会寻求地下钱庄来支付货款。即便是换汇渠道畅通的国家，外商也会倾向于通过地下钱庄来支付货款。因为对于外商来说，通过人民币支付，可以为自己节省很多的成本。在采访中，不止一位商户和凤凰网财经提到，许多外商会将货款分成两部分来支付，一部分用美金通过正规渠道支付，另外一部分则通过人民币支付，以此来少缴税款。 这并不是一个合规的支付流程，但是却是之前义乌市场很多年留下来的一种支付习惯，而且，很多商户并不了解人民币支付会涉及到地下钱庄洗钱。 和很多人印象里的义乌商户不一样，义乌商户日常面对的外商并非大批量采购商品的买主，而是每笔采购金额大多在数万元到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的外商散客。而面对这些外商散客，这些年来一直都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来进行——外商将人民币付给商户，商户收钱后发货。
在这种情况下，义乌商户也很难去追溯给自己打钱的账户到底是外商本人，还是外商在境内的朋友或者员工。 “义乌这边的外商采购更像是国内的便利店模式，我们也不认识这些外商，这些外商对于我们来说和国内商人过来买东西并没有区别。谁也没有见到过便利店追问客人付款账户的事情吧？”罗艺说。 另外，义乌商户在收钱的时候是没有主导权的。赵力表示，“义乌的小商品本身是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的，你不接受外商人民币支付，另外的商户就会把订单接过去，如果整个义乌都不接受外商人民币支付，那这些订单就会流向越南，流向印度，流向墨西哥，流向土耳其。” 地下钱庄是“冻卡”事件中重要的一环。地下钱庄操作的模式一般是这样的：地下钱庄会在境外当地收取外商A的货款，这些货款是A用本国货币支付的。然后在中国境内，地下钱庄会将等额的人民币支付给中国商户B。B在收到人民币之后，就会将货发给A。 在这个循环中，地下钱庄相当于获得了外币，支付了人民币。那地下钱庄这些人民币的来源是哪里呢？ 很多都来自于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非法渠道的资金。比如，诈骗集团C在境内获得非法收入之后，有极其强烈的转移赃款的意愿。这个时候，诈骗集团C就会找到地下钱庄，给地下钱庄人民币，换取境外货商B的货币。如此一来，诈骗集团所获得的赃款就被“洗白”成货款流向社会了。
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副教授严立新表示，这种洗钱手法非常经典，业内称之为“哈瓦拉”。在这种模式里，地下钱庄实际上充当了银行的角色，是资金中介。通常，地下钱庄只收很少的手续费，对常客、资金转移量大者、高频交易者等多有优惠，甚至，逢上节假日也有优惠。而且这种操作模式效率非常高，往往，一个电话、一个微信或短信就可解决，比之银行，其流程和手续极其简便。所以这种模式，长盛不衰，久打不绝。 “虽然地下钱庄收取的手续费率很低，但是由于流通的资金量非常大，所以也能获取巨额收益。近年来打掉的地下钱庄，动辄流水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可见一斑”。严立新表示，地下钱庄是地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IMF的估测统计口径计算，一个国家实际存在的洗钱规模大致会占到整个国家GDP的2%到5%左右。 冻卡难题何解？ 义乌商户的“冻卡”现象从去年开始便陆续出现，今年开始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密集。这和从2020年10月开始的断卡行动密切相关。当时，公安部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最高法、最高检和三大电信运营商联合开展“断卡”行动。 接近警方的人士表示，冻结银行卡是面对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新型网络信息案件的必要程序，主要是为了追赃挽损。由于现在地下钱庄和网络信息犯罪结合紧密，假如不能快速冻结涉案的银行卡，被害人的资金很可能就会被犯罪分子快速取现或者转移，导致无法挽回损失。 冻结涉案的银行卡是斩断电信诈骗案件链条的必要行为，但针对全额冻结涉案银行卡的操作方式，义乌商户表示不理解，因为这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日常经营。 针对全额冻结的做法是否合理合法，北京市汉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陈大鹏则表示，全额冻结的做法是合理的。