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分析
未尽的任务 未来将对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继续“拆弹”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业资产占比超过九成，银行稳则金融稳。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显示，截至2022年二季度，高风险的金融机构为366家，其中，13%的城商行（共计125家）为高风险机构，高风险的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分别为217家和118家。整体看，大型银行运营较好，少数中小金融机构存在一定风险。
某资深监管人士者表示，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前几年一些地方名义上高风险机构下降了，但实现方式是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2022年初发现后，要求数据还原，所以有一些又变回高风险机构。”。
上述人士还称，上述数据统计截至日期是2022年上半年，经过2022年一年压实责任、真实化险整改，2022年底高风险机构又下降了一些。预计2023年底高风险机构的数量和总资产占比还会进一步下降。
将时间进一步拉长，有一些中小银行的风险已经陆续出清，锦州银行、恒丰银行、包商银行等也得到了相应的救助或处置，四川、河南、山西的城商行合并也已完成。还有多地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改革在继续推进。相较于城商行和农商行改革已经形成系统性思路，村镇银行当下的改革方案正在完善。
另一位国际评级机构分析师也表示，通过观察中国银行业十余年，我不担心国有大行的风险，对中小银行的整体经营也有信心，虽然少部分中小银行存在一些问题，但不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显示，2022年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对439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银行机构以及非银机构）开展金融机构评级，从评级结果看，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稳健，风险总体可控。
如何界定为高风险机构？这要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评级框架说起。中国人民银行为完善宏观审慎框架，对包括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商业银行、农合行、农信社等银行机构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进行评级。
数理模型采用国际及国内评级机构普遍使用的回归模型，目前选取全国3541家银行的数据为建模样本，采集2010年—2016年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单变量及多变量回归分析等方法，在140多项指标中筛选出能显著识别风险的指标，从资本状况、资产质量、预期损失抵补能力、盈利能力、运营效率和经营规模等方面客观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和风险状况。
中国人民银行将评级结果按风险由低到高划分为11级，分别为1级-10级和D级，D级表示机构已倒闭、被接管或撤销。其中，评级结果1级-5级为“绿区”、6级-7级为“黄区”，“绿区”和“黄区”机构可视为在安全边界内；评级结果8级-D级为“红区”，表示机构处于高风险状态。
就规模看，上述“红区”机构（表示机构处于高风险状态）为366家，资产规模为5.61万亿元，占比为1.55%。与之前相比，截至2022年二季度，高风险中小银行增加了大概50家。《2021年四季度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128家城商行中有大概10%的机构为高风险机构，2161家农合机构（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高风险机构数量为186家，1649家高风险村镇银行的数量是103家。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还显示，绝大多数省份存量风险已压降，区域金融生态得到优化。福建、贵州、湖南、江苏、江西、上海、浙江、重庆辖内无高风险机构；广东、安徽、北京等省市“绿区”机构占比均超过60%；15个省市辖内高风险机构维持在个位数水平。
风险机构图谱
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资产质量变好。“国有银行风险资产暴露程度更加彻底，经济恢复背景下实现轻装上阵，资产质量有望继续优化。股份制银行风控水平弱于国有银行，但其全国性经营优势仍可分散其信贷资产组合，降低单一区域和行业变化对整体资产质量的影响，对其资产质量展望为稳定。”惠誉博华发布《2023年银行业分析与展望》报告称。
在已经公布不良率的100家左右城商行中，2022年末有多家城商行的不良率较高。例如辽沈银行不良率为4.67%，蒙商银行不良率为3.51%，曲靖市商业银行不良率为3.26%，盛京银行不良率为3.22%，张家口银行不良率为3.00%。
不过，高风险的城商行不一定完全存在于上述不良率较高的城商行之中。例如，上述辽沈银行、蒙商银行是高风险城商行处置后的产物，由其他多家基础行或旧包商银行改制而成，均成立时间不长，其较高的不良率与历史包袱有关。
农合机构也是中小行高风险的易发地。中国人民银行称，2158家农合机构高风险机构数量为217家。
例如鞍山农商行2021年的不良率为25.10%、灯塔农商行不良率为21.54%，辽东农商行的不良率为11.52%，凤台农商行不良率为9.62%等。
不过，Wind（万得）显示，有38家农信社披露了2021年末的财务数据，阿坝州农信社不良率最高为7.91%，不良率在2%以上的有9家，罗源县农信社不良率最低为0.75%。
