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房地产市场 单靠新增某一新税难以奏效》：对房地产政策关心的人都知道，房住不炒已成为当今房地产政策之纲。这句“引领型”口号最早出于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是在那次会上，不仅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更具体提出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但5年时间过去了，所谓“房地产长效机制”的作用和效果究竟如何？用一个大大的问号早已不足矣概括。不仅在众多的大中城市，同时房价的比价效应也使沿海一些小城市甚至县镇的房价出现暴涨。虽然“红头文件”仍在强调房地产问题主要在大中城市，但众多中小城市镇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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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没钱”舆论频现 体制内降薪到暂停招收公务员背后更深风险令人担忧
【研究员】：wh
如果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考虑在内，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压力将进一步凸显。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仍被算进了企业部门债务内，这部分债务体现为30到50个百分点的宏观杠杆率。如果将其重新归类为政府部门债务，那么按照上述匡算方法，中国政府部门债务与GDP之比已然接近100%，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从河北霸州为创收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6000多万，到多地体制内人员降薪，再到黑龙江鹤岗宣布财政重整暂停招收公务员，“地方政府没钱了”的舆论层出不穷。那么，当前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究竟如何？地方政府债危机又应如何化解？（本文原载《辽宁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原题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特征事实、潜在风险与化解策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特征事实、潜在风险与化解策略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逐渐上升，并成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地方政府债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特定时期预算管理制度与地方政府收支缺口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可以通过举债补齐财政收支缺口，但总体上举债规模有限。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地方政府在预算中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也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却面临各种约束，鉴于法律上已明确地方政府不具备独立举债权限，中央政府曾一度通过发行国债并转贷地方的形式，来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尽管这种“国债转贷”模式部分满足了地方融资需要，但由于国债缺口需要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国债转贷”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地方政府的变相举债行为。随着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剧，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融资渠道。在此背景下，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地方融资平台纷纷涌现出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对冲危机不利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能力。财政部发布的《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给出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政策框架。最初，财政部负责为地方政府“代发代还”债券。从2009年到2010年，财政部共代理发行30个省级地方政府、5个计划单列市共计60只以短期限为主的地方债券，规模合计近4000亿元（人民币，下同）。2011年，财政部在上海、浙江、广东和深圳启动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并代为办理还本付息，试点在2013年拓展到江苏和山东。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推行，所要求的地方配套资金加剧了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紧张状况，地方融资平台开始野蛮生长。从2008年上半年到2010年年末，全国融资平台数量从大约3000家增加到6576家，贷款余额也迅速膨胀，到2010年末，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部分已经达到4.08万亿元。由于信贷风险迅速集聚，中央政府收紧了信贷政策。商业银行为规避监管要求，开始寻求把表内业务转移出表，在此背景下，“银信合作”等影子银行业务快速滋长，并在“存款脱媒”的助力下迅速膨胀，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截止到2013年6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达到6.97万亿元，较2010年年底增长了近40%。 2014年5月，财政部进一步在多地启动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地方债券发行规模显著扩大。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预算法》修正案，正式赋予省级地方政府及计划单列市发行地方债券的权利。同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试图进一步理顺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机制，从而将地方债市场发展逐步规范化。然而在当时，针对全国地方性政府债务的审计可能低估了地方融资平台及国有企业的隐性债务。此外，赋予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权利的“开前门”措施实际上很难满足地方政府旺盛的融资需求。从2015年到2017年，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及国企提供债务担保的情况仍没有停止，政府引导基金、PPP项目等成为新的地方债务扩张渠道，地方政府债务逐渐隐性化。IMF指出，2018年和2019年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分别达到37万亿元和4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40%和43%。 大规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存在既会扭曲宏观调控机制，也会威胁金融体系稳定。“十四五”规划从实施金融安全战略的高度，提出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成为地方政府债务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梳理地方政府债务的特征事实，分析其中的潜在风险，有助于更好地提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对策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特征事实 2015年前后，一系列推动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的政策先后实施，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到2018年末，此前审计部门报告的地方政府总债务已经基本置换为地方政府债券。然而，地方政府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关系错综复杂，彻底厘清两者的边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特征事实，不仅要看到显性债务，更要关注隐性债务。 （一）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已逼近警戒线。 政府债务率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关键指标，一般用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同期政府综合财力的比值来表示，IMF给出的风险控制参考区间为90%-150%，我国将地方政府债务的整体风险警戒线定为100%。财政部表示，已经把完善“以债务率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列为“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由一般债务余额与专项债务余额组成，可以视为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这两项数据公开易得。由于对综合财力的理解、使用的数据口径不尽相同，不同研究对地方政府债务率的测算结果呈现明显差异。如果直接将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作为衡量政府综合财力的依据，则容易忽略转移支付等的影响，实际上有些省份的转移支付收入占比相当高。有消息称，2020年财政部曾在未公开的“118号文件”中规定了债务率测算标准，并提出了“红橙黄绿”风险评级分类。此后，多个地方在其预算执行报告中公布了债务率相关信息，有研究据此推断出了近似于官方标准的测算方法。
从测算结果来看，2020年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呈现出如下特点（图1）：第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政府当年的综合财力越能覆盖政府性债务余额。例如，在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地，地方综合财力明显高于债务余额，且债务率位于90%以下。而在贵州、内蒙古、云南、辽宁等地，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于综合财力，债务率超过了警戒线；第二，天津、贵州、内蒙古、青海、辽宁、宁夏、云南和福建8个地区的债务率已经超过100%的警戒线。其中天津的债务率高达153%，超出IMF提出的风险上限。天津、贵州和内蒙古三地债务率由于超过120%，已经进入黄档区间，其余28个省份债务风险均位于绿档（程晨等，2021）。换言之，大多数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风险仍是可控的。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率呈现上升态势，可能已经接近警戒线。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从2018年末至201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18.39万亿元增长到21.31万亿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率从76.6%上升到82.9%。受新冠疫情等内外冲击的影响，到2020年末，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增加到近2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很可能已经逼近100%的警戒线。事实上，2020年28个省份的政府债务率较2019年有所上升，其中1个地区（天津）的债务率增加幅度超过50%，3个省份（山西、河北和江西）的债务率增加幅度超过了20%，8个省份的债务率增加幅度超过了10%；仅有3个省份在中央财政补助之下，政府综合财力得以明显充实，实现了债务率的下降。 （二）不同区域债务负担差别显著，部分省份债务负担较重。 截至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已经接近26万亿元，占同期债券市场托管余额（117万亿元）的比重约为22%，成为债市第一大券种。总体来看，经济规模较大、相对发达的省份债务余额更高。Wind数据显示，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个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分别达到1.51、1.71、1.65和1.46万亿元。其他规模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分别是四川、湖南、河北和贵州，湖北和河南的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也接近一万亿元。 负债率，又称债务负担，通常用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即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与当地GDP的比值来表示，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规模对政府债务的承担能力，或者一单位政府债务可以产生的GDP的能力，该指标的警戒线为60%。笔者测算的结果显示，在经济越欠发达的地区，债务负担越大，而经济总量越大的地区，债务负担越小（图2）。2020年，青海、贵州的债务压力很大，负债率分别为81.1%和65.1%。此外，黑龙江、云南、吉林、甘肃、新疆、天津、海南和宁夏等地的债务率已经超过40%或逼近50%。这些地区债务存量居高不下，经济增长所承受的债务负担较大，因此未来新增债务空间相对有限。例如，2019年湖南、内蒙古和天津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接近债务限额。
与2019年相比，2020年所有省份的地方性债务余额都在增加，其中中西部地区增加的幅度更大。这些地区的债务负担不断上升是短期内难以扭转的趋势，其偿债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此外，比较各地区人均GDP水平与负债率的关系可以看出，中西部省区市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水平低、负债率高的双重困境（图3）。
（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庞大，潜在风险较高。 显性债务只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一部分。近年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激增。尤其从2016年开始，PPP项目的升温曾引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骤然升高79%，进而带动中国政府部门总负债率突破60%的警戒线。 在预算软约束下，地方政府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持续的隐性担保，这不仅挤压了市场化主体和项目的融资空间，而且造成地方融资平台的野蛮扩张。尽管2014年以来的多个文件已经明确划清了地方融资平台融资与地方政府债务的界限，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地方政府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关系依然“剪不断、理还乱”。鉴于地方融资平台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成中的重要性，地方融资平台数据成为众多研究测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依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具有“或有债务”的性质。只有在债务出现违约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才可能承担部分责任。因此，如果把所有融资平台债务都算作政府隐性债务，实际上会夸大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率。李奇霖认为，由财政负担偿还的隐性债务应是地方隐性债务折算之后的结果，折算系数的极限应为20%。具体到不同省份，可依据其显性债务率的高低对折算系数进行赋值。本文沿着这一思路，对包含各地政府隐性债务率在内的全口径债务率做了简单测算。
如表1所示，在纳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之后，绝大部分地区的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率都显著上升了。这表明即便在保守的估计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依然庞大。其中，天津的折算后全口径债务率相比于显性债务率增加了68个百分点，江苏增加了37个百分点，贵州增加了34个百分点，重庆增加了28个百分点，云南增加了27个百分点，浙江增加了2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上述地区财政负担的隐性债务相当大。在显性债务率结果中，16个地区的债务率低于90%，12个地区的债务率位于90%-150%风险控制区间之内，1个地区超出了风险区间上限。而在加入隐性债务之后的折算后全口径债务率结果中，24个地区的债务率已经进入风险区间，2个地区债务率明显超出警戒范围，仅有3个地区债务率是安全的。 实际上，在不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进行折算的情况下，得出的全口径债务率更为惊人（图4）。例如，天津的全口径债务率达到了492%，江苏为311%，贵州为304%，云南、湖南、重庆、山东、福建、江西、四川、陕西、浙江和湖北均超过了200%。全口径债务率结果与折算后的结果之间的差距提醒我们，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不容乐观。
