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前布局具重要现实意义》：从实现碳达峰前后一国GDP增速变化来看，往往是碳达峰后经济增速趋于回落。如美国在碳达峰的前后10年，经济年均增速下降约1个百分点，巴西碳达峰（2014年）的前后5年相比，增速下降约3.9个百分点。而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在实现碳达峰后依旧以增长为主。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达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彼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均GDP已达到2万美元以上，其中，美国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时人均GDP已突破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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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住不炒”政策常被简单化甚至曲解 住房就像一道财富鸿沟
【研究员】：WH
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实物是财富的主要形态；在现代增长模式下，代表未来权益的资本是主要的财富形态。特别是在货币信用化以后，信用财富相对实物财富增长更快。当货币与债务挂钩，每次货币的扩张都成为向资本所有者转移财富的过程，最近的明显例子就是疫情后的所谓“K型复苏”。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专题研究了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的实施路径有二，一是收入分配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加大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二是全面压降民生领域的生活成本，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中国，住房在个人财富构成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客观上，也成为当下影响二次分配的重要因素。观察者网就这一话题采访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以下为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近日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了共同富裕问题。贫富差距是您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能否先简单谈谈它为何这么难解？ 赵燕菁：传统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基于个人总财富的比较。个人财富函数主要由私人资本和现金流两部分组成。前者是虚拟财富，包括股票、债券等未来的权益；后者是实体财富，主要是分红和工资等现金流收入。 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实物是财富的主要形态；在现代增长模式下，代表未来权益的资本是主要的财富形态。特别是在货币信用化以后，信用财富相对实物财富增长更快。当货币与债务挂钩，每次货币的扩张都成为向资本所有者转移财富的过程，最近的明显例子就是疫情后的所谓“K型复苏”。由于资本进入便利差异的存在，导致不同阶层的资本配置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正是这一鸿沟导致财富增长必然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过程。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程序在资本分配时就已经内置，一次、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都只能在边际上修复些许财富鸿沟。
观察者网：如果从国内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来观察，可能比较明显的是自提出“房住不炒”，特别是今年1月1日“三条红线”落地后，国内房企受到压力，对于观察者网小编这样的年轻打工者来说，很多人对于是否要买房、怎么买房确实觉得难以抉择，您能否帮我们分析一下？ 赵燕菁：在中国，住房在个人财富构成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根据2019年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在城市居民房产净值占家庭财富的比重高达71.35%，农村居民家庭房产净值的占比也有52.28%。 我之前说过“住房的主要功能是私人进入社会财富的接入器”这个观点，拥有住房，也就拥有接入城市财富的“插座”，假如你在城市拥有10万元的套房，而你的邻居住的是100万的豪宅，你和邻居私人财富相差10倍，但如果你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都在同一所价值上亿的学校，你和邻居的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到接近1：1。 住房就像是一道财富鸿沟，将社会划分为贫富两极。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升级，拥有住房的居民的财富不断增加，通过二次分配带来的财富增长（资产升值），远远高于一次分配环节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房住不炒”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却常常被简单化甚至曲解。在中国，资本的主要形态是土地，这是一个事实。其资本价值最终必须通过附着于其上的住房交易实现。如果把住房交易都定义为“炒”也就不会有土地资本市场。商品房-土地市场资本属性，决定了其市场价格不是供需决定的，而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决定。 缩小贫富差距靠的是一次分配，让更多的人获得住房、拥有资本，而不是让已经获得住房的人资本缩水。这就需要迅速建立强大的保障房供给体系，并择机让保障房资本化（房改）。1998年房改时提出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体系没有坚持下来，是中国住房政策上最大的失误。由于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是“居者有其屋”融资的主要渠道，对房地产二级市场的打击和限制，实际上也使得让更多人拥有住宅这一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同其他国家相比，土地资本是中国增长最主要的资本来源，一旦我们限制住房交易，把所有交易都定义为“炒”，中国这个最大的资本来源就会缩水甚至消失，其后果不会亚于导致美国大萧条的股市崩盘。届时也许贫富差距可以缩小，但却是全民返贫的方式实现的，这是房地产政策制定者必须清醒意识到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装饰品，而是中国增长的发动机。特别是在中美经济大博弈的关键时刻，双方比的就是谁的资本市场更坚挺，对中国核心资本市场——房地产的打击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观察者网：能否认为您实际上描述了两种“插座”功能，一种是在中国，住房作为私人接入城市公共资源的接入器，这更多是实体意义上的；另一种，是住房作为一种资本品，本身就成为一种接入信用财富增长的接入器。因为整个楼市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吸纳输入性通胀的“资金池”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这两种功能是合二为一的。 从美国因疫情MMT后，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但美国许多地区的城市公共资源并未显著改善，甚至公共服务有所倒退）来看，美国住房更多呈现后一种“接入器”功能。能否这样理解？ 我们强调“房住不炒”，是否意味着可以保留前一种“接入器”功能，而解构后一种“接入器”功能？ 赵燕菁：对，可以这样理解。假设有一天，政府突然宣布所有住房不许交易，就像我们住房制度改革之前一样，所有住房都有价无市，我们一样可以通过住房接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但住房的资本价值也会随之消失。信用财富接入器功能被解构。 需要指出的是，楼市不是吸收过剩流动性的资金池，在贷款生成货币的信用机制下，流动性本身就是楼市创造的。在中国尤其如此。不动产信用功能的消失（不炒），必定导致现在银行抵押的不动产全部失去价值。由于中国房地产在中国银行信用中占有非常高的权重，如果找不到等价的抵押品，银行就会出现大面积坏账，中央极力强调要避免的系统性风险就会如期而至，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先于美国股票市场崩盘，中国就会在中美大博弈中不战而败。 因此，正确的“房住不炒”应当是双轨制——在大规模提供保障性住宅的同时，减少商品房入世，利用金融政策维持商品房市场价格稳定，减少对各级不动产市场自由交易的干预。 历史上各国都曾出现房地产市场崩盘，没有哪一个国家因此而解决了居民住房的问题。唯一正确的路径就是双轨制，“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房价管制涉及深层金融问题，对经济具有超出住房供给本身的巨大影响。在中美大博弈的紧要关头，控房价这一局部目标要服从稳定这一更大的全局目标。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问题是腐败，近年来曝出的许多反腐案件，多多少少都会牵涉到房产。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很大程度得益于1982年宪法将城市土地的初始产权界定给了城市这一平台的提供者——地方政府”。但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因垄断滋生了权力腐败的问题。现在我们提倡“亲清政商关系”，该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防止腐败呢？ 赵燕菁：土地初始产权界定给私人之所以没有腐败，只是因为私人土地制度把腐败才能获得的财富合法化了——把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直接给了不劳而获的土地所有者。如果界定给政府，政府里的私人就会利用政府的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反腐败制度是避免财富不公平流向土地所有者必须付出的成本。
观察者网：回到住房话题，如今北上广深等中国一二线大城市聚集了广大的年轻劳动力，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的工资收入基本不能满足其在当地置业，想买房的时候，往往要掏空自己和双方父母的“六个口袋”，怎么办呢？ 赵燕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是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各阶层不断重组、分化：在城市，按照拥有住房和没有住房，形成了“有产”和“无产”两大阶层；在农村，则根据土地区位条件的不同，分为“近郊有产地主”和“远郊无产农民”两大阶层。 其中，“远郊农民”以打工者的身份构成“城市无产者”的主体。两者成为城市过程中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最大交集。城市化的核心进程，就是这一群体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无产”是这一群体的最大特征。 城市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不动产的价值与公共服务的水平正相关：公共服务越好，基础设施越完善，不动产价格就越高。在中国独特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下，政府通过土地出让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购买了城市不动产，就相当于购买了城市的“股票”。 “有产”和“无产”两种产权状态的存在，使得任何一项城市化政策，都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利益分配效果。同样是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对于有产者来说，可以通过不动产升值，自动参与社会财富的“分红”；而对无产者，则意味着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成本上升，甚至完全无法分享城市财富增长。 正是由于中国缺少遗产税、物业税（property tax）等针对财产的税种，才使得房地产成为中国人财富积累的重要工具。不动产升值就成为社会财富再分配最主要的渠道。 因此，在中国城市，每个家庭都要拼命获得资产——没有不动产，就意味着在城市化进程中出局。即使已经拥有不动产，也还是要争取拥有更多--因为不动产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分享城市财富增长的比例。 观察者网：今天有不少年轻人面对这种局面，产生了“躺平”的思维。 赵燕菁：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必定导致地价就上升；地价上升，政府改善公共服务的资源就越多，房价也就越高。由于城乡存在“有产”和“无产”两大阶层，不动产价格上升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财富分配效果——“有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动增加；“无产”的居民，即使拼命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 房地产在城市化出了一道巨大的“资产鸿沟”。这条鸿沟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造就并不断扩大绝望的社会阶层。 观察者网：在上次在观察者网的讲座中，您谈到的“公司”是取“共同管理”之意的广义的“公司”，还谈到，事情的复杂性在于，“社会公司”还是“平台公司”并不是绝对的和静态的，而是一种相对的和动态的概念，以地方政府为例，首先，其相对于域内企业无疑是“平台公司”，但它也面临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成了“社会公司”。 由于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客观上的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差异，对于个人来说，我们购买城市“股票”的时候，就必须根据既有资源仔细权衡，有时很难抉择，为什么我们不能买一只“中国股票”，或者“中国城市化基金”呢？ 赵燕菁：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最大的差别，就是房地产只能在市场上以实物的方式进行交易，你要买一个城市的升值，就必须买这个城市的住房；后者则成功证券化，大家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企业的收益权而不必拥有企业本身。“深房理”事件表面上看，是价格管制导致销售价和市场价倒挂导致的集体炒房，但本质上却是住房证券化的一次尝试。这显然是和目前“房住不炒”的政策相冲突的。因此，以住房为标的交易“中国城市股票”或“中国城市化基金”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观察者网：刚才谈到阶层和利益分配，那确实不是一个“请客吃饭”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赵燕菁：住房问题有很深层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我在观察者网曾发文分析过，社会财富大部分是由具有“平台”性质的组织提供的，私人提供的社会财富必定是有人格的，“平台”的创始人个体的生命的周期，就决定了私有的社会财富必定缺少持续性和稳定性。社会财富的所有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由于社会财富的聚敛速度远远大于私人财富的聚敛速度，“平台”是私有还是公有，是一个制度能否将“公平”内置到增长的充分条件；而能否让所有人有同等的接入公共财富的机会，则是一个制度能否将“公平”内置到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把公众拥有“平台”的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把私人拥有“平台”的国家定义为资本主义，前者的财富增长自然会缩小贫富差距，后者的财富增长就一定伴随贫富差距。显然社会主义的增长中，“公平”是内生的；资本主义的增长中，“不公平”是内生的。 皮凯蒂的研究表明，当“不公平”内置于增长机制时，只靠税收等外部工具是不可能矫正贫富差距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1）不断将“平台”公有，2）建立起让所有人公平接入社会财富的接口（比如住房），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下（“平台”私有）必然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
观察者网：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公告中，有一处内容涉及到房地产，即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这一提法与过去一直强调的完善“两个体系”（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明显不同。您认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呢？ 赵燕菁：前面讲到资本分配不均是财富差异的内置原因，在中国就是住房拥有的差异。实现财富的公平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打压房地产市场，缩小资本价格带来的财富；一个是让没有住房的人也拥有产权，一同分享资本财富的增长。第一条路径的代价是全社会财富的缩水，只有第二条路才能在财富差距缩小的同时，实现全社会财富的增长。 首先，是修正我国保障房制度现有的两大问题，第一是覆盖率太低。大部分新增市民（农民工、毕业生、复员军人）被排除在保障对象之外；第二是无法资产化。只要资产不能上市，无产者就不可能循此路径成为有产者，从而也无法借助不动产升值，分享城市财富的增长。 具体的讲，就是“先租后售”。举例而言：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米，建安成本2000元/平米）。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就可获得完整产权。 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以公积金和政府/企业的补助（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支付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从而实现新加坡式的广覆盖——只要没有购买商品房，每个家庭都可以享受一次成本价保障房。 而拥有不动产的家庭，都可以通过不动产升值，自动分享财富的增长。其本质上，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为每一个家庭注资。15年的时间限定取代了户籍限定，使得保障对象可以拓展到所有无产的居民。 这一制度其实就是复制的1998年的“房改”——将原来只有少数体制内城市居民享受过的福利，扩大到全体国民。1998年房改，涉及的人口不超过8000万。而广覆盖设计的积累人口将会达到数亿。其宏观经济效果将远超1998年房改给其后十余年经济带来的巨大推力。