相较于其他类型银行，村镇银行出现时间较短。2006年12月，为解决农村区域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原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体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 吉林、湖北等地设立村镇银行。
近年来，村镇银行业务增速趋缓、经营表现分化，部分村镇银行资产质量压力逐步显现，甚至出现亏损。2021年，监管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快村镇银行补充资本、强化风险处置。
企业预警通显示，目前，大概有350多家村镇银行披露2022年末的有关数据，有42家村镇银行出现亏损，94%以上的村镇银行净利润不足1亿元。其中广元贵商村镇银行在2022年亏损了0.95亿元，位居首位。
不过，相较于国有大行较为严格执行监管要求，一些中小银行资产分类不准确，资产质量不实。例如，近几年来，村镇银行贷款风险逐渐凝聚，有的村镇银行贷款长期存在大量逾期不良贷款，有的将风险贷款采取转贷方式在正常贷款反映。
早在2021年末，一位接近监管人士表示，将夯实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促使审计署加强对中小银行不良的审核力度。
不过，另外一些中小银行，甚至村镇银行成长性依然较高。农信系统中，优异者为由浙江农信改制为的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浙江农商银行系统下辖82家县（市、区）农商银行、农信联社，到2022年3月末，全系统各项存款余额3380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5838亿元，系统内不良贷款率为0.81%，拨备覆盖率509%。
以城商行中较为特色的泰隆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为例，共13家，主要分布在浙江、湖北、福建、广东、河南、陕西等省份。其中，2017年-2018年，泰隆银行在福建省（政和县、福清市、长乐区、龙海区）、广东省（四会市、英德市）发起设立6家泰隆村镇银行，成立后不久就具备盈利能力。
风险化解之道
除已经出过险的锦州银行、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其他高风险的中小银行分布何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显示，19个省市辖内高风险机构维持在个位数水平。但辽宁、甘肃、内蒙古、河南、山西、吉林、黑龙江等省份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多。
就过往看，当下绝大部分高风险银行的根源来自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例如，从1998年开始，“明天系”陆续通过增资扩股和受让股权等方式不断提高其在包商银行的股权占比，截至2019年5月末，已有35户“明天系”企业共持有42.23亿股，占全部股份的89.27%。
“包商银行的经营失败反映出其内部的公司治理失效、不良企业文化、激进经营战略，以及外部的监管俘获，都是滋生风险的不良土壤。”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上述《审计报告》也同样显示，中小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薄弱，外部监管不到位。一是内部治理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审计的23家中小银行和20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普遍存在治理结构不完善、治理制度不健全、监督制衡机制失效的问题，主要是董事会和经理层职责模糊，监事会职责悬空或走偏；内控合规形同虚设，授信管理、贷款“三查”等核心业务制度和内控流程缺失或执行不严。
2022年5月，原中国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一批市场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被果断查处，一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违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其中一部分就是“监守自盗”的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2021年以来，金融风险重灾区的辽宁，已对63名中小银行“一把手”采取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
“规范公司治理、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成为中小银行的急需补齐的任务。中国人民银行还称，要加强地方党委对中小银行党的领导，强化纪检监察等监督作用。要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其股东的教育和行为约束，强化守法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督促股东依法依规行使权利，承担股东责任。要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和程序，增强公司治理实效。
在处置风险后，尽管部分中小银行（例如恒丰银行、四川银行）逐步走向正轨，但依然有一些合并后的银行面临着亏损和不良率高企等问题。例如截至2022年末，辽沈银行营业收入为-17.31亿元，净利润亏损29.32亿元，不良贷款率4.67%。
辽阳农商行已经连续多年未公布年报。截至2019年末，辽阳农商行资产总额1575.06亿元，实现净利润8.61亿元、同比下滑了5.3%。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末，沈阳农商行总资产649.4亿元；贷款实现282.3亿元；实现净利润-2892.3万元；不良贷款率为6.69%。