“涉嫌刑事犯罪，具体案件侦破由侦察机关负责，涉案资金可能是整体涉案事实中的一部分，在具体案情不明朗的情况下，应相信办案机关的专业性，尤其涉及到跨省用警，相关办案机关做出的决定应该是谨慎、慎重的。” 不过，广强律所高级合伙人暨非法集资案件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曾杰表示，虽然冻结银行卡账户的做法是有相关法律依据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在刑事立案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等财产。“但具体是否应该全额冻结涉案账户的资金，目前没有进一步细化的规定。考虑到全额冻结的确影响到了商户的日常经营，所以，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严立新亦经表示，“针对冻结商户账户中全额资金的做法有待商榷，因为这会造成一定的‘误伤’。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只针对重度可疑的直接涉案金额进行冻结，或者为了应对后续可能的处罚，可以适当放大冻结数额，如加倍等。” 在此前流传的义乌公安给全国公安的一封信中也提到，建议冻结地警方对经营户取证结束后，采用解除冻结、限额冻结或者采取一些保证资金安全情形下的约束性措施等方式，对疑似赃款予以处置。 面对“冻卡”难题，许多商户都联系过当地的警方，并提交过相关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善意取得，真实交易”，但最终得到的处理结果却不尽相同，很少一部分会解除冻结，大部分仍然处于冻结当中。 邓红在和某地警方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如果想要账户解冻，要么主动退还涉案金额，要么等待后续强制划扣。亦有商户表示，自己在签署一份“自愿返还涉案资金”的说明并退还资金后，银行卡得到了解冻。 但邓红和其他许多受访的商户并不愿意用“自愿退钱”的方式获得解冻。“从我们的角度看来，这是我们真实交易获得的货款，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而且，假如我们自愿退钱的话，岂不是承认了我们参与到了地下钱庄洗钱？” 有义乌商户表示，“在这件事中，电信诈骗者是受害人，我们也是受害人，交了货款的外商认为自己是交钱拿货，也不会弥补我们的损失，国家的税收也受到了损失，最终真正受益的人只有那些拿了黑钱的地下钱庄和诈骗集团。所以，我们完全赞同国家的‘断卡’行动，但我们现在最急迫的需求就是，在提交资料后，严格审查，解冻账户或者解冻非涉案资金。” 针对商户是否应该退还涉案资金，陈大鹏表示，在案情不明朗的前提下，暂时无需返还，但在法律关系未确定的情况下，无法判断商户是否是善意取得，且案情进展也是先刑后民、应待刑事案件查清之后，再确定民事纠纷的责任，最后确定是否需要返还涉案资金。 曾杰则表示，从性质来看，由于收款方，也就是义乌商户不参与和地下钱庄换汇，收款的来源是合法的贸易款，不过是外商走了不合法的地下钱庄，钱庄的款可能是电信诈骗款。但是，商户如果能提供相应的收入证明、贸易合同、发货证明等等，那地下钱庄的代付款，即便是来自某个刑事犯罪案件，那么义乌收款方也属于典型的“善意取得”。 严立新表示，面对冻卡难题，当地商务部门应加强对商户的培训和宣导，引导他们在国际结算中走正规渠道。另外，“堵不如疏”，建议针对中小商户的商业形态和结算模式，专门建立一个官方的结算平台，有效纳入到监管中，使其阳光化，从而避免商户有意或无意中卷入地下钱庄等洗钱交易。 每一个来过义乌的人，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多带一个行李箱。这是一个小商品的海洋。世界的小商品中心在中国，中国的小商品中心在义乌，义乌的小商品中心在国际商贸城。这是一个拥有7.8万个商户的大市场，也是一个能够预判美国大选走势的地方。 但这只是义乌的骨架，在这个市场里面穿梭着的外贸人、外国人、商铺老板，以及下游数以十万计的供应商才是它的毛细血管。但是，由于最近的“冻卡”问题，这些毛细血管有很多都被堵住了。 在冻卡问题发生后，许多义乌商户表示目前已经不再接受外商利用人民币来支付货款了，要么通过银行渠道收美金，要么让外商用现金结算。但正因为如此，很多商户的经营陷入了困境，下游的供应商由于无法从冻卡的商户获得结算款，也正在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义乌冻卡难题，依然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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