第二，抑制有产者更多占有。目前围绕打压房价制定的房地产政策，其初衷是希望降低无产者的置业成本。但实际效果，却与当初的设想背道而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打压房“价”，并没有降低房“值”。假设一个股票值100元，但被强制以50元出售，结果是什么？就是投资者会买双倍的股票！ 显然，城市里已经拥有资产的人，依然比新进入城市的无产者有更多的资源。其后果，不过是在帮助现有的有产者，以更低的价格，拥有更多的不动产。打压房价的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目的，反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的加剧。 为此，现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必须重新考虑。第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就是打压房价的政策。打压房价，降低了置业的成本，使得不动产所有者得以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获得不动产。 第二个需要重新考虑的，就是金融政策。不动产的本质，就是政府“企业”发行的股票。银行不能进入股市，却对房地产行业从开发商到购房者提供融资，成倍放大了城市有产者的资产规模。使其杠杆能力大幅增加。 第三个需要重新考虑的政策，就是土地供给政策。现在地方政府的信用和融资能力，几乎完全取决于收储土地的能力。通过城市土地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已经超过顺差。人民币已经成为以土地为本位的货币。而土地收储的规模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一个可信的“锚”约束地方政府的信用。 要重新分配社会财富，防止新的贫富差距，就必须对上述政策进行调整：一要放开房价管制，对永久物业和70年到期的物业开征物业税，让投资者负担完全的市场成本；二要利用包括利率在内的金融工具（而不是现价之类行政工具），降低房地产市场的杠杆；三要仿效银行准备金制度，为地方政府发行“地票”下一个“锚”。办法之一就是将商品房供地与保障房供地挂钩，而保障房供给则以登记的方式与真实消费挂钩。政府通过调整商品房供地和保障房供地的比例，调节地方政府的信用规模。（来源：科工力量 作者：赵燕菁）
政经观察
国运之战！ 不出意外“碳中和”或是十年最重要一件事
【研究员】：wh
以前西方逼着中国遵守碳排放协议，主要是中国那时候处在工业的上升期，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碳排放，西方希望中国能主动降低。问题是在那时候，降低碳排放就等于降低发展速度，我国当然不愿意了，很多人有意见，也就有了丁仲礼院士和柴静的那一番对话，柴静一副傻白甜样站在西方的角度指责我国。
【博览财经特稿】现在一般认为，地球温度再上升两度，人类就完蛋了。冰山融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掉沿海地区，而且会出现极端气候，比如暴雨大风什么的。往往引用的是下边这张图。下图就能看出来，过去一千年地球温度还是很稳定的，最近一百年突然上升了一度左右，这一百年正好是人类开启工业革命之后。
地球温度上升这事应该是真的，不过到底是不是人类搞成这样的，还有争议。查了很多论文，说啥的都有，有不少学者信誓旦旦是人类搞坏的，也有说法认为地球的温度一直这样变来变去，并且有周期性。 不过古代有一段时间温度确实比现在要高，那时候比较温暖湿润，黄土高坡还是绿的，河南还有大象。当然了，海平面也比现在高一些，上海有一半还在海里。唐朝之前，那个崇明岛完全在海平面下，后来露出来的。直到很后来，上海那地方一直泥泞不堪，所以叫上海滩。 不过气候话题应该是最“政治化”的一个，一直以来都是根棍子。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对自己有利，自己要搞工业就不参加气候协定，换个总统改了策略，又热心地参加上了。比如最近这次，川总刚退出巴黎协定，拜登一上台立刻又重新加入了。 以前西方逼着中国遵守碳排放协议，主要是中国那时候处在工业的上升期，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碳排放，西方希望中国能主动降低。问题是在那时候，降低碳排放就等于降低发展速度，我国当然不愿意了，很多人有意见，也就有了丁仲礼院士和柴静的那一番对话，柴静一副傻白甜样站在西方的角度指责我国。 不过时过境迁，柴静和丁仲礼的对话发生在2010年，这不十来年一晃而过，我国态度已经发生了大转弯，要保护环境主动降低碳排放了。 原因也不复杂，因为我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并且要转型了。高举环保大旗，说不定还可以防止制造业回流西方。 我国这几年承诺要在2030年“碳达峰”，也就是那一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也就是中国这边工业和居民排出去的碳，都要自己吸收掉，所以叫“碳中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搞清洁能源、绿色工业，这些可以降低碳排放。再多种树，把二氧化碳吸收掉。 为啥要搞“碳中和” 首先回顾下历史，大家体会下大国到底是怎么完成交替的。当初把“信用”和“压低成本”发挥到极致的荷兰人在大航海时代第一个崛起，却没顶得住“负债经营”并且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的反复进攻，最后英国成为头号强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在了英国。 但是由于美国和德国换赛道搞内燃机和发展电力，英国很快落后，在二战后彻底让出霸主地位，而美国押注核能和计算机，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搞互联网，彻底领先世界一个身位。 大家看出来了吧，每次弯道超车，都既有对原来体系的继承，又有对原有系统的突破。“碳中和”这玩意也一样。如果20年前严格执行，比如超过规定碳排放就加税，那就是要绞死我国。道理不复杂，在那时候，“碳排放权”就是发展权，我国搞的那些重工业，还有代加工，无一不是高碳排放产业。下图也能看出来，我国碳排放迅速上升那十几年，正好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那些年：
如果那个时候就开始搞“碳堡垒”，比如某个产品耗碳超标，就得追加关税，本来制造业利润就薄，如果再加税，就很难快速积累原始资本了。我国工业水平可能被锁死在一个低档位上，很难翻身。 现在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可以目测的将来，“碳税”基本不可避免。碳排放大户如果不尽快整改，很快赚的钱还不够交“碳税”。而碳排放小的那些企业通过出售指标，也能赚得盆满钵满。比如特斯拉，出售碳积分赚了15.8亿美元，问题是这货去年的利润也才7亿多。 大家也可以想想，特斯拉的15.8亿是赚了谁的钱？显然是买特斯拉碳积分的那些公司。他们碳排放太高，所以要出去买积分，这就相当于是“碳税”。对于那些碳排放大户，这玩意可是个催命鬼，不出意外，这根绞索可能会绞死越南和印度的制造业。 此外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啥互联网行业的那些人工资那么高，而制造业相关普遍非常低？ 最关键的两点：首先传统制造业最赚钱的两部分，也就是研发和销售都不在我国，我国赚了个辛苦钱。而互联网行业，研发生产销售都在自己一个公司内部，可不是收入高？
第二点也很关键，原料问题。从去年开始，大宗都在疯狂涨价。啥是“大宗”？就是原料。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要给研发分，还得交专利费，还得给原料分，最后自己剩不下啥了。比如联想看着好像电脑卖了不少，但是没赚到钱，本质就是都给上游CPU和显卡赚钱了。一个集成商，根本没啥利润。而能源，就是成本中特别大的一块。 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能发现，我国接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选个方向换道，并且深耕，做到领先其他国家。那还有什么领域比能源领域更适合做这种大换道操作呢？ 新能源之战 能源的重要性自然不必多说，当初美国正是在国内发现了大量石油后，成了轮子上的国家。美国很早就是石油国。沙特还不是石油国的时候，美国自己已经是了，甚至沙特的石油，也是美国石油公司探测出来的。 但是我国却没这好运。刚“改开”那会儿，我国一度还准备挖石油换美元，再用美元换德国和日本的机械设备。不过很快就被证实行不通，因为我国并没有那么多石油。后来卖稀土，搞“市场换技术”，才勉强凑了一些钱从德日买设备。 但是随着工业发展，一个新的逻辑出现了。以前大家理解的“能源”，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比如石油煤炭等等。但是等到我国工业能力空前上升后，我国的很多企业开始给国外生产光伏板，一个新的思路浮出水面——能源不一定要挖，还可以造，问题是制造业不就是我国的强项吗？ 不过刚开始的光伏板中国这边只负责组装，没啥技术含量，原材料和技术都是国外的，最后又只能卖到国外，所以也叫“两头在外”。多说一句，早期搞光伏最积极的是德国那几个国家，他们也在补贴搞。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我国就开始集中火力搞光伏和电动车。这俩正好处在上游能源和下游应用端。而处于运输环节的“特高压”，也在2006年开始上马。 他们仨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产业的闭环：光伏负责生产能源，特高压负责运输，电动车负责消费。这条道路现在看起来似乎一目了然，其实在过去十几年里，光伏产业受到了无数的批评。一方面早期光伏企业骗补的多，另一方面制造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大家看不出来这玩意到底有啥用。不过好在政府比大部分人清醒，利用了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两条腿走路。 搞市场经济不在于难不难，而在于它本身是一本账，只要一件事长期看能盈利，自然有人会投钱去研发，研发出来的技术再怎么复杂，只要有利润，那就会被持续改进下去，迟早变得又便宜又广泛。如果说市场经济有啥伟力，这就是。 但是市场有个毛病，这类大型项目初始阶段往往投入太大，又看不到回报点，所以民间投资一般不会入场，这时候国家就需要用财政推动一把，或者用“产业政策”扶持下，让这列火车跑起来。能盈利了，市场就会接管，随后做大做强。 而且大家要有一种叫“奇点思维”。这又是个啥东西呢？市场发展技术有点像你学习一门新技术，一开始很痛苦，像在充满迷雾的山里前行，过了某个点，突然就明白了。在工业领域，也有这个逻辑，像下边这样的，过了某个点突然就爆发了：
比如智能手机，在苹果发布iPhone4之前，诺基亚他们几个老牌手机厂家已经研究了很多年触屏手机，一直效果不太好，但是在苹果发布后直接爆了。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而光伏，现在已经完全做到市场化了，现在基本不用政府补贴就能运转起来（今年总补贴才5亿，要知道，四年前是500亿，前期累计投资了6000亿）。市场上的光伏企业能自己养活自己，并且每年装机量都在暴涨，光伏和电动车都已经过了“奇点”。这也是为啥大家也看到了，这两年资本市场这两样的股票越来越猛。 而且我国还有个明显优势，就是一直以来的说“市场足够大”。市场大，才能回收投资，才有继续研发下去的经费，容错和实验空间足够大。 日本很早就盯上了氢能源，从90年代就开始搞这个。二三十年过去了，尽管积累了无数专利，导致其他大国如果发展氢能源，很难从日本那里绕过去。现在啥情况呢？中国、美国和欧洲这些拥有大市场的国家都选择了电动车，发展得有声有色；而选了氢能源的日本死扛了几年后，最近也开始不那么坚定，氢能源龙头本田也宣布这个月停产了氢能源汽车。 当然了，氢能这一块不是不搞了。氢能源也是碳中和的一部分，比如今后我国也要绕过日本专利大规模搞氢能源卡车。因为重卡要长距离行驶，如果以电池驱动，几十吨的卡车可能要装一个十几吨的电池，用氢能源就划轻的多。并且既然到处修加氢站比较困难，如果只给重卡用，那就修在高速路口，少量加氢站就能满足全部需求，这方面我们国家也在积极探索。 根据《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氢能将成为中国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到2050年氢能在中国能源体系中的占比约为10%，氢气需求量接近6000万吨，年经济产值超过10万亿元，这也是个超大市场，大家可以关注下。 此外中国如果打着“碳中和”的名义，光明正大地搞替代能源，到时候我国西北广阔而且荒凉的地带，就会成为源源不断的“超级大油田”，到时候我们进口少量石油就可以了（我国自己一年也能自产两亿吨石油），毕竟塑料之类的化工材料还需要石油。 到时候输送能源的，也不是传统的油轮和石油管道，而是特高压输电网络，反而更便宜一些。西部承接大量的工程项目，到时候也能创造大量就业。比如政府工作报告里说，要把新疆建设成国家“三基地一通道”，也就是大型油气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电基地，大型风电基地。今后西部就是中国乃至亚洲的能源中心。 此外还有更有意思的业务，比如央视播过一个新闻，戈壁滩被光伏板挡上后，太阳照射减少，土里水分流失也减少，后来竟然长草了。再后来不想拔草，在光伏板下放羊，叫“光伏羊”，下图是人民网的图片。
此外如果石油不再像现在这样是人类工业的血液，那“石油美元”体系很快就站不住脚了，如果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电国，那我们可以也搞个“电力-人民币体系”。 研发时代 当然了，眼前的不算啥，眼光要放长远，比如大家可以想想，十年后将会是啥情况？事实上哪怕五年后看这篇文章，也能看出来，本文所有的预测，全部偏保守。 引用一段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现在风电和光伏发电占到整个社会的11%左右，国家计划准备2030年把这一比例提高到25%，其实按照今年的发展速度，想想就觉得保守了，至于电动车，更是不可限量，保守估计35%的渗透率。续航能力几年内就会突破一千多公里。 而且大家知道，电动车其实是个被软件定义的产品，今后越来越像手机，比如高速公路上自动驾驶可能很快就会被解决，到时候就得提供点其他好玩的，新的需求就出来了，到最后，这些需求会压过车的原本需求，就好像现在咱们的手机装了微信等一堆app，最初的打电话功能就不咋用了一样。所以说天地广阔，大有作为，到时候可以养活几百万研发人员，可能跟互联网似的，间接带动上千万的工作岗位。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纳闷，你会不会太过乐观了，现在技术障碍非常多，这些技术攻关会不会非常的难？ 先想想另一个问题，为啥现在太多人的工资上不去？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技术的研发都在海外，中国一直在用人家现成的。相当于一群操作员，收入能上去有了鬼了。为啥大家经常说华为、腾讯工资高，因为他们的技术是自己研发的，研发人员当然高了。还是那句话，你看着是技术障碍，别人看着是悬赏令；你看到了问题，别人看到了商机。 所以，太多人一边抱怨中国不创新，又对我国企业攀登技术高峰没啥自信，这就不像是成年人的思维方式了。我国指望“碳中和”带动产业转型，就是为了避开西方那些已经研发很成熟的技术，这样我们才需要自己研发，既养活了技术人员，又设置了专利封锁，到时候他们还得买我们的技术。这个不是瞎说，光伏和特高压这两样，中国已经做到了最头部，特高压的技术手册和业界标准都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 如果技术全部已经是现成的，那八九不离十我们又在给国外打工了。今后的趋势是，光伏、特高压和电动车这些新一代技术的研发和生产都牢牢把握在我国手里。 所以，不要怕技术难解决，趋势最重要，太多人整天说中国四大天坑专业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希望国家安排，本文讲到的这些前沿领域，这些今后都大规模迭代研发，这就意味着无数的工作岗位。 国家层面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最后关键还是企业和个人。高耗能产业就不说了，都在抓紧做技术迭代，毕竟今后降碳就是省钱。有意思的是，互联网公司看起来跟碳中和这事没啥关系，其实也早早地开始布局了。马化腾今年两会的时候还提了碳中和提案，建议优化科技企业数据中心布局（这玩意也是碳排放大户，而且今后规模越来越大），加快绿色技术研发，未来估计会有更大的动作。 此外新技术的引入也可以降低全社会的成本。在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了，出门坐地铁公交车，骑个共享单车都算是低碳出行。线上生态也比较绿色友好，扫码点餐和线上缴费这种就不说了，未来身边必须用到纸的场景会越来越少，低碳会是未来几代人的主流生活方式。 尾声 长期看，碳中和这事不出意外是接下来十年最重要的几件事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因为能源这事本身就是天大的事，应该跟十年前的互联网没啥差别。伴随着这事推进，必然会在现有基础上再诞生一堆伟大的公司，而且这条路中国是排头兵，所以要主动承担起研发的重担，自然也会吸收大量的从业者。 本想说对投资也是重大利好，又觉得很容易误导人，因为大家一但看出来一个行业将来势头很好，就会集体冲进去，把股价短时间内拉爆，这就叫“抱团”和“一致性”，这种疯狂上涨迟早会因为什么风吹草动而解体，产生暴跌，大家去看看芯片方面的股价就会对这一点有深刻理解，股价趋势问题不大，但是总是大起大落，可能钱还没赚到，心脏病找过来了。不过有说法说是定投碳积分可能是下一个商机，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下。 不过说了这么多，主要是顶层规划，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公司和人身上，还得从我们自己做起，人人在日常生活中少一些碳排放，14亿人的总和就是个天文数字，这两天正好发现微信出了个碳中和的科普公益小程序，大家可以用它了解一些相关知识，放在文末了。 此外国家后续肯定要出台相关落实到个人的政策，奖励那些在“碳排放”方面做的好的人和组织。浙江那边已经在搞“碳账户”，平时按照行为习惯给账户充值，最后落实到相关政策扶持上，比如最近有些地区特价新房摇号，就要看社保年限，交社保时间越长越有利，按照国家现在搞碳中和的积极性，“碳账户”可能也会纳入评估体系。 总之，碳中和这事在接下来一些年会深刻影响到无数人的生活，直接或间接。事实上就在这几年已经催生出来上下游几百个大型公司和几十个上市公司，几百万人参与其中。问题是这才是刚开始，接下来的几十年，新能源和新科技会催生出更多的新技术和新思想，这些都将一点点地重塑我们的生活。（来源：九边（ertoumu893） 作者：九边）
碳达峰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前布局具重要现实意义
【研究员】：wh
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54）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2020年，排名前十五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作出了碳排放的“30、60”目标，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碳达峰已成为全国各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词，相关行业企业也积极响应，从政府到企业，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低碳行动已按下加速键。国际发展历程表明，一国实现碳达峰与该国的经济增长、产业调整、能源消费等息息相关。研究碳达峰，对下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前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碳达峰概念及国际背景 关于碳达峰，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指出，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后，先进入平台期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碳排放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达峰目标包括达峰时间和峰值。中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 根据IEA数据库显示，从能源结构看，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中，煤炭的燃烧和使用贡献了约44%的二氧化碳排放（IEA数据库的最新数据为2018年，下同），石油贡献了约34%，天然气贡献了约21%，其他能源碳排放量占比不到1%；从碳排放的部门结构看，电力部门碳排放量占比最高，为41.7%，其次是交通运输为24.6%，工业部门碳排放占比排第三，为18.4%。 与全球能源结构不同，中国的能源消费更依赖于煤炭，中国有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于煤炭，其次是石油(14.3%)和天然气（5.5%）；碳排放部门中，占比最高的也是电力部门（51.4%），其次是工业（27.9%）和交通运输（9.7%）。 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这已被主流科学界广泛认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到2100年，全球气温和海平面可能分别上升1.1-6.4℃和16.5-53.8厘米（2007年），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碳排放至少占总增加量的95%。