（四）融资成本过高是地方债务高企的重要原因。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显著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用市场化融资成本来为公共产品建设融资。具体而言，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提供本地公共产品的职能，这些公共产品具有良好的正外部性，其融资成本原本应显著低于市场化融资成本。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恰恰在用市场化成本为公共产品提供进行融资。例如，市县一级平台的融资成本要远高于国债收益率，甚至在特定时期融资成本超过了10%。 而在金融市场发达的美国，发行市政债是其地方政府开展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融资渠道。美国市政债发行期限可以达到30年甚至更长，市政债的发行成本相较于国债的溢价并不明显。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债履行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责任。尽管城投公司的总资产回报率很低，却不得不承担过高的融资利率。过高的融资成本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城投公司承担了部分的政府职能，即便其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也能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获得融资。这种预算软约束使得城投公司能以高利率发行债券，并持续挤出市场化主体的融资份额。从2012年起，城投公司的年发债量开始显著超过产业债。 在很大程度上，过高融资成本与地方债务攀升两者之间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背后的机制在于，地方债务合约中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由此产生的巨大的代理成本带来地方债务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地方政府通常存在过度举债倾向。而随着债务风险的显性化，地方政府债务的整体利率水平也会被不断推高。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面临以下四方面潜在风险，需要格外加以重视。 （一）过高宏观杠杆率带来了巨额付息压力。 近年来，包含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在内的宏观杠杆率一直维持在高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底，我国宏观杠杆率约为267.8%。我国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较大，2018年我国债务的利息支付额是名义GDP增量的1.5倍，2019年为1.8倍，到了2020年已经上升到了2倍以上。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持续上升，从2008年的31.7%增加到2018年的50.6%。在财政空间越来越有限的同时，政府部门付息成本也持续上升（表2）。未来一旦长期利率上升，政府部门存量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剧，甚至可能导致违约风险的爆发。因此，宏观杠杆率高不仅本身是一个潜在风险，而且正在流量上造成显著压力。
（二）广义政府部门高杠杆率居高不下。 中国宏观杠杆率高，归根结底是公共部门，尤其是广义政府部门杠杆率高，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其贡献相当明显。简单匡算来看，目前在中国的实体经济债务中，企业部门债务大约占60%，国企债务又占到企业部门债务的近三分之二，而国企债务中又有将近一半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由此可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大约占到中国实体经济债务的五分之一。考虑到中国宏观杠杆率（实体经济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270%，这也就意味着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已经超过了GDP的50%。 如果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考虑在内，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压力将进一步凸显。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仍被算进了企业部门债务内，这部分债务体现为30到50个百分点的宏观杠杆率。如果将其重新归类为政府部门债务，那么按照上述匡算方法，中国政府部门债务与GDP之比已然接近100%，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三）中西部地区政府债务压力更大，自身恐难以还本付息。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分布不均衡，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债务负担更大。如前所述，就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率而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综合财力对其政府性债务余额的覆盖更为充分，债务率超过警戒水位的地区基本上都是中西部省份，例如贵州、内蒙古、云南、青海、宁夏、云南等。就负债率而言，中西部地区仍是债务负担较重的地区，例如青海和贵州的负债率分别达到了81.1%和65.1%，云南、甘肃、新疆、海南和宁夏的负债率则正在逼近50%。在2019年，湖南、内蒙古和天津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就已经接近债务限额，未来新增债务空间相对有限。 中西部地方政府仅靠自身实力实现还本付息的可能性也非常有限。例如，从2021到2025年，贵州省存量地方债的年到期规模均超过1000亿元，面临较大的集中偿付压力。而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贵州省已经面临债务可用空间显著缩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减缓，财政平衡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下降、对上级补助依赖过高等挑战。近期，城投债到期收益率基本上比地方债高出近1个百分点，考虑到全国城投债11.6万亿的巨大规模，1个百分点的利差就会使地方政府产生1000亿左右的额外支出。这对于财力有限、将城投债募资用于“借新还旧”的中西部地方政府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得不到中央层面的支持，这些地区的债务恐怕不得不面临违约或重组的命运。 （四）财政和金融风险相互溢出。 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还应特别留意财政和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造成的风险。如果地方债出现违约，表面上看遭受损失的是债券投资者，但事实上银行体系才是我国地方债（无论是相关贷款、非标资产还是债券）的最终买家。迄今为止，我国地方债的投资者结构依然相当单一。截至2020年6月，在地方债投资者结构中，商业银行占到86%，政策性银行占到7%，而商业银行又以区域性中小银行为主。 上述格局导致了财政政策的货币化以及金融政策的财政化，并使得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互溢性增强。这意味着一旦地方政府债出现违约，地方金融体系安全将会受到冲击，甚至有可能引爆区域性金融危机。考虑到银行业稳健运行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一旦爆发银行业危机，中国政府势必会介入救援。无论采取剥离银行不良资产、注入资本金的方式，还是为银行提供偿债担保，都涉及到注入巨额财政资金进行纾困。而在地方政府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不得不通过自身加杠杆的方式筹集资金。 有观点认为，应该放手让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然而，在当前体制下，放任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甚至县级政府出现实质性违约，都可能引发较大的潜在风险，例如导致违约风险的快速蔓延、甚至酿成系统性金融危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策略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来妥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保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 衡量债务负担一般用的是债务与GDP之比，因此如果经济增速显著下降，也即分母相对变小，那么债务负担就会显著加剧。换言之，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过快，债务问题将会迅速恶化。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冠疫情冲击之后的恢复阶段，保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对于成功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极为重要的。在中长期内，要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形成地方举债长效机制，实现地方财政收支高质量发展；在短期内，则应保持适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宏观政策过快收紧对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 （二）避免债务利率过快上升。 宏观政策的过快收紧不仅会影响经济复苏，还会引起债务利率过快上升，进而导致债务问题恶化。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达近270%，存量债务已接近GDP的2.7倍，这意味着利率上升将显著增加利息支出，甚至引爆债务危机。 美国的案例值得借鉴。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虽然不断上升，但其利息支出占GDP比率却有所下降（表2）。由于债务利率很低，即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35%，但依然有底气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相比之下，当前我国国内的长期利率已经不低了。此外，过高的国内利率水平不仅会加剧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还会维持过大的中外利差，吸引大量短期资本流入，进而加剧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 （三）以透明、有序的方式实现大规模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 如前所述，对中国中西部部分地方政府而言，仅靠自身实力处置债务的能力是较为有限的。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商业银行体系应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力军，而中央政府无疑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来看，要从根本上化解当前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既需要一次中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债务置换，又需要一次银行体系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的债务重组。 在进行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之前，有必要推动新一轮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目的在于对地方债进行甄别和归类：一类是为提供纯粹公共产品产生的债务，另一类则是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债务。 债务置换主要针对的是中西部偿债能力弱的省份的第一类债务。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对地方债进行置换。这样做的原因有两点：其一，目前中央政府的举债空间依然较大，及时开展债务置换可以将解决债务问题的最终成本最小化。因为一旦地方政府债务恶化，势必会引发银行业危机甚至是系统性风险，最终中央政府一定会介入，但代价将是极为沉重的；其二，通过发行较低利率的国债置换较高利率的地方债，不仅能够明显降低地方债付息压力，还可以拉长期限，平滑偿债过程。 对于剩余的地方政府债务，由于其成因复杂，如果同样采取债务置换的方式，势必会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因此，这部分债务需要由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在密切配合的前提下进行债务重组，两者在博弈中分担化解债务的成本。商业银行可通过增加拨备与充实资本金的方式来分担债务重组成本。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以把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方债处置结合起来，尤其那些存量债务更高的省份，更应率先加速国企混改。（来源：此处无声胜有声禁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明、孔大鹏）
政经观察
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房地产市场 单靠新增某一新税难以奏效
【研究员】：wh
但5年时间过去了，所谓“房地产长效机制”的作用和效果究竟如何？用一个大大的问号早已不足矣概括。不仅在众多的大中城市，同时房价的比价效应也使沿海一些小城市甚至县镇的房价出现暴涨。虽然“红头文件”仍在强调房地产问题主要在大中城市，但众多中小城市镇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博览财经特稿】当今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在极为关键的十字路口：是继续“稳定高房价”，还是在房地产导向和住房模式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和变革，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供应新模式。 在最近数月的这轮房地产市场“热潮”中，风头最劲的还属徘徊了18年之久的房地产税终于走到前台。但就像事先所预料的那样，一方面全国人大的房地产税试点文件对市场再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像以往放“试探气球”那样，极可能再一次“虎头蛇尾”。人们不禁要问：房地产税，究竟会怎么走？ 房地产税，长效机制“最后大棒”和化解政府债务“及时雨”？ 对于房地产税试点文件的出台，人们首先关心的莫过于它真实的动机及大环境的背景。 从“物业税”到房地产税，酝酿、设计并作为“顶层工具箱”储备，前后已有18年之久。那么，它为什么会在此时“破茧而出”，触发点究竟何在？ 除房地产开发商大规模爆雷成了逼出房地产税试点的“最后一根稻草”外，还必须看到其政策作为政府构筑房地产长效机制“最具威力大杀器”长期酝酿的过程。此外，还必须分析当前各级政府沉重的债务负担对推出房地产税的影响。站在政府角度换位思考，也许更能厘清背后真实动机和目的。 对房地产政策关心的人都知道，房住不炒已成为当今房地产政策之纲。这句“引领型”口号最早出于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是在那次会上，不仅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更具体提出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但5年时间过去了，所谓“房地产长效机制”的作用和效果究竟如何？用一个大大的问号早已不足矣概括。不仅在众多的大中城市，同时房价的比价效应也使沿海一些小城市甚至县镇的房价出现暴涨。虽然“红头文件”仍在强调房地产问题主要在大中城市，但众多中小城市镇的问题也相当突出。房地产市场炒房的属性越来越强，普通市民要解决居住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5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实际发展的轨迹不仅离房住不炒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更像房炒不住。 最近，针对中国某著名学者有关房价涨幅低于居民收入增加幅度的说法，官方的澎湃新闻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2016年—2020年这5年间，中国四个一线城市“广州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年均增长率为10.45%；北京为8.14%；上海为9.3%；深圳为9.5%”；同样以2015年为定基，一些代表性的二线城市在这5年时间，“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61%，杭州上涨54.1%，武汉上涨68.1%”。虽然这些一二线大城市房价暴涨的涨幅“主要贡献”在2016年，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后，顶层的房地产调控不仅没有把其拉回2016年房价暴涨前相对容忍的水平，而且还使其继续一路上涨。 和2016年称“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的香港（房价收入比为19）相比，同期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房价收入比已高到分别为33.2、31.9和33.5，超过“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70%以上；同时期南京杭州青岛这3个中国省会或沿海城市，居民的房价负担也都远远高于名列“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第二名的悉尼（房价收入比为12.2）。其中南京市民的房价收入比18.3更是高出了悉尼的50%。 梳理中国这5年的房地产调控过程和结局，再和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对比，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2016年以来，以“房炒不住”为引领的房地产长效机制，不仅没有获得当初所预想的那样成功，而且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供应的矛盾还在不断加剧，直至出现以恒大爆雷为标志的现有房地产模式的彻底失败。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不拿出“藏在工具箱”中长效机制最后的“大杀器”——房地产税，被顶层寄予厚望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就可能一败涂地。甚至连亲华的海外媒体也质疑：“房住不炒是个笑话？”正是在这样的倒逼，房地产税终于“适时推出”。 除了事关长效机制的成败以外，房地产税推出的另一大背景，恐怕就是中国各级政府沉重的债务负担了。在12月中旬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负责人称：截至2020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是46.55万亿元，计算出负债率为45.8%，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而在债务率方面，截至2020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为93.6%，而国际通行标准在100%到120%之间。 但与此乐观的官方表态成鲜明对比的是，知名经济学者林采宜和张菁近日发表的“中国各地政府债务”一文中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据她们的统计，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尤其是地方政府，“‘寅吃卯粮’通过举债来维持开支成为一部分地方政府的‘生存模式’”（见下表）。