剩余的300多家高风险的银行应如何化解？“高风险机构的风险积聚往往有迹可循。近年来多个典型风险案例中，有些高风险机构的部分指标表现异常。如果能及时发现这些潜在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可有效避免损失扩大，降低风险处置成本，因此必须对异常指标保持高度敏感。”中国人民银行称。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在2022年称，对问题金融机构而言，应强化自身责任，包括强化公司治理和内控、明确战略方向、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优化激励约束机制等。在化解风险的同时，夯实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合并重组也是化解银行风险的一种方式。有监管人士表示，无论是城商行、农商行还是村镇银行，未来将大量合并，抱团取暖是防止系统性风险的措施之一。
随着顶层设计的重视，以及更多措施的出台，问题银行将平稳退出，中国金融将更加稳健。“‘十四五’期末有望压降至200家以内。”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发文称。（来源：财经五月花 作者：陈洪杰 编辑：袁满）
科技脱钩过程必经的痛苦 芯片创新频繁面临困境
【博览财经特稿】从一开始，芯片就成为中美科技脱钩的重点领域，而且近一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不仅全面封锁中国获取先进芯片技术的可能，而且还胁迫与利诱荷兰、日本和韩国等国，共同围堵中国。这样一来，不单单是最先进的芯片技术被禁止输入中国，甚至连成熟工艺下的浸没式光刻机和对应的材料与设备都在被禁之列。与此同时，美国还推出了《芯片法案》，极力拉拢三星和台积电等一流芯片制造企业到美国设厂，并对它们在华发展设置苛刻限制条件，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之外。可以说，当前中国芯片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芯片的创新者经常面临着被打压的窘境。尽管很多创新都来自于叛逆的想法，但叛逆通常不受主流的待见，创新之举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压。例如，1960年贝尔实验室的阿塔拉和姜大元发明了MOS晶体管，如今已经占据全世界晶体管的99%份额。但贝尔实验室却否决了MOS晶体管的研发，裁撤了项目，中止了资金投入。因为那时贝尔实验室已经有了结型晶体管，在这个成熟技术周围是一批资深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他们强烈支持已有的结型晶体管，因为它不仅工作稳定而且速度快，而新出现的MOS晶体管不稳定且开关慢。
芯片的创新大多来自于叛逆的想法，它是对主流的偏离、对现有规则的破坏，因而会遭到主流势力的打压。而且创新越大，叛逆也越大，受到的打压可能也越大。当前，“创新”一词被广泛提及，但其实人们更喜欢的是“改良”，这种做法不仅延续当前的主流做法，而且予以改善，因而受到欢迎。例如在顶级刊物或会议上发表关于主流研究方向的论文，未来的方向明确、认可度高。反之，那些带有叛逆意味的原始创新想法却由于太超前而被否定，只能被雪藏或发表在偏僻的期刊或会议上。
当前中国芯片创新的重要来源受到严重打压。芯片的创新并非独善其身就可以，而是离不开社会各方面需求的拉动。1961年，在苏联实现了首次载人航天的刺激下，美国启动了“阿波罗登月计划”，投入的资金是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5倍。登月计划极大拉动了对芯片的需求，为刚刚诞生不久却嗷嗷待哺的芯片产业注入了充足资金。因为宇宙飞船起飞时重量每增加约0.5千克，就要多携带1吨燃料，如果采用分立晶体管搭建的导航计算机很笨重，飞船就不得不携带更多的燃油，导致有效载荷减小。而轻便的芯片将晶体管都集成在一起，大大减小了重量和体积。仙童半导体由于在芯片方面的领先地位赢得了飞船导航计算机上的芯片订单。当时仙童半导体在民用芯片市场上几乎颗粒无收，因为早期芯片价格昂贵，芯片项目面临被公司砍掉的危险，但登月飞船的订单这场及时雨拯救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的芯片业务。此外，军方也是早期芯片发展的重要推手。1965年，美国1/5的芯片被美国空军买走了。
但是最近几年，中国许多工程技术和航天类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被列入美国的实体清单，研究人员等遭遇到了各种困难，无法购买必要的仪器设备，不能使用国外公司的EDA设计软件，正常出国交流也受到限制。社会各界需要继续在包括人才、资金和市场等方面对其大力支持，帮助其打破技术壁垒。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从全球合作中获得创新技术的能力受到严重挤压，这时源于自主研发的创新则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社会各界对于大力支持芯片创新已形成共识。不过，芯片技术从提出概念到产品落地一般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例如MOS晶体管从1960年发明到1977年成为技术主流花了17年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人们很容易失去耐心而将其放弃，只有长期稳定的支持才能赢到最后。如果时而支持、时而徘徊，则难免会功亏一篑。
在没有技术脱钩的日子里，我们习惯了直接拿来别人的现成技术，这可以让我们推出产品的速度更快，却也无形中让养成了依赖的习性。当前的科技脱钩就像是断奶，过程痛苦，甚至短期内会造成营养不良，但也会促使我们更加独立。其实，光刻原理、半导体特性等这些基本的科学规律无论在美洲、欧洲还是亚洲都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自主掌握。回看芯片发展之路，那些创新与叛逆之举的教训，只有走出这些困境，芯片行业才能成长得更加健壮，更好地抵御脱钩带来的冲击。（来源：FT中文网 作者：汪波）