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骤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因此，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缓解全球变暖和相关的生态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出了全球碳排放大国的减排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由此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54）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2020年，排名前十五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国际案例研究 一国的碳排放量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们从经济增速、人均GDP、产业结构、人口增长、能源结构等维度梳理了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巴西等国家在碳达峰前后经济发展变化，为中国下一步碳达峰前后可能呈现的经济发展变化做前瞻性的预判。 德国 德国因其经济规模和结构成为欧盟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作为绿色运动的发源地，德国一直是欧洲气候保护的领跑者。20世纪70年代，德国就开始研究出台能源计划，1990年德国实现碳达峰。从1993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2004年《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法》，再到2019年11月通过的《气候保护法》，德国一直以实质性行动落实碳减排目标。德国在实现碳达峰前后，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差异性，具体来看：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中枢回落。从经济增长情况看，德国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的同时，当年GDP同比增速亦升至约20年来的最高水平，为5.3%；1991年开始震荡回落，此后10年的平均年增速约为1.9%，低于碳达峰前10年平均水平（2.3%）。1990年德国人均GDP为2.23万美元，是德国历史上首次迈上2万美元大关；1990年后，人均GDP继续向上，2019年为4.6万美元。 （2）人口增长率跟随碳达峰后回落。碳排放量与人口数也有较密切的关系，人口基数越大、增速越快，该国碳排放的总量往往也越大。从人口水平看，1990年德国人口增长率达到历史高点为0.86%，此后则逐步回落，2004年开始有8年时间是处于负增长状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由1990年的11.84吨降至2019年的7.93吨。 （3）城市化率基本进入尾声。德国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3.1%，此后20年继续保持逐年提高的态势，直至2012年开始才逐渐趋于稳定，目前基本保持在77%水平，城市化进入尾声，城市化率的提升对碳排放的影响也趋于缓和。 （4）第二产业占比在碳达峰后平稳下降。德国是世界工业核心大国，从产业结构看，工业在德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尽管工业增加值占比平稳下降，但这只是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向国外转移的结果，核心工业技术依旧强大。1990年碳达峰后，德国第二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1990年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7.3%，最近20年基本稳定在27%左右的水平。 （5）可再生能源应用效能高。德国在实现碳排放达峰时，煤炭和石油年度消费量相当，1990年后，煤炭这一高排放能源消费量逐年减少，至2019年，煤炭消费量已降至1990年的一半。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自21世纪初以来大规模扩张，至2019年已为日本和英国的2倍。德国从1990年开始便布局可再生能源发展，从颁布《可再生能源发展法》，到淘汰核电厂进行能源改革，再到一系列的能源技术突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供电量已创下世界纪录，化石能源正逐渐从主力能源淘汰。 英国 自欧盟中以德国为首的9个国家在1990年最早实现碳达峰后，英国于1991年迎来其碳排放量的峰值。近年来，英国不断致力于在国际上推广“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在2009年7月的《英国低碳转换计划》中提出了到2020年英国的碳总排放量相比于1990年将下降34%的目标。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商业和交通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低碳交通战略》等。由此可见，英国已经把推行低碳经济放在国家战略层面。在1991年英国实现碳达峰后，英国经济主要有如下变化：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中枢微幅上升。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英国的GDP实际增速波动明显，在1991年碳达峰时迎来阶段性低点，为-1.1%，在1992年升至0.4%，随后开始震荡回落。碳达峰后，英国GDP增速中枢整体下行，1991年后10年平均增速较前10年平均增速微升了0.05百分点，与主要国家碳达峰后的表现略有差异，主要原因可能系英国的人口增速在碳达峰前后不降反升。英国人均GDP在碳达峰前后整体呈现上行态势，1991年人均GDP为1.99万美元，此后个别年份虽有所回落，但很快又恢复增长。 （2）人口增长率在碳达峰后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上行。人口数量与碳排放量有一定联系，但英国的人口增长率并未像德国一样，在碳达峰后出现持续回落。1991年英国人口增长率为0.31%，1992年下降至0.24%，而后又反弹向上，并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79%。英国人口增长率在碳排放达峰后并未下降，在此后20年左右时间里依旧保持小幅上行，相对应的是，同期碳排放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幅度较小。其碳排放量的加速下降也是直到2015年以后人口增长率开始明显下行才出现，由此可见，人口增长率的下滑带来的减排效应极为显著，英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由碳达峰时的9.75吨，降至2019年的5.08吨，低于德国。 （3）城市化率带来的碳减排效应显著。英国的城市化率比德国更高，在1991年实现碳达峰前，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8.1%，到2018年为83.4%，城市化水平在欧洲国家居于前列。城市化率的提升表现出较好的碳减排效应，尤其是在城市化率突破80%后，碳减排效果更为明显。 （4）第二产业占比在碳达峰后平稳下降。英国曾是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最先产生了产业革命。在碳排放达峰前，英国的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一直35%以上，在1990年首次降至30%以下，并在1991年达到碳达峰时降至27.18%，此后保持平稳下降状态。而第三产业却相反，自碳达峰后，除1995年有小幅回落外整体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在近10年一直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 （5）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英国于1991年实现了碳排放达峰，与此同时，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的消费量在1991年也达到高峰，1991年以后两大能源消费量稳步回落。截至2019年，英国每年的煤炭消费量已减少为1990年的10%，低于德国，英国政府承诺不新建没有碳捕获和存储技术的燃煤电厂对降低煤炭消费量起了重要作用。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并启动低碳城市规划，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这之后出现大幅攀升，并成为石油、天然气之后的第三大消费能源。 美国 美国作为碳排放量的大国，其碳排放量是全球变暖的主要源头之一。美国“碳达峰”实现于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8.84亿吨，相比最早实现碳达峰的欧盟晚17年，在已经达到峰值的54个国家中也相对靠后。1998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2001年，小布什政府更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和限排的义务”为借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是导致美国碳达峰时间较晚的主要原因。 （1）经济增速在碳达峰后趋于回落。从经济增速来看，美国在实现碳达峰后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撇开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1997-2006年美国10年年均GDP增速为3.36%，而2010-2019年的10年年均GDP增速降至2.3%。从人均GDP看，美国人均GDP在2007年碳排放达峰时为5.18万美元，此后两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小幅回落后又重返上行态势。 （2）人口增长率跟随碳达峰呈下降趋势。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在2007年出现小的峰值为0.95%，随后一直下降，到2019年录得历史新低，为0.47%。人口的增长与碳排放量有着正向的关系，美国作为碳排放量的大国，自2007年后碳排放量得到较好控制，除了能源方面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2007年为18.85吨，到2019年已降至14.49吨。 （3）城市化率提升碳减排效应。在碳达峰前后，美国的城市化率一直表现为缓慢提升，2008年次贷危机并未对美国的城市化率产生影响。2006年，美国城市化率突破80%，跟英国一样，当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水平后，其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效应趋于凸显。尽管在高城市化阶段往往会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但这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并未给其碳减排带来负面影响。 （4）美国第二产业在碳达峰后平稳下降。长期以来，美国更加关注的是工业和技术方面的领先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增长，却忽视高碳排放量所带给环境的危害。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以前，随着美国经济和人口的增长，美国的碳排放量大体呈上升趋势。碳排放峰值为74.16亿吨CO2当量，人均排放量为24.46吨CO2当量。美国第二产业自80年代开始一直有明显幅度的下滑。1981年占比34.11%，直至2007年碳达峰时占比降至21.45%，且近十年占比平稳下降，均不超过20%。第三产业近十年占比平稳上升，均值在70%以上。 （5）低碳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美国实现碳达峰后，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消费量逐年减少，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显著提高，天然气消费量也成上升趋势。目前，石油依旧为美国第一大消费能源，其次是天然气，煤炭消费量约为天然气的1/3，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相对较少，约为石油消费的1/6。 日本 相较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日本实现碳达峰的时间相对晚些。从OECD公布的数据来看，日本于2012年实现了碳达峰。近几年，得益于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逐步启用核电，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明显。纵向比较日本碳达峰时期主要经济指标的前后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窄幅震荡，人均GDP不升反降。日本于2012年实现碳达峰后，GDP增速未见明显下滑，2013-2017年五年平均增速为1.3%，2012年为1.4%，2012年以前则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缺乏参考价值。而人均GDP于2012年达到历史最大，为4.8万美元。此后几年这一数值明显回落，主要因为日元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长达3年多的贬值通道，贬值幅度超50%；直至2015年年底开始，日元才止住贬值步伐。2019年日本人均GDP重回4.0万美元。 （2）人口增长率在碳达峰后持续为负。自2011年以来，日本人口增速已经连续11年为负，2012年碳达峰当年人口增速为-0.16%。日本人口基数自2008年达到最大后逐年回落，人口下降也是近几年日本碳排放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老龄化和少子化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对房地产影响甚大。日本房价从上世界9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就一直未能再回到历史高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13年达到峰值（9.69吨），到2019年已降至8.45%，但明显高于英国、德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 （3）碳达峰时已高度城市化。由于日本碳达峰年份相对较晚，早在2002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就已突破80%，在经济的高度发展下，以东京为代表的大城市迅速崛起，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寻求发展。2013年碳达峰时日本的城市化率已高达91.2%，到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91.6%，高于美国、英国和德国，是全球城市化率最高的大国。 （4）第三产业占比在碳达峰时迎来最高。从产业结构看，日本在碳达峰时亦表现出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的特征。但由于日本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实现产业现代化和高端化，因此，就实现碳达峰的2012年前后来看，日本产业结构变动不明显。2012年，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71.59%，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最近几年维持在69%左右附近。工业增加值占比在碳达峰前后波动也不大，维持在27%左右的中枢范围。 （5）化石能源逐年下降。2008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 还实施了《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对日本碳减排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12年日本实现碳达峰，彼时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相当，约为石油的一半。目前，石油依旧是其主要消费能源，但年消费量较碳达峰前已有所回落，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趋于下降，但幅度较小。可再生能源方面，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发展可再生能源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购买制度，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2012年后加速提升。 巴西 巴西于2014年实现碳达峰，作为新兴经济体，巴西政府一直在碳减排、亚马逊雨林保卫战和经济发展之间纠结。亚马逊被誉为“世界碳池”，也是巴西经济发展的巨大资源宝库，乱砍滥伐一度使雨林遭遇严重破坏，直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巴西对碳减排和雨林保护的态度才有了实质性的转变。2014年以后，巴西碳排放量逐年削减。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回落。实现碳达峰后，巴西经济增长速度的中枢低于碳达峰前，2014年实现碳达峰当年的GDP增速为0.5%，而此后5年的平均增速为-0.6%。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为1.2万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时的水平。巴西人均GDP自2010年突破1万美元后，仅保持了5年时间，2015年又跌回1万美元以下。 （3）人口增长率逐年回落。自20世纪90年年代开始，巴西的人口增长率就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2008年开始，巴西人口增长率减缓至1%以下，和其他国家一样，巴西在实现碳达峰时，人口亦保持低速增长，2014年人口增长率为0.86%，到2019年已经下降至0.75%。巴西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碳达峰时同步达到峰值，为2.36吨，此后几年一直呈下降趋势，2018年降为1.94吨。 （3）城市化率提升对碳减排或不显著。近30年来，巴西的城市化率一直处于上升中，2014年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为85.5%。尽管巴西为发展中国家，但其城市化水平相较于多数发达国家并不低。同部分拉美国家一样，如阿根廷，这些国家被称为“虚假的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只是一个数值上的体现，与真正城市化相配套的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却严重缺失，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大规模的“贫民窟”。巴西碳排放的回落更多地来源于哥本哈根会议后巴西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城市化率提升对碳减排效应未必显著。 （4）服务业占比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14年实现碳达峰后，巴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一步下行，且于2015年首次跌破20%；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持续提升，2014年为61.3%，小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时服务业占比。碳排放达峰后，巴西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依旧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 （5）可再生能源消费提升。相对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显著减少的状况，巴西消费能源中煤炭消费量在碳达峰前后基本保持稳定，石油和天然气消费有所回落。可再生能源方面，巴西于2007年开始重点布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消费量加速提升。由于巴西国土辽阔，依托丰富的生物资源、水资源、风能资源等，巴西可再生资源生产量在全世界排名靠前。 碳达峰后各国经济社会特征综合分析 一是多数经济体增长趋于回落。从实现碳达峰前后一国GDP增速变化来看，往往是碳达峰后经济增速趋于回落。如美国在碳达峰的前后10年，经济年均增速下降约1个百分点，巴西碳达峰（2014年）的前后5年相比，增速下降约3.9个百分点。而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在实现碳达峰后依旧以增长为主。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达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彼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均GDP已达到2万美元以上，其中，美国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时人均GDP已突破5万美元。 二是城市化率普遍超70%，进程放缓。在碳达峰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其城市化率均超过了70%。如，日本2012年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为91%，巴西为85.5%（2014年）。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相伴相生，一个国家碳排放达到峰值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结束，重化工业比重呈现显著下降，开始迈入后工业化时期。