她们的研究给出的结论是：目前全国只有上海、广东、北京、浙江、江苏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债务率低于100%的风险警戒线，其他都是高居120%的债务率“红线”之上。青海、黑龙江、宁夏和内蒙古四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债务率超过300%，青海省更是超过500%。若将地方城投债等隐性债务计入债务，仅有上海、广东两地债务率低于100%。 从以上的研究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尤其是各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大多数已超过红线。在如此高债务率情况下，现有的税收种类和结构已难以保障高成本的政府持续的正常运作。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房地产税在政府税收中占有较高甚至最大的比例。这既能遏制房地产泡沫继续吹大、又能大大改善政府债务率的“好事”，自然就成“为我所用型国际惯例”政策工具箱中的“大杀器”。加上一些智囊的鼓噪，房地产税似乎更成了房地产政策顶层设计中“一箭双雕”的法宝。站在这样的背景和角度，就不难理解房地产税为什么会“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核弹”还是“哑弹”，房地产税宽严如何？能走多远？ 自从全国人大10月23日对外公布房地产税试点的红头文件后，人们最关心不仅是房地产税试点会最先在哪些地域和城市先试先行，更关心房地产税试点方案的“宽严”如何。如究竟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多少以后才会被纳入征税的范围，每年纳税的比例又是多大。这不仅关系到数亿中国中产阶级最大财富——房产价值的变化，更关系到支起四分之一GDP的中国房地产业的走势和变化。 房地产界的一些“江湖人士”，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著名学者”，也趁机营销起他们的“博识”和“内幕消息”来。各种社交媒体上从文章到视频，“专家”们大都信誓旦旦地声称房地产税的种种开征方案和方法，甚至以此办起高价的应对房地产税“理财学习班”。似乎他们和顶层决策有一根信息直达的红线电话。其实，这些基本都属于自说自话的“政策骗子”。除了几年前参加房地产长效机制专题研究的国务院政策研究部门相关人士，以及后来参加国务院参事室召开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专题研讨会有关专家，以及住建部等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部门，可以说在当今严厉的保密制度下，社会上公共舆论没人能真正透露和知道有关房地产税的真实内容。知情者不会说，“大嘴巴的装家”基本是臆想。 有人说，“红头文件”规定中国重大民生决策须有公众的参与。但在房地产长效机制尤其是房地产税这方面，还真的成了“例外”。尽管它事关城市居民最大的民生，但若梳理房地产长效机制和房地产税，就会发现有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这就是无论搜索中国政府网还是住建部的官网，都找不到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具体和完整的内容，甚至是何时推出的也只能根据相关新闻进行推测。连对房地产政策比较关注的笔者，也是前两年电视上看到分管副总理到住建部召开座谈会强调“坚定不移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方晓长效机制已正式推出数年。 为什么“工具箱”中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和房地产税如此神秘？这项事关城市居民最大的根本利益的重大民生举措的完整内容为什么秘不示人？是怕“内容过于敏感”引发民众尤其是购房者强烈不安而导致社会和经济动荡，还是担忧其顶层政策的设计因系统性科学性的欠缺而导致有效性不足甚至“空调”，人们不得而知。 那么，如此神秘而又秘不示人内容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及房地产税，是不是真的就让人“难以琢磨”了吗？也不尽然。笔者认为，与其听“装家”胡诌，还不如细观股市中房地产股的态势。毕竟没有人比圈内的官商及资本的“里应外合”更能真实反映房地产政策尤其是房地产税真实的“真实冲击度”了。从东方财富网的房地产开发（BK0451）指数变化，就可一窥端倪（见下图）。
从上图中不难看出，10月22日还微涨的指数，在23日（周六）全国人大的房地产税试点新闻出台后，周一（25日）一开盘就出现了连续几日的下跌；但随着全国20多个城市陆陆续续出台“软抗”的房价“限跌令”，又使该股指止跌回稳甚至微涨；在11月9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举行房企代表座谈会及后续传出的房地产企业境内发债政策松动及“金融政策暖风”消息的传开，11月11日该指数更是出现3%以上的暴涨；12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有关房地产政策描述“漏掉”了一个房住不炒，又助推该指数持续几天的上涨行情；虽然12月10日（周五晚上）公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恢复了房住不炒，但公报中的“25个稳”也使各界认同当前对房地产不会“大动干戈”，周一周二该股指也只是一点微跌；尤其是12月14日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再次强调“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后，更是带动了该指数一波显著上涨的行情；到了12月21日，由于前一天晚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妥有序开展房地产项目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并购出现经营风险的房地产企业优质项目，加上多地出台发购房补贴，一系列所谓“拆雷”政策出台，更使指数一天暴涨5.7%。 从最低的12200点左右到12月23日最高的14850点不到，这就是房地产税试点消息公布后该股指2个月将近22%的振幅，它体现了不同政策的综合效应在房地产市场的博弈。从总的来看，房地产税试点消息的公布，包括金融政策等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该股指总的还是增长了6-7%，这也可谓是房地产市场对房地产长效机制尤其是房地产税试点新闻出台对市场影响的综合反馈。 一般人很难对房地产市场趋势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和顶层政策“秘而不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有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商之间利益的博弈影响，有的时候人们会偏重看某单一政策对市场的效应。房地产的市场走势是系统综合生态反映的结果。它既是最新顶层政策导致的结果，又要受着各方利益的制衡和束缚；它既受制于金融政策和投资变化的影响，更要受到税费土地等法律法规的制约。在一般人难以看清“整盘大棋”真相的时候，最简捷明了的方法就是去观察和分析股市上各种房地产指数的变化及态势。 从以上房地产税试点新闻后股市走势来看，笔者初步判断未来的试点城市和区域房地产税不会“十分严厉”。尤其是当“稳”字成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旋律后，“大刀阔斧”的房地产税就更似不可能。根据惯例，在求稳的时代很难出台力度极大的改革。除此之外，十几年前就开始试点房产税的上海和重庆的经历甚至教训也表明，在当今的大环境下，试点房地产税只能“宜稳不宜快”，更多的还只能是“小步试探”。 此外，还有一个关系到房地产税能走多远的关键因素，就是它在根本上能否通过今后的“合宪性审查”。毕竟城镇居民住房都是租的国家土地，而且大都付出过高昂的土地出让金。如果再以房地产税之名进行征税，不仅“名不正言不顺”，更似双重高额税负，于法治社会不容。 过度占有税和土地增值税，比房地产税更精准和系统？ 既然房地产税今后极有可能难以通过“合宪性审查”，但目前在房地产政策顶层设计上，要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供应，没有新的税收的法律手段是难以完成的。这需要更新我们的传统范式，以更加系统科学的思维，更加合宪合法的法治精神，进行顶层的政策设计。 前面已说过，当前推出房地产税的最大动因，一是以此为房地产长效机制最后的“大杀器”，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和稳定；二是为众多早已“踩过债务红线”、面临极大爆雷风险的地方政府，寻找新的生财之道及财源。但在房地产方面的新税的设置上，我们需要的是更系统科学全面的思维，功利式的“急就章”不仅可能欲速则不达，而且还会埋下新的地雷阵。 早在十几年前“物业税”甚嚣尘上、当时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称“正在积极稳妥地进行物业税出台前的准备工作”、且 “权威人士”透露“明年有望在现有10个试点城市中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实转’（空转实）”之时，笔者就发表了“十问‘物业税’ 意在降低房价还是增加政府‘创收’？”一文。现在再看这篇2007年所写文章，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十几年，但这“十问”的意义不仅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退，反而更具有现实价值。这“十问”分别是： 一问：开征物业税“师出何名”？如不能大幅降低房价，还有多少“必要”； 二问：不加区分的“物业税”，会不会造成重复收费收税； 三问：物业税的征收，该不该城乡有别？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会不会被物业税“误伤”？ 四问：房改房和商品房，物业税的征收该不该区别对待； 五问：生存必须的居民住房和盈利致富的工商用房，谁更应为物业税买单； 六问：物业税的矛头指向，是开发商，还是普通购房者； 七问：物业税的收取，是照面积算，还是按房价收； 八问：没有全国统一的房地产信息系统，物业税开征的“技术保障”从何而谈； 九问：“所有者”向“使用权租赁者”征收物业税，是否“合理合法”？ 十问：征收的物业税，究竟应该用在何处。 现在再重提“十问”，目的就是想拓宽当今房地产税方面的思维空间。这篇文章，虽然有些问题已得到解决（如城乡有别和房地产信息系统等），但大多数的矛盾依旧甚至更加突出。在今天的房地产税试点中，尤其需要系统全面的分析，避免走更多弯路。篇幅的原因，这里只讲两大关键点。 首先是房地产新税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尤其是房价的关系。十几年前在探讨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如果当时能通过物业税降低房价使其回归到相对合理水平（如房价收入比回到12以内），这无疑可为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住宅产业规模化扩大，夯实了最佳的基础。但十几年后今天，如果一味简单的想通过房地产税来降低高房价，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社会和经济风险。这不仅因为现在的高房价已经已绑架了数以千万甚至数亿计中产阶级的资产，而且离房价合理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高房价，已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财富，平均已占到七成左右。如果简单的通过房地产税来使房价回归到合理或相对合理水平，房价就必须大降到现有水平的几分之一。比如：所购买的高价房现在是600万元，购房负担及房价收入比30，要使其回归到房价收入比10以内的相对合理水平，就意味着房价要降三分之二去掉400万元。如此调控，就意味着数亿的中产阶级家庭财富“贬值”将近一半。这样的状况将会给社会和经济造成怎样的可怕的巨大后果，任何人都难以承担。 但是，如果没有房地产方面的新税，继续任由国民的住房成为投机炒作的工具，任凭少数高房价的“食利阶层”（开发商和炒房者）通过炒房获取暴利，使少数人的财富的快速积累，建立在多数人成为房奴并长期为“高房价食利阶层”的暴富“贡献”他们血汗所换来的真金白银的基础上，使房地产成为少数人盘剥多数人基本居住权利的最大利益平台，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更和共同富裕南辕北辙。这就需要用税收的法律手段来进行有效的制衡。比“名不正”的“普税制”的房地产税更能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的，应该是开征房地产过度占有税。毕竟少数人在房地产上的的过度占有，是建立在多数人的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的。另外，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土地增值税，也是比房地产税更有的放矢和“名正言顺”的方法。当然，除了在持有环节外，在交易环节有所作为，也许更能有的放矢。 其次，就是房地产方面新的税负和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这方面要特别防止的是周扒皮式的“多重税负”，有些“衙门”及附属的“学会”在笔者写“物业税十问”的2007年就有这方面的企图。但是在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完善税制改革研究”课题组的一份报告中，不仅要把房产税和现有的房地产税分开，更把它和土地出让金和区割开来，称“土地出让金‘不宜一并纳入房产税’”。这背后的含义就是，尽管国民在买房时缴纳了高昂的土地出让金，尽管现在的高房价中包含了林林总总的房地产增值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附加到房地产方面的各种“费”等，但这些都不能包含和抵扣在新的房地产税之中。这势必就极易造成多重收税收费。 中国的城镇居民在购房上已缴纳了高居全球前列的高税负，甚至有人说高房价中的一半“贡献”给了政府。不少大中城市居民的住房负担已达到极限，甚至远远超过国际上评比的“住房最难负担水平”。高居全球前列的高水平税负，还有同样高额的土地出让金（现已改税务部门征收），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若还支撑不了地方政府的正常运作，需要改变的就不是加税征税了，而是政府自身的“强身、减肥、消肿、提效”。对于普通的一般市民来说，只要不是过度占有，购房时又缴纳过高昂的土地出让金，就不应该再多重缴税了。 开征房地产方面新的税种，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构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供应，单靠新增房地产某一新税难以奏效。最需要开辟的是多元化多路径几条腿发展的新范式。（来源：FT中文网 作者：沈晓杰）
中国地产商想干的事 真有一个国家做出了示范
【研究员】：wh
上世纪8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土耳其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由经济基础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快速转变。尤其是2002年埃尔多安的正发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经济建设取得较大成就。
【博览财经特稿】去年9月，网传某家很大的地产商给领导写了一封“请愿信”，内容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我欠了一屁股债还不上了，要么你掏钱帮我还债，要么我拉几百万人一起破产。 领导当然不会被这种态度绑架。从那以来，金融系统始终对房地产商拧紧水龙头，把过去十几年房地产经济给中国埋下的雷，一颗一颗拆除。 中国人已经深深懂得一个道理：水牛不是牛，泡沫破了经济才能更健康。 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许老板们真的能制定国家政策，甚至成为一国总统，会带来什么后果？还真有一个国家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国中土耳其。 土耳其经济在过去12月里充满了魔幻。货币汇率暴跌超过50%，老百姓躺在家里啥都不干，财富就损失了一半，通货膨胀率也达到20%，明明有工作却买不起东西。 更魔幻的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拒绝像其他国家那样，用加息给经济降温，反而跟传统经济学理论反着来，坚持低利率，继续刺激市场。 就如同万里之外的中国地产商一样，埃尔多安坚信，欠钱越多，就越要印钱。在他看来，放水是发展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基建和出口是经济的两大支柱。然而对土耳其的老百姓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埃尔多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反着来 通货膨胀的“通货”指的是货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整个市场上流通的“钱”（货币）不值钱了。 拿土耳其来说，市场上流通的里拉供应超过了实际需求，那么买同样的东西普遍就得花更多的钱。昨天一个面包1.75里拉，今天要卖2.25里拉。而土耳其又是世界上人均消耗面包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样一来，普通老百姓就很难受了。
世界各国一般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增长率，来观察消费和生产端的价格变动情况，以此来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简单来看：通货膨胀就是市场燥热，钱太多了。钱往哪里跑，物价就往哪里涨。 最直观的对策和药方就是“加息”。利率变高了，企业借钱的成本就会提高，就不愿意再借钱投资，那么市场就会降温。这是各国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 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1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达到近十年新高，远高于央行2%的政策目标；核心CPI同比上涨4.0%，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第二天，英国央行就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15个基点至0.25%。 土耳其10月份CPI同比上涨20%，PPI同比上涨46%，创近20年来最大涨幅。涨幅不小了吧？情况严重了吧？该加息了吧？ 土耳其说不，而且我还要反着来。土耳其央行分别于2021年9月23日、10月21日、11月18日及12月16日连续降息四次，基准利率由19%调降至14%，这“魔法”般的操作和埃尔多安政府的经济理念有关。 在埃尔多安看来，加息等工具是“万恶之源（the motherand fathero fall evil）”。综合土耳其广播电台(TRT)消息，埃尔多安很明确地表示：利息是因，通胀是果，“我们降低利率，通胀也会下降。” 埃尔多安身后的土耳其经济：高速增长，隐患环伺 可能就有人好奇了：埃尔多安的经济学跟谁学的？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逻辑，更值得从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或者说，他的个人经验，就跟中国的地产商一样——放水是万能灵药。 上世纪8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土耳其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由经济基础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快速转变。尤其是2002年埃尔多安的正发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经济建设取得较大成就。2003年至2015年，土经济总量从3049亿美元增长至720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4559美元增至9261美元。 而土耳其新千年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支撑：基建、投资，以及出口，无不受益于降息。 利息低了，企业才能投资于成本高昂、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降息会带来本国货币汇率下降，外国资本更愿意前来投资，本国产品也更容易出口。所以，埃尔多安本人执政经验就是，降息一时爽，一直降息一直爽。 然而，土耳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背后，早就隐藏着通胀高企的苗头。 大兴土木搞基建，房地产“好生意”埋下大麻烦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AA）2017年报道，时任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表示，全球在建的10大超级项目，有6个来自土耳其。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机场伊斯坦布尔机场。
伊斯坦布尔机场的设计年吞吐量达到2亿人次，是2019年赴土耳其旅游外国游客数量（4558万人次）的4倍多，是2019年全球客流量最大机场（美国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的将近2倍。 不过土耳其政府当年解释了，我们这不是大好喜功，这是土耳其参悟了世界的未来（Werea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财富的中心正从西方转移向东方。”
抛开超级基建项目的实用性和回报率先不谈，基建本身就是有成本的。搞建设需要钱啊。没钱咋整？土耳其：印。
从2003年开始，土耳其就没有停下大量印钱的脚步。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土耳其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了逾20倍。M2的增长本质是信用扩张。土耳其的通胀也长期处在高位。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土耳其老百姓，通货膨胀得很厉害，钱放着就要吃亏。你会怎么办？ 跟中国人一样，土耳其人涌向相对保值的资产，比如购买地产。全球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发布的数据显示，土耳其以近30%的年房价增幅，名列2020年全球房价涨幅榜首位。 这是埃尔多安低利率策略的实际困境之一：房地产回报率高，吸引大量资产涌入。基建和房地产的过度繁荣，挤占了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的空间，这会对资本配置、劳动力配置和其他生产要素配置产生连锁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很容易受到抑制。 埃尔多安经济学，某种意义上是房地产经济学，也是基于举债举杠杆的经济学。 借来的钱，没有一分是便宜的 光是通胀就足够麻烦了，但埃尔多安偏偏还遇上了另一个灾难——美国收水。土耳其这些年不光自己印钱，还在一直向海外借钱。 埃尔多安上台之初，就为了发展经济而求助于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西方的经济援助确实帮助了土耳其的发展，土耳其享受到了借钱的红利。 可代价就是债台高筑。2019年土耳其GDP约为4.32万亿里拉，合7610亿美元。土耳其外债4369亿美元，净外债2446亿美元。
土耳其中央政府外债总额占GDP比重过大，那么当外部环境变化时，过度举债就直接演变为发展重要隐患。土耳其的债务结构，有两个特点很显著： 一是短期外债占比高，说白了就是汇率影响大：里拉一跌，还钱成本猛涨；还钱成本猛涨，里拉的偿债能力就弱；里拉偿债能力一弱，市场避险，外币就要跑路，里拉继续下跌。 二是偿债能力弱。土耳其常年保持经常账户逆差。为了平衡这一逆差，土耳其银行进行了大量刚性兑付的外汇融资。结果特朗普一宣布提高关税，市场就怕了，里拉闪崩。
另外一方面，土耳其外汇储备远低于外债总额，2017年外债是外汇储备的5.41倍。人的痛苦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手上没权，一个是兜里没钱。土耳其疼就疼在钱好借不好还上面。 事实上，土耳其里拉危机不是最近才有的，前几年已经经历过好几轮了。在每一个美元加息周期，国际资本从海外回流美国时，土耳其汇率都要经历动荡。 2016年，埃尔多安就已经开始抱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发展中国家放贷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奴役。”但别忘了，当初鼓励借钱的人，也是埃尔多安。 这一幕中国人是不是似曾相识？2015年的中国房地产大牛市中，很多地产商去海外借了大量高息美元债，如今到了集中偿还期才知道有多痛苦，于是就有了开头的“请愿信”，希望国内能再印点钱，置换到期债务。中国头脑非常清醒，即使牺牲短期经济增速，也决不能答应地产商的要求。 可是热衷于打造个人光辉形象的埃尔多安，却无法容忍经济下滑。据土耳其广播电台(TRT)上月末和本月初的报道，埃尔多安认为，土耳其经济战略就是要以“生产和就业为中心”，“我反对那些会使我们的国家萎缩、变弱、使我们的人民陷入失业、饥饿和贫困的政策。” 外资撤离影响了生产怎么办？他的思路跟地产商如出一辙：国内再多印点钱，填上这个窟窿不就行了？ 至于主流经济学担心的印钱带来通胀，埃尔多安也嗤之以鼻，认为只要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品，价格自然会下降，通胀自然就会消失了。于是，就有了土耳其顶着通胀继续降息的“奇观”。 无限制放水，最后买单的是老百姓 但问题在于，土耳其经济不是一个单机、局域网游戏，而是跟全世界绑在一起。 尽管埃尔多安非常重视出口，但土耳其对外贸易其实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很多重要的原材料都依赖进口。降息能刺激生产不假，但随之而来的货币贬值，却造成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土耳其人没有失业，但面对输入性通胀，仍然陷入饥饿和贫困。 据英国《卫报》报道，土耳其民众现在正在疯狂寻找应对里拉贬值的办法。今年以来，里拉汇率的下跌让人猝不及防，仅仅是11月份就下跌了近30%。更何况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已飙升至21%。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成为难题。 不少民众正在变卖自己的黄金首饰。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的一位珠宝店主表示，“我曾经每周看一次黄金价格，现在我每天大约看50次。”而那些没有外汇或者黄金储备的土耳其民众的选择更少，他们只能避免买肉类食物，或者购买有政府补贴的面包来维持生存。 虽然埃尔多安宣布，将该国工资提升50%，为每月4250里拉，以此抵消物价上涨的影响。但CNBC表示，鉴于里拉大幅贬值，新的最低工资实际上低于一年前。而在一些民众看来，这于事无补：不仅仅难以抵消物价飙升的冲击，事实上很多人连获得工资都很困难。 “现在一切都很贵，我们勉强维持生计。为了避免支付房租，我们一家搬来和公公住在一起，”当地居民古奈·阿基尔(Gunay Akil)表示。雪上加霜的是，因为货币危机，包括她丈夫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拖欠了工资：“有工作，但没钱。” 土耳其人买不起东西，外国人却开心死了。外国游客疯狂涌入土耳其扫货：从橄榄、芝士、面点，到衣服、鞋包、洗涤用品，甚至建筑材料。要不是因为新冠疫情，估计全世界都要在土耳其的集市里上演爱与和平。
显然，埃尔多安“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放水对抗欠债的地产商思维，无助于摆脱长期的债务泥潭。（来源：观网财经 作者：周毅）
人物广角
谁接班决定庞大金融帝国未来 刘洋暂管“中植系”并不意外
【研究员】：wh
与刘洋相比，解直锟侄子解子征、女儿解茹桐更为神秘。解子征在“中植系”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天眼查信息显示，解子征现任中植集团董事，并担任中海晟融董事长、中泰创展控股董事等职。中海晟融由解直锟直接和间接持有全部股权，是“中植系”五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博览财经特稿】“中植系”实控人解直锟猝然离世，余波未平。一个最紧要问题摆上台面——横跨实业、金融两大板块，管理资产总规模逾万亿的“中植系”，由谁来接管？ 刘洋被推向前台。12月20日，中植企业集团（下称“中植集团”）回应时代周报记者称，暂由刘洋代理主持中植企业集团全面工作，待新领导选出后再行调整。中植集团强调，这一决定受解直锟家属委托，并经集团管理层讨论。 现年46岁的刘洋，是解直锟大姐的儿子，曾在“中植系”多个不同岗位历练多年。2009年5月，年仅34岁的刘洋成为中融信托董事长，是主导中融信托从地方小型信托一跃成为行业龙头的灵魂人物。 2015年6月，解直锟退居幕后，刘洋出任中植集团董事局主席，期间曾短暂卸任中融信托董事长一职，后于2016年3月再度接任至今。时至今日，中融信托仍是“中植系”最为核心的资本运作平台。 “刘洋跟随解直锟多年，是老板的左膀右臂，深得信任。”一名“中植系”内部人士透露。多名业内人士也评价刘洋，金融履历丰富，能力极强。刘洋暂管万亿“中植系”，这一决定并不出乎外界意料。 12月18日9时40分，解直锟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1岁。当天晚间，中植集团发布讣告，宣布成立解直锟治丧委员会，刘洋是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妻子毛阿敏、大哥解植春、侄子解子征均只担任委员。 解植春现为中国富强金融董事会主席，曾任光大证券总裁，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2014年4月，他调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后辞职。 一名“中植系”内部人士表示，解家在中植集团内部任职的成员并不多，刘洋和解子征是为数不多的两位。 和神秘低调的解直锟不同，刘洋曾多次出席信托及金融行业会议并公开发言。解直锟的离世，加速了解氏家族二代成员走向前台。谁来接班，决定着这个庞大金融帝国的未来走向。 解直锟的“左膀右臂”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植集团初创时，刘洋便已是解直锟的左膀右臂。 出生于1975年3月27日的刘洋，籍贯为吉林德惠。1993年，刘洋考上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并在4年后获取文学学士学位。刘洋的大舅解植春也同样毕业于黑龙江大学。 1998年，刚刚大学毕业一年的刘洋，选择从“铁饭碗”工商银行黑龙江分行国际业务部辞职，转战上海，协助舅舅解直锟创办中植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植科投”）。天眼查显示，中植科投的法人代表为解直锟，由黑龙江中植企业集团公司（中植集团更名前公司名）持股94.38%，于2005年12月注销。 梳理发现，2001年，刘洋还曾出任盟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全国建设了“三十余个现代化楼盘”。中植集团官网显示，2003年，中植集团的房地产开发形成品牌优势，业务遍及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多个城市。刘洋作为中植集团房地产业务的负责人无疑居功至伟。 2001-2009年，刘洋历任中植集团副总裁、总裁首席执行官等职务。从2008年开始，中植集团开始转变此前以实业为主的战略布局，转而以金融投资业务为核心，着力发展资本市场业务，并在2009年形成了投资、并购、资产管理和产业基金等业务板块，定位“类金融投资控股集团”。 获得的权威资料显示，在2009年，解直锟将所持中植集团80%的股权转让给刘洋。直至2011年，这部分股权才被转让给解直锟的大女儿解蕙淯（又名“解茹桐”）。此后，中植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多次变更，至2015年基本稳定。解直锟全资持股的中海晟丰、刘义良和解蕙淯分别持股76%、16%和8%。 集团整体战略转向后，刘洋的职务随之发生变动。中融信托前身为成立于1987年的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2年，中植集团出资1.2亿元参与了中融信托的重组，一举成为第一大股东。当时的中融信托主要以银信合作业务为主，竞争激烈，难以发挥信托公司的制度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会投资、懂实业、善管理”的刘洋成为董事长的最佳人选。 2009年3月，刘洋出任中融信托董事长，着手重点调整业务结构，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率先在业内成立发行部门，创立“中融财富”。2010年前三季度，中融财富募集资金近200亿元，引发业内震动。 2010年，由央企中国恒天控股的经纬纺机宣布入股中融信托，并成为持股37.47%的第一大股东，中植集团持股32.99%。不过，多名业内人士评价，经纬纺机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中融信托仍由中植集团实际控制和操盘。 2015年6月，解直锟隐退，刘洋转任中植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中植系”老将范韬接任中融信托董事长。但仅仅不到一年，范韬因身体原因离任休养，在经纬纺机的提议下，刘洋重返中融信托，再度担任董事长至今。 在刘洋的运作下，中融信托旗下的“中融财富”分化出四大财富管理公司——恒天财富、新湖财富、大唐财富和高晟财富。作为“中植系”最重要的融资平台，中融信托为“中植系”在资本市场开疆扩土提供了充足的“弹药库”。 有业内人士表示，中融信托及旗下的财富公司发行能力强，渠道铺得广。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中融信托及各子公司受托管理资产总规模为8898.83亿元。 不过，在刘洋担任中植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期间，“中植系”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在经历“股灾”和资管新规后，“中植系”账面大量浮亏，风险逐渐暴露。2019年11月，解直锟回归，重新出任中植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并对中植集团管理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女儿、侄子、矿产和收藏 与刘洋相比，解直锟侄子解子征、女儿解茹桐更为神秘。解子征在“中植系”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天眼查信息显示，解子征现任中植集团董事，并担任中海晟融董事长、中泰创展控股董事等职。中海晟融由解直锟直接和间接持有全部股权，是“中植系”五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解子征还兼任西北矿业董事。西北矿业是“中植系”矿产板块的核心公司之一，目前，该公司由中海晟融持股65.6%，“新湖系”旗下新湖中宝持股34.4%。 2013年，西北矿业参与兴业矿业定增，一举成为第二大股东，持股9.59%。但截至2021年11月，西北矿业已通过逐步减持的方法消失在大股东名单中，仅持股兴业矿业0.26%。 据媒体报道，西北矿业目前旗下拥有六家矿业公司，采矿证多达数十个，矿产资源丰富。依靠农林业起家的解直锟对矿业情有独钟。中植集团官网显示，目前中植集团在全国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45亿吨，涉及采矿权、探矿权30多宗，包括主焦煤、配焦煤、无烟煤等，设计产能超过2千万吨/年。金属和非金属矿遍及全国十二个省份，矿床潜在价值1200多亿元，包括金银铜铁钨锰锂、砂石骨料等。 解茹桐是解直锟与前妻生育的大女儿，她与“中植系”旗下的艺术品收藏紧密关联。获得的资料显示，解茹桐又名解蕙淯，于1986年出生。目前，解茹桐持股中植集团8%，为第二大股东，曾担任北京艺融民生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艺融民生”）总经理、北京高晟财富公司市场部总监等职务。解茹桐对艺术情有独钟，是哈佛大学博物馆管理学硕士，还曾在北京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游学多国名校，旅居伦敦、纽约两地。 2013年，中文传媒子公司曾投资2亿元拿下艺融民生40%的股权，试图跨界艺术品投资领域。当时，艺融民生由解茹桐完全持股的嘉诚中泰控股，持股比例为74%。但由于3年业绩承诺均未达标，最终由嘉诚中泰再度回购全部股份。此外，嘉诚中泰还曾和“中植系”一起参与过对大名城、美丽生态、国华等上市公司的运作中。 令人意外的是，年已35岁的解茹桐并未出现在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接近中植集团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确认，解茹桐并不参与公司业务。 2003年，解直锟与知名歌手毛阿敏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年纪尚小，尚无接班可能。2004年，女儿解丰鸣（又名解佳桐）出生；2006年，小儿子出生。2021年，解丰鸣参演电影《中国医生》。该电影由“中植系”间接参股的博纳影业出品。前述人士表示，毛姐（毛阿敏）不插手集团的工作。 金融转战实体 “中植系”所涉产业庞杂多元、规模巨大，但管理结构并不复杂。中植集团回应称，集团在解总领导下，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目前，集团各级管理团队团结稳定，各项业务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平稳运行，发展势头良好。 中植集团内部人士透露，中植集团有“七大首席”，他们各自分管一块业务，独自向解直锟汇报。他们分别是首席经济学家王允贵、首席运营官牛占斌、首席风控官颜茂昆、首席财富管理官武建华、首席资源官罗音宇、首席人力官王钰和首席财务官马红英。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上述七人也都是治丧委员会委员。 中植集团官网资料显示，目前，中植集团在实业和金融板块均有所布局，控股10余家上市公司，同时控股或参股6家持牌金融机构、5家资产管理公司和4家财富管理公司。 在整套“中植系”的资产运作链条中，以地产、矿产品和艺术品为代表的原始资产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据2017年方正证券对中植系投资模式的梳理，原始资产通过融资中介进行第一次金融化后，再通过上市公司实现第二次金融化。这套投资模式被称为“X+中融信托+上市公司”的金字塔资本运作模式。 2016年以来，以中融信托为核心的金融资产频频“踩雷”。解直锟复出之后，顺应趋势，向实业化转型。 近年，“中植系”重点培育半导体、新能源等产业，并在2021年启动独角兽计划。Wind数据显示，目前，A股有8家上市公司实控人为解直锟，涵盖电器、幼教、畜牧等行业，分别是康盛股份、美吉姆、凯恩股份宇顺电子、ST天山、融钰集团、美尔雅、准油股份。 中植集团表示，下一步，集团将按照解总确定的发展战略，坚持实业与资管双轮驱动，进一步突出发展实体产业，做强做优资产管理，发挥综合经营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来源：猛犸资本局（gh_02268fd16fae） 作者：邓宇晨）
埋下的“雷”一个接一个炸 这次谁能拉“大佬背后的大佬”一把
【研究员】：wh
传说中这个组织入会门槛极高，需经过2名会员推荐，且实行一票否决权，奉行聚会不录音、不摄像、不请圈外人的原则，迟到一次罚款10万元。会内成员包括段永平、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等人。这个几乎汇聚了国内半壁经济的圈子，为卢志强带来了更加广阔的人脉和资源。
【博览财经特稿】卢志强一直被视为“大佬背后的大佬”。联想混改，卢志强掏了27亿买下中科院国科控股手中29%的联想股份，助其摘掉“国帽”，之后便被吃瓜群众视为柳传志的恩人。万达商业敲钟现场，卢志强对媒体笑称自己为“娘家人”，万达电影上市，卢志强又掏了25亿元入股以示支持。 联想的事情今年闹得沸沸扬扬，泛海跟着“躺枪”。12月18日，泛海控股还特意发布声明，否认公司及实控人卢志强因联想股权转让被调查。当年接盘的标准是不是“为泛海量身定制”这里不展开，但联想这两年一波三折，泛海过的也不咋样。
2021年5月至7月，中国泛海持有的合计7.43亿股泛海控股股票被公告拍卖。虽然其中3.3亿股在紧要关头达成协议撤销了拍卖，但中国泛海最终还是失去了7.92%的股权，持股比例降至62.83%。7月，卢志强还被法院强制执行近50亿元。 5月至12月，泛海控股在境内和境外均有两笔债券出现违约，对应金额分别为3.442亿美元和12.75亿元人民币，抵押物悉数失守。 曾经踩准时代风口，一步步打造“泛海系”“民生系”资本版图的卢志强，如今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局面。 时代“弄潮儿” 卢志强的发家史，和许多资本大佬弃官从商的剧本相似。出生于1951年的山东威海，卢志强从名校复旦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潍坊市技术开发中心，并在33岁这一年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这样的“铁饭碗”，在那个年代是人人羡慕的，但卢志强还是离开了。 1985年，卢志强下海经商，坊间传闻他自此开始从事教育培训行业并涉足房地产业，赚到了第一桶金。