三是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变动较为明显。由于工业消耗了大部分能源，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碳达峰与产业结构调整高度相关，并在碳减排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德国是工业大国，但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前后，第二产业占比稳步下降，从1980年的41%降至1990年的37.3%，再到2000年的27.7%，直接促成了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较小使碳减排效益无法发挥，导致其碳达峰时间也相对较晚。加拿大于2006年实现碳达峰，200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9.9%，到2010年为26.7%，仅下降约3个百分点；澳大利亚199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8.9%，到2010年为25.2%，近二十年里的降幅相对于德国而言变动不明显。 四是人口普遍在1%以下低位增长。人口增长会导致总碳排放量的增加，许多学者和文献通过对人口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度研究，论证了人口增长是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从已实现碳达峰国家来看，一国实现碳达峰的时间点基本是处于本国人口增长率低速增长阶段，普遍低于1%，如英国为0.31%，德国为0.86%，法国为0.55%，巴西为0.84%，日本为负增长，在碳达峰后人口增长率一般会继续趋于下行。 五是低碳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方向。在天然气、煤炭、石油这三种能源中，煤炭最为低效。在提供相同能量的情况下，煤炭产生的碳排放量约为石油的1.5倍，天然气的2.2倍。因此，从能源消费结构看，一国碳达峰时往往伴随着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消费量到达峰值，尤其是煤炭，其在一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而可再生能源消费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如英国和巴西可再生能源的年消费量已经远超煤炭消费量。2019年，英国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为煤炭的4倍，巴西约为3倍。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碳减排现实分析 对标上述主要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离实现碳达峰尚有一定差距。低城市化率，高工业增加值占比、高原煤消费占比、人口基数庞大等因素使得中国还有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碳排放量爬坡的过程中。 从碳排放量来看，无论是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还是人均碳排放量，中国依旧处于上升阶段，碳减排压力较大。从碳排放总量看，中国2019年碳排放量达98.25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8.8%；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在2014年碳达峰时的排放量为5.04亿吨；美国在2007年碳达峰时排放量为58.84亿吨，2019年已降至49.65亿吨。当前，中国每年的碳排放总量依旧处于上升期，近5年的年均增速约为1.25%，可见碳减排压力之大。从单位GDP碳排放量来看，2018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81kg/美元，约为美国的3.2倍，德国的4.5倍，与上述案例几个国家碳达峰时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0.22~0.4 kg/美元）也存在较大差距。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根据IEA数据库的显示，德国（1979）、英国（1973）和美国（1973）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日本（2013）和巴西（2014）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基本同步达到峰值；而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在逐年增长中，2019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84吨。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一个国家实现碳达峰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到了较高阶段，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碳排放的强度是不一样的。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会加剧碳排放；到了高收入水平的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会趋于下降，因为彼时的经济实力允许一国通过减排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效率。如日本在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之前，碳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同比向上，在人均GDP突破4万美元后，碳排放增量显著放缓。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宏观蓝皮书预测，到2033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2.4万美元，相较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将会在相对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实现碳达峰。 从人口增长率来看，美国、巴西等各国实现碳达峰时人口增长率均在1%以下，尽管中国人口增长率近些年一直呈下降趋势，2019年人口增长率为0.36%，但庞大的中国人口基数使中国碳减排压力较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4亿，印度为13.7亿，美国为3.3亿，巴西约为2亿，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过高的人口也是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 从城市化率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为60.6%，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巴西尽管为发展中国家，但其城市化率在碳达峰时已经高达85.8%。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率提升往往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尤其是在中等城市化率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将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从国际案例来看，碳达峰对城市化率的要求中国还未达标。
从产业结构来看，当前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对比已实现碳达峰的国家而言，还有一定差距。美国在2007年碳达峰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73.9%；巴西碳达峰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61.3%，日本为71.6%，德国1990年实现碳达峰时服务业占比已达62.2%。2019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53.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已实现碳达峰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当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比仍较高（39%），要明显超过各国在碳达峰年份的工业占比，未来几年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依然很大。在实现碳达峰的路上，中国在产业调整方面还有较大空间。
从能源结构来看，各国在实现碳达峰时，煤炭消费也同时达峰。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目前仍旧处于上升期，尚未见到峰值出现的迹象，2000年为14.7亿吨标准煤，2019年增加至48.7亿吨标准煤，增幅超过200%。尽管近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逐年增加，但煤炭仍是中国第一大消费能源，且年消费量未见下降趋势，2019年煤炭消费量为美国的7倍有余。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消费结构，是中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重要原因。
关于碳达峰与中国经济的几点思考 在比较分析国际发展历程和中国碳达峰的现实基础后，我们作了以下几点思考： 关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节奏，首先从经济增速来看，国际案例表明，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碳减排对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无疑会对本国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如美国，2001年小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和限排的义务”为借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而此后的四年美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我国目前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9%，2019）要超出大部分国家在碳达峰时期的占比（30%以下）10个百分点左右，未来10年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经济增速也势必会受到一定影响。 在碳达峰后，各国的案例表明，虽然不少经济体增速中枢出现放缓，但放缓的程度有限，而且部分国家（比如英国这种第三产业持续增长的国家）增长不降反升。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在大多数情景下，碳达峰会对中国GDP造成正面影响。我国只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即使在2030年碳达峰后，经济增长也未必会出现明显回落。 从工业化阶段看，我国已基本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产生的碳排放将逐渐趋于缓和，此时要扩大能源消费结构，如使用碳排放值相对较低的天然气。目前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7.4%）远低于全球水平（16.2%），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水平也较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强大的经济条件将加强减排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这也将提高能源效率。当前我国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扩大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降低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支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将是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重点。
关于城市化率与房地产业，中国的城市化率离碳达峰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尽管和其他很多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其在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经济都发展较快，大量人口已经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城市化水平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由于未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住房民生等社会保障，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城市中规模巨大的“贫民窟”。这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引以为戒的。对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目标，即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到60%，这一目标已经实现。虽然下一个时期的城镇化目标官方尚未出台，但按照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要求，同时参考其他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水平，预计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目标在70%左右。 过去10年，中国城市化率由2010年的49.9%上升到2019年的60.6%，提升了约10.7个百分点；而这10年也是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十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加了近70%。尽管城市化率提升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将城市化率目标作为房价继续上涨的支撑因素并不恰当，因为过高的房价会提高农民进城的门槛，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涨势蔓延对城市化率并不友好。在向碳达峰迈进的下一个10年，城市化率的同步提升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将更为复杂，因为有政策、人口、土地、收入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关于能源结构与煤炭行业，受资源禀赋影响，煤炭是中国工业能源消费中最重要的能源产品，其能源消费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碳排放大部分来自于煤炭，碳减排的对象无疑就瞄准了煤炭。上文国际案例中，五个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煤炭能源消费占比分别约为32.2%（英国，1990）、41%（德国，1991）、26%（美国，2007）、25.6%（日本，2012）、8.3%（巴西，2014），且这一占比在碳排放达峰后延续下降。对标来看，中国的同口径煤炭能源消费占比在63%左右（2019年），远超上述各国碳达峰时期的煤炭占比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7%，能源结构的调整压力任重道远。当前，约束性能源政策已经开始影响行业，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微观层面的信用融资环境，对当前和未来一度时间里的煤炭行业都不太友好。下阶段，不管是煤炭企业的转型，还是去碳、碳捕获技术的研发和创新，都意味着煤炭行业在实现碳达峰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技术、成本等方面缺乏优势的产能将面临加速退出。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蔡浩、李海静）
人物广角
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四处弥漫 如今资本圈越来越像娱乐圈
【研究员】：wh
在娱乐圈里，某种程度上，运气是比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成功因素。有人只是逛街被星探发现，一年后便出人头地，星光四射；有人才貌俱佳，科班出身，资源极佳，但终其一生也成不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最终，只能归结于 "没有观众缘 "——谁也说不出它具体是什么，却又能用它解释一切失败。
【博览财经特稿】人走顺的时候都以为是自己的能力，遭遇挫折之后，才发现自己取得的所谓成绩不过是时代的功劳。 娱乐圈运气比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成功因素 演员海清接受易立竞采访时提到，大学毕业后的好几年里，她都沉迷买彩票，每天都会买。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发现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彩票站。 那时候海清无戏可拍，她在演艺圈没有人脉，又不会找关系，很难接到好的戏。待业的日子里，只能用每天跑步、看碟、读书、溜达花鸟市场，甚至是去公园里练剑，来排解心中的苦闷。买彩票成为她在未知等待中，唯一能够Hold住的事情了。 海清买了好多年的彩票，直到生了孩子当了妈妈后，才停下来。对于多数女演员，这是演艺生涯的终结，但对于海清，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双面胶》、《蜗居》、《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大热剧集，让她成为炙手可热的“国民媳妇”，告别岌岌无名的日子。 宋丹丹在38岁时陷入了无戏可拍的困境，每天只能“在家打麻将、玩股票”，这段待业期长达十五年。她并非没有作品，她主演的《我爱我家》同《西游记》和《还珠格格》一样是寒暑期反复播放的电视剧，她在春晚塑造的小品《懒汉相亲》、《超生游击队》也有着极广泛的观看受众。但那些红火的日子，说消失就消失了。 在娱乐圈里，某种程度上，运气是比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成功因素。有人只是逛街被星探发现，一年后便出人头地，星光四射；有人才貌俱佳，科班出身，资源极佳，但终其一生也成不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最终，只能归结于"没有观众缘"——谁也说不出它具体是什么，却又能用它解释一切失败。 当然，还有太多人经历着从云端跌落，继而彻底被时代抛弃的无常，比如最近的吴亦凡和张哲瀚。而这个圈子追高踩低的天性，尤其让人没有安全感。风光时，你拥有全世界；失意时，你就是nobody。显然，没人愿意成为后者。