有据可查的是，1988年到1991年，卢志强先后在山东、北京成立了多家公司，起名字也相当讲究——山东泛海集团公司、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有限公司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攒下第一桶金后，卢志强就像开了“外挂”一样，踩中一个又一个政策风口，每一步该落在哪里都精准无比，令人叹为观止。 卢志强早期做出过三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为其后建立庞大的地产和金融版图埋下伏笔。分别是，1988年，中国推行住房改革，房地产行业成为一个香饽饽。卢志强迅速成立了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始挺进地产行业。1990年前后，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享有一系列政策优惠，卢志强成立了有香港企业背景的青岛泛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泛海国际有限责任公司。1996年，中国金融业首次向民营资本展开怀抱，民生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正式成立，卢志强又积极参与了前期组建工作。 这三个早期抉择奠定了卢志强的事业基础，遇到柳传志，则为卢志强日后更进一步提供了契机。 卢志强1994年成立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后改名为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彩事业”），结交了柳传志。1995年，经柳传志介绍，卢志强加入了一个高规格商会。 传说中这个组织入会门槛极高，需经过2名会员推荐，且实行一票否决权，奉行聚会不录音、不摄像、不请圈外人的原则，迟到一次罚款10万元。会内成员包括段永平、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等人。这个几乎汇聚了国内半壁经济的圈子，为卢志强带来了更加广阔的人脉和资源。 一盘大棋 1998年，卢志强的光彩事业越做越大，总资产规模已有10亿元，便开始增资扩股。当年10月，光彩事业收购上市公司南油物业，以借壳上市的方式完成了资本市场的首秀。1999年和2005年，上市公司依次更名为光彩建设、泛海建设。 新的机会出现了。2000年，民生银行登陆资本市场，中国泛海控股有限公司成为持有民生银行9.42%股权的第二大股东。 接着在民营资本被允许进入证券行业和保险行业的时候，卢志强借着增资黄河证券的机会，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并将其改名为民生证券。另外还发起成立了民生人寿保险，完成民生担保、民生典当的组建。 让卢志强的金融板块变得完整的，是2012年卢志强迅速拿下的信托牌照，以及2014年保险行业对民营资本放宽限制时，和史玉柱一起成立的亚太再保险公司。 拼完了信托和保险，“民生系”已然在金融领域织起一张细密的网。金融板块稳固之后，2014年，泛海控股喊出“地产+金融+战略投资”的转型口号，开始将打下的“江山”装入上市公司泛海控股中。当年，泛海控股分别以32.74亿元和30.37亿元为对价，受让民生证券72.99%的股权和中泛控股（原名和记港陆）71.36%的股权，实现并表。 金融业务首次为泛海控股贡献收入就达到15.66亿元，占总收入比重超两成。
地产业务方面，泛海更是放开了手脚，全球范围内收割高端物业。2014年开始，卢志强开启全球买买买的模式。 高峰时期的2017年末，泛海控股旗下在建项目包括国内的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北京泛海国际项目、上海董家渡项目，以及国外的美国洛杉矶项目、纽约曼哈顿酒店项目、夏威夷度假村项目等等。据其2017年年报信息计算，当时其预计总投资金额超过2200亿元，实际投入项目的金额约667亿元。 地产和金融之外，泛海系旗下中泛控股斥资28亿元投资了联想，泛海控股则以6亿美元投资了WeWork，4亿美元投资印尼燃煤发电项目，25亿元投资了万达电影，另有北汽新能源、蔚来汽车甚至长租公寓等项目。 30多年时间，卢志强构筑了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投资的庞大资本网，上市公司就包括泛海控股、民生控股、中泛控股和华富国际，其中以泛海控股为核心资产。
通过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获得资本，泛海系利用板块之间奇妙的“协同”——地产板块缺钱，金融板块输血，构筑起一个风生水起的资本版图。 在其开启海外买买买模式的同一时期，国内几个名声赫赫的资本系也在海外展开风风火火的并购事业。2015年，安邦以19.5亿美元（合约124亿元人民币）买下了美国纽约久负盛名的华尔道夫酒店；2016年，万达则以35亿美元（合约223亿元人民币）买下美国传奇影业，成为截至当年最大的中国企业海外文化并购案；同年末，海航更是豪掷60亿美元（合约383亿元人民币）收购了英迈，进入全球500强。 很快，这一系列动作收到了来自监管的注意，影响众多资本系的一场大排查蓄势待发。 突然逆转 先后受益于房地产、金融行业的红利期，泛海系得以快速膨胀、大规模扩张。潮涨潮退，泛海系也因为其重资本运作，实际经营跟不上的弊病，呈现出一种“虚假繁荣”。泡沫在监管收紧的环境下一戳即破。 2016年12月6日，发改委等四部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2017年6月中旬，银监会要求大型银行机构排查包括海航、复星、万达等海外并购明星企业的授信风险，跨境并购融资政策开始出现转向。 对于此时正处于海外并购业务高峰期的泛海而言，已经跃出的双腿正悬于空中，无处安放——继续扩张，意味着“顶风”运作，回撤，意味着资金可能出现空缺，项目可能面临停摆。更难的是，泛海系原本玩转的金融、地产和海外并购，无一不是在监管下融资受限、资金趋紧的行业，泛海深陷泥潭。 泛海控股扬言要投资2200亿元搞各种地产项目的2017年末，其账面总资产1877亿元，净资产不过275亿元，更不要说不到200亿元的货币资金。此时，早期增长过快的债务和不重视经营导致的低盈利水平，加剧了风险的暴露。 2013年到2016年，泛海控股的带息债务增长了3.65倍，收入增长了3.15倍。同期，净利润却只增长了1.59倍——盈利能力跟不上债务规模和收入规模的增长，隐患就此埋下。 2017年泛海控股的偿债压力首次明显展露，当年末，账面现金等价物首次大幅度低于一年内到期的带息债务，缺口高达342亿元，自此始终维持不小的资金“窟窿”。
此后情况进一步恶化，2017年泛海控股首次出现收入下滑，同比减少了32%，一直到2020年也没有明显的起色。 净利率其实从更早开始释放危险的信号——泛海控股的净利率从2013年的19.86%增至2019年的47.15%，但反映实际经营情况的扣非净利率，却从2013年的19.49%一路下滑至2019年的3.94%。
这意味着，泛海控股债务越滚越大，实际经营业务的能力却越来越差，只是被地产板块和投资板块带来的大额非经常性损益，暂时掩盖住了。 2014年，泛海控股开始扩张的第一年，非经常性损益是4.96亿元，占当年净利润的3成左右，2016年升至4成，2018年甚至超过了净利润总额，为主营业务填补亏损。坏就坏在这种收益是不可持续的，却极易让人产生错觉。
2020年和2021年前三季度，非经常性损益反过来成为泛海控股亏损的重要原因，占比分别为12%和58%。其中2020年-5.47亿元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来自处置对外投资产生的损失；2021年1-6月-10.58亿元的非经常性损益则来自于出售子公司的损失和证券业务的减值损失。 面对膨胀后的措手不及，卢志强在2021年3月发了一封致投资者函，表示“我经商办企业已三十多年，但对近两年所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对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有诸多反思和总结。” 困局 埋下的雷，一个接一个地炸了。2020年7月，一份内部邮件显示，截至2020年4月末，泛海系民生财富旗下“尊系列”私募基金存量规模达到265亿元，是国内市场最大的私募资金池之一。 223亿元的资产余额中，延期项目196亿元，占比88%，预计延期项目18亿元，占比8%。监管方面要求2020年中，2020年末、2021年中和2021年末，其存量规模需依次降至185亿元、140亿元、60亿元和0。 据财经五月花、征探财经等多家媒体报道，民生信托庞大的资金规模中，有的资金流向了产品计划书之外的民生信托旗下其他产品，有的流向了史玉柱相关联的公司，还有的流向泛海自己的项目标的，风控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现在只是集中暴露了风险。 现在最后时点已到，泛海的理财产品安全落地与否尚未可知，但债券违约又成为新的问题。2021年1-9月，泛海控股收入140.97亿元，同比增长52.75%，净利润-18.1亿元，同比继续扩大亏损幅度。 泛海控股在2021年9月末再次扩大了资金缺口，现金等价物与一年内到期债务之间的差额高达369.24亿元，是2020年末的近两倍，也高于2017年末的最高值342.16亿元。 Wind数据显示，泛海控股和中泛控股作为主要的两个发债主体，目前存续债券余额分别为70.98亿元和107.41亿元，其中泛海控股所有债券将在2023年底前到期。
两个发债主体已展期或违约的债券余额分别为27.98亿元和10亿元。此外，泛海控股境外附属公司在2021年8月底和10月底，分别出现两笔债券违约，相关本金分别为3.44亿美元和26亿元。 无奈之下的卢志强，只能“割肉”。而从买买买转为卖卖卖，似乎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2020年至2021年，民生证券先是引入战投，之后泛海控股两次转让股权，持股比例从2019年末的87.65%大幅度降至31.03%，回笼资金约67.46亿元。 代价是民生证券的财务数据出表。2020年末，民生证券总资产524.2亿元，归母净资产142.45亿元，分别占泛海控股总资产和归母净资产的28.96%和85.78%。 从业绩角度看，没有民生证券的并表业绩，2020年泛海控股收入将缩水25%，亏损幅度则将从40亿元进一步扩大至46亿元。 地产板块和投资板块的出清也在加速。2017年泛海的地产项目预计总投入达到峰值2242亿元。2019年泛海系便开始了大规模抛售，开发项目预计总投资到2021年上半年已降至1240.98亿元。
2019年，泛海控股将北京泛海国际1号地块和董家渡项目让给了融创，2号与3号地块也改以权益法计量，不再并表，一举甩掉了预计投入430亿元的包袱，换来了111.76亿元现金。 2021年1月，泛海控股公告称，拟将武汉中央商务区地块以30.66亿元对价出售给绿城；6月，先后以13亿美元向黑石出售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以22亿元向融创出售了杭州钓鱼台酒店、杭州民生金融中心等资产。 除了主动出清的动作外，也有一些资产被动失守。2021年10月底违约的两笔债券，对应的抵押物是旧金山的地产项目及泛海系旗下中泛控股40.99亿股股票，目前均已被中介机构接管。 这是卢志强2015年斥巨资收购的美国高端地产项目，曾计划投资约185亿元，建成旧金山第二高楼，是报表上最亮眼的数字之一。此外，据外媒报道，泛海位于美国洛杉矶、纽约和夏威夷的几个项目，也都在寻找新买家。 所幸泛海控股对自己的大债主之一——民生银行，还持有4.61%的股权，这笔投资是泛海截至2021年6月末最大的一笔对外投资，账面余额高达100.24亿元，但存在减值风险。 危急关头，民生银行为泛海控股办理了68亿元贷款的展期——2020年泛海控股向民生银行申请的4笔贷款，均延期至2022年9月至12月，同时追加质押部分股权作为增信措施。 境内外地产板块收缩、金融板块又失去了民生证券，泛海控股“失血”不少，但手中仍有棋子未出。有所保留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泛海，而是“接盘英雄”不好找。最新的2021年三季报显示，泛海控股还将继续加大所属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力度，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境内外合作项目的新模式。时移世易，卢志强的朋友们不少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麻烦。这一次，谁能来拉他一把呢？（来源：市界 作者：林夏淅 编辑：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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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wh
而这一次的“解绑”动作，被业内解读为腾讯面对反垄断趋势做出主动应对举措。目前，腾讯仍留有小份额京东股份。据接近腾讯的人士表述，目前腾讯没有进一步减持京东的计划，也就是说，双方将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而腾讯依旧是京东的战略投资人。
【博览财经特稿】腾讯发钱了。12月23日一早，腾讯控股就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简单来说，就是将其持有的京东股票，发放给自家的股东。随着这一次股票的发出，腾讯也将失去京东第一大股东的身份。 自8年前首次入股京东，腾讯与京东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后者很大程度上补齐了腾讯在电商业务布局上的缺失，还促进了腾讯支付和广告业务的增长。而这一次的持股比例降低，也宣告着二者的亲密关系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除了资本层面上的解绑，二者之间的业务也在逐步进行切割。据接近京东的人士表述，约在两周前，腾讯和京东就已经暂停在数据方面的交换，但广告投放和支付领域的合作尚未改变。有关新一年度的腾讯入驻九宫格协议也在不久前完成了谈判，但目前尚未得知是否有变化。 而这一次的“解绑”动作，被业内解读为腾讯面对反垄断趋势做出主动应对举措。目前，腾讯仍留有小份额京东股份。据接近腾讯的人士表述，目前腾讯没有进一步减持京东的计划，也就是说，双方将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而腾讯依旧是京东的战略投资人。 如若前述解读无误，那么一个潜在的可能性是，让腾讯放弃大股东席位的将不只是京东一家，这个可能的名单还包括：拼多多、美团、滴滴、快手、知乎，甚至是B站、小红书、唯品会。 参照腾讯选择退出京东的理由，即京东能够为其未来发展自筹资金，且现金流为正，那么参照以上多家企业的发展现状，均有可能排上日程与腾讯分手。 腾讯和京东和平分手 在合作长达近8年后，腾讯决定“放弃”京东。根据公告，腾讯控股会以中期派息方式，将所持有约4.6亿股京东股权发放给股东。根据京东向美国SEC递交的文件，截至2021年2月28日，腾讯通过全资子公司黄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京东527207099股A类股票，持股比例为17%，为京东第一大股东，享有4.6%投票权。 本次派息后，腾讯对京东持股比例将由17%降至2.3%，届时，持有京东13.5%股权的刘强东，将替代腾讯成为京东第一大股东。同时腾讯总裁刘炽平也将卸任京东董事。 公告显示，这次腾讯减持的京东股权，在22日的市值约为1277亿港元（约1042亿元人民币）。而这笔钱最终将送到腾讯股东手里。 但部分腾讯股东或许并不乐意接受这份“意外之财”。有市场资深人士表示，一方面，部分持股腾讯的股东不愿意持股京东是因为股票到账后，京东会有一定的抛压，另一方面，当前京东并不在港股通名单，如果分派前监管政策没变化，预计持股京东的内地投资者有可能直接收到现金，或者收到的京东股份“只能卖不能买”。 减持的消息发布后，腾讯和京东的股价双双发生了较大波动。近乎全仓减持京东股份，并且还将其作为中期股息派发给股东，这种操作属实不常见。业内人士将其解读为：腾讯正在“抛弃”京东，转而寻找下一个“京东”。 对此，腾讯方面回应称，本次分配后腾讯仍是京东的战略合作伙伴，并对京东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与京东共赢的业务关系不受影响，同时，腾讯特别强调，目前公司没有进一步减持京东的计划。 一位接近腾讯的人士表示，腾讯这是功成身退，投资近8年，京东和旗下上市公司已经实现自我造血能力，京东也迎来了投资收益期，腾讯择机退出让股东实现共同富裕也是好选择。 然而，一些投资人和网友将其戏谑地称为“好心分手”，“腾讯此番操作水平很高，既避免了现金分红，为过冬留足了粮草，还降低了自身被反垄断监管的风险。现在主动分，总好过以后被强制要求卖掉好。” 除京东外，目前腾讯还是美团、拼多多、唯品会、B站、快手等互联网上市平台的重要股东，持股比例分别占到了17.18%、15.63%、9.48%、11.38%和17.32%。值得注意的是，在腾讯减持京东之后，这几家公司在港股二级市场的表现欠佳。其中，美团开盘后下跌超5%，快手下跌近4%，B站则是一度下跌近6%。 与京东的分手，将成为腾讯投资版图中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在反垄断政策背景下，未来，腾讯是否会把京东的这种派息方式再次复制到美团、快手等腾讯系投资平台上，以此来降低对公司的持股比例还不得而知。目前，腾讯方面也并未回应外界的这种猜测。 腾讯借力，京东使力。近8年时间里，京东GMV实现了超10倍的增长，去年已经在香港二次上市，当前港股市值已经超过8000亿港元，美股市值超过千亿美金。 今年京东三季度财报显示，第三季度京东净收入为21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5%。截至2021年9月30日，京东过去12个月的活跃购买用户数达到5.52亿，较去年同期净增了1.1亿。 某种意义上来讲，腾讯在京东起飞的过程中承担着“助推剂”的作用。事实上，这段合作也是腾讯通过少数股权投资，支持创始团队，创造正面价值的典型案例。因此，市场分析人士称，腾讯这次通过派息减持而不是集中减持，对京东股价影响较小，按照腾讯的投资逻辑，未来大概率还将以少数股权投资的方式持续发掘新赛道。 “投资人”腾讯 作为“投资人”，自2011年正式推进开放战略以来，腾讯累计投资了超过800家公司，并由此收获了丰厚的账面回报。财报显示，仅在2021年第三季度，来自投资公司的收益净额就达到了265亿元。另一方面，通过在投资业务方向上的沉淀，腾讯得以与游戏、消费、文娱、云计算、金融科技等多条赛道上的玩家形成紧密连接，在发掘机遇、把握风口的同时，也为原有流量价值的盘活和自身优势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外界只知腾讯“财务投资人”之名，却对其退出的案例鲜有耳闻。不过，腾讯此举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答案，不失为投资退出的代表性案例。与先大举抛售套现再向股东分红相比，这一方案充分考虑到了股东的选择权——腾讯股东可选择出售或继续持有京东港股股票以参与对京东的投资，以至于有同时手握腾讯、京东股票的用户调侃：“这其实就是一手减持、一手增持，而且还省了股息税，一举多得。” 而京东只是腾讯投资清单上的标的之一。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3月，腾讯首次投资京东，双方合作由此展开。八年间，京东从PC时代成功转型，搭上了移动互联网的快车，其社会与商业价值的实现间接证明了腾讯的眼光。事实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腾讯在投资方面取得的成绩都很难被忽视。也正因如此，随着腾讯渐进式地切入游戏、社交等主营业务之外的诸多领域，从种子轮到上市公司一路下注，其不免招致这样的质疑——在棋盘上四处落子的腾讯，是否在借投资之名，行垄断之实？ 腾讯投资管理合伙人、腾讯集团副总裁李朝晖曾如是总结腾讯投资的思路——“我们只投和腾讯业务相关的。”在他看来，所谓的“无边界”不过是因为互联网在进入全新的领域，而腾讯只是在追随前者的脚步。何况，当越来越多的领域发生融合，已经很难简单地将一家公司归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 不同于阿里巴巴在被投公司面前的强势风格，腾讯投资以少数股权和不干涉企业决策著称。尽管消费互联网是腾讯难以罢手的一张牌，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腾讯的身份是京东第一大股东，却并不参与日常管理与决策。这艘电商巨轮的舵手始终是刘强东——他拥有公司78.4%的投票权，即使不在台前，依然大权在握，左右着京东航行的方向。 相关主营业务的投资如此，非主营业务亦然。腾讯连续参与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服务商明略科技的三轮融资，在其创始人吴明辉看来，腾讯不仅具备开放的生态模式，更注重被投公司的长远期发展，愿意付出时间等待有潜力的被投企业成长——这也是多数被投公司选择腾讯的原因。 随着那张清单越拉越长，高额、长期、密集且遍布各行各业的股权投资，已然成为腾讯抛出的一张巨网，资本与流量两大杀手锏加持，腾讯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江湖，结盟于当下，更瞄准了未来。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公司不再忙于抢占山头、划分阵营，如何“减重”和“清理购物车”或许才是关键。 尤其是在“互联互通”方案“以安全为底线，分阶段、分步骤”的落实过程中。微信也已开放电商类外链的直接访问功能，用户可以在好友私聊窗口中直接访问外链，并在群聊中逐步试行，大批第三方商家将有机会进入微信生态系统。开放的前提是平等，如果腾讯依然大比例持有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股权，其势必因流量入口开放能否一视同仁受到质疑。基于此，尽管双方现有战略合作协议不变。未来微信九宫格资源如何分配同样要打上一个问号——这并不是京东一家公司需要面对的问题。 江湖再无腾讯系？ 腾讯减持京东的投资逻辑，顺从了当前政策导向，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驱动互联网巨头们投资的底层价值观，开始出现深层裂缝。 十年前，腾讯与360的3Q大战落幕，经此一役，腾讯充分认识到了借助投资扩大自身商业版图的重要性。此后十余年，腾讯投资支出与日俱增。京东，就是腾讯在电商蓝海落下的关键一棋。 2014年O2O商业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腾讯为丰富自身微信的应用场景，提升微信支付的竞争力，高调入股京东。京东也成为了“腾讯联邦”拉拢的第一位重要成员。相似的故事此后在互联网界频繁上演，到2017年时，乌镇互联网大会上的“东兴饭局”引人注目，它指的就是刘强东与王兴组建的互联网大佬饭局，后来有人专门算了算，这晚参加这些饭局的大佬身价合计超7000亿，掌舵企业市值4.6万亿。当时，也因为马化腾坐在了饭桌的C位，外界也将东兴局称为了“腾讯局”。 那已经是腾讯联邦的高光时刻，腾讯系企业遍布各个赛道。此后，对于飞速扩张中的阿里与腾讯这两家企业，外界还曾给出全然不同的合作模式解读。 比如，一直以来，阿里系投资追求最大管理权，以形成体系优势。以往阿里收购的多家公司中，创始人团队出局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导致企业原本的个体特性被逐渐抹除，最终淹没至集权制度下的阿里系。 而腾讯系的投资逻辑更倾向于“联邦制”，它看重的不是企业管控权，而是战略与财务效益。比如，对于收并购的企业，腾讯并不插手企业日常管理，对于京东、美团、拼多多都是如此。 但无论是以上哪种合作模式，在平台反垄断的监管威力下，互联网巨头的生存法则也在发生改变。这同样预示着，国内两大互联网巨头：阿里和腾讯的投资生态开始进入繁荣倒计时。 在反垄断背景下，阿里拿到了一张高达182亿的罚单。自2020年蚂蚁集团的IPO在最后时刻被叫停后，被马云反复提及的“阿里巴巴经济体”概念，成为了一个不再被人提的概念。 腾讯放弃持有的京东股票，也被不少人认为，这是腾讯作为非“资本野蛮生长者”角色的表态。不过，实际上，整个2021年腾讯并未暂停投资动作。根据IT桔子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12月12日，腾讯系在今年一共投资了251家公司，而在总量上，腾讯已经参与的投资事件达到了1324起，涉及1043家公司。 一位接近腾讯投资的人士也表示，与此前投资消费互联网的逻辑不同，腾讯在现阶段，加大了对前沿科技和实体经济数字化的投资。 仅从目前看，腾讯依然是国内企业中当之无愧的投资之王。但意义和价值却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另一面，正如腾讯自己对这种合作的解读——和京东的合作，成为腾讯以少数股权投资，支持创业团队，创造正面价值的典范例证。 但无论如何解读，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即便腾讯投资的步伐没有暂停，但类似于2017年乌镇互联网大会上的那张合影或许再也不会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后，江湖不会再有腾讯系了。（来源：AI财经社（ID：aicjnews） 作者：《财经天下》韩玲、赵雨潼、李逗、王雨婷）