当努力不一定管用，当所有浮华都可能一夜消退，他们就只能寻求玄学的安慰。泰国白龙王、四川道人陈伯、前“气功大师”王林等人，都是娱乐圈里的座上宾。 梁朝伟每年在白龙王的生日为其祝寿。伊能静自曝“牵手门”后，曾经去修行、看心理医生、上灵修课、坐禅。张雨绮也曾在综艺节目中安利嘉宾去日本京都山上，做瑜伽吃素、止语10天，进行禅修。诸多当红艺人供养"泰国小鬼"的传闻，更是频频流传于坊间。 人，天然是寻找确定性的动物。相似的不安全感，便会衍生出相似的果。如今的资本圈，也越来越像娱乐圈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四处弥漫。多数身处其中的人，被无法预知的未来所攫获。 资本市场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狼来了”的时刻。2014年，经纬中国的管理合伙人张颖，给经纬系被投的190家公司CEO发了一封公开信，提醒大家市场从“贪婪”转向“恐惧”的关键节点只在弹指之间，现在的投资热度必将转冷。 这一年，是中国风险投资历史中少有的并购大年，美团网和大众点评合并，赶集和58同城合并。并购案的促成，并非是创始人不愿意继续斗下去，而是资本不愿意，给钱已经无法帮助各自支持的创业者增加市场份额了。资本的投入回报率是0，它们不愿意再继续双方比拼烧钱的非理性竞争。 市场第一名和第二名合并，基本上等同于宣告一个赛道的终结。好在，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也迅速走向泡沫化。两年后，华兴资本的创始人包凡站出来发声，提出警惕风投散户化，反对中介机构将一级市场的项目打包卖给散户，推高市场估值。 到2018年，资本寒冬已经成为具有行业共识性的话题。无需行业的领头人公开发声，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热流退去：没有风口，找不到成为平台型企业的机会。好不容易熬到了社区团购——被创投圈形容为中国原创商业模式的竞争赛道涌现，又因为拼多多、美团、滴滴等小巨头亲自下场竞争，迅速变成了大企业的游戏。
投资机构找不到坡长雪厚的赛道，就算红杉资本、GGV、今日资本等综合性基金，也得寄希望于投资消费品牌来寻求标准可复制的增长模式——它们为此付出的成本并不少，基本上是一家店一个亿的估值。或者是投资回报期长的硬科技创新，还要冒着科技能否产业化的风险，沈南鹏都亲自喊话，AI企业多想想应用场景。 资本行业的寒冬像钝刀子割肉般，一刀刀下去，割了近4年。来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止7月中旬，今年私募基金机构已注销696家，创下近4年同期注销数量新高。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倒掉的投资机构背后，是需要寻找新的职业方向的投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到了好机会做了创业者，做了FA，转行到互联网大厂，或者是重回学校学习。无论哪一种，都是艰难的开启人生的另一程赛道。 一位转型的投资人在朋友圈写道：人走顺的时候都以为是自己的能力，遭遇挫折之后，才发现自己取得的所谓成绩不过是时代的功劳。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圈子 当年从韩国毁约回国发展的吴亦凡，开始人生新赛道的一个关键是：抱上了京圈大腿。他相继与徐静蕾、冯小刚、管虎等人合作，他们都是京圈大腕儿。后来，又依靠京圈里的华谊兄弟，打进港圈，参演了徐克、周星驰电影《西游伏妖篇》。 华谊兄弟是京圈的符号之一。京圈就是北京文艺圈，核心人物包括王朔、叶京、郑晓龙、叶大鹰等大院子弟，冯小刚因为跟王朔合作，拿到了进场券，王中军又因为跟冯小刚的合作，拿到了赠票。 千禧年前后，北京影视圈火起来的艺人，90%都是这个圈子推出来的，那时候，圈子里的导演捧谁谁红、推谁谁火。 第一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徐静蕾就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之后导演了《我和爸爸》，该片集结了京圈大腕儿叶大鹰、姜文、张元，戏里，他们都是主角儿徐静蕾的绿叶。除了京圈“顶流”徐静蕾，梅婷、白百何、王珞丹、王子文等，也都是享受到京圈红利的艺人。 圈子，是娱乐圈的底色。最顶级的资源，都在最顶级的圈子里流转。李安拍《色戒》时选中了汤唯，后者是好友赖声川推荐的。李安从汤唯“眼睛干净”、“像父辈的人”的特质中，认定她会是王佳芝。
这并不奇怪。依靠人的因素来推动价值产生的行业，很容易产生圈子文化。这是行业特性决定。再加上，中国绝大多数影视剧创作者居住在一线城市，多数由中戏、北影、上戏等几所学校培养。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圈子里很有名的，北京电影学院校友会，会长、副会长的名单里，基本都是“腕儿”，其中包括陈凯歌、唐国强、滕华涛等名导、名演员，还有博纳影业的总裁于冬。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30年里，也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也是一个基于人而发掘价值的行业，不管行情如何变化，在一级市场的投资逻辑里，最重要的还是：投人、投人、投人。 十年前，投资人习惯依赖的关系，主要来自校友圈、朋友圈。美团的早期投资人中，充满了清华元素。天使轮的投资人，航班管家创始人连长是王兴的清华师兄。将美团推到红衫投委会的张帆，是王兴创办校内网时的投资人，也是他的清华师哥。同样在2011年就投资了美团的北极光创投，其创始人邓峰，也是王兴的师哥。邓峰同时也是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的创办者。 高瓴资本的张磊通过人大校友关系，认识了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SIG的王琼曾将今日头条的项目推荐给师弟朱啸虎。在投资人的圈子里，校友、同事的人际关系，成为投资人获取信息和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雷军说自己只投熟人。网易离职的“创业邦”，有创办了雪球的方三文，创办了陌陌的唐岩，创办了猿辅导的李勇。 但万物都有生命周期。京圈越来越成为上个时代的回忆，最近几年里，资本代替京圈，坐上了娱乐圈的c位，华谊兄弟在变卖资产度日，太久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冯小刚似乎已经被95后年轻人抛弃。 投资圈的变动也无时无刻不发生着。曾经清北高校的毕业生是创业大军的主力选手，张天一北大毕业之后创办伏牛堂，戴威在校期间创办ofo。彼时，一位刚刚进入投资行业的名校毕业生，还可以通过校友关系链接触到创业者——名校光环帮助投资人做到了“人脉变现”。
现在呢？这一届的清北学子，毕业时最现实的理想是进入互联网大厂，在35岁的时候获得财富自由。像是SIG通过今日头条一个案子就创造了近千亿元的回报，投资该项目的王琼实现从董事总经理升至合伙人的完美转身的案例，或许会成为绝响。 年轻的投资人们，他们的职业生涯也有太多变数，在创投行业大浪淘沙的阶段，没有投出过行业知名案子的投资人，没有上升通道。没有成为合伙人，则表示没有独自募资的可能。 当然，这远非现阶段需要考虑的事情，他们更加迫切需求是，寻找好项目，从而进到更好的圈子。这是一个闭环：成为明星投资人，拥有名气，拿到更多的募资，得到更多对接好项目的可能。但太多人卡在了第一步。 内卷成娱乐圈共识 资本圈内卷更严重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在选秀类的综艺节目里，但如同十几年前的李宇春一般，在万众瞩目中出道，名字家喻户晓，甚至为海外媒体关注，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 在信息碎片化时代，每个明星能分到的注意力都在缩水，更何况是新人。成为负面新闻的主角，是他们被关注的最快捷渠道。内卷，在娱乐圈里成为共识。 42岁那年，海清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向导演喊话，“请大家多给40+的中年女演员一些机会”。与她同时上台喊话的，还有姚晨、宋佳。
姚晨曾经在公开演讲中讲述，自己因为生养孩子影响了事业发展，于是离开大公司，成立小工作室，正打算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她有了二胎，工作室也在这年散伙了。“我生了两个孩子，错过了很多好导演的好项目，等再回到职场中时，我的事业已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年轻的时候，红好像是件容易的事，我甚至来不及反应，瞬间就飞上了天。” 如今的娱乐圈，连90后周冬雨都自嘲：“我今年27了，我演这个我太老了”。 周冬雨的自嘲不是没有理由。周迅、孙俪、章子怡等曾经的大花尝试甜宠向剧情时，弹幕区总会出现满屏的骂声，“都那么老了，还来装嫩”，直戳中老年的痛点。 娱乐圈的新老更替本是自然现象，但如今低龄化迭代速度如同坐了火箭。就连正当年轻的00后小花、小鲜肉的同样逃不过“卷”。大银幕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爱豆，偶像练习生第二名出道的陈立农签约环球唱片，还没怎么学表演就演了《赤狐书生》，导致影片口碑尴尬。 当大批爱豆涌入大银幕，科班出身的演员的机会会被大量切走。有人已经心生退意。《第一财经》曾经讲述过90后女演员顾小美的退圈经历，她坦言：“我觉得我在娱乐圈是没有什么出头机会的。我不怀疑我自己的样貌和演技，但是我没有办法获得更多资源。在这个圈子里，如果你要出名，那么就得有好的作品或流量，作品就是你需要获得角色，尤其是优质作品的优质角色。或者你拥有非常庞大的粉丝基础，流量极高。而要拥有优质作品或流量明星的地位，你背后必须要有资源支持，包括资金的投入和人脉支持，否则你很可能永远只能是配角，甚至仅仅是跑龙套。” 有人选择了转型。在影视圈，一个剧组的幕后工作人员来自北电、中戏、上戏等著名艺术院校的导演系、表演系，是非常常见的事，他们掌握着艺术圈的专业技能和学识，却不能如偿所愿，坚持最初的梦想。 离开的人有放弃的洒脱，留下的人也有坚持的勇气。类似的故事，也在投资圈上演。 在整个行业收缩的情况下，资本圈内卷更严重，并出现急速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红杉中国、鼎晖、高瓴资本在内的12家机构，近期完成了百亿募资。他们大力扩张业务范围，红杉从VC业务向前延伸到早期，高瓴资本成为全周期的投资机构。但同时，也有5成的机构，募资总额低于1亿。募资难的早期机构，嚷着2亿估值的项目都投不起了。 越是市场不确定的情况，资本越是追求确定性，大基金过去十几年的投资业绩，成为了确定性的保障。在资本水大鱼大的阶段，增长总是迅猛。比如从华兴出来的周子敬，2014年创办了以太资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帮助150多家创业公司拿到天使、A轮融资。 到现在，FA机构不比拼数量而是比拼专业化，一个行业共识是：消费类企业融资找穆棉资本牵头，教育类创业公司融资找桃李资本，医药类的初创企业找行同致远。 一年时间服务百余家企业的热烈，早已是历史。创投圈进化到拼专业知识和财力的阶段。垂直类的投资机构比拼对赛道的理解，大基金则是比拼资本。最近风头正盛的墨莉点心局，就是日初资本创始人陈峰将项目推给了徐新，非常完美的行业基金+大基金的投资组合。
更多的投资人是在留守和转身之间艰难抉择。在36氪的报道中，许多90后的投资人，会像那位不幸离世的DCM董事总经理魏萌一样，参加LEGACY飞跃力课程。他们中的一些是希望通过这个课程，结识更多的创业者，一些则是寄希望通过寻求精神力量，来获取认知的提升。 投资人和创业者都是通过认知变现的群体。精神力量的支撑，对这个群体而言，不可缺少。张一鸣说自己依靠鸡汤型的名人传记，度过创业的灰暗时期。马云没有自己写过书，但他的鸡汤演讲，常年登上机场畅销书榜。能熬出如此醇厚的鸡汤，想必马云自身也没少进补。 经纬系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是讲鸡汤的好手。傅盛会说，我终于知道所有的努力，都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或者是“同龄人或许会抛弃你，但痛苦会让人成长。”张颖则是以日均几更的频率，在微博发鸡汤。 投资没有万能模板。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在《价值》一书中写道，投资的价值是要创造真正的价值。但是一千个人能创造出一千种价值。它是空有价值观，却难以有标准有效路径实施的理念。 年轻的投资人想成为张磊，沈南鹏，就像刚入行的艺人想成为周迅、梁朝伟一样。只有理想，却不得法。这些行业内的顶级人士，是天赋、机遇、努力、人脉共同炼出来的。 资本是抬轿子的，他们只是推动资本产生价值的搬运工。而时代已经远离对资本有利的域场。来自顶层的大方向是严管资本无序扩张。 形势逼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曾经声名鹊起，汇聚200位金融人士众筹创办的金融客咖啡，转型做了湘菜。西城区丁胡同3号的咖啡冷了，人气也日渐衰弱。 每一轮行业变化，真正能够感知冷暖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只是一级市场的投资人，他们的职业规划就像是一级市场的业务特性一样，缺少流动性，没有风险释放的过程。就像是盲盒，要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只有买下它。可对于个体而言，在职业规划中有多少试错成本和转型时间。（来源：略大参考作者：秦安娜、克瑞斯）
有点猝不及防又余惊未了 赵薇今天遭际早有迹可循
【研究员】：wh
再后来，走马上任的，是一个命理带龙的男人。他闯过四方、泡过女星、结过婚，在王菲的撮合下，俘获了女主。飘起来、跌倒过，见识过金钱与权贵力量的赵小姐，在遇到比前两任都神秘和传奇的龙哥后，几乎没怎么挣扎就上了船。船上的龙哥，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
【博览财经特稿】赵薇失联了？这是近日开始发酵的传言，没有人知道真假。但她出事应该是真的，在爱奇艺等视频网站，《还珠格格》、《情深深雨濛濛》、《虎妈猫爸》等多部作品里，已经没有了赵薇的名字。她参加的两期《王牌对王牌》以及《中餐厅1-2》《演员请就位1-2》都下架了。 有点猝不及防又余惊未了。毕竟，冰冰姐逃税漏税那么大的事也未导致作品下架，这也说明赵薇摊上的事儿比这更大。 有人说赵薇出事是因为吴亦凡进去后交代了更多的事、更多的人；也有人说，是张哲瀚牵连了他的老板。还有人说，杭州正在进行的亲清政商关系治理行动才是导火索，毕竟赵薇也曾与浙商江湖的马老师等人交集颇多，她还是蚂蚁金服背后的隐性股东。 猜测并无意义，真相总会水落石出，但赵薇今天的遭际早有迹可循。过去的大半年里，她的丈夫黄有龙一直被人追债，一笔3亿港元的债务，原本应在2017年还清，硬是拖到了2021年。而今年3月以后，赵薇母亲的名字已经从蚂蚁金服背后参股的私募基金中消失了。如果把时间拉长，去窥探赵薇的成长经历，今天的剧本似乎早已经被写好。 出道即巅峰，那是属于小燕子的时代 1999年11月6日，深圳东门。耗资6亿、建面七千平方米的太阳百货大楼诞生了。喊着“深圳商业广场第一品牌”的口号，定位于高消费人群，太阳百货一诞生就与香奈儿等世界名牌站在一起。 为了一炮打响，太阳百货的运营方决定在开业当天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典礼，让全深圳人都知道鹏城第一商业广场的诞生。如何打响是个问题。有人说要砸钱打广告，有人说要请大领导，七嘴八舌、众说纷纭，老板也拿不定注意。最后有人站出来提议：把全国最火的明星请来站台。 那时候，一部叫《还珠格格》的电视剧，冲出了国门，轰动了亚洲，风靡在全球华人社区的每一台电视机里。它的播出，不仅让投资方湖南电视台赚了个盆满钵满，也让出演小燕子的赵薇女士，一跃成为亚洲最热门的偶像。 出道即巅峰，一上电视就逆天改命。那是属于小燕子的时代。23岁的她，就获得了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和首届大众电视艺术双十佳演员称号，并成为了亚洲周刊的封面人物。 必须要把她请来，在太阳百货那里，这已经成为了共识。开业典礼那天，赵薇果真出现在主礼台上，数十万市民争相前来观礼，场面异常壮观，以至于香港媒体称之为：万人空巷。 待了十分钟左右，她收了30万的红包。那时候，大多数普通家庭还在为晋级万元户而努力奋斗。那天，与赵薇一同出席开业典礼的，还有一位爱搞音乐、喜欢开演唱会的金融大佬。 多年以后，当金融老大被捕、太阳百货的李老板被查后，赵薇那30万的出场费也成了一段流言的把柄。 船上的龙哥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 赵薇能获得《还珠格格》的参演的机会，一是自身实力与气质，二是运气。但能拿下小燕子这个角色，却离不开背后的男人。她当时的富二代男友叶茂青，是“上海地产大王”叶立培的儿子。 在原女一号李婷宜离开剧组后，正是叶公子的一番助力，才让赵薇顺利地拿下了这个让她火了20多年的角色。 叶氏家族不仅干房地产，也涉足影视领域的投资，后来的《云南故事》、《第101次求婚》、《逆水寒》等电影电视作品，监制都是叶茂青。 叶家仲盛集团第一个著名的房地产项目“名都城”的代言人正是赵薇，而她自已也曾买了2套名都城的豪宅，真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赵薇选男人的眼光没得说，几任男友都是非富即贵。第二任男人汪雨更不一般，他的父亲是原上海市市长。 在赵薇遭遇人生第一次危机的时候，汪雨就站在她身边。那是《情深深雨濛濛》播出4个多月后，《时装》杂志上登出了一张极其令人不适的照片。很快，重庆的报社就收到投诉：赵薇疯了吗，怎么能把日本军旗穿身上？ 一夜之间，小燕子成为众矢之的，反复道歉都无法平息舆论。那一年8月，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名旅日青年跑去门口石狮上刻下“该死”两个字，被警方逮捕。 在长沙，一个名叫付圣华的网友，看到新闻和照片后，觉得赵薇的道歉很不诚恳，颇为愤怒。后来，赵薇前往长沙演出，付圣华冲上台去，一瓶粪水浇到了她身上。 赵薇的行径，放在今天早就被封杀了。但当时却并没有。她不仅照旧和众多大腕一起，主演了多部电影，还捧上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后的宝座。2004年的春晚，她还和阿杜同台，共同演绎了一首《温暖》。 不管她否不否认，人们都会把这期间的“平安无事”归结于权贵男友的作用，虽然没过多久，这股隐秘又庞大的力量，就被一记耳光扇得烟消云散。 再后来，走马上任的，是一个命理带龙的男人。他闯过四方、泡过女星、结过婚，在王菲的撮合下，俘获了女主。飘起来、跌倒过，见识过金钱与权贵力量的赵小姐，在遇到比前两任都神秘和传奇的龙哥后，几乎没怎么挣扎就上了船。船上的龙哥，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 仅仅过了几个春秋，赵薇已站在资本市场高位 赵小姐与龙哥热恋的那一年，神州大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震惊中外的512地震；二是空前绝后的奥运会盛宴。 在这两件大事之间，资本市场也爆发了一场地震。那年的4月，一个被誉为“股神”的年轻人，从北京的高楼一跃而下，粉身碎骨，留下百亿资产在人间。 几乎同时，国内多家信托公司、证券公司，要么负面新闻缠身，要么总裁、董事长被查。他们背后共同的一股神秘力量——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爱搞音乐，曾与赵薇一起同台的金融大佬，也被关进了小黑屋里写材料。 他精心准备的原创歌曲，最终也没能奏响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他的宿命，和股神一样，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金融大佬的案子一查就是两年，背后的利益交叉错综复杂，非一般人能想象。而就在案子进行的过程中，赵薇的30万红包被媒体扒了出来，他们还认为，她和金融大佬是旧相识。 赵薇没有想到，大佬的落马会将自己拖入流言的泥沼，她赶紧让经纪人陈蓉站出来回应：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些人。 她最终躲过一劫。而那些流言，像谜团一样看不懂、猜不透，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佐料。 其实，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它更像是个风险预警。只是当时，决意要做“有钱人”的赵薇并没有在意。那时的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背靠富商龙哥的大树，眼瞅着“明星股东”的大门向她缓缓打开…… 2009年，影视行业进入产业化时代，资本市场则有了创业板这个晴雨表，华谊兄弟一马当先，成为了创业版影视第一股。它上市不久，股价创下了91.8元的高潮，赵薇的好友黄晓明，股票账面价值过亿。 从那一刻起，整合资源和捆绑明星，成了国内影视公司惯用的手段，影视行业排队上市企业暴增，一家名为“唐德影视”的公司启动了股份制改造，磨刀霍霍向A股。 很快，当机构再次注视这家公司的时候，赵薇的名字出现在它增资扩股的名单上。2015年中国影视行业发展进入爆发期，那也是赵薇的丰收季。 那一年，唐德影视借势成功IPO，作为重要股东的赵薇，神采飞扬地出现在敲钟现场。那一年，持有阿里影业9.18%的股份的赵薇夫妇，在阿里影业股价大涨之后果断多次减持，套现近超过20亿港元。仅仅过了几个春秋，赵薇已站在了资本市场的高位。 圈子踏对了，往往事半功倍 人生的高光时刻，赵薇不止一个“女版巴菲特”的标签，她是法国波尔多Chateau Monlot酒庄的女主人，也是财经杂志封面上的“亿万女楼王”。 这种跨越离不开龙哥，更离不开他们的朋友圈。在与赵薇牵手之前，龙哥已是马云、许家印等一众资本大佬们的座上宾。只不过，作为一个神秘的大佬，虽手握大额资本和多家公司，但龙哥却能在商场和资本圈保持一以贯之的低调。 赵薇和龙哥的缔结，让二人的人际网络实现了资源共享与叠加。在他们的富豪圈子中，马老师是最重要的一位。 在《近观马云》一书中，史玉柱、冯仑、刘永好等12名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记述了对马云的观感，赵薇则是其中唯一的娱乐明星。 她用了3600字记述自己眼中的马云，她在文中说“去马云家唱歌”，还知道马老师”擅长蒙古长调”，也曾参观过阿里巴巴。 赵薇夫妇和马老师之间不止普通朋友的交情，这种交情可以延续到生意上深度合作。2014年阿里巴巴斥资12亿元参投恒大俱乐部时，黄有龙即是见证人之一；马云父亲的生日宴上，也出现了黄有龙和赵薇的身影。 赵薇更是被打上了“阿里系”的标签，与马老师高度绑定。赵薇夫妇入股阿里影业的第二年，瑞东集团复牌，马老师与赵薇夫妇通过间接控股的公司斥20余亿巨资购入逾10亿股，赵薇夫妇藉此可赚取近70亿港元。此外，让赵薇赚了近2亿元的中国创意控股投资，背后亦有马老师参股的云峰基金的身影。 他们的交际“能量”不止于此。比如，瑞东集团的另一个投资人史玉柱，也和赵薇联系在一起。2013年5月，史玉柱曾于微博自曝在“赵薇的亲密战友-龙哥”的带领下参观酒庄。 而在2014年9月，赵薇还曾与王首富的妻子林女士一同亮相大连参加万达“一方城堡”开业庆典并留下牵手合照。对于赵薇和林女士的关系，有人猜测黄哥做地产项目开发，与王首富有生意往来。 犹太人的经典著作《塔木德》中有一句话说：和狼生活在一起，你能学会嗥叫；和优秀的人接触，你就会更优秀。 圈子踏对了，往往事半功倍。 赵薇的至暗时刻到来 赵薇夫妇在资本市场的纵横捭阖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影视行业的疯狂炒作最终迎来了监管的关注。2016年5月开始，监管层收紧对影视并购标的重组审核。那一年，共有19家影视公司上市失败。 赵薇的至暗时刻也在到来。2016年底，赵薇的龙薇传媒要花30亿元，买下A股上市公司万家文化近三成的股份。然而，在30亿元的收购资金中，只有6000万元是赵薇自己的钱，其余都来自借款，相当于“空手套白狼”。 这条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大涨，此后却因为收购失败，股价一路下跌，二级市场股民损失惨重。 明星效应加高杠杆，这把镰刀不可谓不快。事件曝光后，交易于2017年3月被终止。半年后，证监会对赵薇和黄有龙开出了数十万的罚单，同时禁止二人5年涉足证券市场。 日后，提起这桩案件时，一个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海代表团会议上，当着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的面吐槽说，证券法顶格处罚只有60万，像赵薇割韭菜，赚了几十个亿，不止一项罪名，但加起来才罚70万。 这句话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后，股民们也异口同声地高呼：是该管管了。 那一年，国内有1884家影视公司关停，不只是中小公司，影视行业的上市公司日子也很难过。曾经的明星公司唐德影视陷入了“连年水逆”的困境，2018、2019年分别亏损9.27亿、1.07亿元。 赵薇青睐的资本市场，也被监管部门多次警告，对于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曾顶着杨幂、李易峰、杨紫、贾乃亮等多个明星光环的欢瑞世纪，就因财务造假被罚了452万；赵薇的好友黄晓明也险些因“高勇炒股案”而被罚。 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头顶，持续高压之下，赵薇在资本市场也终于沉寂下来。当人们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主演、导演、导师的角色。 她的朋友马老师，在大变局的2020年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丢掉了首富的宝座；曾经的王首富跌倒了又爬了起来；史玉柱最终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闲人，偶尔在微博上吐吐口水。她的男人龙哥，变得更加低调了，以至于时不时传出了二人婚变的流言。 圈子还是那个圈子，但氛围早已经变了。一个无序的资本时代落下了帷幕。（来源：三公子的事务所（ID：sgzdsws） 作者：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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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政策冲击 资本市场错误解读了“共同富裕”涵义
【研究员】：wh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冲击，是国际投资者的资产定价和风险评估系统很难理解的。而且，这次政策冲击是连续式、组合式的，几乎隔几天就出个影响某个行业的大政策。外生政策变化在制造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当然让敏感的股市风声鹤唳，如惊弓之鸟，如丧家之犬。
【博览财经特稿】近段时间，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骤然升温。港股和海外中概股以及A股罕见的集体大跌。据粗略估计，不到半年时间，A股、H股加海外中概股的股票市值，蒸发了差不多二十万亿元（茅台、腾讯、阿里分别蒸发1.3万亿、近3万亿、近2万亿元）。
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权益资产正在进行重大风险再评估 中国权益资产如此大规模的调整，原因有很多。比如全球货币、资本在政策与经济大周期下的潮汐律动和季节性回流，这是原本就已经出现的大趋势。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外部的冲击，资本市场也有内在调整的要求。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A股H股的调整是趋势的裹挟，为什么在依然保持强劲上涨屡创历史新高的美国股市里，唯独中概股在惨烈的下跌？显然，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权益资产正在进行重大的风险再评估。 这个再评估的核心因子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巨大的政策转向。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冲击，是国际投资者的资产定价和风险评估系统很难理解的。而且，这次政策冲击是连续式、组合式的，几乎隔几天就出个影响某个行业的大政策。外生政策变化在制造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当然让敏感的股市风声鹤唳，如惊弓之鸟，如丧家之犬。 而房地产市场，则正在经历自诞生以来最凌厉的寒冬。供给侧的三条红线再加两条红线，集中供地，土地转让金归税口，取消学区房等；需求侧的房贷收紧、利率上调也是史无前例，很多银行几乎没了额度。房贷一旦收紧，需求失去基本支撑，量价齐跌几乎就是时间问题。 当前中国政策层对房地产的治理，严厉程度已经超过古今中外，接近日本1990年对房产行业的“断贷”，之后房价泡沫破灭，日本进入几十年债务通缩。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依然相对平稳，也算是一种强大的韧性（去年35万亿社融大脉冲有一定的缓释功能）。 可以说，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出现如此高强度的政策变局，这可能是上一个百年目标完成，开始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过渡期的一种表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汇处，大变局的大变局，原来资本和企业家理解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类似2018年令人担心的论调又重新出现。 当前，政策变局短中长期叠加，饱和式出击，大类资产需要来一次全面的重定价。
房地产和教培行业民企举步维艰 短期来看，严厉整治房地产和教培行业，这两个行业的民营企业举步维艰，挣扎在生存边缘。对房地产的整治可能是史上最严格的一次，主要是对其资产负债表和偿债能力的整顿，既是民生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又是防风险攻坚战中的一部分。 从三条红线，再到两条红线，基本上把房地产过去依靠债务来大肆扩张的模式完全切断，恒大的风雨飘摇只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缩影。但是我们需要警惕房地产出现问题后产生的信用危机，因为当前中国的信用主要就承载于房地产和地方平台两架马车上。 对教培行业的整顿，则是对最近几十年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一次反向调节和乱象整治，这个反应在股价上感觉更像是一个去资本化过程——资本的过度逐利异化了教育的本心。 中期来看，反数字平台垄断和整治地方融资平台。从蚂蚁金服上市夭折，到滴滴打车上市后被严厉问责，到《反垄断法》的出台，这些都是弥补过去数字产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不足。为了实现追赶和发挥后发优势，中国过去对新兴产业的政策态度是“先发展起来，等遇到问题的时候再说”，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总体改革思路中的一部分。 互联网产业、数字平台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自由野蛮生长后，的确到了该规范发展的时候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治理，近十年来一直没有放松过，但是过去鉴于经济下行压力，对地方政府融资很多时候还是没有下真手段，这也是中央地方博弈的一个结果，财权事权不对称下的一种让渡。 最近一年由于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表现较好，尤其是出口和外循环支撑能力强劲，暂时还不需要地方基建和房地产这两大“稻草”，因此政策也就进入了收紧状态。最近流传的处于保密状态的15号文，直指城投融资乱象，也是针对地方债务的一记重拳。 “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让社会浮想联翩 长期来看，则是“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让社会浮想联翩，令市场惊慌失措。资本和企业家都在担心，改革开放初期承诺的市场化政策“一百年不动摇”，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处是不是有了变化。甚至有些自媒体解读为“杀富济贫”，三次分配是“强制分配”等，掀起了一些不好的思潮。 资本市场是反应未来预期的市场，这些思潮的变化体现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剧烈的波动和持续的杀估值。大中华区的资产正在“共同富裕”的“相变”下经历一次巨大的价值重估。 而阿尔法在杀贝塔的行情下当然也自身难保，因为这个价值重估是总量型的资本退潮。除非有合理的理论和政策解释，为共同富裕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积极意义上逻辑说明，为资本市场吃一颗定心丸，否则，震荡下行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这样看逆势对冲的国家队还能坚守多久。 然而很明显，资本市场错误地解读了“共同富裕”的涵义。 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义，是政策层一直坚持的长期基调，只是近期作为重点重提，并非什么新的政策大转向。而且官方的文件说的很清楚，不是杀富济贫的强制性再分配，而是继续以发展为基调，用做大蛋糕的方式来分配蛋糕，并充分利用多层次的分配方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小康社会的百年目标基本完成之后，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消除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这在当初设计改革开放基本路线图的时候都已经设计好的，这个国家战略是连贯的。因此这个大逻辑是自然演进而非人为意志驱使的。
第二，共同富裕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并非对立和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赋能、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一说起共同富裕，似乎就是打倒资本主义，反对资本市场。那些还停留在过去阶级斗争的思维。 事实是，共同富裕为资本市场创造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更加科学的财富结构，更加强劲的大众消费市场，因为共同富裕是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资本市场则可以更好的为缩减收入差距服务，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的机会。 可以说，资本市场是人民大众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好平台。我们看到西方发达金融市场，股市为大众的财富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美国的共同基金、401k计划、养老基金等，都是普通大众的财富。 随着美股的水涨船高，美国普通家庭的财富也在改善。中国和香港的资本市场，也都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普通阶层的财富管理，为社保基金，提供核心、优质的权益资产标的。 第三，关于“三次分配”，资本市场也可以为各类慈善基金、公益基金、社会基金等提供保值增值的手段。有人将“三次分配”解读为杀富济贫，这显然是误读。“三次分配”在成熟现代社会里，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分配方式，是社会积极参与分配体系建设好福利社会，富裕阶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作为“三次分配”比较流行方式的各类非营利基金和信托，这些沉淀的资金不能简单的作为存款闲置在银行，要作为投资手段通过资本市场形成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资本，才能真正体现三次分配的目的，同时也保证了基金的保值增值。所以，一个好的“三次分配”体系也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 时代正在发生巨变，资本的文明属性也在进化。逐利的商业文明并不再是其唯一的精神内核。在全球共同问题和各类社会问题频发的大环境下，资本需要关注更大格局和更加终极的问题，关注生态环境和社会责任等非营利公益性目标，这些已经逐渐成为资本的共识。因为如果大环境恶化（生态与战乱），再多的财富都不过是纸面数字和烟云。 当前ESG投资在资本市场上越来越流行，就可以看出资本的属性和内核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价值重估。而资本市场也应该认识到，只有走向共同富裕，解决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中国股市才可能有真正的牛市。（来源：西泽研究院（wendao-thinkers） 作者：赵建教授）
被卷的触目惊心 人口问题已到了不能不管的地步
【研究员】：wh
不过从国家层面看，显然又是另一套逻辑，任泽平团队统计了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后发现，各国人口出现暴跌后，紧跟着的就是经济的暴跌。主要是因为不生孩子会导致消费意愿暴跌。这不仅仅是将来小孩少了消费就少，问题要复杂得多，而且见效快得快。
【博览财经特稿】人口断崖，首先大家看张图:
直观的感觉是2020年人口实在是降得太厉害了，2016年到2020，短短四年暴跌了五百多万。 作为80年代末生人，真正是中国“卷二代”（上一代婴儿潮大概是1960年左右），真是被卷的触目惊心。刚看到一个数据，86、87这帮人是中国出生人口的巅峰，这帮人进入社会竞争异常激烈，他们生孩子又是一个小高峰，2016和2017年每年出生了接近1800万孩子，今后上学又会竞争激烈一次，在那之后，人口开始明显下降。 所以如果劳动人口不这么多，说不定也就不这么卷了，毕竟不把人当人的那种发展模式，经历一次就够了，显然不可能一直玩下去，现在年轻人不给生孩子，应该也是对这些年发疯内卷的一次反击。 老百姓不生孩子 消费低迷基本是稳稳当当的结果 如果大家去B站和知乎上看关于人口问题的评论，几乎清一色幸灾乐祸，大家清一色的评论就是“妈的，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甚至有人表示，实在是恨透了人口红利，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洪水滔天。 不过从国家层面看，显然又是另一套逻辑，任泽平团队统计了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后发现，各国人口出现暴跌后，紧跟着的就是经济的暴跌。主要是因为不生孩子会导致消费意愿暴跌。这不仅仅是将来小孩少了消费就少，问题要复杂得多，而且见效快得快。 很多人说自己不生孩子等将来想干啥干啥，活的不开心吗？ 有可能会开心，不过大部分人很快就会感受到单纯的无聊，年轻时候觉得很好玩的那些事，比如旅游，购物，好吃的好玩的，似乎不生孩子省下钱，就可以去做那些事。可真到了三四十岁，就慢慢发现以前那些挺好玩的东西突然变得没啥意思了，有点像大家小时候喜欢一些小玩具喜欢的要死，等年龄大了，买回来也没啥乐趣，中年人也一样，除了钓鱼，确实没啥欢乐的事了。 而且很多人的欢乐建立在分享基础上，出去玩，最重要的事是拍照，拍完各种修，最后发朋友圈。但是到了三十来岁，大部分人开始变得自闭，一部分人有了孩子，孩子是生活全部中心，也不再看以前那些人的吃吃喝喝了，没了围观群众，你的朋友圈也就只能发个寂寞，没了围观者，分享的欢乐也没了。 所以没有孩子的话，大部分人很快就会因为无聊消费激情越来越低。这个不是我编的，美国那边相关对比研究成果很多，结论基本都是丁克家庭消费欲望很差。当然了，有孩子后消费欲望高可能也是被迫的，比如有了孩子大家就想买大点的房子，买七座商务，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等等。而且相比大人，孩子花钱是个无底洞，我就不多说了，估计大家也都知道。 而且从商家角度来讲，如果他们知道未来人口会暴跌，自然会降低很多领域的投资，毕竟现代社会是需求驱动的，你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买，你卖给谁？还不如早点裁员降低规模，甚至会导致外资出逃。所以如果老百姓不生孩子了，消费低迷这事基本是稳稳当当的结果。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我是在一本描述日本丁克家庭的书里看到的，说是那些家庭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活的没意思，对生活缺乏动力。 竟然有个对应的解释，不一定对，我说说大家感受下，说是人类的预期寿命本来也就三四十岁，跟动物一样，把孩子生了，并且抚养ta到独立，是基因为人类设置的最原始的目标。只是基因也没想到人的寿命这么长，保养好的情况下，寿命都奔一百多岁去了，大部分正常国家都七十多岁。这就导致过了三四十岁，如果没后代的话，基因并没有为接下来的生活设置目标，人就容易迷失。 微观上可能并不明显，毕竟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有孩子的人不一定充满动力，没孩子也不一定消极，但是宏观上讲，确实整体上呈现出了这个效果，新生儿暴跌的国家都出现“低欲望化”的情况，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隔壁的日本。 政府明显是被这种情况给震惊了，所以今年一系列政策都有明显的指向性，最明显的就是房价和社会公平。 房价 出生率到底是不是房价给搞崩的，这事谁都说不上来，只能说应该有很大关系。房价高这事对普通人形成的“威慑”很大，一毕业工资不咋高，看着周围的住房价格，多少有种幻灭感，最年轻的时候就幻灭，内驱力都受影响。 这一点我自己也有体会，当初进了研究所，心情是很沮丧的，尽管我毕业那会儿房价还不如现在这么高，但是我现在依旧记得那种绝望感，城市像森林一样，却唯独容不下自己，不吃不喝很多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 这种心态被网络放大后，叠加其他几个因素，焦虑情绪在年轻人当中扩散，之前在微博上搞过一个问卷调查，想了解下那些不想生孩子的人啥心态，点赞最高的一个是这样说的：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可是离开大城市去小地方，生出来的小孩又比大城市起跑线落后一大截，自己这辈子不小心做了韭菜，为啥还要让下一代继续做韭菜呢？ 