看似跌无可跌可能继续下跌 “网红”城市今天或是其他小城市明天
【研究员】：wh
而此前公开披露的消息，鹤岗市财政形势极其严峻。10月21日，鹤岗市公布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38.8亿元，比上年下降10.3%。其中，公共财政收入23亿元，下降7.8%。公共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13.3亿元，下降11.5%；非税收入9.7亿元，下降2.3%。全口径财政支出157.7亿元，比上年增长0.3%。
【博览财经特稿】财政收入方面，2021年上半年，黑龙江和西藏共同成为全国仅有的增速为负数的两个地区。 很多人对鹤岗充满好奇，当然也有人嗅到了商机，有跑去创业的，有跑去买房子的，还有跑去卖房子的。但热归热、红归红，经济规律不会变。 中国过去的大势之一，便是城市化的进程，而且这个进程还在不断加速，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利好消息火速撤回让外界有了更多解读空间 近日黑龙江省政府官网发布一篇文章，题为《省住建厅召开调控会议部署全力冲刺房地产业增长工作》，随后不到24小时内文章被删除。 据公开报道，这篇被撤回的文章，其内容主要关于助推当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提出三条利好楼市的具体举措。 一是要多措并举促销，在满足本地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方面想办法、促销售、见实效，积极组织协会、商会服务房企，为房企搭建平台，开展“线上”“域内外”商品房促销活动； 二是要落实各类购房补贴等优惠政策，有效激发群众购房需求，释放消费潜能； 三是要积极引导市场预期，通过加强舆论引导增强房地产消费意愿，提振市场信心。 原来是利好的消息，但火速撤回的操作，让外界有了更多解读的空间。这背后一方面是黑龙江商品房市场的惨淡，另一方面恐怕则是财政资金的紧张。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黑龙江商品房成交金额同比增速为-18%，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29位，仅高于云南和青海两省。 而在房价方面，黑龙江房价下跌了10%左右，出现持续性量价齐跌。财政收入方面，2021年上半年，黑龙江在31个省市财政收入排名中排在第25名，排在新疆之后。和西藏共同成为全国仅有的增速为负数的两个地区。
而黑龙江的网红城市鹤岗，可以说就是黑龙江的一个缩影。 鹤岗房价并没有因网上热度跟着热起来 这个网红城市，刚刚发布通知取消了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根据鹤岗市政府网站消息：“因鹤岗市政府实施财政重整计划，财力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 而此前公开披露的消息，鹤岗市财政形势极其严峻。10月21日，鹤岗市公布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38.8亿元，比上年下降10.3%。其中，公共财政收入23亿元，下降7.8%。公共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13.3亿元，下降11.5%；非税收入9.7亿元，下降2.3%。全口径财政支出157.7亿元，比上年增长0.3%。 11月8日，鹤岗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十六届七十八次常务会议，听取了关于化解鹤岗政府性债务风险和财政运行风险会商情况的汇报；关于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和申请拨付财政资金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树立大局意识，树立全民过紧日子思想和全市一盘棋的思想，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鹤岗地处中国最北端，今天气温低到了零下28℃，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35℃。这样的极低气温一年中差不多要持续四分之一的时间，很多工作在这样的极端天气都无法正常开展。
天气严寒仅仅是其一，另外还有人口的流失，鹤岗作为一个地级市，只有不到90万常住人口，而且还在逐年流失。 2019年，有人在网上发布一篇文章，介绍自己如何花5万元就在鹤岗买了一套房子结果此文意外出圈，让鹤岗成了一个网红城市。 后来各路媒体也嗅到了流量密码，争相报道鹤岗的房价和生活。还有“80后夫妻在鹤岗当外卖骑手，用3个月工资，全款买下一套房子”，这样温暖的故事，不断维持着鹤岗的热度。
很多人对鹤岗充满好奇，当然也有人嗅到了商机，有跑去创业的，有跑去买房子的，还有跑去卖房子的。 但热归热、红归红，经济规律不会变。正如炒股不会炒高股价一样，鹤岗的房价并没有因为网上的热度而跟着热起来。 相反，鹤岗房价看似跌无可跌，但很有可能还会继续下跌。甚至说，那些以为捡到便宜的买家，将来想卖恐怕都无人接盘，无价也无市。最惨的情况，恐怕是自己不会去住，租也租不出去，不要钱都没人住，还得交着各种费用。 鹤岗的今天可能就是其他小城市的明天 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最终决定房价的终归还是供需关系。鹤岗房价低的原因，就在于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鹤岗市从2008年开始进行棚户区改造工程，按照当地政策，有证房屋拆一还一，无证可居房屋也是拆一还一。有些人家平房面积比较大，可能就会分到两户或者三户，甚至是更多的楼房。 一方面是每家每户多套房子，另一方面则是连续多年的人口流失，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再加上当地经济的不振，最终把房价牢牢钉在了地板上。 鹤岗超低房价的曝光，和大城市遥不可及的房价相比，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勾起了很多人的欲望。但他们只看到了低价的现象，却未必想过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是人们觉得鹤岗这个地方不值得去，所以房价才会这么低。而不是说，房价低了就是价值洼地，就一定是机会。像鹤岗这样的地方，即使是3万元一套的房子，也不值得去。因为从机会成本角度看，这个钱一定是亏损的。 整个黑龙江的形势和鹤岗差不多，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不懂经济学没有关系，但要学会看大势。中国过去的大势之一，便是城市化的进程，而且这个进程还在不断加速，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人们在对不需要付出成本的表态时，未必会说真话。但在涉及到自己具体利益时，身体往往是最诚实的，特别是用脚投票这种事，一般表现出来的行动就是人们真实意愿的身体表达。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上广深的高房价，和鹤岗的房价有着百倍甚至千倍的差距，这恰恰是人们用脚投票的结果，是人们最真实的行动表达。 什么是大势？这就是大势。所以年轻人不要和大势作对，舍不得家乡套不到狼。除非家里有矿等着接班，否则所有三线四线城市、县城都应该慎重考虑，鹤岗的今天可能就是其他小城市的明天。（来源：功夫财经（kongfuf） 作者：张是之）
形势分析
舆论强烈反响恐是相关部门始料未及 冷静看待稀土出口高涨
【研究员】：wh
历史上南非、美国、加拿大都曾是稀土的重要产地，由于西方的封锁中国长期不能出口稀土换汇，所以在稀土供应上无所作为。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国际稀土市场。一开始还比较有序，基本上是由国家统筹安排。但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赣南和内蒙古的很多稀土矿靠近地表，很快在当地引发了盗挖的风潮。
【博览财经特稿】近期海关总署公布了2021年11月出口主要商品量值表。其中稀土出口同比大增86.1%，引发了舆论的激烈反响。网民普遍认为稀土出口增长似乎并不光荣，作为一种宝贵的战略资源，这样做是不是无序出口？是不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无巧不成书，12月23日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国内稀土产业的合力进一步增强，此举也是近年来中国稀土产业发生的最大变革。两相对比之下，让人不禁猜测二者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甚至有人感叹：“稀土乱卖终于迎来终结”。 稀土利用曾有惨痛教训 海关总署一次正常的信息公开，招来这么强的舆论反响，恐怕是相关部门始料未及的。不能怪网友们反应过敏，委实是我们过去在稀土出口上吃了大亏，走了太多弯路。 历史上南非、美国、加拿大都曾是稀土的重要产地，由于西方的封锁中国长期不能出口稀土换汇，所以在稀土供应上无所作为。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国际稀土市场。一开始还比较有序，基本上是由国家统筹安排。但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赣南和内蒙古的很多稀土矿靠近地表，很快在当地引发了盗挖的风潮。因为盗挖的存在，当地政府不得不放宽了稀土的准入门槛。这一措施短期内解决了盗挖的问题，但从长期看是加剧了稀土的无序开采。
上图是1950年-2000年世界稀土供应量变化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稀土供应国的原因并不是美国的产量枯竭出现断崖式下降。1990年后更是开始出现了中国产能一上升，美国产能就下降的问题。说明美国稀土产能被抑制主要是因为中国供应了充足廉价的稀土。 可以想见，疯狂的产能提升不仅导致互相压价，而且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转折点发生在08-09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稀土需要量急剧下滑，大量的稀土生产出来停在仓库中。历史上熟悉的一幕又再次上演，很多企业不是抓紧去产能或是产业升级，而是抓紧扩大产能打价格战，于是局面愈发不可收拾。 2010年前后，央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密集报道内蒙古稀土卖到泥土价的新闻。在那个疯狂的时间点，稀土金属产品甚至有时探底至十几元一公斤的低位，上演了一出亏本卖稀土的闹剧。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稀土资源向海外市场低价流失现象就长期存在。2005年，我国稀土年出口量比1990年翻了9倍，但价格却下降了55%以上。包钢稀土国贸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忠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痛心的说，“虽然我国是稀土资源和生产大国，但是始终没有话语权，中国稀土始终只能卖出尴尬的‘土’价钱。” “土”价钱有多廉价呢？多种稀土的价格常年只合十几块钱一公斤，江西省龙南县稀土工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廖志伟在201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过度开采，稀土产销严重失衡，国外深加工企业乘机打压价格，赣州的稀土曾经卖出了3元/吨“泥土价”（笔者猜测应该是90年代末的价格）。曾经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两个重要稀土产区江西和内蒙古的稀土企业不仅不能挣钱，反而还要承担低价竞争造成的亏损。 这种情况在08-09年期间再次出现了回头的趋势，同时因为低价竞争，企业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做好环保和排污方面的工作，当地自然环境迅速恶化。限制稀土第一次取得了政府、民间和企业的共识。
好在否极泰来，从2005年起地方政府和中央都加强了对稀土资源的管理，在2009年乘势明确提出了“暂停受理稀土矿矿业权的申请”，并采取了限制稀土出口配额的措施。2010年为了抵消民间超采的影响，更是将这一配额下调了30%，基本遏制了中国稀土无序开采的情况，此外2010年国土资源部发出《2010年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开始了将另一种重要的金属矿藏——锡矿与稀土统一管理，避免了锡矿重蹈稀土覆辙。 经过了有效治理，稀土价格开始回归正常，仅以2010年为例。氧化镨、氧化钕的出厂价就从2009年的6万元/吨－7万元/吨之间，涨到了18万元/吨以上。 尽管如此，中国的稀土因为开发劳动力相对便宜、高等教育普及、智力成本低以及中国稀土矿品质高等因素，其价格并没有涨到特别离谱的水平，依然是世界稀土第一和主要供应国。 正是过去的惨痛教训，使得普通老百姓对稀土出口增加异常敏感。11月稀土出口同比增长近一倍，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稀土出口高涨需冷静看待 稀土无序出口是不正常的，但也要看到11月的数据存在偶然性，仅从一个月乃至一年的数据出发观察产业形势是不客观的，11月暴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个商品，供需关系是决定价格的重要方面。需求是否旺盛，价格是最直接的指标。11月稀土出口同比增长86.1%，涨幅的增长则达到110.22%，说明绝大部分稀土种类是量价齐升的，而且涨幅不小。这一方面说明增加出口的稀土没有被贱卖，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存在强劲的需求。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异军突起。相比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具备清洁环保、使用成本较低等优点。同时，廉价的新能源汽车也能拥有较好的动力性能，因此大受欢迎。然而，生产新能源汽车要消耗更多的稀土。新能源汽车和风电已经成为稀土市场无法忽视的存在。
根据爱尔兰研究与市场公司的调查，每辆混合动力汽车大约需要10公斤的储氢合金，通常这意味着每辆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池消耗约3公斤稀土。此外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驱动马达消耗约1到3公斤钕铁硼磁性材料。电池电动汽车的驱动马达消耗约5公斤至10公斤。按照每生产一辆新能源汽车消耗8公斤稀土算，整个11月出口的4859吨稀土也就够生产60.7万辆新能源汽车。 此外，中国稀土的出口并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美国一直试图妖魔化中国对稀土的管理，拉动对稀土有需求的国家围堵中国。因此中国降低稀土供应占比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 今年稀土出口大幅增长已成定局，然而回到年初的时候，稀土出口并未出现增长的苗头。同样是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1-4月间稀土出口同比只增加1.9%，变化较小。但今年五月间，缅甸动荡明显升级，影响了缅甸稀土的生产。 缅甸是世界第三大稀土生产国，距离第二大生产国美国只有0.8万吨的差距，而且大部分是重稀土，是世界较重要的稀土供应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增产稀土缓解因缅甸动荡引起的稀土荒，既有助于争取有利的国际形象，也体现了大国的担当。 今年9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下达了《2021年度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该通知将今年中国稀土的开采配额，较去年提升20%。有关部门做出这个决定，也是考虑到国内外相关产业的发展要求。这个通知促进了10、11月份的稀土生产，经过一个周期，生产端产生的动能传导到出口端，在11月出现稀土出口井喷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相关部委的规划，今年中国稀土的产量只增加了20%，但按照前11个月的数据看，今年的稀土出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增加了25%以上了。这说明增加的出口，很多来自于进口的稀土初级产品。是的，由于具备整个稀土产业链，中国不仅是第一大稀土出口国，也是第一大稀土进口国。 注意到，中国稀土企业在10月以去年一半不到的价格进口了一大批钍（一种稀土元素）矿砂及其精矿，总重量是去年同期的15倍之多。这批钍矿砂如果全部提炼为稀土金属，足以抵消11月的出口量近两次。 其实熟悉中国稀土行业的人就会发现，隔几年就会出现某一年中一段时期稀土开采、加工和出口量暴增的情况。这其实是政策调控的结果，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 稀土产业仍有改进空间 那么中国稀土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笔者认为还不行。从稀土自身产业发展和国家整体安全的角度上说，中国的稀土产业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 3月1日，工信部长肖亚庆说了这样一句话：恶性竞争下，中国的稀土只卖出“土”价、没卖出“稀”价。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稀土开始转型的十年后，着实令人深思。中国稀土为何迟迟不能转型，与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稀土矿很多是开发难度低的近地表矿，盗挖盗采不易根治，对开采技术要求不高。合法冶炼加工的企业市场化运作的时间较短，没有明显技术差距，也做不了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只有两家企业，也会发生恶性竞争。当年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就是如此，直到合并为中国中车后，中国高铁才走出了无序竞争的时代。 国内稀土产业，多龙治水、分头理政的特点比较明显。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后，这一现象大为缓解，但并未完全消失，未来还有三足鼎立甚至四方争霸的可能。中国的稀土企业，有进一步合并的必要。即使不合并，也应该使得业务尽可能不重叠，现阶段市场竞争带来的坏处更大。 中国稀土的另一个忧虑是，对出口稀土产品的流向，没有清晰细致的跟踪。特朗普、拜登两任总统上任后，美国更加走向穷兵黩武，不少先进武器的生产明显加速。以与歼20同属第五代战斗机的F35为例，根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公开的数据。2020年11月30前，向全球所有用户（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交付F35战斗机595架。今年12月1日，这一数字变成了730架以上。换句话说，F35的生产速度大约提高到每2.7天一架。 稀土被称为“工业味精”，在美国的这些高技术兵器中都有密集的应用，美国国会研究处公开说每架F35都需要417公斤的稀土。通过稀土渲染中国威胁论是美国政客的日常表演，一会是美日澳印“稀土联盟”，一会是保护本土产业，一会是要勘测稀土矿产。说句笑言，政客们表演了这么久，我们还让美国以这样的速度生产F35是不是太不配合了？