这个说法被点了一万多个赞，不过后来那个帖子不知道哪去了，可能被删了，这次死活没找到。不过需要强调一点，我是绝对不会劝别人生或者不生的，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其他人怎么干预都不合适，我在这里只讲逻辑和道理，不做道德评判和说教。 但是政府明显不这么想，为了提高生育率，今年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拳，最明显的一个，要对房价下手了。政府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二手房非常不利。 政府不喜欢二手房，每卖出去一套新房，政府都能赚一笔，但是如果卖出去的是一套二手房，对于政府来说收益很小，因为已经赚过一茬了。而且很多人炒作主要也是集中在二手房领域，所以今年政府明显在压二手房，只要二手房不涨价，既可以平抑房价，又可以防止一手房受影响。怎么压呢？ 也不复杂，核心就一条，房价推这么高，主要是银行杠杆给推上去的，如果银行不放出来那么多贷款，啥事都没。以前房价涨那么高，主要是银行无节制往外放款，什么信用卡套现，高评高贷，抵押贷，经营贷，消费贷，甚至上市公司从股市融到的钱不去扩大再生产都去买了房，房价能不涨吗？ 所以今年明显在“抽贷”，也就是以前一套房子银行出70%你出30%，现在变成了你和银行各一半。现金这玩意谁都缺，很多上市公司老总看着资产过亿，其实能拿出来的现金也没多少。所以让大家多拿现金，一下子就拿不出来了。 如果还不懂，我再说细点，以前1000万的房子你只要出300万就可以买回家，极端情况下，可以把网签价打到1500万，银行直接贷款给你一千万，零首付购房。 现在银行要评估，上来就说你房子已经老化了，不值1000万，得打七折，然后贷款给你七成，那就成了500万左右。一下子，首付从300万升到了500万，两倍杠杆一下变成一倍了，这就是去杠杆。 而且这个政策有个好处，越老的房子银行评估值越低，银行越不给贷款，刚需买房也就不会去碰这类房子，这类房子的流动性也就被锁住了，年轻人都去买新房，新房是给政府创收的，一举多得。由于二手房流动性差，那些指望买房增值的人也就得趁早洗洗睡了。 不用怀疑，如果这个政策能坚持下去，除了一线核心区，其他地方的房价就算不跌，也会被稳稳地摁住，毕竟真能拿的出现金的人并不多，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逻辑任何时候，“抽贷”都是大招。到时候二手房有价无市，成交量上不去，房价自然上不去。当然了，得看政策的持续性，如果明年又改回去了，那算我没说吧。 如果房价能稳定下来，那年轻人不想买房一辈子租房可能也没那么差（此处并没有鼓动大家不买房的意思，有能力还是尽量买房的）。如果一直涨，那涨出来的这部分钱是谁承担？如果一个牌局大家都赢钱了，肯定就是你输钱了呗。这种情况下租房就挺受虐，相当于被有房阶层洗劫了。 如果房价平稳下来，租和买差别不大，比如以前德国人是很不介意一辈子租房的，全国一半的人在租房（也意味着他们的房子非常集中，少量的人手里有大量的房），因为房价比较稳，政策也保护租房人。但是这几年全球都在比烂似的狂发钱，德国也受了影响，房价一直涨，大家就都坐不住了，也都去买房，把房价推的非常高。 前几年我国的群众还在呼吁我国政府学习德国治理房价，这也不用学了，因为德国学我们了。不过如果这次政府能狠下心坚持收紧贷款，房价还是应该能摁住的，房价都不用跌，连续五年不涨，大量资金困在楼市里，那就是在赔钱。 平等 关于政府的另一件大事，显然是调整贫富差距。中国贫富差距大这事也不用我多说了吧。原因倒也不复杂，以前我们是一个资本极度稀缺的国家。 就好像你们村想致富，考虑在村里搞几个工厂和养殖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需要找几个有钱人过来出钱投资，为了别人能来，自然得开出优厚条件，资本分成也要大一些，刻意压低一些工人权益。毕竟改开那会儿能来的人也都是冒着很大危险来的，你得给他们足够利润，并且保证他们安全，其他观望的资本也才会入场。 所以我国在很多年里都是给资本以特别优待的国家。比如很多人提到的“工会”，我国的工会一直类似一个摆设，也好理解，毕竟我国以前劳动力是严重过剩的，资本是稀缺的，所以政策是啥样的大家也都懂。而且前些年我国的税收政策一直采取的是间接税，而西方国家主要是直接税。 啥是直接税呢？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不过可以大概讲讲，直接税就是房产税、所得税这些，美国的主要税源就是这种。中国主要是间接税，也就是你去买东西消费，你买的东西里已经包含了税，相当于商家替你纳税了。下图的增值税，就是典型的间接税，你买的东西里都包含了税。
一般来讲，消费税这种间接收起来方便简单，毛病就是调节收入改善社会分化的能力很差，因为富人相比穷人本来消费比例就低，对他们征不了多少税。美国主要是直接税，2020财年美国各级政府高达7.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预算中，大约2.6万亿美元来自“Income Taxes（所得税）”，占比35.4%。 接下来政府显然要向西方那种模式发展，我查了下，政府报告里也有写，“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可见直接税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至于很多小伙伴最近比较热心的“打土豪”，基本不大可能。如果有啥办法可以快速毁掉一国经济，那无疑就是对富人杀鸡取卵，多说一句，母鸡下了十个蛋你收走一个，那叫低税率，你收走五个那叫高税率，把鸡杀了看看肚子里还有没有蛋，那叫杀鸡取卵。事实上你也杀不到，他们很快就跑的一干二净，然后外资大规模出逃，几十年内不会再回来。 不仅如此，这玩意还会毁掉最有进取心的那些人。毕竟如果你奋斗来的财富说没就没，谁还敢积累，奋斗还有啥意义？最后这个国家的人只要有钱了，就会把老婆孩子家人送到海外，把资产换成外币，防止你均平富，稍有风吹草动就大规模出逃，这个国家也就基本上完蛋了。 事实上我国当初改革开放，外资也是观望态度，不太敢来，后来一些有家国情怀的海外华人企业家带头回国投资，才开启了接下来的崛起之路。 所以只会规范，从法律层面保障弱势群体，并且规范有钱人以前那种近乎无规则的瞎折腾，让他们把该交的税交了，把该尽的责任尽了。税重点其实问题也不大，只要企业最后的收益率比国债收益率高一些，生意自然有人做，比如北欧就是这样，但是最忌讳的就是南非那种（他们整个非洲都有这个问题），政府明抢导致企业家整体出逃。 日前中财办韩文秀的帖子《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三次分配并非强制》上了热搜，建议大家也看看，相当于上边给这段时间的讨论做了个定调。给大家划重点，你们仔细感受下。 “共同富裕”时强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 其实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今后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主，政府报告里的原话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不断完善法制，把该补的课补上。 并且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放任资本打劫工人了，比如有个热搜，“最高法明确996严重违法”，可见今后也要一步步按照劳动法保障工人权益了。 接下来的大概思路很明确。摁住房价，暴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非一线核心区应该能摁住；打击制造社会焦虑的行业。落实税法，毕竟二次分配的钱总得有人出，只让老实人出不合适。 这些措施都没法立竿见影，不过国内一直有个问题，就是以前太过野蛮成长，重效率，忽视别的，导致犯罪成本太低，有些人于是肆无忌惮洗劫老百姓，大家如果经常看股市，都有这种体会，很多在美国牢底坐穿的操作，在中国每天都在上演。一方面立法缺失，另一方面有法律也不遵守，这些事都是今后的重点，把法制落实下去，就是对普通人最大的公平。 这两年经济不太好，有个词叫“K型分化”，说的是少部分企业因为拿到贷款红利爽的飞起，但是大部分人因为疫情和衰退过得非常难，这也是我理解为啥政府要在这个时候频繁出台政策整改，如果不整治，太多人把这种灾难期间的狂欢看做理所当然。这种状态估计得持续一段时间，整体而言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么几次大调整，社会才越来越充满人情味，相信我国也能越来越好。（来源：九边 作者：九边）
形势分析
终究是走到悬崖边上 属于房企的洗牌时代到来
【研究员】：wh
属于房企的洗牌时代终究还是到来了，但现在绝不是干倒房企的时候。之前多个城市的集中土拍已经喊停，坊间传言就是为了要调整土拍规则，给房企留一点利润空间。因为干倒房企，土地没人拿，房子没人建，房企都躺平，绝对不是好事。
【博览财经特稿】近期几个重大事件，隐约透露危险信号，弄得人心惶惶。甚至颇有一种房地产要W的意味。 恒大终究还是走到悬崖上 房企的至暗时刻，来了。恒大，终究还是走到了悬崖上。8月19日，恒大集团接受了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的约谈。要求恒大集团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 作为行业的重要标杆，恒大也及时表决心，表示会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全力以赴、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工程建设，保质保量完成楼盘交付。 既然要保质保量交盘，那就一定要解决现金流问题，减轻债务。压力大怎么办，壮士扼腕卖掉值钱的资产，求自保啊。 4年前万达就是如此，因为扩张太猛面临资金链问题，王健林在2017年7月将13个万达文旅项目和77家城市酒店的期权卖掉。2020年又清空了海外房地产，卖掉宝贝王早教业务，从在海外大举收购到全部出清不过8年。 2016年底的万达年会上，王健林带着乐队高歌一曲《一无所有》，2020年再来唱，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万达前期屯的值钱资产，关键时刻还是帮助万达安然度过难关，甚至还躲过了疫情这个黑天鹅，也是因祸得福。而如今的恒大，其实也完全可以通过“瘦身”度过难关。尤其是恒大努力过了，但还不达预期。 截止到今年6月29日，恒大有息目前负债约5700多亿元，与去年最高时的8700多亿元相比，大幅下降了约3000亿元。 2020年3月，许家印当时提出，恒大的有息负债要每年下降1500亿，未来三年要总共下降4500亿，而现在过去一年时间，就降了3000亿。
可见，这一年的“75折卖房”果然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短期回款现金流确实快，但这远远不够，持续发酵的债务危机还在蔓延。 所以恒大也到了该变卖资产的时候了。8月10日，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同时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大集团正在接触潜在独立第三方投资者，探讨出售包括但不限于恒大汽车及恒大物业的部分权益。 8月23日，有市场消息传出中国恒大计划以105亿港元将其香港总部大楼出售予越秀地产。消息称，恒大此前曾提出156亿港元的意向价，两家公司拟短期内确认交易。 资产也好，股份也好，关键时刻，该卖就得卖，别妄想着政府还给你兜底了。先活命，才有希望东山再起啊。现在许老板卸任了，危机还未解除，要想活命，恒大的盘子一定会被切割成一块一块来卖。有点唏嘘。 同样迎来危机的还有实地集团 今年5月初，实地集团首次发生商票逾期拒付风波，5月底再起波澜，之所以没有大范围发酵，也是因为实地集团连续发布公告。 可锅从甩给诈骗集团到甩给银行，依然都无法兑现商票，没办法，7月27日，实地集团的供货商和持票人前往广州富力盈凯大厦维权。
随后实地集团回应称已与持票人达成共识，妥善解决了问题，目前公司运营不会受影响。而就在当天，富力地产也发布公告，澄清与实地集团并无债务及股权关系。
众所周知，实地集团的老板张量，是富力集团老板张力的儿子。关键时刻，老父亲迅速撇清关系，果然是大祸临头各自飞啊。但实地集团到底有没有危机？ 根据数据显示，2017-2019年实地集团的未偿付借款余额分别为119.38亿元、117.71亿元、126.56亿元，净负债率就分别达到3809%、533%和225%，远高于行业水平。2017-2019年期间，实地集团的行业排名也直接从89名下滑到153名，而且在去年发布的房企三道红线中，实地地产全踩中。 今年初，实地集团还被曝出高管集体辞职，虽然公司发布声明称，传闻所涉及的前员工是在不同时间点离职，并非春节后集中离职。大部分人员是被公司劝退，仅有两人是因为个人原因辞职。 但网上曝出离职名单涉及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刘森峰、首席财务官李斌等13人。看来，实地不好过，不是空穴来风。 实地不好过，所以众多供应商和商票持票人把希望放在如今的富力地产上。可“老子”也不好过，如今富力地产也被三道红线压得喘不过气。 根据年报显示，截止到2020年底，富力地产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76.7%，净负债率为130.2%、现金短债比为0.40，仍然是三道红线全踩。而且富力地产的借款总额为1597.3亿元，一年内还要偿还638.92亿元的高额负债。 今年哪怕富力不拿地，但大环境下，疲软的销售端都无法拯救如此高额的负债。难、难、难，已经是今年房企的主旋律。在此附上一张2020年房企三道红线的踩线榜单。
房企的洗牌时代终究还是到来了 在恒大和实地之前，泰禾、华夏幸福、蓝光发展就已经曝出债务违约。在大环境下，房企不好过，随着公司规模迅速扩张，债务总额也不断增长。 属于房企的洗牌时代终究还是到来了，但现在绝不是干倒房企的时候。之前多个城市的集中土拍已经喊停，坊间传言就是为了要调整土拍规则，给房企留一点利润空间。因为干倒房企，土地没人拿，房子没人建，房企都躺平，绝对不是好事。 已经买了这些房企房子的一批准业主，房企过不下去，房子会面临交付难问题，到时候衍生的就是社会问题。还有数万和数十万的房企员工，会面临业务缩减裁员问题，到时候就是就业问题。 还有数不清楚的和房企千丝万缕的行业，比如建筑、家具等，也会被累及，到时候就是经济问题。 所以当你展开双臂，奋力高喊：干倒房地产，打倒高房价！只是过了嘴瘾，当了一次气氛组而已。我们需要的仍然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市场，解决问题比过嘴瘾更重要。当然，也得提醒大家，这些踩中三道红线，深陷债务危机的房企，少碰为宜。（来源：大胡子说房（dahuzishuofang） 作者：雪莉）
“恶意降价”被炮轰 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调控
【研究员】：wh
碧桂园的一大忧虑在于，大量的土地储备在三四线城市（占比62%），而这些城市正在遭遇人口流出以及产业转型困难，何况棚改高峰期已过，碧桂园未来遭遇的不仅仅是楼市调控、资金紧缩的挑战，还会承受越来越大的人口负增长的压力。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已经走上了要逐步摆脱土地财政的路线，这个时间很长，但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方向已经定了。 当一些人还在憧憬着未来房地产调控放松，他们可以继续炒房的时候，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在8月31日的2021年中期业绩投资人会议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今年下半年的销售压力很大，预计下半年市场还是会比较惨烈的”。第二句是“除了我们以外都有可能暴雷”。 孙宏斌说这两句话的背景是：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根据人民法院公告网统计，截至8月23日，今年递交破产文书的房地产企业累计约有260家，平均每个月约有32家房企宣布破产，平均每天约1家房企破产。从发布时间来看，8月份至今宣布破产的房企有42家。
截至8月中旬，今年已有超过38只涉房债券违约，数量超过2020年全年（18只），牵涉债券发行规模达587.2亿元（去年全年为322亿元），违约主体以民企为主，且逐渐向TOP50房企蔓延。 8月11日，知名地产公司阳光100有债券到期，共计5239万美元，违约。 地产已经失去想象力 龙头公司同样在煎熬。房地产的龙头公司万科几乎在过往的每一轮调控的末期都是手握足够的现金，然后去土地市场捡筹码，而且万科的经营一向以稳健著称，当恒大折腾新能源车，碧桂园研发机器人的时候，万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房地产。 万科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和利润都是在增长的，但是，当半年报发布之后，股价连续下跌，而且是大跌。
为什么？因为市场看到了净利润和毛利不理想。这还是回归并保持“绿档”的万科，这还是持有巨量货币资金的万科。股民已经失去了耐心，不是万科不努力，而是地产已经失去了想象力。 恒大一直处在风口浪尖，8月19日，人行和银保监会约谈了恒大高管，要求很明确：“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真实信息披露，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 可见，维护稳定已经成了恒大的第一任务，把房子建好，不要烂尾，把负债降下来，就算完成任务，至于利润，先不要谈了。 多年前，恒大遇到困难，许家印在香港陪着大佬打牌，拿到了救命的资金，如今香港大佬恐怕是指望不上了，就看看保持接触的几家地产企业有没有出手相救的了。 万科总裁祝九胜已经表示，最近几个月万科与恒大有接触，也有一些探讨，但目前没有实质性的更多合作。 万科是谈判桌上的高手，没有足够的好处，万科当然不会出手，在商言商，万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宇宙级房企”碧桂园发布的2021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2349.3亿元，同比增长27%；净利润224.2亿元，同比增长2.25%。从2018年至2021年上半年，碧桂园全职员工少了近3.8万人，业绩增速也是逐年下滑。 毛利率跌破20%，净利润不及2019年同期，“三道红线”仍踩中一条，碧桂园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碧桂园的一大忧虑在于，大量的土地储备在三四线城市（占比62%），而这些城市正在遭遇人口流出以及产业转型困难，何况棚改高峰期已过，碧桂园未来遭遇的不仅仅是楼市调控、资金紧缩的挑战，还会承受越来越大的人口负增长的压力。所以，在港股市场上，半年报发布后，碧桂园的股价应声下跌。 三大巨头的成绩单和往年不能比，恒大的处境更是微妙，这个时候再来看孙宏斌说的“惨烈”，当心有戚戚然。 “恶意降价”一词被炮轰 在具体的城市中，“恶意降价”成为一个被很多人嘲弄的词语。早在2019年6月，湖北恩施市房地产协会发布了《关于稳定恩施房地产市场价格预警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即“止跌令”。但似乎没什么用，今年8月，我正好去了恩施，了解了一下，相比两年前，房价普遍下跌。 恩施只是一个较早使用“止跌令”的城市，两年后，跟随者接踵而至。昆明房价也顶不住了，今年8月11日，昆明房协组织召开落实“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工作要求座谈会，昆明TOP30房企及大型经纪公司参加，主题就是联手禁止“恶意降价”。
两天后，唐山市政府召开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同样痛斥“恶意降价”。 山东菏泽某企业降价卖房被查，湖南岳阳发布“止跌令”，沈阳多家房企降价销售也被约谈。 “恶意降价”一词被网民炮轰：涨价就是善意的，降价就是恶意的，这是哪门子的道理？还有网民说：这样的“恶意降价”给我来一打。