玩笑归玩笑，了解出口稀土流向，遏制野心家的军备冲动绝非仅出于意气。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强支柱，这样的地位不是用言语能取得的。美国购买稀土疯狂军备，几乎肯定要危害世界和平，也是祖国统一的潜在威胁。 除了军事，许多领域都广泛使用稀土。有可能危害我们安全和产业发展的动向，我们都不能听之任之，至少要密切关注。总之，没必要夸大一时的变化，却要用好地底深藏的宝藏。（来源：科工力量 作者：余鹏鲲）
押宝春天 买房人与房产经纪眼中的2022楼市
【研究员】：wh
年初市场转暖，随即“三条红线”出台；年中部分城市调控政策升级，“金九银十”不再；深秋，行业债务流动性危机与土拍遇冷相伴而行，房地产税试点方案出台；年底，终于迎来了政策暖风……2021年，房地产行业潮起，潮又落，风来，风又去。
【博览财经特稿】许多人也许猜到2021年的房地产行业故事的如何开始，如何结尾，但却没有猜中这故事超出预期的，跌宕起伏的情节。 年初市场转暖，随即“三条红线”出台；年中部分城市调控政策升级，“金九银十”不再；深秋，行业债务流动性危机与土拍遇冷相伴而行，房地产税试点方案出台；年底，终于迎来了政策暖风……2021年，房地产行业潮起，潮又落，风来，风又去。 试问，万千挣扎向前的买房人，2022年谁还愿与房贷同生死，共进退？90度地产与身边的买房人、房产经纪聊了聊他们眼中的2022楼市。 押宝明年的春天 去年上半年，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2021年上半年，深圳市实名登记的地产中介从业人员呈下滑趋势。截至6月底，深圳实名登记的地产中介人员数量同比下滑11.8%。 年关时从市场消息获悉，早在11月，深圳房地产中介市场上就流出一股异常的暖风，因为许多房地产中介的门店居然开始逆势招人了。而且，许多中介公司对学历的要求悄然改变，从“本科学历”放宽到“专科、本科学历”。 成都一链家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确实只招本科学历的员工，但现在放出来一些专科名额，这主要是看公司当下对人员的需求量来调整。” “门店一直都在招人，但是招人也不好招。”深圳一房产中介招聘部工作人员透露。随着楼市行情低迷，不少房产中介出逃、转行，人员大量流失，这或许是中介公司选择持续扩招的底层原因。 但也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也源自于中介对于2022年上半年市场行情表现出的乐观态度，有中介公司认为，在开春之后的2、3月或许是楼市有信心能够走向回暖的月份。 如果在春节后再开始选择招聘，新职工加上岗位培训、工作熟悉等所需时间，也只能到5月开始进行服务。所以，中介公司选择在12月开始储备人才，大概率是为了押宝2022年的3月。 而且据市场消息显示，太平洋中介虽然没有明显的招募计划，但是在12月也悄悄地调整他们的薪资发放方式。 9个月内转正的员工之前会调整为无底薪的3000元基础工资模式，现在为了留人，保留了7000~8000元的底薪，而且工资内800元的房补，以前是三个月发放一次，现在也是每个月稳定的发放。 耐心等待的一二线 反观一二线城市，许多购房者却仍对楼市保持着，做好准备，耐心等待的态度。 这是小宇来到北京的第10年。在北京的这几年，他工作换了3份，搬了6次家，从西城到朝阳，从朝阳到通州。 16年房价暴涨时，初入职场的小宇算是错过了最佳购房时机的“北漂”之一。此后北京房价一路走高，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他望而兴叹的地步。 但从2021年北京土拍情况看，远郊区的刚需地块反而更受欢迎，小宇预测，2022 年北京的刚需或许会有更多选择。他说：“虽然已经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期，但我也想踩中其中一个小节点，还是想在大城市里生根发芽。” 从数据来看，根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也证明，一线城市的受访者中，有43％的受访者购房意愿强于上个月，置业情绪有所好转。 在城市的房价层面，一线城市韧性较强，收入渠道的多样使得居民购买力相对充裕，成交占比波动上行。克尔瑞地产研究院报告显示，一线城市房价同比增速仍保持高位但较年内高点已有显著回落，11月末增速4.8%较前期小幅回落。 二线城市则呈现出平稳态势，占比基本在50%左右波动，城市内部分化加剧，涨多跌少，以厦门、杭州、南京、福州为典型的东南沿海城市，涨幅均在30%及以上。二三线城市同比增速较上季度加速回落，增速分别为3.3%和1.4%，二线城市同比增速较三四线城市更为坚挺。 “2022年的楼市大概率会在上半年延续2021年下半年的低迷走势，下半年开始回暖。因此，对买房人来说，2022年一季度、二季度大概率是买房的好时机。”北京一房产中介表达了他对2022年北京楼市的分析。 风声鹤唳的三四线 回归到城市本身，楼丝冷暖却似乎各不相同。对比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的购房者对于购房置业却似乎更有信心。 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城市居民的置业意愿调查”报告显示，11月，各能级城市的受访者有购房计划的占比均出现了下降，其中一线下降8％，降幅最大，县城下降3％，降幅最小。 显然，小城市的置业者对房价的敏感度不如一线城市，但三四线城市的楼市成交量却与人们的置业意愿相背而行。 据克尔瑞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房地产总结与展望：一线领涨而三四线加速下行｜城市篇》报告显示，广大三四线城市回调加剧，跌多涨少，尤其是步入2021年下半年以来，市场一再探底，11月当月成交占比仅为40%，11月末同比增速较70城平均增速再降1pts。 而部分河南、山西、山东等中部三四线已然出现了首付分期、降价折扣等营销手段齐上依旧难以拉动成交的情况，居民购买力透支已是不争的事实，未来市场的成交表现难言乐观。 购房者置业情绪持续下滑，不少三四线城市打出“限跌令+红包雨”的组合拳。自2021年8月岳阳打响年内“限跌令”的“第一枪”后，5个月时间里，惠州、桂林、唐山、江阴、鄂州、张家口、株洲、永州、聊城等城市纷纷跟进，其中还有昆明、沈阳、等二线城市。 此外，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近一个月来，包括桂林、晋江、呼和浩特、重庆璧山和万州等在内的20多个城市，都拿出真金白银，稳定当地房地产市场。如11月8日，河南新乡发布消息，凡在2021年11月8日至2021年12月20日缴纳商品房契税，且符合补贴范围的，按照缴纳契税总额的20%给予补贴。 但“限跌令”效果不如人意，“红包雨”补贴购房政策似乎也并未激起多少浪花…… 离新乡不远的周口市买房的小宋表示，我在周口买的房子，三年后交房，现在却已经在开始降价了，但是也无所谓，主要是自己住嘛。2022不买房，不折腾了。现在买房是最考验一个人认知的时候了。楼市里面各种真假消息太多了。很多你看着是真的消息，也许只是炒房客放出来为了卖房套现的消息。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对刚需客而言，期待房价大幅下跌是不现实的事情，因为楼市调控的目标是稳。而对投资人来说，热点城市、热点区域依然是选择的重要依据，但即便是热点城市，也要放弃买入后会大涨的想法，在安排买房计划的时候，不妨更从容一些。 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曦认为，楼市预期和信心对房地产市场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好的预期和信心，会导致市场陷入一个持续下滑的死循环。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则直言，房价大涨会放大金融风险，而房价断崖式下跌同样不是稳定，也会影响波及金融系统。（来源：90度地产（ID；dc90du） 作者：蒲莎莎）
社会透视
有的崩塌来得迅速又猛烈 2021经历大起大落的行业有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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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在线教育的变局，会来得这么彻底。毕竟在2021年初，巨头还在疯狂抢人。2月初，字节跳动教育曾向外界宣布，未来4个月将面向社会招聘1万人。行业巨头也在高薪挖人，根据高途在郑州发布的招聘公告，高途的辅导老师月薪高达15K-20K。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在线教育、社区团购、共享充电宝、加密货币、电子烟……这一年经历大起大落的行业，有点多。 年初还在大肆扩张的教育行业，随着“双减”政策的正式发布，近万亿的市场轰然倒塌。上半年打得火热的社区团购赛道，下半年迎来了裁员倒闭潮。共享充电宝的生意，从“真香”到“不香”，不过一个季度的时间。还有野蛮生长的币圈，有人抱着暴富的念头陷入狂热的赌局中，在一系列雷霆打击之下，这个圈子在国内已无处遁形。 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有的崩塌来得迅速又猛烈，上百万从业者受波及；有的溃败早已有迹可循，最终一地鸡毛也在预料之中；有的还在持续烧钱中，没有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算是胜利者；还有的已经被资本判定，无论亏损还是盈利，注定只是难以翻身的小生意。回顾2021年的潮起潮落，以期探讨背后的资本启示。 风口是怎么消失的？ 1、在线教育，上百万人大撤退。 谁也没有想到，在线教育的变局，会来得这么彻底。毕竟在2021年初，巨头还在疯狂抢人。2月初，字节跳动教育曾向外界宣布，未来4个月将面向社会招聘1万人。行业巨头也在高薪挖人，根据高途在郑州发布的招聘公告，高途的辅导老师月薪高达15K-20K。 转折点出现在3月下旬，监管传闻出现，在5月，“双减”意见通过、“三不传言”（假期不许开课、培训机构不许上市、不许打广告）传开，行业迅速降温。直至7月24日，“双减”政策正式发布，靴子落地，在线教育开启了上百万人的大撤退，从教育行业巨头到互联网大厂，无一幸免。 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曾略带悲情的说，“我们的公司配不上我们的高管和干部了。”高途发出公开信，创始人陈向东表示，再次走到存亡边缘，不得不作出艰难抉择。 裁员、转型成为这个近万亿市场的关键词。从业人员方面，全国各地的教育机构达70万家，受波及的教培行业从业者数量达上百万。拉勾招聘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自2021年5月起，处于“已离职，可快速到岗”的在线教育员工比例高达98.5%。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9月，新东方的一名高管表示，到年底裁员人数将超过4万人。高途全国13个地方中心，在8月1日前完全关闭，只留下郑州、武汉、成都三个辅导老师中心。8月，字节跳动教育旗下瓜瓜龙8000人辅导老师团队一半被裁撤，GOGOKID、清北网校、你拍一等停止运营，到11月，已彻底放弃中小学业务。 有网友回忆裁员时的情景，周二还在上班，晚上突然收到了周三中午聚餐的消息，他知道这就是散伙饭，当时主要的大部门只留下了20%员工，全部是老员工+孕期哺乳期员工。 王珂是腾讯CSIG在线教育部旗下教育品牌开心鼠员工，这曾是公司内部重点教育项目，她表示，即便身在大厂，苦撑4个月后，11月还是没能逃过被裁命运。裁员当天，他们去喝了一顿大酒，平时工作很努力的几位同事，见到熟悉的人就开始哭。 张挺是字节跳动教育的大班课主讲老师。现在他所在的区域，只剩下带课的长期班主讲老师，以及辅导老师，因为秋季课还没有完结，还在正常上课，但他知道，这样的日子熬不了多久，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等待着被裁的那一天。 在线教育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泡沫褪去以后，一些从业者和投资人也开始了反思。在线教育的轰然倒塌，并不能全部归结为外部环境。 赵然在教培机构工作了12年，曾是某头部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经历过行业巅峰时期的疯狂。2020年，在疫情助推之下，他所在公司的辅导老师团队从2018年的5000人扩张到3万人，工作时间也从“早10晚6”，变成了“早10晚10”，他被卷入了激烈的竞争里。 他承认，为了劝说家长报课和续费，说过很多违心的话。比如，“续费时会对家长说，你不续费，就是给孩子培养竞争对手，故意制造危机感。有的老师不是985高校毕业，会说是985；只有5年工作经验，会说是10年，”据他观察，其实近半学生来上课后没有提分效果，但不使用这类话术，家长是不会报课的。 一位投资人表示，从2014年到2021年，从外语培训、1对1再到1对多，教育行业陷入互联网行业的打法里，比拼的是谁的融资快，谁的品牌能力强，谁能将竞争对手“烧”死，谁就是胜利者。这套打法讲究“唯快不破”，但教育行业对老师、对教研课程有要求，快不了，这两者本质上就是冲突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冲突和变形，这一次大改革被视为行业回归教育初心。只是“整个行业的调整，超越了所有人的预计”，上述投资人表示。 如今，好未来、新东方、高途三家头部K12巨头的市值，从最高时的超1300亿美金，到12月24日只剩66.05亿美金，蒸发超过94.9%。如今，它们开启了转型，涌向素质教育、成人职业教育和教育信息化方向。 高途瞄准成人教育和高中学科培训，好未来押注素质教育，在12月20日，还宣布发力toB业务“美校”，主打为教育行业提供完整的直播、教研、AI系统解决方案。在积极自救的新东方，早在8月初就成立了素质教育成长中心，到了11月，创始人俞敏洪还在直播间中提到，新东方未来计划成立大型农业平台，他将和几百位老师通过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 四季更替，顺问冬安。12月22日，好未来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告别会，高层集体出席。在最后，创始人张邦鑫以一首词作为结尾，“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为曾经的K9业务画上了悲情又体面的句号。在线教育的惨烈厮杀，落幕了。 2、币圈梦醒时分，从一夜暴富到一地鸡毛。 相比于其他赛道，币圈的起伏来得更加猛烈，也更加彻底。今年2月以来，加密货币迎来牛市，越来越多带着暴富美梦的人，加入这场赌局中。币圈人士邓树回忆，那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星辰大海”，稍微提出一点质疑或者看空的言论，就会被人嘲笑。 5月18日晚，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公告对虚拟货币明确定性：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5月19日，币圈上演黑色一幕。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比特币大跌30%，一度逼近3万美元，以太坊一度跌46%，OKB一度跌56%。根据币Coin数据，24小时之内，市场爆仓额约59.2亿美元（约380亿人民币），爆仓人数近48万人。币圈人士魏书玉是这场暴跌的亲历者，一晚上亏去了一半，换算下来是近10万人民币。 监管还在持续。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进一步要求，“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6月21日，央行就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问题约谈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9月下旬，多部门发文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邓树表示，此前中国的矿场掌握着超过50%的算力，监管之下，整个行业在国内已经不复存在，还想继续的玩家，要么出境继续搭建矿场，要么就彻底退出挖矿行业。同时，还有大大小小的加密市场相关信息网站，都已经关停或出海。 在9月下旬的通知发出后，BitMart、火币等交易所就宣布停止中国大陆地区新用户注册，同时清退存量用户。另一大交易平台币安，也发布公告表示，币安将对平台用户进行清查，若平台发现中国大陆地区用户，则其对应账户将切换至“只允许提现”模式，用户将只能进行提现、撤单、赎回、平仓操作。 这之后，魏书玉表示，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会借用外国人的身份信息开设账号。但由此诞生了新的诈骗手段，最近几天有人冒充交易所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表示他的账户被封，需要提供账号密码解封。 回顾币圈这一年的经历，邓树表示，当圈子里流传着暴富的故事，人们都抱着财务自由的心态跟风而来时，疯狂的阶段就来了，离散场也不远了。 他经历过2020年3月12日因疫情引发的全球市场大震荡。当时比特币遭血洗，创五年来最大单日跌幅，24小时跌幅超40%。他看着交易平台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和手机不断推送的市场爆仓数据，“当时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流动性危机，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市场的问题。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对比于传统金融市场，还是停留在炒作层面。” 如今，虚拟货币的投资风口期不再，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人们，也该醒醒了。 再坚持一下？ 1、社区团购，从烧钱到暗中较劲。 今年初还打得火热的社区团购，下半年迎来大转折。2020年，受疫情影响，用户对生鲜到家需求暴涨，互联网巨头和创业公司，都聚集在社区团购赛道里“贴身肉搏”。这一势头延续到今年上半年，企查查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5月，社区团购发生8起融资，披露总金额超262亿元，创历史新高，2020年全年披露的融资金额，还是171.7亿元。 其中，老牌玩家兴盛优选年内两次融资，融资金额31亿美元；早早被阿里盯上的十荟团，获得7.5亿美元融资，二者的合计金额占全赛道的95%以上。 但到了下半年，社区团购赛道的多家明星创业公司陆续陷入危机，烧不起钱了。7月7日，同程生活母公司苏州鲜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因经营不善无法摆脱经营困境，公司决定申请破产。就在一天前，同程生活CEO何鹏宇还发布了一封内部信，表示要作出战略调整。 8月21日，十荟团宣布关停全国21个城市圈的业务，专注两湖、江西等核心区域，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十荟团将撤出核心阵地湖南。另一老牌玩家食享会，转型做社区零食便利店项目“爱零食”，原来的小程序和官网无法打开。 被裁的一名十荟团前业务负责人刘杰回忆，他没想到裁员来得这么快。7月初，公司做了一次组织架构调整，把全国的大区压缩成5个，对应的领导也压缩为5位。8月，第一波裁员开始。他所在的部门全被裁，起初只留下了他一个负责人，他上午还在为手下员工争取裁员利益，到下午，HR通知他，连他也被裁了。现在，据他了解，武汉的员工12月只发了1000元工资。 此前积极押注社区团购的大厂，也开始收缩。9月，滴滴旗下的橙心优选被曝出大规模收缩。根据媒体报道，有橙心优选相关人士提到，9月中旬会是一个节点，橙心优选会进行全国分批次收缩，第一批关掉现有60%的城市业务。有接近滴滴的知情人士表示，橙心优选在全国范围内共有约8000名员工，他们可以选择继续留在橙心优选，也可以转岗去其他部门，若都不愿意，则按照N+1进行离职赔偿。 如今，社区团购的战场已经格局大变。一名行业人士介绍，后入局的多多买菜、美团优选位列第一梯队，盒马集市、兴盛优选、十荟团、橙心优选位列第二梯队。大家不再不计成本的烧钱补贴抢占市场，转而比拼供应链和精细化运营，谁能坚持到最后，目前还难见分晓。 尽管被裁，刘杰仍旧看好这一赛道。他认为，社区团购的预售可以解决库存问题，次日达能解决时效问题，特别是对于下沉市场的用户来说，是相对平价的方式。 上海财经大学电商研究所所长崔丽丽表示，这是类似于StoBtoC的模式，需要通过团长触达消费者。刘杰也提到，“团长完成了最后1公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他举例，太原是十荟团最先撤的据点之一，当时取消了团长，整体收到的现金流垮了70%。 吸引团长的，是供应链以及SKU（库存量单位）。这导致“这一行拼到最后，是拼供应链”，刘杰表示。崔丽丽也提到，终端需求在倒逼源头的生产。 