这些房价顶不住的城市，要么是所在区域发展水平一般，要么是人口流失严重，比如岳阳10年间就减少了40多万人。 人口红利基本上只在一二线城市延续，而诸多的三四线城市是持续被虹吸的命运，所以，“买房是最靠谱的投资”这句话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了一个笑话，或者说一个噩梦。 在南方某海滨城市，曾经有各种地产经济学家、地产号、财经号带领粉丝搞“团购”，如今持续的下跌让数万投资者被困，二手房交易跌了一大半。本来是想买房战胜通胀，没想到损失的金额远远大于通胀损失。 机构数据显示，年内楼市调控次数创新高突破400次，每一次重要会议召开，几乎都在强调“房住不炒”，深圳的二手房交易跌至历史新低，均价今年跌了15%，很多人损失惨重，但调控毫不松动。 这一轮调控，炒房客已经等不到春天。 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调控 中国目前正在拆地产炸弹，通过时间换空间，希望慢慢让房地产和金融的关联度降至合理水平。一段时间以来，因为银行与地产的业务高度紧密，所以，银行股和地产股有着几乎大致相同的轨迹，个别公司除外。 但是这一轮调控，在很多人嘲笑郭主席的“灰犀牛”论调之后，他们发现，银行在慢慢收水，而房地产在慢慢走向裸泳状态，有时候已经没水了，有些地产公司只是在假装划水，装不下去的只好破产。 个别金融保险集团深度介入地产投资，名为保险股，其实是半个地产股，当某地产公司爆雷之后，其股价大跌也是必然的。彼时蜜糖，此时砒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调控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稳，为了均衡发展，炒房客和地产大V其实还没明白。 中国已经走上了要逐步摆脱土地财政的路线，这个时间很长，但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方向已经定了。土地财政还会存在，但是其贡献比例将在摸顶之后，逐渐降低，房地产税将落地，并逐步扩围，比例逐年上升。 中国正走在一条更注重民生，更注重公平，更注重社会稳定的道路上，因为某些领域存在的失序现象已经突破极限。 反垄断、提“共同富裕”、教育“双减”、严控网络游戏、教师流动、多校混合划片……这些都是一盘大棋中的一颗棋子，房地产调控也是。 这一轮的调控为什么异乎寻常地从开发贷、房贷、经营贷等方向全面下手，某些城市甚至要查首付来源，因为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调控。同时又再三强调“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就是希望完成平稳的过渡。 8月31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直接就说到了：“不断地扎紧房地产市场调控制度的笼子，特别是扎紧防止“炒”的方面，切实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而且要“督促城市政府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说明后续指望房地产调控放松来对冲经济指数几乎是不可能的，靠时间熬，千方百计增加销售，打资金消耗战成了地产企业唯一的选择。 中国最缺的不是房子，缺的是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这件事关乎国运和城市命运。
今年1月的深圳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提到“卡脖子”的问题，不是传统的方式，提出要创新技术攻关组织模式，更多需要“大兵团、长战线”作战。 4个月后，新任深圳市长覃伟中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受中美科技战影响，深圳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安全存在风险。 深圳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风向标城市，深圳严厉调控楼市，猛攻科技创新，如今成了“不炒房示范区”，这就是方向。 多年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参加某高峰论坛时表示，中国的楼市泡沫是钢做的，而且还得继续涨。 如今，人口红利减退，银行收水，巨头退场，每年几百家房企破产，各地发布“止跌令”，张先生还坚持当年的意见吗？（来源：功夫财经（kongfuf） 作者：今纶）
社会透视
“吃黑”的都急了眼 医药集采终究动了很多人的奶酪
【研究员】：wh
你随便翻开中国任何一家牛逼药企的财务报表，销售费用都是远超研发费用的，即便挂研发，好多猫腻业内同行都清楚，人艰不拆，我在这里就不讥讽那些玩假研发，真公关的把戏了。国家出了个新政策，新药要比老的普药疗效好，才能审批通过，一下子好多搞研发吹牛逼的都干不下去了，什么缘故，看破不说破！
【博览财经特稿】自从医药集采正式启动以来，网络上就有很多打着业内专家名义的人，试图以理中客的身份，来给集采泼黑水。
什么杀鸡取卵，什么厂家活不下去，什么医药创新全完蛋，什么最终导致断供…… 这几年好多低价药消失了，啥都别说，黑锅先扣在集采上。我就想问问，美国有没有搞医药集采？没有吧，是你们最爱的自由主义医霸+药霸的天堂，您倒是在伟大的美利坚找找看，那些低价药有没有？ 我看新闻，只看到好多媒体都在批评贪婪的华尔街勾搭药厂，把某个专利保护药价格炒上天的新闻。
看到这个被捕的是不是以为美国政府英明，为人民做主？呵呵，美国的大医药公司每年都会例行把自己的药价涨涨，年化10%就已经算是良心药商了，一切都是市场的手段，当然像图灵这样闹得太出格的，就抓一两个，意思一下，但药价暴涨那是一定的。
2018年，耿直的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曾飙过一篇推特：辉瑞等制药商应该为他们毫无缘故提高药品价格而感到羞耻。他们利用美国穷人、不能维护自己利益的弱势群体(牟取暴利)，另一边又向欧洲和其他国家提供低价的药品。你们给我等着！ 等到几年后，特朗普下台，辉瑞们依旧继续涨价，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奇怪的是辉瑞这些药企为啥到了外国就突然长了良心？ 因为到了欧洲，人家全民医保，药大量集采，你可以卖很贵，没人买。到了印度，人家全民仿制，根本不管你啥专利，你可以卖很贵，人家卖仿制药。 于是资本家立刻把脸一变，奉上了社会责任心。所以问题来了，政府不干预的自由市场里，资本勾结了医药，最后谁买单？ 美国的医药开支在GDP里占了17.2%，美国可是世界GDP第一强国啊，对于投资医药的资本来说，这是块肥肉，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眼见的就要迈入老龄化社会，真的学习美国先进经验，我们以后老了还能看得上病，吃得起药吗？ 啥锅都往集采上扣 日常生活用品，我们都知道货比三家，价格贵了干脆不买，但你病了，到用药的时候，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跟医生讨论怎么用性价比高的那些药吗？ 你敢跟医生讨价还价吗？倘若有那个本事，还看什么医生啊，自己就给治了。 在医药消费上，我们不配被称为消费者，我们是患者，我们有病，我们只能听医生的，有这个知识代差、信息代差在，你就是砧板上羔羊，宰不宰，怎么宰，那得看运气了。 在巨大的金钱利益刺激之下，你告诉我要坚定信仰去相信医生，抱歉，我想的，但我更相信人性。 你随便翻开中国任何一家牛逼药企的财务报表，销售费用都是远超研发费用的，即便挂研发，好多猫腻业内同行都清楚，人艰不拆，我在这里就不讥讽那些玩假研发，真公关的把戏了。国家出了个新政策，新药要比老的普药疗效好，才能审批通过，一下子好多搞研发吹牛逼的都干不下去了，什么缘故，看破不说破！ 你随便搜索一下医院腐败案，都是一窝窝的，这都是吃相太难看被揪出来的，或者玩太大了，暴雷了。 还有些比较隐蔽的，打着学术推广的名义，或者科研赞助的名义，那里面的花样名堂就更多了。每年老百姓大量的血汗钱，就这样不知道流到了哪些黑咕隆咚的鬼地方去了。 去年集采最大的新闻是1.3万的心脏冠脉支架降到了700，立刻打着科普名义的XX医生跳出来大喊，以后没有医生愿意做支架了。 我就奇了怪了，为啥支架跌价，厂家没跳起来，第一跳起来的是医生，难道医生们以前那么爱给病人做支架，都是为了赚黑钱？不是为了治病救人？ 不能赚黑钱，连救人都不愿意干了，这是医生吗？这种医生趁早请纪检部门查一下。 集采让医药价格回归正常，然后很多人就开始不正常了。啥锅都往集采上扣，这叫急了眼了，扣帽子都不讲逻辑，请问为什么低价救命药消失了，是什么时候消失了？
上面两条是我随手百度搜出来的新闻，看看标注的日期，起码2016年之前这个现象就已经很明显了，我就想问，2016年有集采吗？ 大规模的集采是从2019年开始的，之前都是论证，局部试点，发现可行以后才慢慢的扩大规模，扩大品种的。 以前资本可以随便买点无耻砖家到处乱砸砖头，但信息化社会就是大家都能从各方面获取信息了，你无法垄断也就无法一手遮天。要我来说是谁消灭了低价药？ 万恶的医药代表制，万恶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机制。正如那些黑心医生的代表公然喊出了低价支架不愿做手术的真相，只要给医生们足够的利益勾兑空间，那么低价药有医生会开吗？ 市场化的药店也不傻啊，低价药卖1元，他能赚多少，同样疗效的，给标价20元，他又能赚多少？ 你鼓励全面市场化，个个唯利是图，结果就是良心药厂根本活不下去了，它既没有钱去搞定医生，也没有钱去搞定药店，为了生活，只好把心一横，换个马甲去对付患者了。 集采并没有想借此跟药厂作对 你以为集采以后，医生开的所有的药都是目录里的吗？ 我到医院看过病，每回医生都会问我一些要不要做医保以外的检查，用不纳入医保的药，你问医生，有必要吗？医生当然告诉你有必要，其实到底有没有必要，大家心里明白。小问题，价格不过分，都是社会上混的，何必太为难别人呢？ 你就不怕医生使坏？好吧，可能医生普遍没那么坏，但我生来就悲观。 集采只是国家的托底，让最穷困的人不至于因为虚高的医药价格，治不起病的公益之举。并没有想借此跟药厂作对。 我有好多亲戚、朋友在医疗系统工作，我也多少懂得一点医药知识，过度医疗，恐吓式医疗，绑架式医疗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大家心里都清楚，怎么做，集采都不可能把医疗给包圆了。 疫情以前，市场化人士甚至想把公立医药给锤碎了，到时候就像欧美那样，最垃圾的公立医疗系统，和最高水准的私立医疗系统。 然而即便是这样，像乔布斯那样有名气的大富豪还不是因为医治无效，早早的见了上帝吗？ 医疗从来不是万能的，但是现代医疗治病虽然不敢说万能，但人家收费是万能的，啥钱都想赚。 甚至有时候要明目张胆的谋财害命，不信你去肿瘤医院看看，有几个治疗得倾家荡产的，最后能活蹦乱跳的出去？那你还有脸收人家那么多钱？靠什么？ 集采终究是动了很多人的奶酪 不要脸的人，不要脸的事太多了，相当长时间里是消灭不了的，吃黑的机会只能说用集采打掉了一部分，但你以为真能全部打掉？ 但即便如此，集采终究是动了很多人的奶酪。未来的趋势就是将更多的人纳入的社保中来，假如用平价药品能解决问题，那自然就是侵占了加了很多私活的贵价药的空间了。 于是一有机会，立刻各路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踩集采。最近华北制药收到集采的首张断供罚单，立刻就引发了心怀叵测者或者脑子不清楚的人的集体高潮，非要用这个意外断购来做文章。 这次华北制药断供的是布洛芬缓释胶囊，在当时共有4家企业中标，分别是上海信谊天平药业、珠海润都制药、南京易亨制药和华北制药。其中，华北制药报价最高——0.3g、30粒装规格报价8.04元/盒，平均0.268元/粒，单价不到三毛钱，中标范围覆盖天津、山西、山东、湖北、湖南、陕西、青海七个省份。按照当时规定的80%的约定采购量，山东省布洛芬缓释胶囊的量是2511.1125万粒，算起来总价673万元。 华北制药不是什么小企业，去年营业总收入114.9亿元，这家企业也不是什么民营企业，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归河北省国资委管。这样的家底，这样的背景，如果不发生意外，哪怕673万都赔光了，华北制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给全民关注的集采尥蹶子吗？ 实际情况是，华北制药厂负责生产布洛芬缓释胶囊的厂区在石家庄藁城区，今年有两个月时间藁城区作为疫情高风险区被封城了。华北制药公告说没能如约供货还有内部管理上的原因。 当然，内部管理的因素很复杂，外人很难说清楚，这就不扯什么阴谋论了。我在国企里待过，北方的国企，尤其是国际庄还靠着北京，企业决策层那是脑子被驴踢了，才会擅自以市场不赚钱为借口，破坏这种集采国策？ 真亏了，亏再多，你打个报告给国资委，让上级部门之间协调，这肯定是能协调的过来的，没有领导责任，这下子，领导肯定要负责了，至于怎么处理，那就不好说了，看后面的公告吧。 但那些反集采的人拿到这件事了，立刻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高兴，到处蹦跶，各种喷集采。甚至有人说集采干掉了中国的医药创新。 可拉倒吧，看看你们那见了鬼的创新，那些创新真的解决了疾病吗？还是解决了用疾病搞钱的办法？ 中国现在的医药研发体系完全寄生在FDA的话语权框架体系里，做得再好，那是属于自己的研发吗？ 看看在我们一穷二白的年代，很多人天天瞧不起从前，当人家当年还是做出了很多改变世界的药品或者工艺，现在有吗？有什么？有的就是疯狂水论文，各种跑学术圈子，各种公关本事，医药代表制度倒是长进了。 某巨头近期被砸了个跌停，一公布财报才发现，6月30日前，资本早就撒丫子跑路了，给你画个万亿大饼，散户们来接吧。 医药一家，做药的没有仁心，有的是各种市场手段，你信他会作出什么真的好药来？时代变了，跟着走美国的老路，医疗体系能扛得住未来的重度老龄化社会吗？是现实倒逼改革，但谁告诉你改革就是革除掉制药厂家的饭碗呢？ 当然，没有了黑灰产业链，财务报表肯定是非常难看，没有天量的营销费用做润滑剂，你以为医生都是傻子，非要开那些华而不实的“新药”？ 有些人来说，集采无非是改变了一下经营方式，但对有些人来说，集采是彻底毁了企业的比较优势，嗯，有些企业就是比较会营销。 这不是利润下滑那么简单，这是天崩了。这么多年来形成的庞大利益链，又何止绑架了药厂们，百万漕工眼见衣食不保，还有不急了眼的？ 但论起民意来，被医疗沉重负担压迫的有十几亿，跟他们的利益比起来，你们的好处又算的了什么呢？ 希望集采以后越做越大，让老百姓治得好病、治得起病。其实我是举双手赞成增加一线医务人员的工资和补贴，大家都在阳光透明的状态下改善生活。不义之财会烫手，锥心。（来源：局外人的视界（ID：hooyar_380097485） 作者：卡夫卡不忙了）
缘何生源要靠抢？ 校长终被逼成了“黑社会”
【研究员】：wh
人口少了，必然会对公共机构的需求减少，也就意味着没那么多孩子上学了，如果学校想维持原有的规模，争取原有的经费，就必须抢生源，还不是“掐尖”，就是是个学生都要抢，先不管学霸学渣，背后是要保学校，保教师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对易校长的“凶猛”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了。
【博览财经特稿】湖南邵阳县罗城乡中心学校校长易拥民是个猛人，工作方式很猛。网传微信群聊记录显示，名为“易拥民校长”的微信账号发布言论称：“传我命令：凡属外乡镇来我乡抢生源的，各位可以见人打人、见车翻车……”
澎湃新闻稍早前报道，罗城乡政府一名分管教育的负责人称，网传言论是涉事校长易拥民今年4月发在微信群中的消息，8月23日上午，相关工作人员已对易拥民进行了批评教育。 看来是事实了，易拥民已经被批评了，这事儿先可以画上句号了。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生源要靠抢？ 还有就是一则关于师范生的新闻：在天津，一所211师范院校以超过690分的录取线，威胁着一众顶流985的江湖地位。在浙江，一名考生以全省4000名以内的位次，选择了既非985也非211的师范院校。在云南，师范类院校成为不少考生心目中的志愿首选…… 其实在去年，高招录取工作推进时就有人发现，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专业的比例正在走高，部分省份超半数高考成绩排在本省前30%的毕业生，报考师范专业。
两个新闻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可能在未来造成什么困境？这才是我们必须前瞻到的重要落点。 校长抢生源，因为要保工作岗位 易校长之所以这么猛，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招生难？招生难的根源在于人越来越少了。 七普数据显示，湖南长沙人口十年净流入300万，但邵阳减少了50.83万人，全省“第一”。虽然这个第一并不那么光荣，相比于2010年707万人口，等于说10年间人口减少了7%。 人口少了，必然会对公共机构的需求减少，也就意味着没那么多孩子上学了，如果学校想维持原有的规模，争取原有的经费，就必须抢生源，还不是“掐尖”，就是是个学生都要抢，先不管学霸学渣，背后是要保学校，保教师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对易校长的“凶猛”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了。 别以为只有邵阳是这样，十年间，湘潭、湘西州、怀化、岳阳、常德、益阳、衡阳的人口都是下降的，后四个城市的人口下降总数都在40万以上。 换言之，不是只有邵阳的易校长需要靠抢生源来保学校、保教师工作，这四个城市估计不少校长都有这个焦虑。那么，未来会不会好一点呢？恐怕很难。 根据七普数据，全国共有149市人口出现减少，占比达44.7%，人口减少市比较多的是在东北、中部及西部的甘肃、四川等地。
而且2021年上半年部分城市、省份的数据显示：包括贵阳市、河南省、山东省胶州市等多地公布的出生人口或新生儿筛查、活产数等数据都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的数据显示，贵阳市2021年1~6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21193人，2020年1~6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22248人。同比下滑了4.7%。 河南截至6月底，完成新生儿“两病”筛查40.64万例、听力筛查40.61万例，筛查率分别为98.88%、98.81%。同口径下，河南今年上半年新生儿下降了18.3%。 山东省胶州市政府网站数据，今年上半年完成的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6%。 一句话，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多学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趋势会加速，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暂时除外。 在教育部《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我发现这样一组数据：普通小学16.01万所，比上年减少0.17万所，下降1.03%。另有小学教学点9.65万个，比上年减少0.49万个。招生1869.04万人，比上年增加1.74万人，增长0.09%……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4%。 毫无疑问，总量上，学校在消失，教学点也在消失。招生数仅增长0.09%，净入学率高达99.94%，说明生源已经没有增长空间了。 教师岗位拼抢激烈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就业大环境的影响，如今大批优秀的学生蜂拥而进师范院校，211师范院校的录取线正在逼近清华、北大，师范类院校成为不少考生心目中的志愿首选。 四年之后，人口出生率持续下跌的影响将更加凸显。学校将继续合并、减少，哪里需要这么多师范生呢？大家都跑到大城市去抢年薪几十万的中学教师职位？可能吗？ 大家还记得若干年前财务会计专业、新闻专业受追捧吗？如今，2020年清华大学的新闻学、会计学专业停止本科招生。安徽大学也拟申请撤销税收学、管理科学、财务管理等12个本科专业。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发布了“南京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及招生目录”，取消了全日制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只剩下非全日制招收30人。
取消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社会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就业困难。 几年前，我的一位熟人的小孩读大学，他想要孩子读房地产营销方向，当时，房地产很火爆，我力主他要让孩子去读计算机方向。结果，这个学生一毕业出来就遭遇房地产猛烈调控，他的专业是计算机方向，在珠三角比较好就业，现在收入还算稳定，跳槽后还涨了工资。而当时去读房地产营销方向的同学已经多次失业。 所以，读书、选专业、就业一定要有前瞻性，现在什么方向是国家力挺的？毫无疑问是硬科技，包括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等。 也许有人说，教师工作稳定，收入高，是吗？ 早在2015年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就报道：全国每年有60多万名师范生毕业，但基础教育领域对师资的需求却只有25万，仅30%的师范院校毕业生进入基础教育领域从教。 除了供大于求外，教师工作的巨大吸引力，还引来了一大批实力强劲的竞争者——优秀综合性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中小学校每年招收的教师中有四分之一来自综合性大学。也就是说，你进了师范大学，也挡不住985名校的过来抢饭碗。何况，饭碗本来就不够。 再看看韩国的现状：韩国低生育率现象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由于学生数量减少，韩国部分高校已经出现招生困难。韩国55所地方大学已面临倒闭危机，实际上，大学倒闭潮之后就是中小学倒闭潮，因为人口减少的效应是会逐步传递的。 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早在2009年6月，松坂市的三重中京大学、新城市的新城大谷大学、尼崎市的圣托马斯大学和神户时尚造型大学就宣布大学经营陷入困境，停止招生。近几年，更有数以百计的私立大学倒闭，相应的教职当然也就消失了。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6年统计结果，日本平均每三天就有两所小学消失，而这种状况至少已持续了十年。
就在去年2月，日本成田一小学因学生人数减少关闭，被改造成旅馆。中国的人口趋势和日本、韩国非常相似。 所以，教师岗位是一个在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下受到最大冲击的岗位，没有之一，何况大城市的公立机构的教职并不多，所以，很多师范生最终都只能转行。 各位家长、考生在考虑未来的工作时，请一定要关注社会发展的趋势，一定要关注数据，错一步，毁一生！（源自：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今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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