这正是这一赛道难的地方。“懂互联网逻辑，不代表懂农业的逻辑，不像打车业务，通过一年左右的烧钱就能分出胜负，社区团购很难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这是长周期、高投入的行业”，崔丽丽表示。据她观察，社区团购已经往社区电商转变，“团”的特征不再明显，更像是基于地理位置的自提形态。这场战争，还要持续烧下去。 2、共享充电宝，躺赚的时代已经过去。 共享充电宝这门生意，曾经让市场刮目相看。在头部玩家怪兽充电的招股书里，其2019年、2020年营收分别为20.22亿元、28.09亿元，净利润两年超2亿元。 在共享经济一地鸡毛的时候，人们意外发现，这个之前被不看好的行业，已经跑通了模式，甚至还有些“暴利”。 共享充电宝创业者程程是上游的充电宝产品供应方，他表示，这个行业回本周期不长，一个有10个充电宝的柜子，总成本在800元到1000元左右，1台充电宝1个月收益10元钱，一个月就是300元，3个月就是900元，就能回本。如果算上给商家一半的分成利润，6个月左右回本。即便是买家租借忘还，一个充电宝成本在50左右，扣款99元，也能有收益。 但乐观的行情并没有维持多久。怪兽充电目前总市值3.22亿美元，距离上市时的21亿美元，已经跌去84.6%。早在4月30日就递交了招股书的小电科技，其2020年净亏损1.04亿元。到了2021年Q3，怪兽充电的财报显示，连续五季度盈利的纪录被打破，净亏损7940万元。它把原因归结为疫情，线下客流量和支出下降，其定点合作伙伴的流量下降。 程程提到，今年10月以来，来咨询充电宝产品的客户量明显下降，“减少了近一半，就看过完年会不会好一些”。在他看来，行业已经迈过了技术门槛，稳定性提升，故障率降低，租借不需要扣除押金，但行业面临的问题是，入门门槛低，没有技术壁垒，变现模式单一。 他提到，目前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想做共享充电宝的人，只要掌握片区线下的商家点位，可以使用OEM（代工）的方式，找厂家贴一个自己的品牌，开始生意。单从他们那里拿过货的充电宝品牌，就“有几十个”。 这是因为，点位在TOC上占据极重要的位置。消费者并不是冲着品牌来租借充电宝，而是在需要用充电宝时，在附近能找到的地方就近租借。这让商家成为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 程程提到，2018年，共享充电宝还没有普及时，商家会主动让厂家投放。但到了2020年，市场竞争激烈，为了能够争抢到商家，不得不给出更高的分成比例。“商家分成要拿50%以上，代理商拿40%左右，品牌方大概只有5%-10%”，他说，这导致市场运营成本陡增，充电宝开始涨价，但仍然难以覆盖投入。 另一位行业人士提到，为了能够拿下商家，行业出现了恶行竞争，有代理商会甚至承诺给商家80%的分成，但会在数据上作假，“可能分成有100元，但最终给到商家的只有20元”。类似的乱象，也在损害行业的正常发展。 以前各大品牌做直营，自己建立团队铺放设备，但竞争加剧之下，即便投放了设备也很难维护住网点，容易被当地有资源优势的人挤占。现在，品牌纷纷开放代理商模式，抢占在地方有优势的代理商，拿到网点资源。 但对于代理商而言，目前各大品牌充电宝并没有大的技术门槛和产品差别，“行业代理商换来换去，手里有四五个品牌，就看谁家给的福利政策好”，程程表示。 门槛建立不起来，亏损之下，共享充电宝也开始探索新业务。怪兽充电先探索了广告变现业务，还在今年年初推出了白酒“开欢”，创始人蔡光渊曾表示，要利用线下点位资源，将白酒作为公司第二增长曲线的尝试。竹芒科技瞄准智能硬件设备方向，COO伍艳华曾透露，竹芒已在部分区域试点口罩机、无人零售、AED体外除颤仪一体机等智能硬件产品。小电科技则盯上了toB数字营销服务。 不过，新赛道并不好抢食。在怪兽充电Q3财报里，其广告业务营收720万，占比还不到1%。 在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看来，只要手机电池续航能力还没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共享充电宝都有市场，只是这个赛道很难通过规模效应把其他家吃掉，竞争会比较残酷。 “市场永远在这里，就看是谁的市场”，程程表示。 3、倒下的风口，不变的启示。 回顾2021年，除了以上行业，低度酒、共享衣橱、电子烟、轻食等赛道，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她经济”之下，低度酒赛道在今年短暂起飞，近半年有多家相关新品牌，成功获得融资，据不完全统计，仅仅9月一个月，就有8起融资发生。但资本大举进入，大量新品牌涌现，数量拥挤，产品同质，烧钱到现在，还鲜少有新兴品牌打出品牌效应，成功冒头。 8月15日，共享衣橱赛道头部玩家衣二三结束运营。根据IT桔子数据，衣二三完成过6轮融资，融资总金额约7.38亿元左右，投资方不乏阿里巴巴、红杉中国等知名资本的身影。因市场受众小，租赁模式成本高等问题，衣二三告别市场。它的倒下，也让共享衣橱模式被打上了更大的问号。 11月26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公布，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尽管产业被预留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电子烟企业并不好过。不少电子烟企业倒在了黎明前，有电子烟品牌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牌照还没有颁发，还没有工厂敢大规模批量生产。 12月18日，一则网红餐厅“新元素”破产清算的通知在网络上流传。通知称，新元素因疫情原因，门店经营遭受严重影响，目前已经处在严重经营亏损和陷入资金链断裂状态，进入破产清算流程。新元素诞生于2002年，被称为轻食界的鼻祖，巅峰时期，在全国拥有约50家连锁门店，但最终没能够撑过2021年。 这些风口为什么倒下？ 有的因为模式没跑通，有的因为竞争太激烈，有的因为没有行业壁垒，复盘起来，以结果倒推原因，各有各的缘由。但一系列风口倒下，一个肯定有借鉴性的启示是，无论哪种模式，最终都要回归到商业的常识。 一位教育行业的投资人感叹，在线教育这个赛道一直都没有理性过，“其实追风口没错，只是不论什么模式，一切还是要回归本质，即给用户带来了什么好的产品，为社会带来了什么好的改变。不论是在风口上，还是低谷期，只要不离开这两点，都还是有机会的。” 在王超看来，不论是哪个赛道的发展曲线，都有资本的身影，有的风口会退却，有的风口会变为一个行业，“资本不存在贪婪还是善意，它就是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大环境上，互联网擅长的竞争模式，先打价格战圈地，凭借雄厚的资金“烧”死竞争者，再提升价格的打法，在抵制恶意价格战、反垄断法监管之下，已经行不通了。 在线教育的轰然崩塌是一次警醒，而资本的逐利故事，还将继续上演。只是，在这样的大起大落之中，除了泡沫的褪去，还有一群生活被打乱的普通人。 一位教培从业者从北京回到了西安，他感叹，“把行业红利当做自己的能力，比把平台当做自己的能力，还要可怕。”他认识的两位985硕士毕业的主讲老师，在行业高峰期时一年能挣100万，在北京购买了价值1000万的房子，但形势变化太快，两人在下半年被裁员，还不起房贷，只好卖房离开北京。 另一位社区团购行业人士提到，今年上半年刚被高薪聘请到业内的某头部公司，下半年就被裁员。他已经待业4个月，还在思考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还有一些刚毕业，曾被热门赛道争抢，但又被裁员的应届生，直到现在，还在平复着自己的心境。 风口的起起落落，发生在2021年，也会发生在其他年份。身处其中的人们，怎样时刻保持清醒，是一门长久的功课。（来源：深燃（shenrancaijing） 作者：深燃团队李秋涵 编辑：魏佳）（文中除王超、崔丽丽外均为化名）
时代变迁与小人物命运紧密相连 公司还在而行业熄火了
【研究员】：wh
对于90后小伙杨涛来说，这样的局面已是“轻车熟路”了。“很多人说没见过教培这样惨烈到‘团灭’的行业，那是他们没有经历过P2P的爆雷潮，教培最后还可以体面地退出，P2P很多高管现在都身陷囹圄。”进入教培前，杨涛先后入职过一家p2p公司和私募基金机构。
【博览财经特稿】复盘2021年，我们见证了教培的惨烈、房地产的至暗时刻、大厂的焦虑……也有新能源的崛起、矿的疯狂…… 新年到前，我们记录了多位行业从业者的2021，窥一斑而知全豹，时代的变迁与小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希望他们的心路历程，给还在徘徊、焦虑的你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不管这一年得失几何？都随着日历的一页页撕去，翻篇吧！ 2021教培行业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2月22日念完《水调歌头》里的名句后，学而思创始人张邦鑫朝着镜头鞠了一躬：“大家保重。” 悲情的气氛从线上弥漫到线下。一位家长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在上学而思的最后一节直播课时，老师哭了，孩子也跟着哭。作为母亲的她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幕，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张邦鑫在直播中提到，“双减”是学而思的18周岁的成年“礼物”。这场直播，也被视为学而思的“体面告别”。 时间再往前推2个月，10月9日，300套来自新东方的桌椅长途流转330公里，来到一所名叫河南省信阳市宋湾小学的民办小学。大半个月里，这些流向各地乡村小学课桌椅共计7万余套。这是另一个教培巨头新东方的体面退场。 这一年是教培行业的“告别元年”，也是一大批教培从业者们的人生转折点，很多人开始学着应对风险的社会第一课。 对于90后小伙杨涛来说，这样的局面已是“轻车熟路”了。“很多人说没见过教培这样惨烈到‘团灭’的行业，那是他们没有经历过P2P的爆雷潮，教培最后还可以体面地退出，P2P很多高管现在都身陷囹圄。”进入教培前，杨涛先后入职过一家p2p公司和私募基金机构。这两家公司的发展轨迹出奇一致，先是野蛮生长、资本下场、无序扩张，监管出手后就爆雷了。 杨涛调侃说，他的岗位是公关，他能防范住舆情风险，却抵挡不了行业系统风险。一个人不会两次都跳进同一条河，他在同样的地方跌倒了三四次。以至于最近，他再次履新后，朋友调侃他：“企业百草枯，老板鬼见愁”。 被戏称为“行业冥灯”的他也倍感委屈：“刚进入这几个行业，每一次我都觉得能够长期发展。” 2015年，是属于p2p疯狂发展的高光年代，杨涛在深圳加入了一家做个人借贷的公司。当时，“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政策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站上了风口，杨涛也颇为自豪，跟朋友说起这个行业时都是自带光环。对于风口上的新兴行业往往最难判断，初涉职场的杨涛也没想太多，“管它是好是坏，先让它跑一跑。”没过几年，p2p公司爆雷消息频出，随后p2p被监管“一刀切”叫停，留下一地鸡毛。 蹚过P2P的雷后，杨涛总结了一条，做金融有牌照很重要。他注意到那些在p2p或者其他渠道盈利的人，都有很强的理财需求。这些人不敢轻易进入股市，又不满意公募基金较低的收益。这时候，私募基金成了他们的第三个选择，关键是私募基金都是持牌经营。 2018年，他加入了一家私募基金公司。入职后不久，他就发现风口行业背后，内部管理、基金经理操盘都相当混乱。果不其然，2020年，一批私募基金公司接连爆雷，他所在的公司也未能幸免，破产倒闭。 2020年上半年，心灰意冷的他还曾短暂加入一家财经媒体参与经营，“这次应该安全了吧。”但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入职不久，那家媒体因为一篇报道引来争议，很多企业暂停了广告投放，虽然隔了大半年，证明当时报道没有问题，但此时杨涛早已离开了。 他顺应教培行业兴起的风口，进入了一家教培机构。2020年9月，他入职时正赶上了教培行业所剩无多的高光时刻。淘宝教育发布了《暑期在线教育创新势力榜》，一批最受关注的K12机构在电商平台售出课程的整体增长超过300%，多家在线教育公司也在这一年完成了10多亿美元的融资，这样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的IPO。 招聘杨涛，是公司高薪引进外来人才计划的一部分。他所在的团队，从不到10人扩张到25人。杨涛的薪资也比身边的朋友高出20%～30%，属于深圳中高等收入，薪水甚至比他的上级还多。 与杨涛一样，来自山东的李玉也在2020年底，入职了一家头部教培机构，担任k12学科老师。原本，外语专业出身的李玉更想进入外贸行业。直到教培越来越火，李玉发现，身边的朋友要么已经当上教培老师，要么正在应聘的路上。她的择业的意愿慢慢倾向了教培行业。 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线教育品牌猿辅导在央视春晚上亮了相。一位猿辅导的员工表示，当时他激动地指着电视告诉家人：“看，这是我们公司。”骄傲感油然而生。 杨涛也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猿辅导广告，让他对教培行业信心倍增。“以往都是汽车、房企、茅台五粮液冠名的。现在，一个发展没几年的教培公司，打败了白酒、房地产和汽车行业。”他说。 他们都没意识到，这是教培行业的最后高光。 凛冬来了 危机在春节后就很快到来。2021年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2020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其中在线培训服务乱象排名第六。这让负责舆情的杨涛开始警觉起来。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前，杨涛和团队先是帮公司排查风险，铺设正面的稿件，维护与媒体的沟通，也计划好了被点名之后，如何应对舆论风波。 虽然最终3.15期间，教培机构没有被点名，但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一些知名投资机构已经察觉到了凛冬将至时掉落的雪花。景林、高瓴、老虎环球基金等相继抛售或清仓了教培机构的股票。 作为基层教师的吴倩也听到了风声，那阵子，连邻居家的阿姨都在议论，老师不让孩子外出补习，以后都要在学校上课。她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公司正忙着统计kpi考核，准备清退第一批绩效不达标的老师。 杨涛的公司却经历了一次回光返照。618购物节，公司靠着直播卖在线教育的课程，6月份的业绩超过了1亿，创下了公司成立十年来的最高纪录。那时，大家信心满满地预计，618之后就是双11，还会是一个大爆发。公司的庆祝仪式还没来得及举行，7月24日，双减政策出台，靴子落地。“迎头棒喝。”杨涛形容。 公司先是劝退了所有还没转正的实习生，接着裁掉了负责在线一对一教育的外教老师。给员工过节的礼品也取消了，一切开支缩减到最低。 在“双减”落地后的两三个月里，杨涛明白，这个行业，不会再有给自己发挥的空间。他每天到公司，用两三个小时处理完公司，其他时间都用来刷招聘启事。 吴倩也觉得“完了”，她偶然间听说，原本公司发给员工，用于购买商品的“币”，以后将不再发放。不久后，连售货柜都被撤走，每天负责把下午茶送到办公位上的阿姨，也没再出现过。公司开始盘算变卖电脑，询问员工：“有没有喜欢的，我们以内部价格卖给大家。” 等到八月份发工资那天，吴倩和同事们迟迟等不来工资单。有人在工作群里起哄：“干嘛呢，发不起工资？”“要喝西北风了”。群里的领导们并没有回复。接下来的几天，公司里人心涣散。吴倩发现许多同事们在电脑上开始刷招聘广告。
不久之后，和很多人一样，吴倩也等来了裁员的通知。 山东的李玉则是最早主动离开这个行业的一批人。“双减”政策并没有对山东校区产生即时影响。暑假的课已经提前排满，老教师每天都要上一整天课，新教师一天再少也有两三节。 同事们还抱着观望的态度，想再看看暑假之后的情形。只有少部分像李玉这样的老师，认定这个行业已经没有太多发展的空间。 抱团取暖 在社交网络上，离开教培行业的从业者们，用“上岸”来形容找到工作的人。上岸之前，似乎总少不了苦海遨游，甚至挣扎。 杨涛这次找工作也并不顺利。因为此前的几段经历，他到一些大厂面试时频频受挫。有的已经过了二面三面，杨涛证明了自己专业能力匹配，却折在考察个人综合性格的四面。 有一次被拒绝后，杨涛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对方HR告诉他，一两年换一次工作，频率太高，企业忠诚度不够。虽然换工作并不是自己的主观原因，但杨涛还是失去了忠诚度的优势。 即便如此，在公关岗位上的杨涛也知道，自己不在风暴中心，并不是换工作最难的那个群体。最难的是做到总监级别以上的员工。在HR眼里，很多风口行业会把一些能力并不具备的人给抬到总监的位置上。 但享受过行业红利之后，他们往往对工资期待值很高，高不成低不就，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次就是一些K12出身的教研老师，他们的专业技能和领域一下子用不上了。年轻的员工还好，如果30多岁再做转型，会更加困难。杨涛有的同事离职已有两三个月了，还没找到工作，在年前顺利入职的希望也很渺茫。 深圳女孩刘墨在一家成人教育公司，他们公司在“双减”后收到了许多K12教师投来的简历。有的人希望过来后，还能够保持跟以前一样2万的月薪，但公司给不起这样的价钱。同时，hr也发现，很多老师们并不符合公司对于成人教育需求。最后，K12教育出来的人，一个也没有被招上。 虽然成人教育不受“双减”政策影响，但刘墨对教培行业整体失去了信心，她也开始寻求改行的出路。压力最大的时候，她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在手机上刷招聘软件。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是hr是否回复。早上醒来的第一反应也是修改简历，一个版本覆盖一个版本。 一些“K12上岸群”、“教培求职互助群”也开始在网上出现。被裁员之后，吴倩也加入了一个300多人的互助群。有人求职，群里就会分享面试的技巧，互相加油鼓劲。有些人面试失败，也会回来告诉大家如何避坑。 吴倩第一次学着怎么用软件查公司的福利保障和企业的风险，学习跨行面试的沟通技巧。这些从教培行业出走的老师慢慢发现，找到下一份工作的关键点，是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待值。 翻过2021 落差明显存在。吴倩从头部的教培公司，转到了一家艺术培训的小机构，双休也变成了单休。在过去，她至少能拿到七八千的月收入，寒暑假还会更高。但如今，工作时长增加了，收入反而下滑到五六千。 面试时她才发现，原来不是所有公司都会交上六险一金，很多甚至连社保也不提供。小公司不会有丰富的下午茶，更不会有把零食送到工位上的阿姨。 刚开始，吴倩会有种失落感。但她也学会了直面现实。她告诉自己，在风口前，人总容易把平台的溢价当作自己的真实能力。 离开了高速赛道后，工作节奏整体上比以前慢了很多，吴倩也珍惜目前这份轻松舒适的工作。“不内卷”、“没有上下级关系”、“请假不扣钱”，她写下新公司的优点，在网上分享这段求职经历，感慨“小公司也可以很好”。 李玉也改变了对小公司的看法，从教培大厂离开后，她进入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担任运营。在她看来，身边的很多老师找不到工作，不是因为真的没有工作，只是没有符合他们的期待。 有一位同事找不到3万月薪的工作，宁待在教培行业，也不愿意换工作。李玉觉得，教培大厂工作更像是流水线，每个人都是被压制想法的工具人。但在小公司更鼓励员工有自己的创意。下班的界限也更加清晰，没有人会在休息时间讨论工作。 在经历打击之后，有些人奔向稳定。吴倩从没想过，二十来岁就会遭遇人生的第一次失业。接下来，她并不想毫无准备地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她开始考虑发展副业的想法，两手准备。“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时候行业就要垮了，什么工种又要消失了。”刘墨也更加看重行业的稳定性。她对突然走红，资本狂热的行业多了几分戒备。 有的人则选择奔向下一个风口。离开教培之后，杨涛又进入了直播行业。这是他毕业以来一贯的标准——只找风口。在他看来，这些行业对人才的渴求程度高，有很多未知的新挑战。其次，风口行业的收入也比其他工作更高。然而，在本文发布前，直播行业遭遇地震，薇娅因为偷漏税被罚超13亿，京沪粤苏浙接连通告：要求艺人主播等自查，年底前纠正涉税问题 …… 近日，杨涛表示不用担心他：“对我们影响不大，我们主要是给直播提供技术服务工具。”（这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对刘墨来说，2021年的变动，绝非换了一份工作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她还是会想起在教培行业待过的日子。来不及看完的日落，以及无数个加班的凌晨。 深大地铁站有两个下班高峰期，一个是下午六七点钟，还有一个是晚上十点往后。打车也绝非易事。刘墨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晚上11:58分，她叫了一辆网约车，打车软件弹出排队“第848位，还需等待2小时以上”的提醒。 刘墨觉得有些荒谬。深圳教培行业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辅导那些在“鸡娃”环境下长大的学生，这批学生毕业了，又到一样内卷的大厂里头去工作；买成人职业教育的学员，用尽休息时间学习，也只是为了能进入大厂，或者不被大厂淘汰。 仿佛一条产业链，源源不断地生产着焦虑不安、疯狂内卷的人生样本。刘墨说，即使教培没有变天，她也会庆幸逃离了这个行业。2021年终于翻篇，她也告别了对生活意义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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